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传教》

原文

嗟乎，中西和局之不能长保者，其必阶于入内地传教乎？何则？西人之要求中国者，通商传教两端而已。通商虽夺吾民之利，苟能发愤为雄，如日本重订税则，振兴商务，仿西法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不准入内地夺吾民之利，何虑人心不服。惟传教之牧师，必入内地。内地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往往因此滋事。且动以兵力相胁。民之受屈愈甚，则衔恨愈深，而教堂之案迭起矣。

泰西基督一教，流派分而为三。一日耶稣教、日耳曼国之所演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丹麦、荷兰、瑞典顿瑙威、瑞士等国从之。一曰天主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意大利、奥斯玛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希腊为西洋文字之祖，亦缘饰基督教之说，别树一帜。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等国从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则一。略本摩西十诫。耶稣基督自命为上帝之子，创立新约，以罪福之说，劝人为善。其初意未必遽非。而千百年来，党同伐异，仇敌相寻，人民苦锋镝，原野厌膏血，别分门户，遂酿干戈，变本加厉，实非教主始念所及。俄土之战，其尤著者也。

西字日报，论教士之擅权教，因之梗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意大利尊之而国库匮，西班牙尊之而内乱生，法兰西尊之而党祸起。西人之有识者，虑其为变，思有以裁制之。故意乘法人兵败，教王失援，遂据罗马都城，收教堂产业，而吞并之机动矣。布鲁斯绳以新法，废其教堂。奥斯玛加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停其公费，而排斥之令严矣。荷兰则更改书院章程，不受教士约束，不读教书。德意志则致书教王，以监督为煽惑人心，违背国法。其国儒士鲁所及浮特勤耳皆著书数万言，痛诋教士。特以积习相沿，无术以善其后。将来英之于意，意之于法，法之于德，德之于俄，俄之于奥必有因此而失欢者。（尝阅《瀛海论》云：同治时，普法之战，教人实启其端。拿破仑第三为教所误，国破身俘为天下笑。奥相安得拉议法，人甘为教奴。西班牙谓法独居恶名，受其灾祸。美国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职此之由。是教又法国之蟊贼也。他如印度拒额力士教，德国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皆藉教党财产入官。意大利封教堂七十余间，簿录其产。罗马王遣教人驻瑞士，国人殴之，法国无如何也。录之以备参考。）

自此教蔓延中土，各国立约，首载盟书，准其周游，加以保护。我中国圣人之道，广大精微，既无畛域之分，亦无教门名目。其劝善成化，如回佛诸家，亦在包容之列。而独至西教一兴，美与法合举国之权力以袒庇之。（美多耶稣教，法多天主教）莠民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是故传教者若存心公正，自不容其所为。间有刚愎之徒，私心褊袒，紊我王章，差提则匿之堂中，罪定则纵之海外。地方官虑开大衅，先存畏惧之心。又不知外国律例，无辞以折服之。则往往迁就定谳。平民受屈，申理无从，众怒滋深，群思报复。遂至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之案，层见叠出。平心而论，彼教士亦当自愧。岂止非上帝之心，亦大悖交邻之道矣。然犹不自悔祸，文过饰非，每遇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案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定谳偶致稽延，彼即借端要挟。有司既经革职，复请惋惜之国书。首犯既已伏辜，更索赔偿之恤款。朝廷大度优容，小忿必忍。百姓天良尚在，尝胆知仇。溯自顺治年间，始许荷兰通市，洋舶遂辐辏粤东。垂二百年，初无设领事兵船保护者。亦未闻华洋仇杀之端。推原中西龃龉之由，实出于贩烟传教。此二事开自英法。英法恃其火器兵船，挟官吏以制商民，积怨愈深，禁令愈烈。致中国儿童妇女，不及辨其种类，闻声相恶，职此之由。两国稍有违言，均虑变生不测。是非从中国殷忧，抑将碍西国通商之大局矣。

