《天津文学》2025年第10期｜魏思孝：一次梳理图书活动的尝...
作者简介：魏思孝，1986年出生于淄博。著有《土广寸木》《王能好》等，《土广寸木》获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我没具体统计过这些年参加过多少场线下图书活动，为自己的书，或是给朋友的书站台，不过二三十次倒是有的。从2017年到2025年，也有八年的时间了。活动本身并不重要，但它的确是一个我认为不错的角度，能串联起这些年我个人的创作和生活，尤其是当时的心境。所以，下面要写的，并不是局限于活动本身，更多的是自己当时的感悟。也算是借此，帮助自己对过去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里面牵扯到一些朋友，或一闪而过，或还持续多年的交往。权作一个留念。
我不清楚，其他人坐在台上，面对台下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时，都是什么样的心境，或者坐在这里之前，都会有怎么样的心理准备。对我而言，到如今，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也算是一个老手了。可我上台前，还是心里紧张，为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究竟要说些什么苦恼，生怕心里反复排练了多次的话突然卡壳，也会怀疑说这些是否合适。我好像从来没有一场活动，是迫切想上台和朋友们去交流的，我没那么强的倾诉欲。我总是在心里默念，早点儿结束吧，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呢。随着活动的开始，自然也有因互动不错或观众热情，进展顺利，说出了些意料之外的见解。这主要是因为有人提问题，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回答的方向。让我自己去说，阐释自己的作品，去自卖自夸，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多少还是有些心理障碍的。
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分享自己的书是一场很失败的活动。这个和主办方以及下面的听众没有任何关系。我可能更享受作为嘉宾的身份，去点评和分享读友人著作的感受，适当活跃下现场气氛，再把话筒给到下一个人。这里，我多少有逃避责任的成分。每次，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人，我心里想，这些人为什么要在周末牺牲休息的时间来这里，听我们这些人讲什么文学。怕他们会失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真觉得，主要是我的书，没多大的价值去分享。我肯定不会去参加一个像我这样一个作家的活动。当然，有时，可能是我想多了，他们并不是来看我，只是恰好路过这里。在他们眼中，这个活动也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我曾经在不止一次活动中，看到有些岁数大的人，从活动开始，就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还睡得挺香。
2016年我的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出版，虽然我之前也出过一些书，但碍于内容和自印的方式，在我眼中，都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作品。这本小说集，以当时的我来说，算是感觉良好，不羞于示人的，况且因历经四五年的专职写作，知道出版一本书的不易，以及专职写作养家糊口的艰难。能出一本不是自费也不是独立出版，而是真正面向市场的书，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又因，自己写作题材的原因——小镇青年，开始零星有一些媒体的采访。那会儿，我整三十岁。如今，过去八九年，我觉得自己当时很幼稚。三十岁，却还和没长大一样。这可能和我一直以来的经历有关，没正经上过班，自由散漫，人际关系尤为简单。