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5年第10期｜陈世旭：逻辑
一
有篇文章讲：一位权威学者指出，东方人不讲逻辑，只讲修辞。举的论据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就完全不合逻辑。”
我对这位学者完全无知，无法确定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其出何典，该文语焉不详。
这个论述的漏洞是明显的，“逻辑”与“修辞”并不构成对应关系：“梅花香自苦寒来”是文学的比喻，并不是逻辑的结果。西方人类似的文学比喻同样多如牛毛。强调讲逻辑是不错的，但是用“梅花香自苦寒来”证明东方人只讲修辞不讲逻辑，用一种思维概念来否定一种文学比喻，却是校偏了准星，达不到论证的目的。
生活中不合逻辑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下乡”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墙上的口号是“大河无水小河干”，但乡村真正富裕，是在“万元户”大量出现之后。
前面那位权威学者的错误，证明权威也会错。
事实上，逻辑并不万能。它本身也会陷入悖论的泥潭，东西方并没有差别。
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知道一件事”就不是“一无所知”；庄子说“言尽悖”（《齐物论》），后期墨家反问：如果“言尽悖”，庄子的这个“言”“悖”吗？世人讲“有”，老子讲“无”，老子之后的庄子讲“无无”，根本否定一切观念。其实“无无”也是观念，“庄子”就是观念；禅宗说“不立文字”。“不立文字”就是文字；经典理论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这句话本身是不是“绝对真理”？
所有这些，让我有点懂了：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要尽最大的可能摆脱各种迷妄。
二
逻辑是一定范畴的必然性，换一个范畴就不成立。
生活中好女人一定是有德行的女人，文艺作品中就未必。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写的艾玛、梅里美写的卡门、肖洛霍夫写的阿克西妮娅，还有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写的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查密莉雅……以及中国小说诗歌中的西施、貂蝉、杨贵妃、武则天、潘金莲……都不是道德楷模，然而是成功的文学形象。
三
逻辑之所以是逻辑就因为它不受情感、意气、政见之类左右。
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记载了苏轼和章惇的轶事——
章惇有杀气，在寺庙住下，怪物不敢出来。与苏轼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潭上有桥，苏轼畏缩，章惇神色不动，平步而过，用索挂着树，蹑之上下，在石壁大书：“章惇、苏轼来游。”苏轼说章惇一定能杀人。文中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还有一次，在山寺喝酒。听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看。离老虎还有数十步，马受惊不前。苏轼赶紧转头。章惇独自鞭马前去，取铜沙锣，在石头上攧响，老虎受惊逃跑。章惇回去笑苏轼：你不如我。
这两件事，确能证明章惇胆大。后来就有人根据“点滴毫末，总有端倪可现”的道理，得到章惇心狠的结论。因为心狠，当了宰相，大权在握，整治政敌毫不手软，杀人不眨眼，把苏轼一贬再贬，最后贬到海南。
苏轼被贬，是不是章惇一个人的决定，没有证据，但他为苏轼说话却有明确记载。
“乌台诗案”，苏轼被捕下狱，宰相王珪说苏轼的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里的“龙”是诅咒陛下，“有不臣之意”。章惇挺身为苏轼辩护：龙并非专指人君，大臣也可以被称为龙。宋神宗说：对啊，诸葛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颍川有“荀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吗？苏轼咏叹桧树，与我有什么相关呢？退朝后，章惇质问王珪：想夷灭苏氏一族吗？王珪推到别人头上：这是舒亶说的。章惇讥讽说：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吗？
章惇也敢直接犯上。宋神宗用兵失利，下令处死一个漕官。宰相蔡确说：自从祖宗以来，从来没有杀过文官，我们不愿意从陛下开始。神宗想想说：那就将他刺面发配。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惇说：与其这么做，不如杀了他。神宗说：为什么？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生气：我就不能做一件快意的事吗？章惇毫不躲闪：这样的快意，不做也好。
一一○二年九月，在大宋朝廷的端礼门外，竖起了巨大的党人碑，刻上了司马光为首、包括苏轼在内的一百二十个名字。一一○四年，党人名单扩大到了三百零九人，其中又有了司马光、苏轼政见上的对立面章惇的名字，主要罪证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所谓“秕政”，是对王安石新法的蔑称。
这两个名单让我如坠五里雾中。学者说，北宋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被《宋史》描述成了忠奸对立的道德之争，但政见对立的人都列为了奸臣，怎么解释呢？
