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2026年第2期 | 薛舒：是草头，是紫云英（中篇小...
作者简介：薛舒，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著有小说集《成人记》《最后一棵树》，长篇小说《残镇》，长篇非虚构“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等二十余部。曾获《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类文学排行榜。部分小说被译为英语、波兰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等发表或出版。
天色向晚，高架桥上车流如梭，霓虹灯次第亮起。远处，黄浦江东岸，六岁的东方明珠闪烁着绚丽的七彩光芒。我的脑中，却重复着十三年前的那一幕：手风琴轻快悦动的旋律响起，我们举着汽水瓶，唱着那首流行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歌。歌声中，我们并不宽敞的教室成了一片无边的原野，麦田青绿、紫云英盛开，远处，风车正轻轻摇曳……
“格格班”
顾宣春的姐姐叫顾静秋。在我们刘湾中学，顾静秋是第一号美女教师。那时候我们不用“美女”这个词，暗地里，我们叫她“嗲妹妹”。“嗲妹妹”是黄浦江西岸的“上海人”，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黄浦江东岸的远郊乡镇中学，教初中物理。“嗲妹妹”美就美在样样生得小，小鼻子小嘴巴小眼睛，单看五官其一，都不算美。可她皮肤白，那些小物件凑在一张素白瓜子脸上，突然就相得益彰了，就楚楚动人了，就成“嗲妹妹”了，就和她物理老师的身份不怎么搭调了，倒像是那种喜欢在课堂上朗诵诗歌的语文老师，或者，浑身上下透着文艺气息的音乐老师。
“嗲妹妹”并不擅长讲课，她和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宋分别教我们初三年级四个班的物理课。老宋说，要是摊上顾静秋，你们就完蛋了。老宋这么说，并没有顾及我们班的顾宣春。胖大白皙的女孩坐在最后一排，不知道她是没听见老宋说她姐姐坏话，还是从老师嘴里吐出来的话她从来不听。那时候，她多半正对着一面小圆镜子咬牙切齿地揪眉毛。
顾宣春是插班生，据说在市区的中学复读了一年初三，还是没考上高中，她姐姐顾静秋就把她调到刘湾中学，塞进了我们“格格班”。顾宣春长得和她姐姐不像，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喧喧嚷嚷地挤在一张鹅蛋圆白脸上，漂亮得有些超标。论身材，用如今的尺码标准来说，顾静秋倘若是M号，顾宣春就是XL号。总之，顾静秋和顾宣春，姐姐是老师，妹妹是学生；姐姐漂亮，妹妹也漂亮，只不过，姐姐的漂亮带点小忧愁，像她的名字，有种萧瑟的秋意。妹妹呢，漂亮得大张旗鼓，也像她的名字，春天般的热闹。
“格格班”是老宋对我们初三一班不无讥诮的命名，虽然他教我们物理课，但自己任班主任的初三四班，却轮不到他担纲。也就是说，四班的物理课由“嗲妹妹”顾静秋教。谁都看得懂校长这么安排的意图，老宋也明白，但别人是看破不说破，老宋却从来都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实话的小孩。四十五分钟的物理课，前十分钟我们一准要听他抱怨，从数落学校领导有眼无珠开始，再数落我们学习不用功，我们的父母花钱养我们这群“假格格”坐在教室里浪费粮食和空气，直到最后回到他重申最多的那句话：要是落在顾静秋手里，你们的物理就完蛋了，好，今天我们讲电路的并联和串联……
