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乡村”与走入人群的写作
李约热在《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2021，以下简称《乡村朋友》）一书的“后记”中说2018年对于他而言是行走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19日，李约热被派往广西崇左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参与当地的精准扶贫工作。这次“深扎”乡土的经历让李约热有机会“走入人群”，昔日狂奔的“野马”暂时收束起了野性。“接下来的七百多个夜晚，大部分时间我将一个人，独自在这里。我算是真正进入人群。这两年时间，我在乡下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记住很多张面孔和面孔后面的故事，而一个村庄的气质，也慢慢在我心中沉淀。”[1]201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李约热自己这样总结到。在文学层面，2018年也是李约热创作的转折点，本文便是以此为时间节点，以《人间消息》（2019）、《乡村朋友》两本小说集为中心，考察其近年的小说创作转型。
一 听觉叙事与听觉空间建构
人物的声音始终是李约热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涂满油漆的村庄》《巡逻记》到《我是恶人》《侬城逸事》，李约热往往通过人物的独白、对话来塑造人物、推动情节。近年的《人间消息》《乡村朋友》等小说创作中，李约热的听觉叙事以及对于听觉空间的建构愈发炉火纯青。梅尔巴·卡迪-基恩认为：“声音始终在文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一般说来要采用叙事化的形式（就像标题音乐一样，转换成一种活动的场景描写），或主题化的形式（用以再现或‘代表’一个非听觉的意义或经验），或精神化的形式（被看作是接近超验的超感觉世界的途径）。”[2]在叙事层面，李约热通过人物喋喋不休的表述展开野马镇或八度屯的故事；在主题层面，通过对听觉空间的建构，语言与声音成为作品中的一种审美形式，“有声的乡村”本身便是作品思想的一部分；在精神层面，声音是作家与小说中人物共情、在文学中重建乡村共同体的一种尝试。
李约热笔下的乡土，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过程，体现了他随着乡土体验的增加，创作理念发生的转变。《村庄、绍永和我》是李约热为开启“八度屯”系列创作“试水”的作品，此时李约热是这样描写这个村庄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呢？
主任说，除非死了人，要不然吃多大的苦都不会说出来，几平家家户户都如此。
主任跟我介绍，在村里，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晚上，办丧事的鞭炮声突然就响起来，那是谁家“有事”了，在这之前，这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平日里，各家各户万事不求人，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易人前示弱。
从主任的介绍中我得出这样的印象:
这个村庄的生老病死过于波澜不惊。
这个村庄，有点深沉，也有点麻木。[3]
沉寂与孤独是作者来到这个村庄后的第一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热没有提到村庄的具体名字，而是通篇以“这个村庄”指代。小说题目中将“村庄”“绍永”和“我”进行并列，这时的村庄是“虚”的，“我”和村庄属于对立状态，并未融入其中。对于初来乍到的李约热来说，这个陌生的村庄是“无声”的。
而在李约热后续的创作中，一个“有声”的村庄开始浮现。《八度屯》中，矿井被封之后，忠深当起了“道公”（超度亡灵的人），在乡野间卖力地哭丧。李作家按上级的规定，遍访自己负责的每一家每一户。起初来到村子时，屯里人故意用土语和李作家说话，因为他们对李作家没有任何指望，觉得他可有可无。随着李作家做了一些切实的好事，村民们逐渐接受了他，为了照顾他，开始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和他交流。起初是建民对他敞开心扉，后来村中的“几百个建民”都开始对他滔滔不绝。李作家感觉脑子里人潮涌动，不禁感叹道：好大的动静。《景端》更是一部“喧闹”的作品。景端、劳七、景端的爸爸，三个沉默的可怜人，居然突发奇想要建立一个“仙龙王国”，确定了“国土”、册封了“大臣”之后，几个人真的热火朝天地忙碌了起来。这些底层的边缘小人物们试图发出“宏大”的声音，然而这种狂想注定只有悲剧的结尾。
