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学》2025年第11期｜刘星元：几多乡音辞故土

刘星元，1987年出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出版散文集《小城的年轮》《大地契约》《尘与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三毛散文奖、东坡诗文奖、滇池文学奖、山东文学奖。

一

清明祭祖，携四岁的儿子归乡。他人生中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尚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只把此视为一次郊游。坡上的野花开得正盛，它们在春风的抚摸下轻轻起伏，似乖巧的小兽俯首帖耳。儿子喜欢它们，就在它们中间奔跑、跳跃，直至裤子上沾染了许多花草的汁水。坡下的土堆里沉睡着我未曾谋面的祖先，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葬于斯，穷其一生也未能走出这片谷地。我和儿子寄居县城，可每临节假日还是溯源而来，回到籍贯标注的最小行政区域。躺在坡下的祖先们，他们故去已久，压根儿就不认识我和我儿子，但姓氏认识、辈分认识、血脉认识——血脉长河奔流，生生不息，如这春天年年到来，岁岁繁茂。祭祖结束后，一大家子人回到了村庄——许多年前，那些故去的祖先也曾在此居住，他们走时，把住过的房子留给了我们，把使用过的农具留给了我们，把耕种过的田地留给了我们，把从万事万物那里习练的经验留给了我们……没有他们的村庄依然还是那个村庄，他们借着自己置办下的丰厚或贫瘠的产物继续“活着”，继续佑护着后人。

闲来无事，我带着儿子在村子里闲逛。只有零星的几个记忆里的东西至今未曾改变，似乎时间忘记或饶恕了它们；但更多的事物已衰败或消失，再不复旧时模样。人间正道，不外乎方生方死，因此见到诸多旧人旧物，心里并无太大的波澜，然而撞见教学点的遗址后，还是愣了许久。那是坐落于村头的三间瓦房，曾被短暂征用为只设小学一年级的教学点，在运营了五年零三个月后被裁撤。作为教学点的最后一届学生，我曾在此就读三个月，就我漫长的求学时光而言，三个月如此短暂，然而作为蒙学之所，我没法绕过它言说一个人的成长史。我告诉儿子，这座孤零零的破败建筑曾是他父亲就读的学校。我将他扛在肩头，让他透过瓦房后窗的缝隙向里面看，之后又将他放下。我自己踮着脚尖观察了一会儿，光线暗淡，只隐约窥见里面堆积了一些杂物，杂物之上覆着经年累月的尘土。我想看看南面墙壁上的两只鸭子还在不在——那是我二十八年前用电池芯作笔画下的，然而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去搜索，都只是漆黑一片。

返家途中，儿子毫无征兆地蹦出一句话：“你的学校怎么是这样的？好吓人。”我对着他笑了笑，没解释。我们父子相差三十二岁，三十二年尘世沧桑，少有不变之物；况且他还那么小，我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将自己的心事说给他听。

儿子两岁多的时候，我送他去上早教课，早教机构的教室装修风格是温馨的暖色调，四面墙壁上绘着蓝天、白云、太阳、河流、草地、树木、城堡以及许多字母、数字和卡通人物，书架上摆满了玩具，排列着绘本书，他时常在下课之后还赖着不走，对比之下，我的启蒙之地的确显得不堪。语言、思维、动感、绘画……儿子的代课老师们皆是高校毕业生，说着标准而又略带甜蜜的普通话，颇受孩子们的喜爱。儿子不曾见过我的启蒙老师，如果见到，可能会让儿子留下更多的疑惑。

那一宿我们是在老家度过的。妻儿熟睡之后，我披衣走进耳房，一阵翻箱倒柜，找出几册儿时用过的课本。课本上，几乎每页都趴着一些歪歪扭扭的汉字，现在正以自己的丑态指证制造它们的罪魁祸首。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的第二页，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刘星元”三个字横向排列，字体规规矩矩，说不上好看，但至少不丑。它们并非出自我手，而是黄老师写上去的。刚入学的孩子，许多还不会写自己的姓名，黄老师就会帮他们在课本上写下来，以防丢失。黄老师那时也就二十岁左右，从师范学校毕业没几年，受学校委派负责教学点的所有事务。一名教师、三间瓦房、七八个学生，这几乎就是教学点的所有资产了。在这里，他既教语文，也教数学，还带着体育课，在我们心中简直无所不能。