老宋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老右派，在早年的运动中挨过整。他教我们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在刘湾中学所有师生眼里，他就是一个自视怀才不遇、藐视一切权威的古怪老头。可他教学水平高，校长也拿他没办法，在我们学校，他是唯一一个不怕在学生面前说同事坏话的老师。他说“张国成捣糨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对校长有意见了；他说“丁达脑子坏掉了”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对教导主任有意见了；他说“杜美珍门槛精，分班时一把抢下‘格格班’”时，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班主任有意见了。他好像对谁都有意见，可是我们都觉得，归根结底，他是对“格格班”有意见，他要借由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对“格格班”进行持续的打击。
老宋把初三一班叫“格格班”，其实是对我们的冷嘲热讽，我们都明白。可是我们都挺喜欢这个“别号”，要知道，我们班的“格格”之多，那是别的班所不能匹敌的。丝绸厂厂长的女儿常槿，肉庄经理的女儿江培培，刘湾中学政教处主任的女儿严佩琼，卫生院副院长的女儿……掰着手指头数数，足有十来个。我能进“格格班”，全仗我母亲，她是刘湾镇上唯一的五金电器商店经理，五金电器商店卖的可都是紧俏货，什么自行车、电视机、四喇叭录音机……我母亲掌握着这些时髦物资极其有限的配额。校长的儿子结婚，我母亲给他留了一张电视机票，校长儿子的婚房里就多了一台凯歌牌14寸黑白电视机……我就是这么进的“格格”班。除了“格格”，班里也有几位男生可称“阿哥”，高建军的父亲在南京的部队里当军官，向洪强的哥哥是锦江饭店的厨师长，还有，简博的叔公早年去香港做生意，简博就是港澳同胞的亲属，那时候，香港和澳门还没有回归，去一趟香港相当于出一趟国……可是，这又算哪门子的“阿哥”呢？什么南京、香港，天高皇帝远的，都不在我们镇上，并无实用价值。校长的儿子结婚也不可能到黄浦江西边的锦江饭店去办喜酒，倘若要办，你叫他大规模的农村亲戚怎么去吃喜酒？从刘湾镇出发，坐公交车，一路辗转三个小时，还要坐摆渡轮船过黄浦江，等赶到锦江饭店，菜都凉了。要不然，请常槿的父亲搞一部丝绸厂运货的大卡车，在车斗里摆上几十个小马扎，装上一车三姑六婆，一群“阿乡”进城，去锦江饭店吃喜酒……那场面，简直要笑死“上海人”。
那时候，刘湾镇上的人们并不把自己当上海人，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南远郊小镇上的我们是“乡下人”。只有生活在市区的人才是“上海人”，我们都把他们叫“阿拉”，因为他们总是口口声声自称“阿拉上海人”，而我们，被他们叫“阿乡”。“阿乡”自有“阿乡”的生存规则，“阿拉”来我们镇上，也得习惯我们的生活。所以，那些男生，有几位“外任”的父兄长辈，虽有头有脸，但也改变不了男生的地位，看老宋给我们的命名就知道，在我们班，“阿哥”的存在感远比“格格”低，近似于隐形。
“格格班”里除了“格格”，还有不少像严佩琼和顾宣春这样的教师子弟，说到底，我们班就是个关系班。老宋给我们命名为“格格班”的时候，我们还在念初二，没人知道“格格”是个啥东西。那时候，电视机不是家家都买得起的，也没有《还珠格格》之类的电视剧给我们普及清宫知识。只有老宋，毕竟在北京上过大学，肚子里藏着很多除了物理之外的偏门知识。就这样，我们在他整整一个学年的“抱怨”中知道了世上有一种公主叫“格格”，在刘湾镇上，我们就是“格格”一样的存在，虽然只是乡镇格格，但我们都很愿意当一个“公主”。私下里，我们相互称呼“培格格”“槿格格”“琼格格”……很不幸的是，我的名字叫“苏晓希”，我就是“希格格”，本地话，“嬉格格”是犯贱的意思。
有一天放学，“格格”们结伴回家，路过我母亲的五金电器商店，江培培喊了我一声“希格格”，我响亮地答应：哎——正好被站在商店柜台后面那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女经理听见。那天晚上，我享受到了一份边接受训话，边观摩吃饭的特殊待遇。我母亲让我站在饭桌跟前，她自己却和我父亲一起，又是喝绿豆粥又是敲咸鸭蛋。她断定我在同学中已经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原因，当然是自己不争气。她敲开咸鸭蛋的一头，剥掉顶上的蛋壳，喝了一口热粥，含混道：你老实讲，平常你是不是总一副“嬉格格”的样子？
