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
原文
伯言先生阁下，忆前岁春间，蒙赐先人陷幽之文，当即肃复，敬申哀谢。道远未知何时得达。比逆贼逾岭出，息耗益梗不通。闻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诗感怀，末由奉寄。嗣于新之方伯处，知先生已脱贼自归，移家黄墅，为之欣忭者弥日。会粤西土匪益炽。牵于第乡兵，议团费，终日卒卒，唇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与违难，噫气填胸肺间。因自戒执笔，恐发摅太过，以益时忌，故不能以一函询近况、道款曲。然依企之诚，则未尝一日而置诸怀也。伏维遁迹休间，兴居安善。金陵异族逼处，闻数十里外村落尚可安居，未审近复何如？忧患播迁之余，以道自胜，亲近图史，神明不衰，固当为先生祝之耳。
近年变端殊大，非前时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尚书书》已言之，良佩深识远见。抑某窃有进者，奸民固非重州县之权不办。今州县虽无权，然察一结盟聚党之奸民，固力有余也。特上之督抚，不肯担代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有一二能办之员，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由前之说，其所以防冒滥，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办盗。逮其溃决，则所费者愈多。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
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当其时，冯云山、韦振、胡以?等，盖无人不为本地绅民指控，拘于囹圄者数月。府县以为无是事也，而故纵之。逮起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于桂平之紫金山。绅民知必为巨患，集乡兵千余，自备口粮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于道府，但请委员督视，使知非私斗而杀人，得免于抵偿。盖其时粤西初有团练，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顾置之不问。绅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补知县萨某应之。而夫马又不时给。委员因逡巡不去。贼聚党瞬至巨万。团练弱，且兼官兵之莫为助，遂群撒手，而贼势滔天矣。盖某所闻于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为之太息痛恨也！
今天下州县多矣，即一省不下数十百余，安得尽贤者为之。惟督抚得人，则州县不期而自治。督抚不肯欺蒙皇上，则州县亦必不敢欺蒙督抚。此其势然也。窃谓如先生之论，使州县得入为御史，固足以激励人材，而建白不至为空言。然列荐牍而上之者督抚也。如使他人荐之，恐非时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于督抚。州县虽贤安能违其意而自致于高明哉？惟宰相实有抑扬督抚之权。督抚皆得其一言，以为事势之轻重。故从古天下之治乱，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粤西之始祸可睹已。此盖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说，以为世鉴。先生其然之否耶？数年里居，因团练事，时与官吏交涉。窃见今之所患，有甚于昔。殆亲见前人覆辙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误再误，则为忧更大。去冬曾据实沥情，入告庙堂。初意极为慎重，浸淫为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贼势滋蔓，凡乡团之良如唐子实辈，皆败不肯出。某于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盖某之所以出处进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尽。