许多年后回想旧事，我很庆幸自己在启蒙之时就遇见了黄老师。这么说并非是因为在他的教授下我的学习成绩如何优异，事实上我一直稳居全班倒数第一，经常遭受黄老师的“特殊教育”。让我感到庆幸的事与成绩无关，而是他让我第一次听到另类的说话声音——入学第一天，黄老师就用我从未听过的一种腔调说话，那种腔调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和所有我认识的人，一类就是黄老师。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说话的声音腔调会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我以为全天下的人都如我一般，因为我们村的人、我住在其他村的亲戚以及我偶尔遇到的陌生人，他们都是像我这样说话的。

此后的三个月里，黄老师就这样用自己独有的腔调与我们交谈，给我们讲课，带着我们读生字和课文。两年之后我才知道，黄老师说话的腔调有个专有名词：普通话。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黄老师的普通话其实并不正宗——他的腔调里夹杂着我们这儿的土话，显得那么拙劣、蹩脚，但对当时从未接触过普通话的我而言，它是闪电，是惊雷，是灌顶的醍醐，亦是稀有的神启。黄老师用自己独特的腔调，填埋着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鸿沟，牵着他的学生从方言深处出发，一路颠沛，终于窥见了普通话的玄妙。

二

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孕育出弑父情结，他们在“父亲”的庇护下不断成长，直至聚集起自以为强大的力量，就开始倒戈，向着往日宣战，毫不留情地反抗“父权”。自从识破黄老师说话腔调的秘密成分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我如某些动物族群里夺权成功的年轻英雄，对败于手下的倒台霸主有了轻蔑之心。在县城读高中时，有一年春节，在街上很巧地遇见了黄老师，他正与一位陌生人交谈，我从一旁经过，听见他依然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与当初教我读书时一般无二，丝毫没有长进。我当初对这种腔调有多崇拜，那一刻就有多反感。

我反感的其实并非黄老师这个人，而是一种如传染病般的现象——大约是在2000年之后，我们这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往外跑，他们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去许多我听过和没听过的地方讨生活，在那些我从未去过的城市里做流水线工人、保安、保姆和更多我不了解的工作。他们如反季节迁徙的候鸟，春节一过就成群结队地去了远方，一到腊月就陆陆续续地赶回老家，将远方各种味道的零食、各种款式的衣服以及各种蹩脚的腔调带了回来。他们带回来的所有东西都似乎给自己镀上了一层金，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到了第二年，又一批年轻人随他们走向了远方。年复一年，乡下的年轻人逐渐减少，村庄越来越有被搬空的迹象。向城市聚集是大势，是大势就不可阻挡。事实上我并不讨厌这种潮流，不但不讨厌，我甚至期盼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还为此试图说服我父亲同意我辍学，却被父母训斥了一顿。是的，我羡慕那些走向远方的人，但我却讨厌他们口中蹩脚的说话腔调。他们在乡村客车上说，在村子里说，在任何想要显摆的地方说，似乎不说这样的话就不能证实自己在外见了大世面。他们的言语虽然披着普通话的外壳，但内里还是方言，显得那么别扭。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像他们那样，于是我刻苦练习说普通话，并对那些假冒伪劣者嗤之以鼻。

高一那年，我拥有了一部卡带录音机，它小小的，恰好可以扣在腰带上。徐小凤、罗大佑、李宗盛、齐秦、水木年华……我从乡村音像店买来许多盗版磁带，用卡带录音机播放。那段时间，骑着单车时，我常将它挂在腰间，戴着耳机在乡间穿行，如一股自由的风。有一次突发奇想，我录下了自己的声音——戈麦的诗作《南方》，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首诗，我就这样录了下来，播放给自己听。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是说第一次客观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它如一个陌生人口中吐出的言语，生硬，刺耳，隔膜，压根儿就配不上这首美好的诗歌。这就是我的声音？我不敢相信。自负之心轰然倒塌，我终于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与黄老师、与那些打工者没有区别——我说的普通话也是蹩脚的。我没有资格嘲笑任何人，我得承认，那些被我嘲笑的人，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可能要比我好得多。我突然明白了在举办文艺活动时学校为什么会把我的诗朗诵拿掉。这件事影响了我很多年，多年之后的我依然不愿在公共场合说话，生怕有人循着腔调按图索骥，找到当年那个惶恐不安的少年。