我于历史是绝对外行，无法臧否《宋史》，但就是从当时官方的史料看，有关章惇的罪行，让人得到的是直臣印象：独相七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同时把所有凭借私人关系而任官的，全部解除了官职；执掌朝政，主张收复失地，反对卖国媾和；终生信奉王安石变法，却反对王安石偶像崇拜，从不把王安石看作“真人、至人、圣人”；死后家贫难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除了说他“有才无行”，没有说他贪污受贿的。
这些如果都是真的，那章惇起码算是一个不徇私、不卖国、不谄媚、不贪污的人。
至于一个人的心眼，跟他的为人处事更不一定是一码事。心坏的人一定心狠，心狠的人却不一定心坏。苏轼自己就在《留侯论》里写过“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他老子苏洵在《心术》里也写过：“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这类人的心不可谓不狠，但苏家父子并没有说他们心坏，历史上也没有听说他们坏到哪里。
儒家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老庄讲遗世独立，超然物外；佛家讲看破红尘，净身出家，心都够硬够狠的，但绝对不等于他们个个都不是东西。生活中我们倒是常常看到笑里藏刀的人，软刀子杀人的人，畏缩怯懦胆小如鼠却害人不浅的人。
比较起来，我更愿意相信历来正派文人的话。被明代正统视作异类的李贽说过：“惇性刚狠，胆麄才赡，以众人攻击不得伸其气，辄尔乘时报复，使有圣主贤相爱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国，非邢恕、蔡确比也”。晚明影响极大的王夫之明确为章惇叫屈：说他是个小人，那么功也是罪，是也是非……他的功多，品行正直，仁爱不是一般的大。这洞察是极深刻的：勇敢无畏从来是公认的美德，到了心术不正的人嘴里却成了狠毒的证明。梁启超更是具体指出：《宋史·章惇传》中所讲……足可以认定他是奸臣吗？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给自己的亲友一件事来说，他洁身自好的品格已经可以影响世俗了。如果按私德来论，章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间的那些贤人比起来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见来论，我没有听说有用政见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认作小人，那么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差多少呢？
可悲的是，无论生前死后，章惇在道德上始终处于下风。近代以后，王安石变法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但变法人物之一的章惇却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历来许多人大约为了让人把自己归于苏轼一流人物，人云亦云地把章惇的“心狠”与苏轼的“旷达”对立，却不知道被指为受章惇迫害的苏轼对章惇的评价是：“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
胆大一定心狠，心狠一定无情，无情一定凶恶，以至成为奸臣，这是一串典型的非逻辑链条。
四
非逻辑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许多年前，巴黎歌剧院剧场坐满了观众，等待一位著名男高音的演出，却见剧场经理出现在舞台上。他抱歉宣布，那位名家因故不能到场，请观众允许一位本地男高音为大家演唱。台下一下乱了，有些观众起身要求退票，好在大部分观众留下了，因为他们已经订好了听完歌剧后吃晚餐的餐位。
本地的男高音用心完成了演唱。谢幕时，全场一片沉寂。
忽然观众席中一个孩子起来鼓掌，大声喊：“爸爸，你太棒了！”
全场观众纷纷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一个亲情的表达改变了一切。
我相信这个故事，并且由衷感动，但认为“改变了一切”的主要是演唱者的水准，这水准因为演唱者的没有名气，矜持的观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而艺术的良知是可以被唤醒的。否则，一个蹩脚的演唱者只要有一个会叫好的儿子就可以成功了。毕竟，亲情归亲情，艺术归艺术。
同理，一部作品——书或影视剧，所以成功并持久，是因为艺术本身的美学价值，而不是因为非艺术甚至非理性的鼓噪和起哄。
当然，这样的认识，也许有一点迂腐。不记得是哪位有深邃洞察力的大师说过：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无法判断的时代——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不是错误，只是不合时宜，但我仍会不断尝试。
五
读中国画史，接触到清初四画僧。八大山人与石涛有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明宗室后裔；都经受过家国之变，有过逃禅而后还俗的曲折；都最终鬻画为生；都是当时画坛鼎新革故的人物。
但他们之间的不同更多。
石涛自号“瞎尊者”，选择了对伤痛的无视，成名后上朝帝王，下交权贵，名满天下，一生相对顺遂。
八大山人囿于一隅，孑然一身跌宕沉浮，一直流落民间，形同乞丐，生不如死，所交多为下层僧侣文士，或有地方官员善待，亦无深交。
石涛拜访钱谦益，后者不如妓女；八大山人亲近的朋友，好几位死于非命。
石涛感激引荐，两次跻身帝王召见班列；八大山人被地方武人抓去作画，他在人家公堂拉屎。
石涛行走天下，“搜尽奇峰打草稿”；八大山人一辈子足不出百里，我手写我心。
石涛画造型完整，墨色氤氲，细笔清朗，精致唯美，极力尽奇秀，格调至为高雅。
八大山人画简约冷峻，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多是枯枝、残叶、丑石、孤鸟、怪鱼、瓜豆、莱菔、芭蕉、花兜之类，冷漠倔强，触目惊心，孤傲自守、高标独立。