初为人父，没什么能力在城区买房子，还在村里住着，靠写点儿小说勉强度日。说远了，也因长时间在村里，人际关系都是和亲属、村民等从小到大认识的人打交道，沿袭过去的交往，简单又直接。说好听点儿，我没过多在社会上浸染，不好听一点儿，就是我与人沟通的能力很弱。长期写作，却没有什么起色，我对未来没什么希望，整个人都处在焦虑的状态；在社交平台上，我就换了个面孔，很活跃，又富有攻击性，能入自己眼的作家没几个，看到他们混出点儿名堂来，又刺激到我。现在想来，我真是既可笑又可悲。生活中，我那仅有的几个朋友，也对我的现状不满，劝我尽早放弃对文学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上种种，因《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出版，我总算看到一个微弱的希望。实际上，它没带来多少金钱，也不足以让身边的人对我另眼相看，生出多少的信心。不管怎么样，这算是开了个好头。
转年，2017年的7月份，上海文艺出版社把过去两年给赵志明、张敦、郑在欢和我四个人出的小说集，以“小镇青年与隐秘乡村”为主题，在思南读书会做了场活动。这四本书都由当时的编辑林潍克责编。活动的前几天，我就有点儿慌张了。我与其余三个人都是文友，多有交往，这一点还算好。可我一想到，要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就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为了让自己更有底气，我把想要表达的内容写在稿纸上。过去这么多年，我记忆最深的是，活动前，我们一行五人，在附近的路边餐馆吃完面，步行去活动现场，经过一处小公园。突然，一个环卫工阿姨拿着拖把急匆匆跑出来，对着刚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一个小伙骂咧咧说了些什么。用的是方言，我一句也没听懂。林编辑老家在浙江，他说这个小伙子不冲厕所，后面就是阿姨的脏话了。这个事，我就这么清晰记了小十年，估计还要记下去。我们四个人看着活动的海报，在外面抽烟，有些得意，不过紧张也是真的。当天的活动开场没多久，我一直在脑海中想着该怎么说，旁人的回答是一点儿都没听进去。轮到我，我对主持人刚才的提问不管，拿出准备好的稿纸，对下面的读者说，我先把准备好的内容念完。这打乱了整个流程，不过，说完后，我终于安定下来，坦然坐在那里，听着其余的人聊，一直到活动结束。
2018年6月，借《正午》系列的第五本书，界面新闻旗下的非虚构平台“正午”要在青岛的方所书店做活动。山东的这场活动，需要一个嘉宾对谈，他们找到我。“正午”当时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平台，我也在上面发过一篇非虚构，便欣然同意。方所书店在青岛万象汇的负一层，此后的几年，我还在那里做了好几场活动。我对那里的感受很好，包括负责书店运营的朋友们。书店在商业区，人气比较旺，周末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也多。这次，因“正午”的影响力，台下座无虚席。活动的主题是“文艺青年的生存之道”，倒不是围绕着书，而是分享各自这些年的经历。读者朋友多，我作为嘉宾，没有太多的压力，场子很快就热络了。我还记得一些分享的细节。我说，我那时候失恋，只能出门，沿着我们村旁边的国道溜达，还不敢走太远，不然还得再走回来。后面，我也分享了一些在村里生活的细节。为什么回村居住，就是在写作没什么起色的时候，若还是想走写作这条路，那就只能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不用租房子，吃穿用度也花钱少。我不上班，在家里写作，村民也总是问东问西。作为村里一个少见的还能写东西的人，也要被喊去参加上面组织的各类征文比赛，帮助村民写点竞职报告之类的。这种反差，台下的观众听着很有趣，笑声不断。自这之后，分享乡村生活成了我的一个保留环节。相对于文学本身，大家更关心的还是想听点故事，或是你自己的不堪。而这些不堪，也不是局限在诉苦。当你有了一点儿成绩，云淡风轻这么讲出来，才有意思。若是我当初写作还是没有任何的起色，这些过往就成了不堪的伤疤，不会轻易讲出来。