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阳，将取道襄樊以达秦中，谒见座师王雁汀中丞，择便地安置老弱，再图北上。今之时势，谈何容易！况以空疏无据者为之。其能有万一之济耶？傥容隐居奉母，偷得一宽闲寂寞之区，则私愿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涤笙侍郎一军，居然近今豪杰。观其起事之始，其气足以吞川渎、撼山岳。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无前，陵厉盖世。宜其有以摄凶顽而吐气也。然自九江而下，贼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蚁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窥测。则恃苍生之福命为之。涤笙到此，则更为其难矣。
前岁《感怀》二律，并今《岁立春日寄怀》近作，附录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丐以一帙见寄。今年在粤与伯韩子实裒集师友文刻之，而以子实居其名，命曰《涵通楼师友文钞》。先生文从伯韩钞本录出。近作则先人墓志《黄个园传》皆与焉。颇有集隘不能尽登之憾。此外月沧先生子穆伯韩、少鹤及某六人，为书九卷。先生及伯韩、少鹤皆二卷，而少鹤及同乡苏虚谷之词，合鄙作共为一卷。凡十卷。今已装订印行。诗钞拟俟续刻。盖赀与日皆不能给。而先生诗集，从前未经录出，不知能以副本见寄否？兵戈扰扰，劳生仆仆，无补时艰，独平日文章之好，结习未忘，常自笑且自怜也。独以识一时师友渊源之绪，则先生或亦有取焉。道远，书何能悉。
译文
伯言先生阁下：
回想前年春天，承蒙您为先父撰写墓志铭，我当即恭敬地写了回信，表达哀悼和感谢之情。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送达。后来因为叛贼（指太平军）越过山岭（指永安突围）而出，消息就更加阻塞不通了。听说先生被困在危城之中，我曾写下两首诗表达感怀，但一直没能寄给您。后来从新之方伯（布政使）那里，得知先生已经脱离贼寇，平安归来，并把家搬到了黄墅，为此我一整天都感到欣喜万分。当时正赶上广西的土匪活动日益猖獗，我被家乡组织地方武装（团练）的事务所牵绊，整天忙于商议团练经费，唇焦舌燥，直到晚上也得不到休息。再加上地方官员处处与我为难，心中郁积着怨气。因此我告诫自己不要轻易动笔写信，恐怕抒发愤懑太过，会更加招致当权者的忌恨，所以没能写信问候您的近况、表达思念之情。然而我对您敬仰思念的诚心，却是一天也没有放下过。想必您隐居休养，日常生活起居都很安好。金陵（南京）被异族（指太平军）占据，听说几十里外的村落还能安居，不知近来情况又如何？在经历忧患迁徙之后，您能以道义自持，安于亲近图书史籍，精神依然健旺，这当然是我要为您衷心祝福的。
近年来的事变特别巨大，完全超出了从前的预料。然而先生您的文集中那篇《上汪尚书书》早已预见到了这些，实在令人钦佩您的远见卓识。不过，我个人私下里还有些想法想补充：要对付奸民，固然非加强州县官员的权力不可。如今州县虽然权力不足，但要查办一个结盟聚党的奸民，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问题在于上面的总督、巡抚，他们不肯承担（州县办案可能带来的）连带责任，又乐于采取容忍、欺瞒粉饰的态度。碰到一两个能办事的州县官员，他们还要多方挑剔驳回公文，使州县官员预先揣测到上司的心意（怕惹麻烦）而不敢有所作为。然而督抚们也并非真心认为事情就应该这样处理。大概他们只想保全自身地位和恩宠，把地方上的安危看作与己无关。只要自己任上能侥幸无事，将来出了大问题自然有别人承担责任。再往上还有宰相，他们暗示或传达皇帝的意旨，说什么水旱灾害、盗贼叛乱，不应当实时上报，以免烦扰圣上的思虑。国家经费有固定额度，不允许因些微小事就请求动用。从前面（宰相）所说的道理来看，他们是为了防止滥用（经费），用意并非不好。但地方大员（督抚）因此就不敢放手去剿办盗贼。等到事态崩溃决裂，所耗费的反而更多。那些担任督抚的，大抵都是出身寒微的书生，他们过去的提拔升迁，不能不依赖宰相的帮助。如果做事不先咨询宰相就行动，那么事情必定办不成而且会有阻碍。所以督抚们接受了（宰相的）告诫，就没人敢再提剿匪的事了。据我所知，情况都是这样的。