石涛画雍容华丽，刻意寻求面目，让人叹为观止。八大山人画没有浮华世态，一切只属于他的心灵诗境。
同样特殊的身世、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同样的出世与入世，失意与避世，石涛与八大山人，或主动或被动，各自走上似乎完全不可能相交的人生路径：在八大山人，苦难是沃土；在石涛，优渥是温床。然而他们的艺术都焕发出奇异的光彩。人格性情及艺术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却同归于烂漫之境。双峰并峙，令人仰观，又二水分流，各领风骚。在清初画坛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和石涛都是革新派的领军人物。他们天才独运地突破前人窠臼，使陷于僵局的文人画焕然鲜活，以其卓越的实践才能、独特的艺术风格，开中国画史一代宗风，把中国书画艺术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这似乎不合逻辑，但这恰恰是艺术的逻辑：成功的最重要前提是才华。日子过得好赖，只要能写能画，都能出大作、大家。而不具备最重要的前提，只能接受事实。
认识到这一点我特别受益，不至于好高骛远。
六
其实，在说“东方人不讲逻辑”的先生没有出生的时候，“东方人”就讲逻辑了。春秋诸子百家中有“名家”，做的就是逻辑与思辨的学问，按今人的理解，应该是逻辑家。只是因为当时烧了诸子书，他们的著作以及具体的争辩过程大多没有留下来。好在还有惠施的“子非鱼”“山与泽平”“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牛”“火不热”“矩不方”“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以及公孙龙“白马非马”一类奇怪命题的碎屑，在中国文化的偏隅一角，闪着智慧的幽微之光。其极强的理性思维和逻辑能力，没有形成思想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佚失殆尽。
惠施和公孙龙，是两个难得的、有趣的灵魂。不过那种听着蛮有趣的舌辩之术，不如庄子思辨的诗意。
“子非鱼”的故事里，庄子在本已无路可走的时候灵光一闪，在惠施的逻辑上，再套上一个逻辑，给出一个让惠施无法继续反驳的答案，论证完美，逻辑自洽，胜利反转，十分高明。
惠施和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成就了彼此。区别在于：惠施的“知”是逻辑的，庄子的“知”还是审美的；惠施有逻辑，庄子还有境界。而只用逻辑看世界，世界会少了很多情趣。推崇惠施的辩论逻辑，还要能够向往庄子的语言诗意，二者并不对立，而可以相辅相成。名家的能力基于个人思维的敏捷，不是人人都学得了的，而庄子的学说易于接受，能传诸后世，发扬光大。
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庄子。
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大和小，是可以转化的。
《逍遥游》是《庄子》第一篇，描绘了一个极为壮观的景象：北海里有条名鲲的鱼，非常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鲲变为鸟，名鹏。鹏的脊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大风吹动海水，鹏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飞往南方的大海，翅膀就好像挂在天边的云彩，拍打水面，激起三千里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凭借身下的风力，背负着青天毫无阻挡地南飞。蝉和小鸟讥笑鹏说：我们一跳就飞起来，碰到树枝就停止，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在蓬蒿丛中盘旋，也是快乐飞行。何必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呢？
类似的故事在《庄子》中还有好多则。庄子通过这些故事，提出了“小大之辩”。
关于这种“小大之辩”，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虫雀讥笑鲲鹏，鲲鹏则可以认为虫雀受活动范围的局限，无法理解鲲鹏在广大空间的活动。就像无法向井中之蛙说明海，因为它看不到海；也无法向夏虫说明冰，因为它活不到冬天。
《逍遥游》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人必须从狭小的个体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认知的限制，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进入高远的境界。
无疑，上述看法是十分积极的，有利于人生乃至社会的奋斗与进取。
然而，也有另一种解读。
《逍遥游》中的“有所待”三个字值得特别注意：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无所待的。鹏鸟的神通够广大了，却仍然称不上“逍遥”，因为无论其起飞的场面怎样惊心动魄，前提却是必须有大风，也就是受到了外界条件的制约，即“有所待”。真正的“逍遥”是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天地，从而达到“无己”的境界，即“无所待”，什么也不用依靠，什么也束缚不了，割裂形体和本心的存在，这样才有精神领域的绝对自由。