听觉叙事逐渐成为李约热近年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乡村朋友》中的每一个故事，其情节发展几乎都是由声音推动。“一个人进村，确实不方便，语言不通，狗又多。”[4]这是全书的第一句话，《八度屯》的故事就这样在狗叫中开始，一个原生态的、野蛮的乡村扑面而来；《献给建民的诗》中，李约热将十几页的篇幅留给了赵建民第一人称的讲述；“从来没说一句狠话/被人欺负/只会回家喝酒/没有扛不住的事/死在坡上/埋在坡上”[5]，《家事》中出现的这首野马镇山歌，既是全篇的基调也是谶语；《喜悦》中提到凡是声音，皆有魔法，听觉、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共同构成了杨永失眠时脑子里被“放大”的种种场景；《捕蜂人小记》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画眉鸟的叫声，这叫声勾了赵洪民先和妻子离婚、再娶老板女儿的“攀高枝”的想法；《三个人的童话》中最感人的部分是离群索居的老太婆终于敞开心扉，对钟强讲起了她的故事———“接下来她就说话了。她讲花、鸟、小兽，还讲那些男人，谁对她好，谁对她不好，讲了整整一个晚上，像面对离家多年的亲人，一肚子的话，全部说出来了。”[6]
其二，人物的自白与对话成为小说的主体。深入农村之后的李约热，对乡间的语言显然愈发熟悉，在文本中的运用也愈发纯熟、自然。《家事》的故事几乎都是由对话构成，美珠、赵拉浪、赵拉浪的女朋友，在三个人的抱团取暖与争吵拉扯间，一件件鸡毛蒜皮又“人命关天”的“家事”一一呈现。《乡村朋友》一书中收录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中大量的对话是没有用引号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小说的流畅性的考虑，因为对话占据了大多数的篇幅；另一方面，人物的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其本身便是小说主题的一部分。正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所表达的，普通人说话往往是千头万绪，一句话后面经常是顶着更多的话，真正说出来的不到万分之一。按照《龟龄老人邱一声》中的话来说，“野马镇的妇女，不论哪一个都有一肚子苦水，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哭，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7]。人人渴望被理解，然而话语的纷乱正如同八度屯的“一地鸡毛”，说不尽，理不清。这可能也是李约热在亲身经历扶贫工作的复杂后，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
其三，对于听觉空间的建构。一个“有声的乡村”还依赖于李约热对于听觉空间的有意打造。脱贫攻坚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具体到乡间的扶贫工作与政治生活，不得不提的场景便是“开会”。开会是让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开会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场景。如张文诺所言：“从解放区文学开始，会议开始大量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世界之中，开会在解放区小说中占据了很大篇幅，并成为中国主流文学突出的书写现象，形成了中国主流文学中的会议文化。”[8]深入乡间负责精准扶贫工作的李约热自然也避免不了开会，于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听觉空间便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当然，其中少不了李约热骨子里的戏谑与叛逆。《八度屯》中，为了解决刘松柏家用旧砖头堵路的问题，李作家只身来到刘家，试图沟通解决问题。但是刘松柏由于情绪激动说的都是土话，李作家只能录下来，回去找人翻译的同时和村里的居民们一起听。有意思的是，刘松柏的话里有大量骂人的言语，且都是针对在座的村民，坐在一个屋子里的忠涛、忠亮、忠奎、建敏、建堂、建刚，也包括正在做翻译的建民，听到骂自己的话便立马用言语反击。于是会议现场变成了“云吵架”的现场，这一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中，“声音”无疑是这个空间里的主角。李约热善于打造这种屋内的听觉空间。《家事》中，在狭小的出租屋内，各怀心事的三个人之间，每次矛盾的出现与激化都伴随着高脚杯碎裂的声音。抱怨、吵架、捉奸，每一出无奈的“家事”中都有被摔烂的高脚杯，三个人就在一地的碎玻璃中讲述各自的心事。破碎的生活伴随小人物命运的挣扎，连同碎裂的声音一起传递给读者。