我看着那只露出凝脂般蛋白的青色鸭蛋，摇摇头：不是的。
我母亲立即发出一连串脆亮的问号：那为啥人家叫你“嬉格格”？为啥你还答应得那么开心？你妈我是个要脸的人，你为啥就没有一点自尊心？我看你真的有点“嬉格格”！
说着，我母亲用一根筷子在咸鸭蛋的顶上戳了一个洞，红色的油“忽”一下涌出来，她赶紧凑上嘴巴，接住从蛋壳边缘冒出的红油。霎时间，我的鼻子闻到了浓烈的咸蛋黄香味，可是嘴巴却只能发出解释的声音：格格就是公主，我叫苏晓希，所以是希格格，常槿是槿格格，江培培是培格格……我母亲愣了一会儿，一时无话可说，端起碗喝了三口绿豆粥，而后抬头，突然厉声喝问：混账！谁教你的？
她下巴上蹭了一片咸蛋黄的油，我想提醒她，可是，此时此刻给我那很要脸的母亲提这事儿并不明智，所以我只能老实回答：宋老师教的。
宋老师？宋道庸？你们物理老师？我母亲把筷子伸进咸鸭蛋里使劲挖，蛋黄和蛋白落进粥碗，我母亲面前就是一大碗咸鸭蛋拌绿豆粥了，那香味简直要把我熏晕过去，同时，我的肚子十分诚实地发出了两声悠扬婉转的鸣叫。我父亲大概听见我的肚子在叫，这种时候，我父亲的耳朵总要比我母亲好一点，虽然他从不反对我母亲，但有时候，他会在我母亲“欺负”我的时候暗暗地帮我。我父亲很有策略地喝了两口绿豆粥，慢悠悠地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批评。
我母亲抬起下巴看了我一眼，朝我挥挥手，我知道，这是她表示赦免的习惯动作。我赶紧拿起我的碗，从锅里盛了一碗绿豆粥，敲开一只咸鸭蛋，把蛋黄蛋白一股脑全部挖进粥碗。正想喝粥，就听见我母亲说：要是再让我听见你们相互之间这么叫什么“格格”“条条”，我就去学校找你们班主任，让杜老师来处理这事！
我拼命点了点头，急吼吼把嘴凑到碗边，猛地喝了一大口稠稠的绿豆粥。啊！又香又暖。虽然我母亲对我很严厉，但我不能否认，她煮的绿豆粥，配上咸鸭蛋，就是世上最好喝的粥。我大口喝着咸鸭蛋拌绿豆粥，心里却想着，“格格”是公主的意思，“条条”又是什么？那不就是床单的花纹吗？我们家有两种花纹的床单，一种是“格格”，一种是“条条”，“格格”和“条条”轮番用，用到破了，我母亲就去布店剪一张新床单。新床单还是“格格”或者“条条”的花纹，但是，“格格”和“条条”的最大区别是，“格格”是公主，“条条”什么都不是。
物理课
其实，我们都挺希望“嗲妹妹”顾静秋来教我们物理课，毕竟是“阿拉上海人”，长得还那么美。老宋物理教得好，可他是个五十岁的半老头，不好看、不新鲜，也说不出一口好听的“上海话”，每天还穿着同一件树皮色外套进课堂，我们关注的最大热点，就是他有没有请他的“家主婆”把开线的胳肢窝缝好。
本地话把老婆叫家主婆，在我们家，我母亲就是我父亲的家主婆。我一直不太明白，家主婆到底是指主理家务的老婆，还是当家做主的老婆。我母亲这个“家主婆”，肯定是当家做主的老婆，因为她手里有紧俏商品资源，就有人脉资源，有人脉资源，就有社会地位，所以，我们家大小事情都是我母亲说了算。在我们初三一班，也是女生说了算，不过，我们可不是“家主婆”，我们是“格格”，好几个“格格”还是班干部。常槿是副班长，严佩琼是每个月出一期黑板报的宣传委员，江培培是记录班费收支账目的生活委员。苏晓希也是班干部，苏晓希是文娱委员，因为我会拉手风琴。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母亲就逼着我去文化站副站长家里学手风琴，为了给我买一台60贝斯38键的百乐牌手风琴，我父亲和母亲花掉了两个人半年的工资。文娱委员的任务一年仅一次，就是在“国庆”文艺会演的舞台上表演一曲手风琴独奏，又轻松、又出风头，所以，我是最无所事事的班干部。至于我们班男生，仅有简博一人独占鳌头，从进入初中开始，始终保持着年级第一名，他是我们当仁不让的班长，还身兼物理课代表。可是简博再优秀，也只是独领风骚，他代表不了我们班男生的整体素质。
