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变法》
原文
窃尝以谓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犭丕犭秦之世，人与万物无异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讫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以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之内，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二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过万年也，而世变已若是矣！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夏之尚忠始于禹，殷之尚质始于汤，周之尚文始于文武周公，阅数百年则弊极而变。或近至数十年间，治法不能无异同。故有以圣人继圣人而形迹不能不变者，有以一圣人临天下，而先后不能不变者。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
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呜呼！不审于古今之势，斟酌之宜，何以救其弊？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是数者，虽无敌国之环伺，犹宜汲汲焉早为之所；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弛矣。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车以胜之。太公封齐，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海岱之间，敛袂往朝。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而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指，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
或又曰：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今西法胜，而吾学之敝，敝焉以随人后，如制胜无术何？是又不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我先，猥曰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数百万人之才力，掷数千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今我欲一朝而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篑，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
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曰守我上古圣人法也，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且今日所宜变通之法，何尝不参古圣人立法之精意也。
译文
我曾私下认为，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今天，总共不过一万年左右。凭什么这样说呢？就凭世事变化的急剧程度来证明。天道运行，几百年发生一次小变化，几千年发生一次大变化。上古蛮荒时代，人与万物没什么区别。自从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相继治理天下，教人们用火熟食，教人们建造房屋，教人们制作网罟、耒耨（农具），教人们制造舟船、弓箭、衣裳、文字契据，汇集众多圣人的经营开拓，才开启了唐尧、虞舜的时代，大约经历了数千年。于是，混沌未开的天下，一变而为文明的天下。从尧舜时代直到夏、商、周三代，堪称政治最清明、社会最安定的时期。到了秦始皇吞并六国，废除诸侯分封，破坏井田制度，大大地泯灭了先王的法度，这时距离尧舜时代大约两千年。于是，封建的天下，一变而为郡县的天下。秦朝以后，虽然朝代盛衰、分合无常，但汉、唐、宋、明等朝的外患，不过是匈奴、突厥、回纥、吐蕃、契丹、蒙古等，总归离不开西北边塞以外的那些部落而已。到了今天，西方各国凭借它们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在海外迅速崛起，脚踏万里大地如同出入自家庭院，驾驭风雷闪电如同驱使自己的手臂；围绕地球九万里之内，没有哪个国家不与它们互通使节、开展贸易。即使让尧舜来治理今天的世界，终究也无法闭关自守、独自太平。而今天距离秦汉时代也是两千年。于是，华夏与蛮夷隔绝的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成一体的天下。
从众多圣人经营数千年，到尧舜时代；从尧舜时代积累两千年，到秦始皇；从秦始皇积累两千年，直到今天——所以说总共不过一万年，而世事变化已经如此剧烈！世事变化小，那么治理世道的法则也随之小变；世事变化大，那么治理世道的法则也随之大变。夏朝崇尚诚信，从夏禹开始；商朝崇尚质朴，从商汤开始；周朝崇尚文采，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开始。经过几百年，弊端积累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甚至短则数十年间，治理方法也不能没有异同。所以，有圣人接续圣人，而具体做法不能不变化的；也有同一个圣人治理天下，而前后时期不能不变化的。因此，只有圣人才能效法圣人，也只有圣人才能改变圣人的法度。他们之所以要变，并不是喜欢变，而是时势造成的。
今天天下的变化已经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我私下认为，那些不可改变的道理，应当改变当今的做法以回归古代的原则；而那些可以交替变化的具体方法，则应当改变古代的做法以适应当今的现实。唉！如果不审察古今不同的形势，不权衡因时制宜的恰当办法，怎么能够救治其中的弊端呢？我朝汇集了历代帝王的成熟法度，那些实行起来没有弊端的，即使万世不变也是可以的。至于像官俸过低、部院条例繁琐、绿营军力衰败、科举取士未能真正选拔出有实学的人才，这些都是积累了几百年、末流产生的弊端，早已失去了立法之初的本意。稍加变革，弊端就会去除而法度得以保存；不变革，法度就会因为弊端的存在而名存实亡。这几项，即使没有敌国环伺，也应当急切地及早处理；如果不懂得变革，就会表面粉饰得多而实际政务少，拘泥束缚得厉害而各项事务都废弛了。至于西方各国，凭借智力与力量互相竞争，我中国与它们并肩而立，商业政策和矿业开发应当筹划，不变则人家富而我们贫；工艺制造和器械生产应当精密，不变则人家巧而我们拙；轮船、火车、电报应当兴办，不变则人家快而我们慢；条约章程的利弊、外交人才的优劣、兵制阵法的变化应当研究，不变则人家协同而我们孤立，人家坚不可摧而我们脆弱易碎。从前蚩尤制造兵器侵犯诸侯，黄帝才开始制作弓箭和指南车来战胜他。姜太公被封于齐国，鼓励妇女从事刺绣纺织等精巧技艺，流通鱼盐，使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人们都整饬衣襟、朝拜齐国。黄帝和太公都是圣人，他们治理天下国家，难道仅仅是为了追求富国强兵吗？但既然置身于邻国竞争的环境中，那么富国强兵的办法，就不能废弃。
有人说：以堂堂中国而去效法西方人，岂不是用夷狄的做派来改变华夏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衣冠、语言、风俗，是中外不同的地方；而借助自然的灵妙，方便民众的使用，这是中外相同的地方。那些西方人不过是偶然得风气之先罢了。怎么能因为天地间将要泄露的奥秘，就说只有西方人独自占有了呢？又怎么知道百数十年后，中国不会超越他们呢？至于赵武灵王学习胡人骑射，汉武帝学习制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如同任用本朝臣子，其中都有深刻的用意存在。如今我们果真采用西方人的技术学问，来保卫我们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理，使得西方人不敢轻视中华，我知道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复生，也未必不会从事这些事。这种做法，也必将逐渐影响四方极远之地，这才是所谓的用华夏之道去改变夷狄啊。
又有人说：变法应当致力于胜过别人，而不是致力于跟在别人后面追赶。如今西方人的法度占优势，而我们学习他们的法度却处在劣势，卑琐地跟在人家后面，那拿什么办法来取胜呢？这种说法又是不对的。想要胜过别人，必须完全了解他的法度，然后才能变革，变革之后才能取胜，不是呆坐着就可以胜过别人的。现在看到别人领先，便随随便便地说不屑于跟在别人后面，那样就连半步也移动不了了。况且西方人集中了数百万人的人才智力，花费了数千万亿的金钱，经过长年累月，才得到这些成果，如今我们想一个早上就胜过他们，可能吗？不可能吗？大江大河起源于细流，高山峻岭奠基于一筐土，佛法来自天竺（印度），却在东方兴盛，数学起源于中华，却在西方精细。凭中国人的才智，与西方人相比，怎么就不能胜过他们呢！关键在于掌握激励鼓舞的手段罢了。
唉！世事变化无穷无尽，那么圣人应对变化的方法，也与之无穷无尽。生在当今之世，却拘泥于古代的法度，这就好比处在神农氏的时代，却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处在黄帝的时代，面对蚩尤的暴行却赤手空拳去搏斗，还说“我坚守上古圣人的法度”——这样的人，不疲惫不堪、摔倒失败的有几个呢？况且今天所应当变通的方法，何尝不参酌了古代圣人立法的精深意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