卡尔维诺晚年的作品《国王在听》[9]是一部关于“听觉”的小说，小说使用第二人称，“你”是端坐在王座之上手拿权杖的国王，为了保住权力，“你”聚精会神地听着周围的一切声音。“你”首先关注的是安全、政变和潜在的威胁，这些搅扰得“你”心神不宁；接着“你”开始关注意义，不同的声音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最后，“你”开始关注声音本身，在那个唯一的、无法复制的声音中，“你”离开王座抬起头，看到了清晨被照亮的天空，迎面吹来的是拂动树叶的风。在卡尔维诺笔下，声音本身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意义。小说从来都不是无声的，人物的声音建立起文字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让一个个生命跃然纸上。声音无处不在，只有倾听人物的声音，才能真正理解文本，一如我们去尝试理解今日的乡村。
二 从人间观察到乡土说书人
提到将声音植入小说，不得不提到赵树理。“赵树理发现了书写和说话的语文不统一的现象，写到书上就说不到口上，‘说的是一回事，写的又是一回事’，进而也发现了乡村文艺和新文艺的差别，他把乡村用嘴说的‘语艺’和写在纸张上的新‘文艺’区别了开来。”[10]赵树理重视旧文艺形式的现代转化，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说”性，因此赵树理也被称为“革命的说书人”。李约热的小说同样具有很强的“说书”特质，“讲”与“听”构成的叙事方式贯穿其小说创作历程。《拆楼工文峰》是一部“聒噪”的小说，文峰初登场便开始了这样一段直播：
家人们，赵忠紧是勤劳勇敢的赵忠紧，看，这就是他，虽然文化不高，小学都没读完，但是讲义气。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叔生病住院，我那时在北海拆楼，赶工，回不来，他天天去照顾。他酒量大啊，别人越喝脸越红，他越喝脸越青，他的口号是，哪个来哪个跌。[11]
一个急于表达、渴望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形象跃然纸上。既然是直播中的说词，文峰的话便不止是说给剧中人听，而是说给所有人听的，这个所有人当然也包括读者。类似说书的桥段在《乡村朋友》中屡屡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读者转化为了听众。笔者之所以将李约热形容为“乡土说书人”，是因为其小说有这样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于传统“说书”技艺的借用，作者有时以暂时跳出情节的方式，达到与读者“共情”的效果。李约热的小说大多由“讲述”构成，在其近年的作品中这个特点更为突出。《乡村朋友》中的故事，李作家既是剧中人，有时又游离于剧情之外，有着全知视角，其中的叙事或是由“乡村朋友们”对“李作家”讲述，大量运用第二人称；或是直接以“乡村朋友”的身份进行第一人称的讲述。这种讲述因为“李作家”是在场的，所以往往还穿插着作者即时的交流，或是与小说中的人物交谈，或是跳出故事情节直接抒发自己的生命感悟，似有一句“列位看官有所不知”呼之欲出，而这正是传统的说书技艺中常用的手法，目的是和现场观众共情。《喜悦》中，最初的冲突是赵胜男和杨永结婚，想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但赵胜男的爸爸赵忠原不同意，原因是那个时期猪肉很贵，办婚宴不划算；结婚之后的冲突转变为外来的女婿杨永“水土不服”，总是失眠。故事的发展是在三人间的对话中进行，而李作家穿插其中，起到的作用类似说书人一样，用略显夸张的叙述串联情节、插科打诨、营造悬念，让整个故事更加曲折。《献给建民的诗》由八度屯村民赵建民的讲述构成，作者特意给这些讲述的内容用了不同的字体，以增加读者的代入感。李作家在其中扮演类似相声中“捧哏”的角色，间或以括号中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对答或补充说明。这种形式也类似于说书，主体是由一个人讲述，但偶尔突然扮演成其他角色插入一两句话，起到活跃气氛和吸引观众、读者注意力的作用。