三

我的乡党、旅居海外的作家王鼎钧先生，如今已是期颐之龄。数年前，我看到一段关于他的视频，他虽已年迈，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他聊自己的一本书，聊旧时的经历和感慨，内中多有豁达通透之意，令人感动。直至观毕视频我才发觉，老先生一直乡音未改，说话是与我一般无二的腔调。我看过他的履历——儿时蒙学于故土；少年时背井离乡，于战乱中四处流亡，用脚步丈量着万里山河；24岁时去了位于大陆东南的那座岛屿；51岁时走向了更远处，寄居于大洋彼岸。他这一生流浪、辗转、漂泊，一次次把他乡当作故土，故土却在空间上距离他越来越远。幸好，他说话的腔调始终未变——这是父母之邦的恩赐，是一个人活在世间的精神胎记。

王鼎钧先生在回忆录《昨天的云》里讲到我们这儿的一家三兄弟：王思璞、王思玷、王思瑕。 三兄弟曾在新式学堂读书，毕业后本可在外做官做事，但军阀混战，政局难安，前路渺茫，他们回到家乡办起了一所新式小学，学校设国文、历史、美术、音乐、劳动诸科，与当时本土的一些教育机构相比更为丰富全面。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许多自认为可取的新事物引入这方僻塞之地，注音符号、话剧、木刻、新式婚礼以及鲁迅、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在兄弟三人和其他乡贤的共同荐引下，新的风潮纷纷涌入，许多学生后来循着新风潮传播的途径一路溯源，在外面的广阔天地也做出了一番成绩。作为本地人杰地灵的证据，这些人的事迹至今仍被人讲述和传颂。

读到先生的这篇文章时，我25岁，早已不再刻意练习普通话。我于小城定居，和老家相距数十里，同属一个方言区，平时多用土语，不存在丝毫的交际障碍。偶尔也会出门走走，一头闯入别人的方言区，这时才后知后觉地想起应该转换腔调，将许久未用的“散装”普通话翻出来使用。彼时就在想，一百年前的王氏三兄弟曾携带乡音在外求学，又携着外面的事物回到家乡，那么他们回到故土之后，交际时用的究竟是哪种腔调？先贤们早已作古，见证人也多已西去，我没办法捋着这条线刨根问底，只是想说，当我产生这样的疑问时，脑中浮起了诸多人物的模糊轮廓或影像，这些轮廓或影像里似乎既有王氏三贤，也似乎有我的启蒙教席黄老师。

这样的想法有些可笑，但再仔细想想，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作为本地历史上卓越的教育家，王氏三贤引新风、树英才，所行之事固然大哉伟哉，但黄老师又何尝不是呢？他曾短暂窥见外面的风光，又把这风光讲给我们听——对幼时的我而言，这不也是乍开风气之举、初舐世界之措？引领时代的潮流往往被视为异类，常常遭受责难和打杀，据说王氏三贤初建新式学校时也曾遭受故老反对，因此略微收缩了课程范围，以便调处新旧矛盾。想必黄老师也曾受到许多人的责难或嘲讽，比方某个时期自大而又无知的我投向他的轻蔑目光，但他不为所动，一生始终说着蹩脚的普通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家乡独树一帜。现在想来，即便黄老师的普通话是“散装”的，是打了折扣的，但对刚刚入学的我而言依然是新鲜的、进步的、美好的，我应当庆幸，在恰当的时候遇见了合适的老师。

包括当年那些令我厌恶的打工者。在乡村客车上、在农村大集上、在春节返乡的人流中，他们操着同样蹩脚的普通话，与黄老师一样，他们亦该被视为这方贫瘠土地的先行者，引领时代之风吹向僻塞的谷地，我的老家这才渐渐有了新的模样。

四

方言与普通话之于我，一个似顽固的恶习，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拔除；一个如时髦的衣装，穿于我身总觉不洽。它们沿着时光的曲线与我并行多年，时时刻刻拉扯着我，想让我归附，我左右摇摆如墙头草。就这样，我的普通话里夹杂着诸多方言的词汇，方言里也同样混入了普通话的暗探，以至于我无论是讲方言还是普通话，都显得别扭和另类。

2023年的春天，我去一座一线城市学习，为期三个月。同学数十人，来自天南海北，大多数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相比之下，我的普通话土得掉渣，与同学交谈，会时不时顺拐出一些方言词汇，他们听不懂，需要再三确认，让我尴尬又自卑。像淡水鱼跳入海水或海水鱼跳入淡水，虽然都是水，但水与水的属性截然不同。这种体验令我不适，以至于那段时间，我不怎么愿意与人交谈，不得不说话时，也总是先打好腹稿，组织好语言，确保不闹出笑话后才说出一句普通乏味的话。班里有位同学来自贵州，在普通话交流上同我可谓半斤八两。我们两人虽然来自不同的方言区，但因为拥有同样的缺陷，同病相怜，便觉得亲近了一些。

