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的达致与未竟——刘康诗歌的一种解法

自刘康的第一部诗集里第一首诗的第一个词开始，“阿冷”其人即登场：“阿冷从云南给我寄信”（《虚无之地》）。在作者迄今为止的所有诗歌中，“阿冷”反复亮相，或因丧妻而独居云南，或作为老水手航行大海，或升华为口吐箴言的哲人，或沦落为常年失眠的空想家……无论如何变身，始终唤作“阿冷”，该人物——更准确地说，该人物的名字——便如方程式里的x，成为解读刘康诗歌的关键变量。

诗人钟爱一个“冷”字，这反映其精神气质或创作理想。刘康诗作给予人的第一印象，正是一种“冷”感。他的作品冷静、理性，乐于沉思亦善思，主体往往以防守之姿抱臂而立，目光内敛却直面现实。在含糊、混沌的成人世界里，有些真相一旦点破，会刺痛丛丛脆弱的神经，但刘康不时冷语直陈：先贤生前拒绝“英雄、殉道者”等导致“错觉”的“虚名”，甚至“用空无一字的墓碑向世人昭示：/未尽之路仍迢迢无期”，然而，“死去的时间还是太长了”，他变得“敏感而多疑”，以至于“忘记了如何重新做人”（《复活——给一位先贤》）；人们“珍视的那些答案是否轻易/就被一种荒诞覆盖”，正如“反复/求证过的钥匙”某天突然“折断”于“熟悉的锁孔”（《另一种可能》）。造成贤者心态异变的生死两界，实则象征生命不同阶段。沉浸在既有的成功中无法自拔，难免令人陶陶然、昏昏然，忘却来路与未尽之道，此乃冷隽的讽喻。凡夫俗子满足于习以为常的教条，罔顾时移世易、时过境迁，以及因果条件的翻云覆雨。故而，钥匙和锁孔的冷冽设譬亦不啻一记当头棒喝，使人猛然清醒。

更难得的是，刘康作品中不乏冷峻的自我剖析。将自身从客观的环境里剥离，轻巧立于对立面或凌驾其上，孤芳自赏式的明智、清白，几乎是一种未经反思的诗歌传统，一路蔓延至当下诗坛。所幸刘康的诗跳脱其外。在他笔下，做了父亲的男人为童年时圈禁萤火虫而自责，为成年后捕捉更多光源而深刻忏悔：“不要试图/去占有那些本已属于你的事物/即便它们，看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摘星人》）。许多事物于天地间自由生长，同时令众生收获美好，岂能因私心枷锢它们成一己之物？诗人诚恳检讨自己未尽的责任及作为帮凶的“平庸之恶”。此类诗作喜用第二人称“你”，意在拉开审美距离、时空距离，使得反躬自省与自我解析更加客观、中立。

虽擅长推衍清冷的思理，然而，刘康诗歌又绝不至于无情。沉静目光下并非只有阴郁的冷面，却很可能是温暖的容颜。“暖”，就成了解读刘康作品的另一关键变量y。它意味着既富于感情又颇为节制，极少像岩浆那样热烈喷发，而如缓缓涌动的温泉，时常为沁凉的思辨注入脉脉温情。这种温情常以诸种天象为载体和客观对应物：星光、月色、落日、晚霞、云朵、雷与电，以及形态各样的雪，总是发散安抚人心的气息。恰同刘康借“妻子”之口给自己的定位：“一个对天空/心怀憧憬的人”（《我的妻子》）。当面对理想主义者的失败、甚或全人类避无可避的悲剧宿命时，天象投射出的暖意尤盛。譬如，有人毅然决然抛弃熟悉的一切独自攀爬高山，在即将登顶时不幸受阻，终究无法进入心中之门，唯有明月一路相伴，“也只有明月知道”，“当他从山脚迈步的那刻起/命运之门就已开始缓缓闭合”（《明月送归人》）。

再如，“行将消亡的巨大天体”正在“抽离出最后的平静”，但这死讯召唤另一隐秘状态的开启，浩瀚宇宙里的重生使聆听钟表走动、凝视烟头泯灭的红尘中人领受教益，为生命的有限性释怀（《灰色行星》）。在刘康近期的大航海系列作品里，播撒暖光的天象亦与翻涌凶险的海水交相辉映，带来温柔的力量。有观点认为，刘康流连于天空、大海的部分诗作放弃现实主义精神，游离生活。且不论这些诗作是否仍折射宝贵的现实态度，即使暂时逃逸去往纯粹想象的世界，亦不失为一种暄暖的疗愈。

当然，刘康的诗歌不可能没有缺陷。有时，他的诗用语过于考究，以至于显得繁缛。比如，海明威用盛放玫瑰的根茎“制成了一杆猎枪，在某个日落的/黄昏射向了自己的太阳”（《逆时针》）。此处的“太阳”一箭三雕：一、以名同实异的方式双关，既指天上的太阳，又指人的太阳穴；二、与上一行“日落”意象自然顺承，令隐喻连贯；三、渐渐消失的余晖和被稳稳射中的鲜红圆心构成对比，造就富有强烈冲突性的画面。然而，这短短数行亦显出语言不够精练的弊病：“日落”与“黄昏”几乎同义反复，完全可以改为“……在某个日落时分/射向了自己的太阳”。原诗使得对生老病死极具浪漫暖意的共情在半途打了个结，无端添几分矫饰。也许有人会举反例：某部电影便取名《爱在日落黄昏时》。请别忘记，该影片英文原名为非常简洁的“Before Sunset”，中译名为凑足七言不惜采用文艺腔。不能因为有虽著名却失败的先例即轻率认为目下相近的实践理所当然成立，更何况，在万千艺术门类中，诗歌尤须惜字如金。

语言的无谓重复还在刘康不同作品之间出现。《解构》里写着“一个人的瓦解总是从/内部开始”，《我们的心》里又写“一个人的瓦解往往从内部开始”。他亦喜凝思人生中难以为继、半途而废之窘境，可是动辄在“返回”“回返”“折返”“折身回返”“折身而返”“折返回去”“返身而去”“返身而回”等相似表述间滑行。这种问题在作品结集出版后更易暴露。

诚然，诗人于创作的某一阶段，很可能将笔力对准个别经冷静领悟得出的要紧观点，但难道不应该变换表达？语言绝非小道，它乃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本质性媒介，其背后支撑的正是思维和情绪。语言表达功力未济或不稳定，实际上反映出作者思考成熟度、抒情分寸感尚存短板，势必对冷暖的达致造成损害。刘康作为善于自我解剖的优秀诗人，已十分清晰地察觉这一真相：“从青年到中年的跨度里，因才华的‘磨损’和未能形成有效的写作训练（经验）而泯然众人的作家比比皆是。”或许，潜心琢磨诗歌语言，将是他下一步进行“有效的写作训练”之重点。

对于较年轻的诗人而言，写作存在未竟处实属正常，甚至预示更高的可塑性。创造者少年老成不见得乃幸事，不断超越自我方为正途。事实证明，刘康从起手习诗到眼下新作，进步显著。他对创作的现在和未来有谦卑又高远的认识：荷尔德林的树叶呈灰褐色，辛波斯卡的花则色调鲜艳，“你”期待自己的植物亦生出“属意的颜色”，“这是他们/没有过的尝试”，“只是为时尚早/你仍需等待一个，不可确定的花期”（《锦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