后来的几年，《都是人民群众》《余事勿取》《王能好》这三本书，我也都在青岛方所做的活动。书店在活动开始前，安排当地的媒体采访。一般活动是在下午，我准备要说的一些话，在媒体采访时，已经差不多都回答完了。大概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未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对当下青年写作和乡村题材的看法等诸如此类。活动开始，我发现自己丧失了表达的欲望。按照一般的套路，既然做活动，选定了嘉宾，不管你的书是否足够的好，请他（她）来是为了站台，说些好话，阐述一下你创作的意义和价值，让大家购买。但我觉得，当众被人夸和你当众被骂感受是一样的，浑身不自在，尴尬。我觉得我干的这件事，没到这个地步。我要到很后来才能慢慢习惯，那就是，嘉宾的这些话不要太当真。我又想到自己当嘉宾，也只是尽自己一份职责。要是真当众说一些小说的缺点的话，任谁都有些下不来台。
2020年，《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这两本书的出版，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前者其实2018年就写完了，后者也是从2016年陆续写到2018年，等到出书，已经过去两年多，新鲜感早已经过去。参加一些新书的宣传活动，也只是为了配合出版社。对我而言，并没有看得多么重要。两本书面世相隔不足两个月，有一个共同点：两本书的编辑在书出来前都从各自的出版机构离职。南京的奇点书集联系到我，想做个新书的活动，嘉宾费五千。一般给自己的书做宣传，作者本人是没有嘉宾费的。另外请的嘉宾，也看出版机构的预算，能给嘉宾费的也在少数。为了这个钱，我当然更有动力，可也算不上如何充分去准备。到了南京，看现场时，联系我的朋友说活动不在书店。那地方是开发商的楼盘项目，做点活动，增加点文化氛围。这对我来说，无伤大雅，在哪里做活动都可以，本来这份钱也是开发商出的。主办方倒是做得很用心，现场精心布置，宣传海报占据了一整面墙。还有活动前的休息室，为了避免和工作人员寒暄，消耗精力——这里要说一下，我觉得没话找话，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我找借口离开休息室，在园区里溜达。主办方特意请来当地电视台的主持人，阶梯式的会场，零散坐了十几个人，和主办方准备的架势有不小的反差。活动没开始，我整个人，内心就充斥着挫败感，面对读者，我开场举了一个例子自嘲——好多年前，莫言和郭敬明在北京同一个书城做签售活动。郭敬明的书迷排队排出去好几里地，参加莫言新书分享会的人寥寥无几。当然，我这也有点儿不要脸的成分，怎么好意思拿自己跟莫言比呢？主持人很专业，穿着职业装，标准普通话，正襟危坐，与我吊儿郎当的样子反差明显。她手卡上的问题，是书店负责人准备的，基本上都在预料之内。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具体讲了些什么，大概还是分享一下在村里的一些生活状态吧。活动好像还没有到预定的时间，我就有些无话可说了。读者提问的环节，台下也没有什么人响应。整个活动就在这样一个彼此失望的状态下结束了。我的表现真是对不住到手的五千块钱。
2020年的11月份，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我去上海的神兽之间书店做《余事勿取》的活动，邀请的嘉宾是华东师大的项静教授。活动的主题是“父辈的旗帜”。如果说，美剧《父辈的旗帜》讲述的是在战争年代父辈们的丰功伟绩。那么有必要谈一下，身处和平年代，父辈们在繁琐的日常生活面前，如何完成英雄的壮举。我的这个想法也契合《余事勿取》的内容，以我死去的父亲为原型，描述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为家庭付出的一生。书店的位置比较偏僻，下午活动，有朋友专门从苏州赶过来，我就早一步先去了。虽然上海和苏州距离不太远，但一个朋友这么专程来参加我这个活动，我心里多少有些压力，心想，这又何必呢？书店本身面积不大，活动区域也狭窄，就这样，也没有坐满人，加上来的两个朋友和店员，估计有七八个人就不错了，这倒是和我当时的名气和文学成绩相匹配。写到这里，我记起，这还不是我的新书活动中来参加的人数最可怜的。也是这一年，《余事勿取》刚出版不久，9月份，济南新开的一家书店邀请我去做活动。书店在大明湖的旁边。我当时也没邀请什么嘉宾，书店负责人兼嘉宾和主持人。书出来不久，我感觉还是有不少话要说。活动开始，台下边一共坐了七个人，其中四个还是我的朋友。对谈过程中，我感觉和主持人的文学审美有差异，兴趣索然。我讲了不到一半，那三个人觉得无趣起身走了。我就跟主持人说，要不活动就到这，咱们吃饭去吧。这个经历和莫言、郭敬明的那个对比成为我后来参加活动必讲的一个桥段。必讲是因为，一来消解尴尬，二来也算是一个暖场。不是有句话，自嘲说明这个人自信。这总好过，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在那儿自夸自谈。