第二，李约热善于汲取通俗小说尤其是侦探小说的要素，经常在作品中采用“误导叙事”，引导读者进入自己的叙事陷阱，且善于制造悬念，故事往往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这类似于评书中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龟龄老人邱一声》的故事中最扣人心弦的疑团是阿牛之死。本来大家都认为智力残障的阿牛是意外落入水中身亡，但在“我”照顾阿牛的爸爸、长寿老人邱一声的时候，邱一声亲口说是自己把亲生儿子踢下河。直到故事结尾，作为读者的我们才知道，阿牛原来是为了不拖累父亲而自杀的，而邱一声一直在等待儿子回家。《美人风暴———给我亲爱的朋友》中，开篇就抛出了一个吸睛的情节：一个正在偷拍女性的男人，他的相机里有女性的裸照，而且被发现后男人宣称照片中的人是自己的老婆。在作者的有意引导下，观众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男人有问题。随着情节的发展，慢慢揭晓原来男人深爱着自己的老婆，但她是同性恋，有自己的女性伴侣。他们之间的婚姻也就是俗称的“形婚”。相机里的裸照是男人老婆真正的伴侣拍的。《南山寺香客》的故事看似平淡，实则也是一环扣一环。摸骨师口中能让人“柳暗花明，花开富贵”的李师究竟是何许人也？主角李大为前往南山寺寻找李师的过程，很像《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的片段，先是去寺庙路上碰上高深莫测的司机，又遇到远离俗世、有些仙风道骨的一男一女，二人还是李师的忠实信徒。做足了烘托之后，李师才真正登场。紧接着又是一个个悬念，李师究竟有何神通？那一男一女又为何在此安家，背后有何隐情？悬念的设置、情节的跌宕起伏使得李约热的小说引人入胜。把故事讲得有趣，是一个“乡土说书人”最基本的素质。
第三，民间话语的诗性表达，实现了朴实与诗性的统一。这一语言特点是李约热将骨子里的“野性”、戈达尔式的先锋诗意，加上深入乡村对乡间语言的感悟，三者融合之后的产物。曾攀注意到，李约热近年的创作中小人物的死亡增多了。“李约热以前也写过很多小人物，但他普遍很仁慈，他把他们写疯、写傻，然而往往不愿也不忍把他们写死。”[12]这并非是作者变得残忍，恰恰相反，《乡村朋友》中的每一个悲情故事偏偏都有浪漫主义的结尾：《八度屯》的最后，李作家见识到了乡间工作的错综复杂，但他仍然相信这一个个刚刚认识的面孔，在心中默念：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跟你们混；《家事》的结尾，拉浪最终没能留住他的女人，与女儿、母亲一起困守在城市，但在与拉浪的通话中，李作家的手机里传来了鸟鸣；《喜悦》以新生命所带来的喜悦收束；《捕蜂人小记》故事的最后，李作家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远方的蜂群；《三个人的童话》以“童话”为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献给建民的诗》既是小说名，也是诗的名字，李约热直接将这首长诗作为结尾。
感谢你开口说话。我是个作家，出身卑微。请让我写
写你的女婿劳修道
我想对他说
长相端正的男人命苦
想赌你就赌吧
要爱你的女人
祝你天天好手气[13]
“想赌你就赌”自然是荒诞且错误的，这让人想起《巡逻记》中的那位派出所所长，他允许本地人在本地赌博，因为这样钱还是在村子内部流转，外地人如果参与进来就狠狠地罚。这种想法当然是荒唐的，但这背后遵循的是朴素的民间逻辑，有时反而令人感动。巧的是，《巡逻记》中的“我”也热衷于写诗。
类似的诗在《乡村朋友》中屡屡出现，又如《八度屯》中的这一段：
领导，我们相信你
领导，你要帮我们说话
领导，他们说我们睡在金子上面
说我们是野马镇最富裕的屯
什么政策都不给
真是冤枉死人了
领导，我们八度157户，没有一个人开矿
没有一个人因为铅锌矿发财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建民帮老板搭支架
建敏熬酒
建堂开拖拉机拉料
建刚开小卖部
跟地底下的矿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没有也不对
坐在这里的忠亮和忠奎，他们去挖矿，是拿命去搏
八度很多人帮老板下井挖矿
都是拿命去搏[14]
这段话来自村民忠涛的讲述，按照李作家的话来说，把村民的话用诗歌的体例来分行，再谱上野马镇山歌的调，就是一首受伤的歌。上述这首“诗”也许并非是村民的原话，而是进行了一定的文学改编，将口语与书面语相交融，形成一种颇具特色的“说书体”，这也成为了李约热文学语言的一大特色。
李约热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乡土说书人，是因为他真正走入了人群之中。在《创作手记》中李约热这样写道：
通过这次写作，我想我重新获得了某种启发：很多前辈作家为时代所感召，投入时代洪流，到民间去，到生活中去，接受时代和生活的洗礼，这样的“法宝”，我觉得依然很灵。说实话，如果没有这次经历，我对前辈作家屡试不爽的经验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会觉得那是一种博物馆馆藏般的存在。”[15]
在《人间消息》和更早的作品中，李约热更多是作为一名人间观察者；而“到民间去，到生活中去”之后，李约热从观察者转化成体验者。《喜悦》中，李约热写道：“近距离观察人们的生活，李作家没有感到一丝的轻松。城乡差别体现到人的表情上面：麻木中有期盼，高兴中有悲凉狂怒中隐含自卑，他们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在。”[16]这种细致入微的情感描摹是深入体验生活之后才能写出的。当然，深入人群之后的李约热改变的不只是小说的语言和形式，还有作品的思想与主题。
