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论王干与1990年代文学
王干的身影主要闪现在中国1990年代文学领域。他的性情、经历、知识系统等，似乎很适合流连于这个变幻无常的领域。他为这个领域增添了光彩，是中国当代十分重要的文学批评家。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是一个与其他学科很不一样的学科，它分“前沿”和“后方”，而其他学科，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是没有“前沿”与“后方”之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是“历史”，它们已经定格，不会再生长，是静态的，是有分明边界的，不存在“前沿”一说。“前沿”就意味着还在进行中。当然，对定型学科的研究是变动不居的，是不定型的，甚至是永远也不会定型的。而中国当代文学却是不停向前延伸的，如果说它的“昨天”已经定型，它的“现在”却一直处于进行中，而且这种进行可能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一日千里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定型的部分——它的“昨天”——吸引了一批学者，他们避开“喧哗与骚动”的“前沿”，而兢兢业业地对这一部分进行着细致入微的研究，他们是一批安静的学者。而“前沿”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我更愿意将他们称为批评家。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学者与批评家是有区别的。后者高度敏感，具有非常强烈的介入精神，是不安静、不安分的，是意气风发、与运动中的文学同生死共命运的。他们置身于潮流之中，置身于旋涡之中，不住地发声，指点江山，很像指挥大船乘风破浪的大副二副，甚至是船长，但不是水手——水手是那些作家。
几十年时间里，王干将他宝贵的青春激情倾注在了这变化多端、险象丛生，一时花团锦簇、一时凋零败落的“前沿”，至今乐此不疲。他在五味杂陈的情绪中，向我们描绘着、辨析着、颂扬着、鞭挞着变幻莫测的“前沿”。他在“前沿”树立的形象是多面的：解说员、战地记者、分析师、吹哨人、审判者、灯塔点灯人、巡视员、文学事件的制造者、掘墓人、守灵人、指点迷津的高人，当然也是一个迷惘者、喧嚣的孤独者。总而言之，王干是一个独特的批评家。
我非常看重独特二字。作为一个作家就要独特，作为一个批评家也要独特。但对后者，我们好像很少这样去希望，因为学术已经模式化、规范化了。王干的批评话语是独特的，眼光是独特的，推理方式是独特的，批评角度是独特的，就像他这个人是独特的一样。
别具一格的批评文体
越来越严苛的学术规范，已经使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越来越无个性，我们已经很难在看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时，能够从文体风格上推断出作者为何人。文体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已经使人感到厌烦。王干没有被这种打着“严谨”旗号的“学术规范”所掣肘，而是我行我素、自由如风地驾驭他的语言之马，纵横驰骋在不免有点单调无趣的批评世界。他的批评文体既是杂文、随笔、报告、演说词、新闻解说、辩词，又是有章法、合逻辑的标准学术论文。很难说得清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词来指称他的文体。他写了一篇文章，居然叫《枪毙小说》，还有一篇文章叫《老游女金》。初看莫名其妙，但很快便猜到他可能要说什么，看那文章好像在等待揭开谜底。他居然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尼采说，上帝死了。巴特说，作者死了。王干说，读者死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与其他批评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好恶感、自己的心里话无所顾忌地带入文本。他坦诚、直率，不对自己的理路和心思进行遮掩。批评主体的公开呈现，也许是形成他批评文体风格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不将它放在文体的话题下来讨论，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即王干批评文章的主观介入。很明显，王干不走“成熟”学者的隐去作者、褒贬含混的路数，他放弃中性立场，使文章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他是在场的，并且是要论是非的，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形成他文体风格的因素还有：他将非常学术化的语词和非常形象化的语词糅合或交替使用。王干是一个很迷恋理论的人，因此他喜欢概念，喜欢术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时期的批评家中，王干是使用概念、术语最频繁的人。他既如数家珍地引用权威理论家的概念、术语，也自己创造概念、术语。但与那些正统的学术表达不一样，他将这些概念、术语与形象化的语词编织在一起，进行他的学术表达。随便举几例：“我们曾经熟悉的小说在一夜之间变得不伦不类，在睡眠中被大众传媒和伪精英文化共同谋杀，小说之死表明作为代言人的作家已找不到说话的方位。”“他们的存在，只是表明文学没有消亡，至少没有全部沦为世俗酱缸的杂物。”“如果打着反文化、反价值、反意义这类堂而皇之的旗帜去干媚俗、从俗、庸俗的勾当，还不如地摊文学的摊主坦率可爱。”王干随时可能用这样的形象化修辞去弥补学术化修辞不能让他尽兴表达的短板，而且这些形象化修辞都用得恰到好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构成了王干的文体风格，比如他滔滔不绝的语流。生活中的王干不善言辞，是个知退让的厚道人，但他的文字表达却常常雄辩滔滔、一泻千里。他透过文字呈现的是一个爱争辩、善争辩、得理不让人、撵你去天涯的批评家形象。我有时甚至会觉得他是在语言的风暴中完成的驱赶之举——驱赶文学的不良风气、文坛的不良风气。
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王干文体。
将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学现象点化为自为的文学实践
王干在《诗性的复活》一文中有段赞美“前沿”文学评论的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文学评论的功绩无疑是卓越而灿烂的，它在开拓文学禁区、推动文艺思潮、造就文学新人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或者说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份功劳簿上理应有王干的名字。