老宋却有些看不起我们女生，他上课前的开场白里，总是掺杂着对“格格”的各种嘲讽和挖苦，却从未听他批评过男生。我们不敢与他针锋相对，但我们通过对老宋的观察，发现他身上有不少可以被我们拿来取笑的秘密。譬如，老宋的家主婆可能比较忙，他那件树皮色外套已经把他漏风的两腋展示了整整一个学期。老宋无数次捏着教鞭抬起大臂指向黑板上方的时候，我们无数次地欣赏到他腋下泄露而出的风景。冬天穿的毛衣，居然是紫红色，老宋把家主婆的毛衣穿在了自己身上？秋天是棉毛衫，深灰色，菊花牌的吧？一件四元五角，家主婆倒舍得给他买；春天是白汗衫，有些发黄，家主婆没洗干净……天气渐渐变热，终于有一天，老宋脱掉树皮色外套，只穿一件衬衫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这才发现，除了胳肢窝和家主婆，老宋身上再没有别的让我们有兴趣探索的秘密了。
可是顾静秋不一样，从三月开始，“嗲妹妹”的着装就频繁变换。胸口绣大串葡萄的青莲色外穿毛衣、天蓝色掐腰拉链翻领两用衫、黑色小喇叭裤配紫红搭袢皮鞋、藕色碎花百褶裙……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三班和四班的同学远比身在“格格班”的我们要幸运得多，他们两个班的物理平均分的确没我们高，可他们每个礼拜至少有九十分钟时间可以近距离欣赏“阿拉上海人”的新潮服装表演。当然，我们更羡慕同班同学顾宣春，她每天都和姐姐一起吃饭，晚上住在姐姐的教工宿舍里，甚至可以和姐姐换衣服穿，尽管目测姐姐的衣服装不下她胖大的身躯。可是，为什么顾静秋的妹妹是顾宣春而不是我们呢？倘若把“嗲妹妹”的衣服给我们穿，除了顾宣春，谁都能穿下……我们在为那些漂亮衣服不能物尽其用而惋惜的同时，总还要替自己觉得不公。于是，我们更是深以为，顾静秋远比老宋更适合当“格格班”的物理老师。
有一天，老宋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花布袋子来我们班上课，他一站上讲台，照例先花十分钟骂了一通食堂的饭菜和总务主任，又贬低了一通我们这群假“格格”中悄然滋长的虚荣与浮夸之风。接下去准备进入正课，却见他络腮胡子包围的嘴角往上一翘，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别以为我们四班没有“格格”，我可不像杜美珍那样爱显摆。
槿格格、琼格格、希格格们不约而同地扭头互视，目光里满含显然的惊愕和隐约的不甘。可老宋硬是没有透露他们班的“格格”到底是谁，紧接着就开始上课了。那节课讲的是自由落体定律，老宋从花布袋子里掏出两个铅球，举到半空：我问体育老师借了两个铅球，一个是男子组比赛用球，一个是女子组比赛用球，两个铅球重量不一样，现在，请大家仔细看好了。说着，老宋手一松，不到半秒，一记沉闷的钝响，铅球落地。老宋拔高嗓门问：你们说，两个铅球是同时落地的吗？
我们听见的是一记钝响，而不是两记，并且，小学时我们学过一篇课文，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往下扔铁球，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例”的学说。所以，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
老宋两眼一眯，射出两缕窃喜的光芒，同时伸出大手朝空气中劈了一刀：错！老宋的好心情使他宽阔的黑脸上浮起了狡猾的笑意：你们被伽利略骗了……老宋素来热衷于批驳权威，他当然敢说伽利略是错的，不过我们都觉得他这回牛吹得有点大，难道他比伽利略还正确？说伽利略错了也就算了，伽利略是外国人，我们管不着。问题是，小学教科书难道也错了？
老宋看着我们五十张迷茫的脸，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只挤扁的毽子，理了理坍倒的鸡毛，拔出一根，随后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个铅球，而后，一手拿铅球，一手拿鸡毛，高高举起。在全班五十双眼睛的见证下，老宋放开了双手。
又是一记沉闷的钝响，铅球瞬间落地，那根鸡毛，却还在悠然自得、左顾右盼地往下飘。当鸡毛终于触及地面的那一刻，老宋用更为高亢的声调朗朗道：铅球重，鸡毛轻，那么，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例，你们看见了，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伽利略错了，是不是？