诚欲民教相安，必须妥辨良法。夫入教之民，固中国食毛践土之民也。劝民为善，固圣朝宽大之政所允行也。若纵教民为奸恶，倚教士为护符，动辄挟制地方官，枉法左袒，以屈抑良民，是非劝人为善，直助人为恶。既大失其传教劝善之本心，抑亦条约所必不能从者也。（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可以娶妻，可以为书院掌教。近有久于中国者，不忍视其困，多将中外利病，著书救世。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辈是也。）是宜与之剀切辨明，改修条约。载明华民入教，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之人，方准注册，照约保护。遇有事故，仍依华例惩办。既系中国人民，不得因入教遂分轻重。饬令地方官公平处断。亦不得因恶其入教，颠倒是非。总之，民教一律，务持其平。此本中国自有之权，教士何劳过问。至教士所至之处，亦应归华官约束。有干预公事，挟诈侵权者，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如此，则民虽入教，于利害无关。国家无所不容，良民何至仇视哉。

夫彼洋人之入中国者，亦多习华语，读华书，讲伦常，明礼义。其国中书院，且广储中国书籍，聘请华儒教习国中子弟。无异归吾儒教矣。较之奉彼教者，动辄作威怙势，欺压平民，其贤不肖何如也？如改约而彼不肯从，则别习教之民，编为教籍，子孙世世，永为庶人，不许娶妾，不许应试，不许捐纳，不许充兵。此本教堂原有之规例也。以其矛刺其盾，庶亦别分泾渭之一法矣。夫贬异端即所以崇政体，泯嫌疑即所以重邦交。秉国钧者，其熟思而审处之。

译文

唉，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和平局面之所以难以长久维持，恐怕问题必然出在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这件事上吧？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各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无非是通商和传教这两件事。通商虽然夺走了我国百姓的利益，但如果我们能发愤图强，像日本那样重新修订税则，振兴本国商业，仿效西方办法只准各国在沿海商埠通商，不准进入内地抢夺百姓利益，那又何必担心人心不服呢？问题在于传教的牧师一定要进入内地。而内地加入教会的人，良莠不齐，常常因此引发事端。而且传教士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百姓受的冤屈越深，心中的仇恨就越重，于是教堂相关的案件便接连不断地发生了。

西方基督教一派，又分流出三个支派。第一派叫耶稣教，是日耳曼国所传播的。英国、德国、美国、丹麦、荷兰、瑞典、挪威、瑞士等国都信奉此教。第二派叫天主教，从犹太传来，盛行于罗马，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信奉此教。第三派叫希腊教。希腊是西洋文字之祖，这一派也借用基督教的说教，另立一帜。小亚细亚、东欧的俄罗斯、希腊等国信奉此教。这些教派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有兴盛也有衰落，名目不同，但根源是一样的。大体上以摩西十诫为根本。耶稣基督自称为上帝之子，创立了新约，用善恶报应的说教劝人行善。他的初衷未必就是错的。然而千百年来，各派之间党同伐异，相互为敌，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原野上遍地是战死者的鲜血，各立门户，最终酿成战争，愈演愈烈，这实在不是当初教主所能预料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西方报纸评论说，教士擅权，教会因此变得难以教化，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意大利尊崇教会，导致国库空虚；西班牙尊崇教会，导致内乱不断；法国尊崇教会，导致党争迭起。西方有见识的人，担心教会生变，想设法加以裁制。所以趁着法国战败、教皇失去外援的机会，就占据了罗马城，没收教会产业，吞并教产的图谋就此开始了。普鲁士用新法约束，废除了一些教堂。奥匈帝国规定教士不得干预国事，停发教会公费，排斥教会的法令相当严厉。荷兰则修改学校章程，使学校不受教士约束，不读教会书籍。德国则致信教皇，指责教会监督煽动人心、违背国法。德国的儒家学者鲁斯和伏特克等人各著书数万言，痛斥教士。只是由于积习已久，没有办法妥善善后。将来英国与意大利、意大利与法国、法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俄国与奥国之间，必定会因此产生不和。（我曾读过《瀛海论》说：同治年间，普法战争，教会实为导火索。拿破仑三世被教会所误，国破被俘，为天下人耻笑。奥地利宰相安德拉西评论说，法国人甘愿做教会的奴隶。西班牙人说法国独享恶名，却承受了灾祸。美国人评论说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原因就在于此。可见教会是法国的害虫。又如印度拒绝额力士教，德国驱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都将教会财产没收充公。意大利查封了七十多间教堂，登记没收其产业。罗马教皇派教会人员驻瑞士，当地人殴打他们，法国也无可奈何。记录在此以供参考。）