神兽之间书店的活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项静老师性格偏严肃，学术性强。她问的问题，我也没能力特别学术地去回答，只能讲一些乡村的八卦。我们两个人各说各的，形成不了有效的交流。读者分享的环节，我记得有一个中年男人，他非常严肃地和我讨论了父子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个退伍军人，从小就对他特别严厉，父子关系一直很紧张，到现在他已经人到中年，也没办法处理好。他是看到这个活动的主题是“父辈的旗帜”才过来的，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他的表情中，我能感受到严苛的父权对他内心造成的负面困扰，但是我的家庭除了贫穷之外，算是比较和睦和幸福，从没有过那种非常激烈的父子间的对抗，如何处理父子关系，我没办法解答他的问题。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中年人倾诉这些话时严峻的表情，激动得眼泪打转，或许他只是需要这样的场合，来抒发下内心的压抑吧。我作为一个丧父的人，倒是很羡慕他，父亲健在，平日即便是对抗，也是一种交流，这已经很不错了。
2021年3月底，河南郑州的松社书店邀请我去做一场《余事勿取》的分享会。我没请嘉宾，我在郑州当地没有太熟悉的朋友，当然如果想找的话，也能托人找到。但是，一想到让人浪费那么长的时间读一本小说，就很不妥。我是有点阅读障碍的，阅读一本书，起码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所以也会去考虑旁人愿不愿意读。松社书店在一座建筑的二楼，地方挺大，没什么人，刚熬过一段特殊时期，不太景气。活动现场，舞台上放着一把孤零零的椅子，台下零零散散坐着十来个人，我有点后悔没请嘉宾，就非常尴尬在台上说了那么一个多小时，中间每看到下边有人离场，说话的欲望就越来越低。插句话，关于《余事勿取》这本书，我印象深刻的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组织的一场线上读书会。参会的都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读过这本书，也比较感兴趣。我听着学生们的分享，感触良多，一来自己写的小说，被人读懂了；二来，小说能引发学生们对自己父亲的记忆。有个男同学分享了他和父亲的一个细节，他的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下葬时，亲属在坟前给死者上烟。他说，我爸根本不抽烟，不用点烟。长辈说，你爸抽烟的，喝酒的时候会抽。我们有时对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见得有多么了解。
如今，松社书店已经停止营业。又过了几年，2024年6月份，我在青岛的方所书店做《土广寸木》的活动。一个小伙子在微博上联系我，说他来青岛旅游，看到书店的活动，想去找我签本书。他说，当时松社书店的活动，他也在台下，但和女朋友闹了矛盾，心情不好，听了没一会儿就走了。小伙子的这个讲述，让我想起来，2023年11月末，新书《沈颖与陈子凯》在北京的一场活动上，读者提问环节，一个朋友在下边说她的朋友是我的忠实的读者，喜欢《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这本书。在外地做活动，有一个比较奇妙的地方，就是你会不经意和一些读者产生这样奇妙的联系。《沈颖与陈子凯》的活动，在北京的一个商场，下面坐着二三十个人，请的嘉宾是青年评论家刘诗宇和王雪。我那天刚好发烧，整个人无精打采，幸亏有他俩，才不至于局面沉闷。《沈颖与陈子凯》2023年8月份面世，恰好赶上这年的上海书展。当时请的嘉宾是梁永安、郑在欢、汪雨萌，地点在衡山·和集书店。这也是这个书店闭店前的最后一场新书分享活动，很快，因房租问题，这个书店也不存在了。这个活动因为有梁永安老师，他的号召力强，空间都被挤满了。我这个小说算是城乡情感题材，恰好梁老师是青年人心目中的情感导师，整个活动就以情感分享为主，气氛也尤为热烈。