眼见为实，伽利略错了，老宋果然比伽利略更正确，我们谁都不敢想象，教科书居然也能错。我们跟随着老宋的实验见证了真相的诞生，我们因此而怀着五十颗兴奋的心，用几乎穿破屋顶的声音回答：是——
老宋终于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再一次举起巴掌，往空气里狠狠一劈：错！
那堂物理课是我初中阶段印象最深的一堂课。就在这堂课上，我知道了万有引力与物体的质量确实没有直接关系，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往下扔两个铁球的传说，只是传说而已。老宋说，伽利略难道没想过，把一个铁球和一根鸡毛同时往下扔，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自由落体运动的实验，只有在真空中进行，才能得到正确结论。
下课后，我们纷纷挤到讲台边去看本就裂纹斑驳的水泥地上的两个坑，铅球对地面的损坏使老宋的教学效果尤为显著，我们深深地觉得，为证明“自由落体定律”而付出一些代价，那是完全值得的，科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科学的发现必须伴随着水泥地的牺牲。
正当我们对老宋产生些许折服之心的时候，却听人群外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四班的“格格”是谁，你们晓得吗？
顾宣春站在被铅球砸出的凹坑外围，用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我们这才想起来，老宋在进入正课前宣布过，四班也有一个“格格”。
你认识四班的格格？她是谁？我们争相问。
顾宣春大眼睛一翻，露出三分之二眼白：养鸡场副场长的囡恩（女儿），乡办的养鸡场，副的，不是正的……
顾宣春带着“阿拉”口音的上海话使她语调平淡的陈述句充满了不屑的意味，很突然地，我们就对她颇有了些意见。虽然我们还不了解四班的新格格，但作为“乡镇格格”的一员，我们都听出了顾宣春话语中的蔑视，那简直就是对“格格”群体的集体羞辱。养鸡场怎么了？乡办的又怎么了？“上海人”不要吃鸡？不要吃鸡蛋？你吃，你就得承认养鸡场很重要……再说了，顾宣春虽是来自黄浦江西边的“阿拉”，但她学习不如我们好，她是复读生，已经复读了两年。她的确长了一双好看的大眼睛，可她的眉毛都快被揪没了，还烫头，尽管只烫了刘海，但是，中学生不允许烫头，她违反校规校纪，她姐姐难道不管……那会儿，我们都默默地认为，顾宣春与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格格”，虽然我们是同班同学，但我们终将“道不同而不相为谋”。
新“格格”
“格格”们商量好了，找某一天的午休时间，去初三四班看看新“格格”长什么样。虽然顾宣春已经宣布，新“格格”是乡办养鸡场副场长的女儿，但我们还是很好奇，凭她“格格”的身份，怎么没进我们一班，而是沦落到四班去了？
这么一说，我们就想起来，上学期，初三全体同学参观过一次养鸡场。刘湾镇上的养鸡场，是上海东部远郊的第一个机械化养鸡场，那天，我们见识了世上最多的鸡和鸡蛋。那些披着彩色羽毛的鸡被关在长排笼子里，挤挤挨挨的，脑袋和屁股保持着统一朝向，一眼看去，长排笼子里的队伍远比我们参观的队伍整齐。机械化的部分主要在笼子两侧，一高一低两条移动槽，高的是食槽，低的是蛋槽，地上还有一条并不移动的粪槽。五颜六色的鸡们训练有素地从笼子里伸出脑袋在移动的食槽里啄食，它们一边吃饭，一边拉屎，一边下蛋，粉红色的鸡蛋和黄黄绿绿的鸡屎一齐挤出它们的屁股，鸡蛋滚进蛋槽，鸡屎从笼子的空隙掉进地上的粪槽。鸡蛋缓缓向前移动，移动的我们跟随着移动的鸡蛋缓缓前行……跟在队尾的杜美珍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看看，这就是机械化，都看看，等到2000年，“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那该有多么壮观！
有男生问：杜老师，机械化养鸡场算“四个现代化”中的哪一个现代化？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