显然，庄子的目的，不在评判鱼鸟之类的孰高孰低，而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他反复强调世间万物皆有所待，其实是在阐发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修养最高的人能进入忘我之境，能够顺应自然的人无意求人，看透了人世真相的人不会热衷于功名。由此表达了对高官厚禄的鄙视，对以功名利禄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庄子》的“小大之辩”，打开了人们精神的视野。以庄子的逻辑观照世间，其实都是可以做到“逍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给我的写作态度带来了启发。为此写了一则座右铭——
无事静坐，有福读书；偶得所感，作文遣兴；旧雨新知，淡酒薄茶；到水穷处，看云起时；鲲鹏扶摇，恭贺新禧；蓬间雀戏，不亦乐乎！
七
一个甲子前，我从省城到扬子江上的一个沙洲务农，江对面是石钟山和庐山，县治在唐时称江州。我在那里盘桓了将近二十年，有幸接触到白居易、苏东坡两位唐宋大家的踪迹，知道他们都是在人生的最低谷写出了最好的作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离世十年，杜甫也在两年前死去。唐朝诗歌天空的两颗巨星，都在愁苦中陨落。似乎是怀着使命，白居易几乎还在少年时便惊动了长安。因为他的出现，唐朝的诗坛依旧光芒万丈。
生于乱世，抱负光复大唐盛世的志向，读书读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终究登科，任县尉，慨叹农民“家田输税尽”（《观刈麦》）。任言官，为卖炭翁“苦宫市也”鸣不平（《卖炭翁》）。“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更不用著一断语”（《唐宋诗醇》），最终落得贬谪江州的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流落江湖，几沦蛮瘴”。
江州司马官邸北临大江，一场山雨过后，枯叶凋零、树枝稀疏。房屋低矮的人家，都被雨水浸泡，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宅边环绕着黄芦苦竹，早晚听着杜鹃啼血猿哀鸣。用菰蒋喂马，饥马无力奔跑。将芦荻编房，睡觉时漏进寒风。白居易在病中整理行李和诗稿。“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与元九书》）。
那个深秋的夜晚，江水在琵琶上流淌，悲怆在琴弦上定音。《琵琶行》写尽了沦落天涯、同病相怜的悲哀。一出即风靡宫廷闾巷，千百年传颂不衰，“一曲琵琶说到今”（清·张维屏）。
大诗人与琵琶女也许一样柔弱，一样被命运蹂躏而不免呻吟，一样的遭际，一样的不幸，却是不一样的内心。可以被弃，不会自弃；可以被贬，不会自贬；可以沦落，不会堕落；可以沉沦，不会沉没；可以压抑，不会压倒。对这样的人，不幸不啻是一种财富。
文学是广阔的港湾，可以容纳所有的伤害；文学是深厚的沃土，思想和激情会蓬勃生长。火中涅磐的凤凰，因为重生更加雍容，而文学世界因此更加精彩。
谪居浔阳，是白居易仕途极为特殊的经历，也是他人生的转折期、艺术的分水岭。他敞开心胸，审视人生际遇、官宦得失，放宽视野，盘点文章千古、进退去留。检点书箱，编撰文集，深刻剖析自己的过往履历、生平取舍、文学倾向，凝成文论《与元九书》，论诗道之“理”，首在“美刺比兴”“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言为心声：讽谕则表兼济之志，闲适则现独善之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乃为后世圭臬。他本来就是个多产的诗人，苏轼言“乐天长短三千首”。唐朝三大诗人，存诗者，李白九百余首、杜甫一千四百余首，白居易近两千八百首，是唐朝存诗最多的诗人，仅在贬谪江州这五年，即有诗文三百七十余篇。
登临庐山，他在《大林寺桃花》中写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人们重又看到一个立于高峰意气昂扬的白乐天。
俊杰之所以是俊杰，就因为他能在人生的春天似乎已经消失的时候依然会发现并拥有春天。
二百六十五年后，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九死一生的诗人由仕宦而成流人，由繁华京都跌落偏僻小城，由高第府宅寄居荒凉小寺，开垦“东坡”维持一大家子二十几口的生计。
历史的悖论决定了：落寞者成圣。
真正的天才不会耿耿于冤屈、戚戚于困境。固然是朝廷放逐了诗人，又何尝不是诗人放逐了朝廷。遗世独立，凭虚御风，诗人回归于自心。
“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诗人盖世的才气，将一段绚烂的文学史凝固成赤色的坚岩。《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横空出世，一扫晚唐五代的绮丽柔靡之风，成为中国词史豪放派的始祖，震古烁今。五年后由黄州改迁汝州，经庐山、石钟山途中，又写了传诵至今的《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
“乌台诗案”是政治迫害，却成就了文化奇观。东坡“以才学为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自由、超然、洒脱，江山风月的主人跌宕出独一无二的高度和光芒。
十年后，苏轼以“讥讪先朝”的罪名再次被贬，抵惠州，已年近六旬。
在惠州，他捐献财物，筹集资金，建桥筑堤，推广中原农具，纠正米贱伤农，解决药物短缺，写下了诸多经典诗作，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至今是惠州人的骄傲。期间，始终如一与他相伴的钱塘歌女感染瘟疫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年过六旬，苏轼第三次被贬，孤身携幼子，踏上琼海的万顷波涛。