“前沿”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随时将一种正在酝酿或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思潮、文学趋向，加以分析、概括、梳理、揭示。这个过程大致是：一些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批评家先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很快形成概念，最终完成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叙述，就是生成了一个切合这个文学现象的术语，而一旦术语形成，这个文学现象也就“昭然若揭”，整个叙述就完成了。我曾在《第二世界——对文学的哲学解释》一书中对概念、术语做过界定：“所谓术语，就是从众多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它高度概括了在同一等级中的众多成员都有的共同属性，或是用简短的言辞，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比如荣格通过研究发现：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着人类祖先的原始意识，这些意识是不为人们所觉察的，但在冥冥之中发挥作用；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存在。这是他对心理现象的揭示。他提出了新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现象的浓缩。如果用一个极简短的词对这一概念再加以浓缩，那么，这个浓缩的词就叫术语。荣格是用‘集体无意识’这个术语来浓缩这个概念的。”回看新时期的文学批评，我们多次看到了这个过程。“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后现实主义”“朦胧诗”“成长小说”“城市文学”“新京味小说”等，都是由这些活跃在文学“前沿”的批评家提出的，而王干可以毫无愧意地说，这里面有他一份功劳，而且是很有分量的一份。他参与了共同命名，有不少概念和术语的提炼是由他独自完成的，比如“新状态”“后现实主义”“老游女金”等。
概念和术语形成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将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学现象转变为自为的文学实践。这些文学现象是由作家制造的，但都是下意识的创作。作家并不清楚他们是在进行什么形态的创作，那些与之前文学创作不同的诸多元素或品质，是在不自觉的过程中显现的。是王干及他的批评伙伴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些新元素、新品质，然后为其命名，形成概念和术语。而这些概念和术语一旦形成，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变成了自觉的写作者和自觉的读者——从事这样一种写作的作者和欣赏这样一种写作的读者。当一些只想独领风骚的作家声明他不是“新写实主义”或“先锋文学”时，殊不知这声明更强化了文学现象的自觉，使文学现象的特征和走向更加明确。新时期文学的辉煌离开王干等批评家的命名其实是不存在的。没有命名，也就没有“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自觉的文学写作。
看过《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后，我们可以称王干为“术语王”。
从对“是什么”的描述到对“为什么”的追问
天下的学问分两种，一种是将看到的描述出来，告诉人们他看到的“是什么”。而“看到”就是学术眼力，就是功夫，因为一般人是看不到的，看到了也不能加以确切描述。“看到”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就是学术成就了。有些学问家一辈子就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然后描述，让世界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这就像文物的出土。事实上，很多学问都是“是什么”的学问。还有一种学问就是面对他人说出的“是什么”加以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学问的研究重心是“为什么”。这就像文物发现之后的研究：这些文物是用来干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文物？通过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倾向。哲学也是分两种，一种是“是什么”的哲学，一种是“为什么”的哲学。
王干的学问属于哪一路呢？我以为他有时属于“是什么”一路，有时属于“为什么”一路，但更多的情况是发现“是什么”之后，随即开始追问，再将研究做到“为什么”上，而且他似乎更喜欢追问“为什么”。比如，他很敏锐地看到一种现象——本处于边缘的散文开始成为重要的文体，他随即加以描述，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文学热点现象。他又马上开始追问：这一热点现象是因为什么而形成的？最后他分析道：是小说的自残导致的。本来应由小说承担的叙述功能，却因小说被其他念头所迷乱，从现实离开，走上了偏道，而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散文自然风靡。他对“新写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的描述也非常精到。他将它们的修辞风格、兴趣点、作者在文本中的隐退，都描述得清清楚楚。但他更感兴趣的还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学？他的回答是：作家们发现，从前的现实主义是单向的、片面的，它将生活切割了，存在在文学中被呈现出来，不是完整的存在，在有了这种认识后，“新写实主义”出现了。他还会很快将“为什么”变成“是什么”，继续追问。有时这种追问直到他认为现象背后的本质被发现方才罢休。
关于王干，我们还有很多可说的，比如现场感、思辨欲、概括力（他能在一个不长的自然段里精准地分析数个作家）等。我们可以将王干的《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视为关于中国1990年代文学“前沿”实状的一座宝贵的专门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