2024年的1月份，我去参加一个阿那亚·金山岭的艺术家驻留项目，在那边住了二十多天。其中一天晚上，我们驻留的几个写作者包括索南才让等人，有一场关于文学和写作的交流会。当时周晓枫老师坐在台下，活动快要结束，我说我们都朗诵下自己书的段落吧。我之前参加的活动，从来没有朗诵片段的环节。那天晚上的氛围真是不错，寒冬，深山，大家围坐在一个暖和的房间。我朗诵了书里的一段。晓枫老师说，这段写得好。那当然了，我是专门挑出了一段写得不错的。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蔚蓝的天空，山中的呼呼风声，晓枫老师心直口快的性格，对我的鼓励，成了那晚上我美好的记忆。转眼到了2024年的9月份，贾行家老师找到我，想在“得到”APP的《大望局》做一期《土广寸木》的节目，嘉宾是周晓枫。活动形式是线下录音频。时隔大半年，再次见到了晓枫老师。可能是不用现场面对读者，氛围更轻松，贾老师做了充分的提问准备，还有晓枫老师独特的个人魅力，缓解了我的紧张。她说，思孝，你不要觉得什么样的书请我，我都出来的，前阵子马尔克斯的《我们八月见》这本书，请我做活动，我不太喜欢，就拒绝了。你这本书，我真是喜欢。我当时开玩笑说，那晓枫老师，以后我是不是可以说你在我和马尔克斯的书中，选择了我的。晓枫老师说，你倒也不必这么说。节目录制了大概两个小时，其间好几次，晓枫老师强行打断，被我笨拙的表达急得接过话茬儿，说我把一本书讲得让人一点儿读的想法都没有了。她说，我们都是乡村放出去的风筝，只不过线长线短而已。后来，一些读者朋友，也总是提及这句话，用来概括读完我这本书的感受。
每次去外地做活动，都有当地的文友过来捧场。遗憾的是，并不是每次都有充裕的时间和朋友聊天。我总觉得对不住这些朋友的付出和厚爱。我做的所有活动里边，发挥最好的应该是2024年9月份，在北京的“naive理想国”。主持人是文化记者尹清露，另外两个嘉宾是作家贾行家、崔君。那一天北京大堵车，中途又下起了雨，赶到后嘉宾们匆忙吃了饭。上台前，我要了一瓶啤酒，边喝着，找到自己的节奏。我剔除掉那些关于文学层面的意义，就讲这本书里边个体的生活，讲了几段农村里的事，分享给在大城市里讨生活的人们。这里，我复述文字如下：
我一个出了五服的堂弟结婚。照例，我回村帮工。在筹备婚礼的时候，碰到了我的一个叔叔，长江。按辈分长江虽是我叔，但比我还小几岁，是个90后。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小说《妄人刘长江》，就是他。内容是差不多十二三年前，刘长江二十出头，一副流浪汉的装扮，找到我，和我说他的人生规划，要建化工厂，要开酒店，要干工程，说的都是我们村周围那些所谓能人发家致富的手段。一顿滔滔不绝下来，我觉得长江的人生目标很远大，只不过有些不切实际。他越说越亢奋，容不得旁人半点质疑，我就只能点头应和。回头，就问老付。我的母亲老付说，长江脑子有问题了。十多年过去。我和长江在逼仄的农村天井里四目相对，他显然有些不好意思，大概和我一样，脑海中浮现出过去他的夸夸其谈。长江发福了，戴着眼镜，为人有些羞怯。我们就发生了对话。我问，你这在哪上班呢？他说，在镇上的五峰塑编。我问，工资怎么样？他说，四千左右。我问，能按时发吗？他回，能。我说，这年头能发出工资就不错了。不过，长江正考虑去别的厂，现在的厂女工太少，不好找对象。和长江聊完，我碰到堂嫂，她性格直爽，是村里的“情报中心”之一。谈到长江大龄未婚，一脸鄙夷说道，去年有个女的看上他了，和他说，想去他家里住，你猜长江怎么说的？我捧哏道，咋说的？长江说，你来我家住，我去哪里住？有天晚上，我和老付去镇上的羊汤馆吃饭。餐馆门口停着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去得有点儿早，五点多，除了我们这一桌，还有一对中年夫妇。中年男跷着腿，吃着油饼，大声说，别看这饭馆不大，大老板经常来这里，那谁身价都上亿了，也来这里吃饭。听口音是外地的。这话，自然不是说给我和老付听的，也不是说给饭馆老板听的。他脸对着外，其实是说给坐在他对面的老婆听的。意思是，别嫌弃我请你来这里吃饭，这羊汤可不普通，咱能和大老板喝一样的羊汤吃一样的油饼，咱这坐的位置，也坐过大老板。我坐在旁边，仔细听着，内心五味杂陈，并不觉得这个男子聒噪，只感受到一个男人强悍的自尊心。老婆从外地来找许久不见的男人，男人并不想让女人看到自己的悲苦，一起来喝这个普通又珍贵的羊汤。