仕途的华彩永远留在了身后，一叶扁舟颠簸于波峰浪谷。相去京城几千里的蛮荒海岛，是中原人眼中的天之涯，海之角，去者罕有生还。俗谚：“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唐宋流人迁谪蛮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滴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未之》）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在儋耳书》）
见不到之前的流人那样的落寞惆怅，人们听到的只有旷达的高歌：告诉亲人他准备好了“生还无期”，告诉友人“某垂老投荒，无复生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秋多雨，闽粤商船不再南行。“北船不到米如珠。”他记述“阳光充饥法”：落入深坑的洛阳人模仿坑内蛙、蛇，吞食阳光，不仅因此获得生机，而且从此不知饥饿。“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
他是美食家，很快就喜欢上了海鲜，煞有介事地叮嘱儿子保密：“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自己采药，自己制墨，自己采茶，自己找水，有滋有味。“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活着却没有乐趣，在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他与黎人“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在槟榔树下听农夫讲鬼怪故事；被逐出官舍就去当地学生家借宿；“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桄榔庵铭》），自贺“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农妇笑他“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他开心地援以入诗：“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他指地凿井，让远近乡民一改饮用咸滩积水致病的陋习；他说服黎人改变“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单纯狩猎，重视农耕，以使“其福永久”（《劝和农六首》）；他在这片文化的荒野上开疆拓土，办学堂，介学风，“琼州人文之胜实自公启之”。东坡话、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表达出人们对文化开拓者的缅怀。
没有谁能击垮苏东坡的骄傲。乐天的、嗜酒的、洒脱俊逸的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画家，视死如归，把海南当作了展示冠盖群伦的天才的舞台。
三年。一百四十多首诗词，一百多篇文、赋、颂、记，四十多封书信，撰《书传》，编《志林集》，修订《易经》和《论语说》，完成《五经》注释。见识了明月鸟和狗仔花，衷心叹服政治对头王安石的渊博。训练儿子成为出色的诗人和画家。他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对陶渊明的人品、作品推崇备至的人。一百多首诗中，有一百二十四首是“和陶诗”。诗歌经历唐代瑰丽、工整的发展，陶渊明那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美学风格重新得到他的创造性阐发。“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宋·张戒）“寄示东坡岭外文字……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黄庭坚致友人书）“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鲁直亦瞠乎其后矣！”（朱弁《风月堂诗话》）
生存下降到唯求苟活的程度，艺术上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儋州谪居，是苏东坡创作的又一次飞跃。
“东坡自岭海归，鬓发尽脱。”（《山谷诗集注》）“余在海南，逢东坡北归……视面，多土色，靨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朱彧·《萍州可谈》）
这是物质生命的苏东坡。
精神生命的苏东坡坚不可摧。
接近人生尽头的这段海南流放，让苏东坡的文学成就远远地走到了同时代人的前面。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曾先后担任过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当时摄政的皇太后的秘书以及兵部和礼部尚书之类，皆不值一提。
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一个难以攻破的精神堡垒。一个在地狱里也能活出天堂滋味的精灵。
黄州——惠州——儋州，三次贬谪是三次巨大的创痛，且一次比一次艰难。以此作为“平生功业”，几近黑色幽默。
戴竹笠，踏木屐，平平仄仄，且行且吟，不在乎急雨穿林打叶，只一味悠然自得地吟咏。就算受尽了所有的迫害与折磨，也不轻生自绝，就算失去了所有的拥有，也不忘记仰望天际。信步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站在文化的角度，被流放者是胜利者。
人走了，诗没有走，酒香书香如故。旷达的歌者永远不会消失，他把自己的桂冠留在了世上，给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后人指出奔向无忧无虑的路径。
什么是苦难？什么是贬谪？一切取决于内心是否丰富，抑或空虚。
这是生活的逻辑：内心充实的人是打不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