我想起同为贵州人的远房婶子——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贵州这个地方，只知道她是我叔叔从遥远的南方带回来的。她的那种语言我们听不懂，我们的语言她也听不懂，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多大的事，但对她来说可谓人生巨变：她如小兽陷在了异族的领地，孤零零的，没有同类，没有盟友。她来到我们这里的头两年，我经常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某处发呆。到了第三年，邻村来了一位云南女人，贵州的语言和云南的语言并不相同，但因为共同的远嫁经历以及因此而来的诸多困扰，两人就玩到了一起。婶子也曾努力学习我们这儿的方言，但从故乡带来的方言桀骜不驯，像一头不屈服的困兽，虽经囚禁，却不改野性，婶子对本地方言的学习以失败告终。这些都是我少年时代的事了，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晃荡，对村子里后来发生的事多有不知。几年前有次回乡，我在院门前抱着儿子玩耍，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乳名，转头看去是一位中年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谁，但从喊我乳名这一点猜测应是我的长辈，于是与她聊了几句。我母亲听见了，从院子里走出来，请她到家里坐坐。直到这时我才知晓，她竟是我记忆里那位操着异地口音的贵州婶子。许多年过去了，关于她的记忆已经停滞，而她却悄悄跳出往事的围困，跳出语言的牢笼，学会了本地方言。在她与母亲交谈时，我仔细分辨她的口音，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区别不大，固然还有零星的不同，但那不同之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远嫁之人孤苦无依，如今再面对婶子，我的心态已经改变——语言上那点儿些微的不同，如她唯一残存的陪嫁品或唯一存活于世的亲人，伴着她熬过漫长的黑夜，踽踽独行，终于走出了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头的无人区。此时此刻，她当年一直想要摆脱的贵州方言已所剩无几，而这所剩无几的方言，或许已经成为她来自何方的凭证和与异乡生活谈判之后的底线。

周末的晚上，在这座城市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稀里糊涂走到了一所高校的门前，突然想起我初中同学孙府国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当年孙府国考上这所高校，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件大事，那几年他的故事常被乡党们拿来激励孩子。孙府国毕业后留在了这座城市，他放弃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一直从事程序开发和维护工作。2018年春节，我去他们村走亲戚时见到了他，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此时想到他，就给他打了一通电话，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他还在公司加班，等他忙完手头工作赶来与我会合时，已是半夜十一点。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开在小巷里的烧烤摊前喝酒聊天，一直熬到凌晨三点才各自离开。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俩聊天时使用的竟都是普通话，不同的是，我的普通话依然拙劣，孙府国的普通话却流利异常——流利到寻不着一丝乡音。两个发小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家乡话，在异地模仿别人的语言交流，这未免显得可笑，然而当时可笑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自然而然，理所当然，谁都没有感到诧异、提出异议。灯火通明，凸显着这座城市的壮阔，此间距离我居住的地方不远，我一个人往回走，途中与数人迎面相遇又擦肩而过，彼时蹦出一个想法——只要我不开口说话，他们就看不出我是个外乡人。

城市如海面上不断转动的漩涡，永远饥饿，始终保持着贪婪的进食状态，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来，在此谋食、谋利、谋名，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滞留者。据我所知，我的很多乡党都在这座城市里谋生，保安、保姆、厨师、修理工、公务员、快递员、服务员……他们职业不同，却拥有着相同的籍贯。我老家邻村有几个建筑工人，常年在此工作，只有春节时才回乡，我在此地的三个月，见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建筑物，说不定其中几座就是他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对我们那个小地方而言，在此谋生的乡党们数量庞大，需要以万为单位计算，但对这座无限臃肿的城市而言，他们只是零星之物，如一把沙子撒入一片沙滩，似小剂量的异色液体倒进大江大河，之后就无影无踪了。况且，如我的同学孙府国一般，一些人出于方便交际或更深层次的目的，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口音，自愿去归顺城市和被城市同化。我就这样在城市游荡了三个月，可直到临走时，也没有听到自己发出一句来自我故乡的声音。

