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书写，一场故乡的温柔重现

水与沙，对诗人沈苇而言是“两个故乡”。诗人于1988年迁居新疆，2018年回归浙江，对于离开浙北平原30年后的江南写作，诗人曾自嘲是“一个新疆人用木乃伊的眼睛看江南”。在2022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自新疆归来后百感交集的江南写作进行了自省与自问：“警惕地域自大和地域自恋，不能沦入地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迷人陷阱……游子归来，如何重新发现江南？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如何有一些新的创造？”

诗人并非杞人忧天，不论江南写作抑或山水诗，早已有其层峦叠嶂的文化厚度，“即便一首哀叹漕运之苦的唐诗宋词/都有一个宇宙模型在建构、运转/而今，运河累了，天人早已分离/新的可能的诗篇，需要转身向内/去发现洪荒之水、沧海之粟”（《运河剪影》）。因此，诗人尝试另辟蹊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向内，求索与调试个体位置，“证明他与自己‘仍在一起’”（《个体》）；向外，记录与见证此方江南水路的文脉、史脉，联结传统与现时，正如他在诗论文章中曾说的，“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诗人的责任是承担，“诗之耐心/以承担完成克服”（《克服》）。诗集《水上书》便在这样的叩问中应“运”而生。

“辨认自己浑浊的起源”是《水上书》的一个普适性的主题，对江南水乡风物的切近和对生活痕迹的指认，以哪怕仅只一滴的故乡之水凝结现实、蒸腾诗意，在涟漪的扩展中漾起每个水乡人的共振。翻开这本诗集的目录，笔者的目光不可抑制地被以故乡为题的《梅城》一诗所吸引。梅城古为严州府城，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于此处交汇，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若沿富春江而下，则如沈苇诗中所说“向着钱塘、大海而去了”。曾有不少文人墨客流连于此，“塑一个石头的范仲淹/一个石头的陆游”，作为游客的诗人至此，也不免发出如此感慨：“在梅城，有人愿意/做江边一棵树/有人希望成为水中/一条鱼、一尾鳅/而你，从沙漠回来的人/更愿成为一滴水/投身于律动的蓝——/那非人间的/归宿性的蓝！”（《梅城》）

延续上述诗作，不难觉察诗人“以今天的创造”参与运河、江流及至大海进程的期盼，按诗人之言，“我自己的想法是，要既‘江南’又‘不江南’，希望写出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下的‘山魂海魄’”。《庄子·秋水》有言：“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关于水的十四种表达》借水的隐喻展露其诗歌意志：“西域以西/一江春水向西流/运河之东/滔滔江河复归于海。”在《义蓬大坝》一诗中，诗人令杭州湾化身巨型喇叭，指挥江海交汇的秩序，当潮汐上升，水的环复又“倒灌进消逝的时日/内心的沧海与桑田”，在诗歌结尾，诗人借坐在义蓬大坝上的老人之口，默诵出惠特曼一首极简短的《致老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那个注入大海时/宏伟地扩张和舒展自己的河口。”

沈苇“以诗论诗”的诗集《论诗·二集》中，收录了这样的诗句：“我想象/一只步履蹒跚的老狮子/翻过飞来峰、仁皇山/骑着钱江潮，驶向大海/去蔚蓝的‘言之寺’修炼静默。”（《狮子吼》）“言之寺”是沈苇特别中意的词语，从字形上便可以拆解出，诗——“言之寺”，他曾将其与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最高虚构”并列而谈：“诗要实现的是抽象观念与具体事物的并置、想象与现实的同在，去寻求斯蒂文斯所说的‘幸福的关联’，从中获得情感的丰沛、语言的张力和文本的结实。唯其如此，诗才能成为我们的‘最高虚构’和‘言之寺’。”史蒂文斯所谓“本地的抽象”或也符合沈苇的《水上书》，长期处于“移位和错位”的诗人回到故乡，以语言的“根和翅”回返与复现此时此地，翻新“本地的抽象”，系心于当代生活与现实处境，深刻理解和忧虑。

诗集中以《河边偶记》为例的一类诗，可堪为沈苇“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在现阶段创作的圭臬。诗人将关于生与死的探讨铺设在对集体生存境况的叙述之下，从不扮演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而以一种深邃的幽默感关注和再现故乡现场的人，同样类型的还有《运河剪影》《运河之岸》等诗作，“河水穷尽自己的旅程、远方/还有忽明忽暗的世代/人民在两岸劳作、住居/生生死死，生生不灭”。

此时再回看诗人1996年写下的这段文字：“我所理解的‘基本的诗人’，一个调解人、和事佬、心灵和自然间的浪子。当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从那里消失，腾出一个空间，让人类心灵与大自然交谈、协奏、合唱。”正是这种恒久的诗歌信念，令诗人在水上调校好漂移的异乡与故乡，在“反向书写的命运”中寻找江南的“本地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