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筹国用议》
原文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费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
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已。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
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上而后已。
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孑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佣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
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雅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雅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
至茶宜于山石起?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译文
古代并不以白银作为货币。唐朝时虽然使用白银，但只限于边境少数民族的集市贸易。明朝初期使用纸币（宝钞）和铜钱，禁止使用白银。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白银才开始普遍流通。顾炎武先生曾著书立说，主张用铜钱而节省白银，他的用意在于恢复古制。我以前看到白银价格日益高涨，农民生产的是粮食，而国家赋税却征收白银，百姓不得不把粮食换成白银来缴税，中间要承受兑换的损耗（如折色、火耗等），导致民不聊生。那时我也未尝不认为顾炎武先生的主张是好的。
然而，自从五口通商（指1842年《南京条约》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之后，天下的局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以后，以白银作为货币的趋势已经确定，即使是上古的五帝三王复生，也无法改变了。因为现在整个地球九万里（指世界范围）已连成一个大天下，中国仅仅是其中的十五分之一罢了。其余十四分之十四都在使用白银，而我们这十五分之一不用白银，就好像全国十七个省都用白银，而只有一个省不用白银，这能行得通吗？我以前曾经说过，贸易之事，总是贵的流向贱的，贱的流向贵的，这是大势所趋，有一种力量主导着，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就像纸币（宝钞）这种办法，虽然凭借皇帝的命令推行，但行不通就是行不通。即使使用严刑峻法，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考察古代历史都是如此，验证当今现实就更加确信了。况且，纸币幸好是行不通的。如果真能行得通，那么中国的白银恐怕早就全部被外国（诸夷）占有了。一旦发生变故，纸币无法兑换成白银，那百万资财，顷刻间就变成废纸一张。而白银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权势就会完全转移到拥有白银的外国人手中。这不就差点重蹈福建省前几年（指因货币问题导致混乱）的覆辙了吗！
那么，处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谈论使国家富裕，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认为：仍然没有超越传统强调的农桑（农业）这个根本途径，然后再辅以种茶和开矿罢了。关于西北地区的水利建设，我在之前的议论（指其《兴水利议》）中已经详细阐述。其实不只西北地区需要重视。长江以南的农民通常比较勤劳，而长江以北的民众则多有懒惰的现象。山东的舒梦龄先生，在安徽北部做知县时，因为当地荒地很多，就招募江苏人来教当地百姓耕种。当地百姓竟然说：“一定要像你们那样（辛苦耕种）才能有饭吃？那我宁愿饿死！”唉，连安徽（皖北）都这样，更不用说河南（豫）、山东（东）了！所以应该劝导、监督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种惰性，让土地不再荒废才行。
而且，东南各省在经历战乱（兵燹，指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死亡惨重，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劫后余生的百姓，多的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三四，少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人少了田地就荒芜，田地荒芜了粮食（米）就短缺。必然有人要挨饿。这应该用西方人的农业机械（耕具）来补救。或者用马力，或者用蒸汽机（火轮机），一个人就能耕种上百亩地。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中国向来是地少人多，一旦使用这种机器，那些靠当雇工（佣趁）糊口的人就会没饭吃，恐怕是害处多过好处。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经过战乱）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地少人多的局面了。所以这种机器虽然不能永久普遍使用，但在当前这个恢复阶段是可以暂时使用的。
另外，中国连年战乱和灾荒，丝绸市场的交易量减少了十分之六七，但外国船只（夷船）采购的数量却比过去多好几倍。所以养蚕种桑（蚕桑）的收益，近年来反而更加普遍了。我过去曾说古代没有棉布，人们用麻葛做衣服，所以老人没有丝帛（帛）就不暖和，因此桑树种植和农业生产同等重要。以至于（地方官）拔掉茶树改种桑树，还被传为好的政绩（善政）。这更因为当时是用绢帛作为货币的缘故。自从棉花（木棉）传入中国，似乎养蚕种桑对贫民来说就不是最紧要的事了。然而从今天来看，茶叶（茶）和蚕桑（桑）又共同成为使国家富强的根本了。上海一个口岸，每年的贸易额就有四五千万两白银，其中丝和茶是大宗商品。对方（外国）用鸦片（雅片）和洋货来抵偿我们的丝茶价值，还不够，还必须用白银来补足差额。假使他们有鸦片，而我们没有丝茶可以出口，中国早就支撑不住了。鼓励种桑养蚕的方法，我在之前的议论中（指其《劝树桑议》）也已经讲过。
至于种茶，最适合在那些山石嶙峋、不能生长其他树木的地方。如果推广种茶，其利益将是不可估量的。关于开矿这件事，有人担心征收矿税会加重百姓负担（病民），矿工（矿徒）会扰乱地方秩序（扰民），而且会破坏风水。殊不知风水这种渺茫虚幻的说法，不是治理国家的人应该谈论的。开矿不是为了贪图那点矿税，即使除去开矿的经费，把收益全部给予百姓，也不失为一种藏富于民的好方法。矿工并非盗贼（贼），关键在于管理（驾驭）是否得法。外国（诸夷）都把开矿作为常规政策，没听说因此闹出乱子（滋事）。而且外国书籍（夷书）中曾说：中国土地蕴藏着很多未被开发的财富（遗利）。假设我们自己不去开采，而让他们来开采，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财富一车车（捆载）运走，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另外，外国书籍中常常提到鸦片害人，应该禁止。将来双方的和平条约关系稳固之后，可以据理向外国说明，让他们禁止贩运（鸦片），我们则在国内禁止吸食。即使恢复执行“吸食鸦片者处斩”的旧法令，也未尝不可以逐步讨论实施。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不外乎就是以上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