三个月后，我的学习告一段落。坐高铁一路南下，从邻市下车，坐上了去往我定居的那座小城的客车。小城正值阴雨连绵，从车站刚出来，四五辆载客三轮车就围了过来，询问载客价格，竟然远超平日，我才猛然想到，自己的躯体虽已离开那座一线城市，可语言依然还陷在普通话语境中。于是将说话腔调换作土语再与司机议价，果然就便宜了不少。我缩在车子里，沿途打量着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小城，三个月未见，它没有任何变化。其间路过了几条狭窄的街巷，时不时会听到交谈声、叫卖声、争吵声……这些浓郁的土话，让我感到莫名安心。方言也是一种故乡，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到家了。

五

我在读一部书。这部于2012年12月出版的图书，是本地学者编撰的方言志，皇皇数百页，按照不同的属性将本地方言细分为三十四类。譬如，将语音分为单字音系、同音字、异读字音、特殊字音、音变……将词汇分为天文、地理、时令、称谓、器具……将语法分为构词语素、名词语缀、动词重叠式、形容词生动形式、句式……书的后半部分，编纂者附录了与本地方言有关的歇后语、谜语、谚语、儿歌、民谣，他们甚至还节选了某部作者至今存疑的古典巨著里的诸多段落，用以佐证这部书乃是本地人所写。

剔除为一方水土美言的功用目的，这部书令我震惊。身为书中所述方言的使用者，我从未意识到，本地土语竟然如此丰富。书中的许多词汇，我依然整日挂在嘴边；还有一些，我需要用记忆搭桥，在久远到儿时的语库里翻找。至于那些我从未用声音描摹过的词汇，想必它们曾活在这方土地上更为久远的时代，在我初临人世咿呀学语时便已落幕，不曾与我相逢。

事实上，我早就已经意识到方言词汇正在不断丢失。许多次与长辈们交谈，面对他们说出的一些词语，我竟一时恍惚，理解不了它们的含义，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继而想起我的孩童时期，那时候这些词语曾那么鲜活地蹦跳于我的舌尖，而现在舌头掌握的土语技艺正在逐渐退化。审视自身，我发觉很多方言词汇之所以丢失，其实是自己有意为之——我用了普通话语系里的同义或近义词代替它们，替身逐渐成为本尊，而本尊却已失去价值。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方言词汇被丢于四野或束之高阁，不再与我们的生活构成密切的关系。再读那本方言志，愈发觉得纸上的文字只是对语言的模仿，徒有其表，难述其神，远不如活在口齿间并被反复使用的语言生动。即便如此，这部书作为本地方言的纪念碑，依然值得我仔细阅读，好好珍藏。

时代变了，那么快。在我周围，新一茬的孩子几乎没有说方言的，他们自娘胎里听的就是普通话。年轻的父母们刻意隐去了自己的方言，以纯正或冒牌的普通话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孩子们自始至终都未受到另一种腔调的干扰，说的普通话干净利索，全国统一，听不到一丝与籍贯属地相关的破绽。我儿子亦是如此——只要有他在场，我与妻总是会刻意用普通话交流，生怕他因与同龄的孩子腔调不同而被冷落和排斥。事实上，这样的顾虑不是没有实例支撑的：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里转来一位孙姓同学，他是南方人，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就带着他回到了娘家。孙同学说的方言我们听不懂，就有同学嘲笑他，给他取了个“小蛮（方言读mao，平声）子”的绰号，他顶着这绰号在此生活了数年，始终融不进我们用土语搭建起来的友谊圈。头一回为人父母，在育儿方面毫无经验，忆起孙同学的故事，愈发不敢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我只能趋同当前的育儿大势，生怕标新立异会给儿子以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回想少年时代，我曾刻意逃避方言，然而它那么顽固，即便守地渐失，但最后的根系深抓乡土，始终如一根尖锐的楔子扎在我的喉咙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只要这方水土还在，自这方水土里孕育的乡音就在，然而到了我儿子这一代，普通话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霸主，它居高临下，摧枯拉朽地蚕食着诸多方言的领地，根本就不屑在同一层次上与对手谈判、博弈。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科学之理，亦是人文社会之理。我在想，再过些年，方言和乡音会不会只留下一些文字资料，而它作为人际交流的语言功用将会彻底不存？即便仍有土语，也不过会被视为旧日语言的遗老和活化石，于保护传统事物的呼吁中，随着时光逐渐消弭。多少方言辞故土，儿童几辈换乡音——经历告诉我，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丢弃掉自己从籍贯和母胎里带出来的语言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