三 复数的“乡土”：乡村共同体的文学重构
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李约热反复引用《午夜之子》作者鲁西迪的这句话：“要理解一条生命，你就必须吞下整个世界。”[17]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李约热近年的写作感悟。李约热在采访中谈道：
我当初是怎么去的三合村？并在那里“扎”下来？现在想起来仿佛就像是昨天，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这么密集地把心血、情感、力气耗费在一个地方，同时吸收到很多写作的“养分”，这在之前是没有的。可以这样说，我庆幸能在创作最迷惘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进入乡村，进入人群。[18]
如其所言，三合村的经历是李约热创作转型的一个契机。在《我曾穿过“百家衣”———〈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创作手记》一文中，李约热提到曾有学者指出他把村庄写“虚”了，而有了几年的乡间经历之后，《乡村朋友》中的作品是对自己乡土写作的一次“野蛮”的纠正。在此前的《我是恶人》《涂满油漆的村庄》《火里的影子》《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李壮回家》《青牛》等作品中，李约热着眼于人性善恶、世间美丑、野马镇的热烈与慈悲、小人物的苦难与尊严，其中的观察与怜悯，终究有一层审视者的视角。
扎根乡村之后，李约热最大的转变是发现了一个“复数”的乡村。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复数的法兰西”的概念，在日益撕裂的社会中，他试图打捞正在消失的关于共同体的记忆。他寄希望于建构法兰西新的、整体性的民族认同，成为“复数的法兰西”，即建立在复数的个体之上，但却同样完整的法兰西。[19]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之后，越来越多的写作者离开乡土，文学与乡村、农民之间存在隔阂的问题愈发凸显。“中国乡土文学始终存在一个痼疾，即与乡村的距离、与农民的隔膜。尽管乡土文学书写的对象是乡村与农民，但是很少得到农民的关注与阅读，乡土文学几乎不在乡村传播与被接受……书写乡土的主导精神是知识分子文化。他们看取‘乡土’的视野多是外在的、有距离的俯视、审察与改造，由是导致对乡土的书写，要么是选择性失真，缺乏对乡村生活肌理的细腻展现，要么是‘高高在上’式精英立场的预设营构，农民普遍感觉‘事不关己’，难以接受与认同。”[20]前文提到，《村庄、绍永和我》是李约热“八度屯”系列写作的雏形。在那篇初入村庄的创作中，作者和村庄还是“对立”的状态。之后《乡村朋友》系列写作开启，绍永的故事被镶嵌进《八度屯》一文中，成为乡村群像中的一员。不同的是，作者修改了绍永故事的结尾。原本的故事在孩子发生意外、绍永的惊吼中戛然而止，《八度屯》补充了后续，孩子的手保住了，冷漠的绍永也有所松动，第一次和李作家说了话。一个小小的改动，将故事由苦上加苦的绝望转变为破晓后的一缕阳光。
表现“复数”的乡土，在贫苦的生活中寻觅热情与诗意，在生命的幽暗中寻找人性的微光，在被迫沉默的大多数中寻找乡村的声音，在冷与暖之间，李约热于文学中重构乡村共同体。于是，我们看到了《八度屯》中发生集体中毒事件后，从五湖四海归来、争相献血的二十位村民，也没有人将他们当成英雄，献完血后他们就回到了各自打工的城市；也看到了《捕蜂人小记》中，那对把结婚、离婚、再结婚的奇事当作笑谈的夫妻；还看到了《三个人的童话》里自愿分配到贫苦的野马镇的钟强，以及那一幕幕温暖人心的故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21]书写脱贫攻坚进程中的乡土中国，以文学表现新时代的乡村共同体，这是李约热深入乡土之后找到的可能性。
“野性”是李约热小说的底色，但这种“桀骜不驯”与“横冲直撞”并不是为了打破，而是在现代性侵蚀下，在乡土中国一路的“破碎”中体验与观察，足迹中蕴含着的是对于重构秩序的渴望。恰如论者所言：“李约热以小说之虚设、之实指，照见心性，审度善恶，再造伦理，从而形成一种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回望传统，凝视边缘，与正史和权力保持距离，却又潜在地与生活现场相勾连，立于传统而审察当下，求诸‘野’而重建‘礼’。”[22]
四 余 论