金田的会匪（指拜上帝会），早在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就开始萌芽了。我还在做秀才的时候，就已经隐约听说了。那时担任巡抚的某公，正天天以游山玩水、吟诗饮酒为乐。接任的巡抚还是不肯办理盗贼。再后来的继任者，就是那种专门揣摩当朝宰相心意的人了。那个时候，冯云山、韦振（昌辉）、胡以昽（应为胡以晄）等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本地乡绅百姓控告，并被关押在监狱里好几个月。知府、知县认为没有这回事，就故意把他们放了。等到他们起事时，最初只有八百人聚集在桂平县的紫荆山。乡绅百姓知道这必将成为大祸患，便集合了一千多人的地方武装（乡兵），自己准备口粮和武器，想去围剿抓捕。他们向道台、知府递交了联名公呈，只请求派一位委员（上级委派的官员）去监督指导，以证明他们不是私斗杀人，事后可以免于偿命。因为那时广西刚开始办团练，百姓对法律还是如此敬畏。然而道台、知府却对此置之不理。乡绅百姓再三催促，才委派了一位候补知县萨某去应付。但连差役车马也不能及时供给。这位委员因此犹豫徘徊，不敢前去。贼寇聚集党徒，瞬间就达到上万人。团练力量薄弱，加上官兵又不来援助，于是大家就都撒手不管了，贼寇的气焰便嚣张得不可遏制。这是我从官府内部听到的情况。对此，我怎能不深深叹息、痛心疾首呢！
如今天下的州县官员太多了，即使一省也不下几十上百个，怎么可能都是贤能的人来担任呢？只有总督、巡抚选对了人，那么州县官员不用刻意要求，自然也能治理好。督抚们不肯欺瞒皇上，那么州县官员也必定不敢欺瞒督抚。这是势所必然的。我个人认为，像先生您所主张的，让州县官员有机会调入朝廷担任御史，固然足以激励人才，而且他们的建议（建白）也不至于成为空谈。然而呈递推荐文书给朝廷的是督抚。如果让其他人来推荐，恐怕不合当前的政治体制，也未必就比督抚推荐更公正、更明智。州县官员即使贤能，又怎能违背督抚的意愿而自己达到高位呢？关键在于宰相确实拥有褒贬、升降督抚的权力。督抚们都看重宰相的一句话，因为这关系到他们仕途的轻重。所以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没有不是由宰相决定的。如今广西肇祸的根源就清楚可见了。这一点可能是先生文章中未曾提及的。所以我引申您的观点，以此作为世人的鉴戒。先生您认为对吗？
这几年我在家乡居住，因为团练事务，时常与官吏打交道。我私下观察到，现在的祸患比从前更严重。这简直是亲眼看着前人翻车，自己却跟着重蹈覆辙。如果再一错再错，那造成的忧患就更大了。去年冬天，我曾根据实情详细陈述，上书给朝廷。起初非常慎重，但渐渐被掌握大权的人所阻挠。那些人不能压制我，却能忌恨我。加上贼寇势力蔓延，凡是优秀的团练首领如唐子实等人，都因失败而不肯再出面。我于是不得不侍奉母亲离开家乡。忌恨我的人也无法挽留。这就是我出仕和退隐、行止进退的原因。其中的曲折原委，不是言语能说尽的。
自去年十月十一日从家里动身，今天才抵达衡阳，打算取道襄樊前往陕西（秦中），拜见我的座师王雁汀中丞（巡抚），选择一个便利的地方安置家眷，再图谋北上。如今的时势，谈何容易！更何况让我这样学识空疏、没有根基的人去担当重任，哪能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呢？如果允许我隐居奉养母亲，偷得一片宽闲寂静的地方，那么我个人的愿望就满足了。先生您一定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吧！
涤笙（曾国藩）侍郎的军队，确实是当今的豪杰。看他起事之初，那种气势足以气吞山河、撼动山岳。他幕府中的人才，也都勇往直前，气概压倒当世。难怪能震慑凶顽，大快人心。然而自从九江顺流而下，敌人越来越凶悍，我军越来越孤立。长江以北像蜜蜂蚂蚁般聚集的（清军）部队，他们的心思和能量更是深不可测。这只能依赖天下百姓的福分命运了。涤笙（曾国藩）到了这里，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前年写的《感怀》二首律诗，连同今年《立春日寄怀》的近作，一并抄录呈上请您指正。先生的文集，是否已经刻印完成？方便的话，请寄给我一部。今年在广东，我和伯韩（朱琦）、子实（唐岳）收集整理了师友们的文章刻印出来，而由子实出面署名，命名为《涵通楼师友文钞》。先生的文章是从伯韩的抄本中录出的。近作如为先父写的墓志铭、《黄个园传》也都收录了。很遗憾篇幅有限，未能全部登载。此外，月沧先生（吕璜）、子穆（王拯）、伯韩（朱琦）、少鹤（龙启瑞，即作者自称）及我共六人，编成九卷书。先生及伯韩、少鹤各占二卷，而少鹤及同乡苏虚谷（苏汝谦）的词作，加上我的作品合为一卷。总共十卷。现在已经装订印行。诗钞打算等以后再续刻，因为资金和时间都跟不上了。而先生的诗集，从前未经抄录出来，不知能否将副本寄给我？兵荒马乱，人生劳碌奔波，对时局艰难毫无补益，唯独平日对文章的爱好，这积习未能忘怀，常常自我嘲笑又自我怜悯。只希望借此记录下这一时代师友间学问的渊源脉络，或许先生也会觉得有点价值。路途遥远，书信怎能尽述衷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