此后，这一教派蔓延到中国。各国与中国订约，首先在条约中写明，准许传教士周游中国各地，并加以保护。我中国圣人之道，广大精微，既没有地域之分，也没有教门的名目。对于劝人行善、成就教化的各种宗教，如回教、佛教等，也在包容之列。唯独西方教会一兴起，美国与法国就举全国之力来袒护它。（美国多信耶稣教，法国多信天主教。）不良民众以入教作为护身符。我曾听说，他们作奸犯科，敲诈乡民，欺凌孤弱，霸占他人妻女，侵占他人财产，拖欠租税，包揽诉讼，打死平民，种种胡作非为，数不胜数。所以，传教者如果存心公正，自然不容许这类行为。但其中有些固执任性的人，私心偏袒，扰乱我国法律，官府前去提人，他们就藏在教堂里；罪名判定后，他们就把人纵容到海外。地方官担心引发大冲突，先就存了畏惧之心。又不懂外国法律，没有理由去折服他们。于是就往往迁就结案。平民百姓受了冤屈，无处申诉，民愤越来越深，大家想着报复。于是导致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的案件，层出不穷。平心而论，那些教士也应该感到惭愧。这不仅违背了上帝的本意，也大大背离了邻国相处之道。然而他们还不自我悔过，反而文过饰非，每次遇到大臣查办，要么说距离太远、不了解案情，要么说法律不同、各执一词。案件判决稍有拖延，他们就借机要挟。有关官员已经被革职，他们还要朝廷发出表示惋惜的国书。首犯已经伏法，他们还要索取赔偿抚恤款。朝廷大度宽容，再小的怨恨也忍耐。百姓天良尚在，卧薪尝胆铭记仇恨。追溯从顺治年间开始，允许荷兰通商，外国商船就聚集到广东。近二百年间，从未设过领事和兵船来保护。也没听说有华洋仇杀的事情发生。推究中西产生矛盾的原因，实际上出在鸦片走私和传教这两件事上。这两件事都是由英、法两国开启的。英、法仗着他们的火器兵船，挟制中国官吏来控制商人百姓，积怨越深，禁令越严。导致中国连妇女儿童，来不及分辨西方各国的种类，只要听到洋人的声音就厌恶，原因就在这里。两国稍有争执，都担心发生不测之变。这不只是中国的忧虑，也将妨碍西方各国的通商大局了。

如果真心希望民众与教会相安无事，就必须妥善制定好的办法。入教的人，毕竟也是中国土地上、吃着中国粮食的百姓。劝导百姓行善，本来就是圣朝宽大政策所允许的。但如果纵容教徒为非作歹，倚仗教士作为护身符，动不动就挟制地方官，让他们枉法偏袒，从而压制良民，那就不是劝人行善，而是助人为恶了。这既大大背离了传教劝善的本心，也是条约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可以娶妻，可以担任学校的教习。最近有些久居中国的人，不忍心看到这种困境，纷纷将中外利弊写成著作来拯救时弊。如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艾约瑟、花之安等人便是。）应该跟他们明白地辨析清楚，修改条约。在条约中写明：中国人入教，要列出姓名、籍贯，报告给地方官。查明确实没有前科的人，才准予注册，按照条约加以保护。遇到纠纷，仍然依照中国法律惩处。既然是中国百姓，就不能因为入教而分轻重。要命令地方官公平断案。也不能因为厌恶入教之人，就颠倒是非。总之，百姓和教徒一律平等，务必保持公平。这本来是中国自己拥有的权力，教士何必过问。至于教士所到之处，也应受中国官员约束。如果有干预公事、欺诈侵权行为的，立即咨请该国公使，将其遣送回国，以儆效尤。这样，百姓即使入教，也与自身利害无关。国家无所不容，良民又怎么会仇视他们呢？

那些来到中国的洋人，也有很多学习汉语、读中国书、讲论伦理纲常、明白礼义的。他们国家的学校里，甚至大量收藏中国书籍，聘请中国儒生教授本国子弟。这跟皈依我儒教没有区别。比起那些信奉基督教、动不动就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的人，他们的贤与不肖又是怎样呢？如果修改条约而对方不肯听从，那就把入教的人另编为教籍，子孙后代永远作为平民，不许纳妾，不许参加科举，不许捐纳官职，不许当兵。这本来就是教堂原有的规矩。用他们的矛来刺他们的盾，或许也是一种分别泾渭的办法。贬斥异端，正是为了尊崇政体；消除嫌疑，正是为了重视邦交。执掌国政的人，请深思熟虑，审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