出去做活动，是给你一个机会近距离和读者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当然这和你这本书写得怎么样息息相关。如果这本书写得自己不满意，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情去交流；你写出了一本满意的书，就更有话讲。2024年6月底，受绍兴柯桥先锋鉴湖书店的邀请，我去做了场《土广寸木》的活动，因没嘉宾费，就请杭州的朋友王晴飞来帮这个忙。书店在一个风景区里，由自来水厂改造。临湖，风景称得上优美。若天气没那么燥热，体验会更好。这边离市区有点儿距离——这么说倒像是借口——反正来活动的人也不多。我来绍兴，还有一层意思，恰好能看下鲁迅的故居。正是暑假，故居挤满了人，排队也没等待，只是目睹了两场游客的吵架。我们中午到了，先吃了顿饭，下午三点的活动，回住的地方午休也来不及。我俩就在书店喝咖啡提神等着。活动没什么好说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保洁大妈认真读完了我的小说，虽说南北乡村有些不同，她分享说自己被书里面的妇女们打动。结束后，又碰到保洁大妈，她的家就在书店旁边的村子，紧邻着湖，是两层小楼。我们边聊着边走向她的家，在她的家门口，我们站在桥上看着湖面，风吹拂着，心生羡慕，能在这里居住，该有多好。当天晚上，我和晴飞在酒店附近的景区里散步，露天舞台上正在演社戏，我们坐在那里听了一会儿。看着景区里的河道，我们联想，当年鲁迅大概也是坐着乌篷船沿着这些河道来听社戏的吧。
写这篇文章时，我最近参加的一场图书的活动是2025年3月份，在青岛的良友书坊，关于朋友崔君的小说集《有山有谷》。嘉宾都是朋友，除了山东大学的赵坤教授，还有《长篇小说选刊》的主编宋嵩。因我确实很喜欢这本书，又都是熟人，聊起来就很有底气。活动结束后，一行人去喝酒，遇到了一些久不见面的朋友。人多嘴杂，虽没多说些话，可知道朋友的生活还不错，心里就觉得踏实。这天晚上，我是有点儿喝多了。这几年，图书市场萎缩，每次出去做活动，自己也明白，意义并不是特别大，也卖不了多少本书，渐渐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但碰到自己喜欢的书，又能见到性情相投的朋友，何乐不为。可能我现在的观点比较消极，2025年出了一本精选小说集《时运》，一些书店的邀请活动我都拒绝了。一来，参加一场活动，地方比较远的话，来回差不多得需要三天时间，耽误正在进行的创作。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是过去小说的精选集，确实也没多少话可说。
我最开始写作出书，希望有做活动的机会。图书活动的多寡，其实也是一个作者影响力的表现之一。等到后来频繁参与这些活动，祛魅的同时，我多少体会到，每一次活动在输出时也是对自己的梳理，但这些都和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作者更应该窝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边，思考怎么写。但是，我又不是那种能完全杜绝与外界的联系，像美国的作家塞林格那样隐居避世的人。这也要建立在自己真的写出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品之后，已经品尝过名利，你才可以有资本去这么做吧，而我显然没到这样的程度，只能去配合做宣传，或许这也说明我骨子里渴望抛头露面。相较于在图书市场上那些蔚为壮观的签名售书现场，一个严肃文学的写作者面对着冷清的现场，总有一种隐隐的挫败感。这个时候，就需要给自己一定的内心支持，告诉自己现在写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证明，但是我是否能写出那么有持久力的东西呢？我现在就处在不太乐观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