提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柳青和赵树理是当代作家中的代表。在写作风格方面，驻村之后的李约热更接近后者：尖锐而幽默，熟练运用乡土语言，遵循民间的逻辑与审美情趣，将质朴的乡间话语、家庭琐事转化为活生生的文学题材。李约热近年的创作中，有其一以贯之的风格，也有汲取民间资源后的转变。《我是恶人》里鱼肉乡里的黄少烈、《火里的影子》中缺少色彩的乡间与看病难的问题、《李壮回家》里一直受欺压而始终沉默着的李壮、《青牛》中始终活在他人的描述里未发一言的“主角”蓝月娇……在早先的作品中，李约热笔下的乡村是边缘的、沉默的。“走入人群”之后的李约热，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中勾勒出了一个“有声的乡村”。赵树理曾说自己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有了许多乡村朋友的李作家也愈发接近一个“文摊”作家。沿着这个脉络写下去，李约热可以成为一名新时代的“乡土说书人”。
本文系2024年度河北大学校长基金项目“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乡村振兴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521201125022）阶段性成果。
（聂章军，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
注释
[1] 李约热：《代后记：人脸上的晨昏最是惊心动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57页。
[2] 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2页。
[3] 李约热：《村庄、绍永和我》，《人间消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4] 李约热：《八度屯》，《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页。
[5] 李约热：《家事》，《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09页。
[6] 李约热：《三个人的童话》，《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48-249页。
[7] 李约热：《龟龄老人邱一声》，《人间消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2页。
[8] 张文诺：《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会议书写》，《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9] 伊塔洛·卡尔维诺：《国王在听》，《美洲豹阳光下》，魏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10] 孙晓忠：《有声的乡村——论赵树理的乡村文化实践》，《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11] 李约热：《拆楼工文峰》，《上海文学》2023年第2期。
[12] 曾攀：《乡村狂想曲——李约热新近小说<景端>读扎》，2021年11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NRqBKxS8FFVZRUkq0EYP_w，2024年4月3日。
[13] 李约热：《献给建民的诗》，《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04页。
[14] 李约热：《八度屯》，《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15] 李约热：《我曾穿过“百家衣”——<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创作手记》，《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22年第4期。
[16] 李约热：《喜悦》，《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64页。
[17] 同上书，第173页。
[18] 李约热：《乡村“石头记”》，《农民日报》2024年1月3日。
[19] 参见皮埃尔·诺拉《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安康译，曹丹红校，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20] 雷鸣：《乡土小说更新的双重逻辑与路径》，《河北学刊》2024年第2期。
[2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22] 曾攀：《小说的野性：李约热论》，《上海文化》202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