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5年第8期｜刘伟丽：我的大文豪邻居
我和米歇尔·韦勒贝克先生的初次邂逅，是在电梯过道里。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米歇尔·韦勒贝克何许人？他是法国无人不晓的大文豪，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这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怪人，他经历过几次失业和结婚离婚，曾陷入抑郁症，还几进几出精神病医院。但他从事文学创作，却一路高歌。一九九一年，米歇尔·韦勒贝克出版了洛夫克拉夫特的传记《对抗世界，对抗生活》，广受注目，接连获得了重要的法语文学奖。一九九八年他撰写的半自传体小说《基本粒子》大获成功。二〇一五年，米歇尔·韦勒贝克获得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奖。二〇一八年他的小说《地图与领土》获得法国最富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他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二〇一九年元旦，法国总统马克龙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与此同时，米歇尔·韦勒贝克也被舆论认为是法国文坛的“坏人”，一位法国社会的挑衅者，一位极右主义的鼓吹者。他因对宗教的多次言辞挑衅，而被民间机构起诉。多年前他出版新作《一个岛的可能性》时，拒绝了让其功成名就的出版社而另择新主，被人诟病为过河拆桥、唯利是图，也被法国人戏称为“文学界的齐达内”。
无论褒贬，法国人基本认可米歇尔·韦勒贝克是继加缪之后，将法国文学重新放到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作家。
很巧，我和米歇尔·韦勒贝克先生都住在离巴黎意大利广场不远的同一栋楼里，而且还是在同一层楼面。楼层的走道呈U字型，他家和我家在U字的两个“端点”上，坐电梯就在U字的“底部”等候。这天，和往常一样，我轻轻带上门，走到过道尽头处等电梯，只听见楼道里一串窸里窣落的钥匙锁门声，接着，一个矮小的男人悄悄地出现在我身旁，无声无息，像个幽灵。他的脸有些熟悉，在电视里时常能看到。这正是刚搬来不久的大作家米歇尔·韦勒贝克，我还是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看他。
米歇尔·韦勒贝克先生衣着普通，不拘小节，似乎有些羞涩拘谨，脸上甚至有一种冷淡痛苦的表情。这是一张被哀愁笼罩的脸，倒生梨脸型，突出的颧骨，尖而狭窄的下巴，瘪着嘴，有点硕大但很挺直的鼻梁，和那张灰黄清瘦的脸不太和谐。稀稀拉拉的几缕灰白金发，枯草般散落在他宽阔的前额。他垂着头，淡蓝色的眼睛里目光虚无缥缈，带着一丝倦意。一眼望去，目光呆滞、脸色暗淡的米歇尔·韦勒贝克，竟然给我一种像外星人走错地方，忽然闯入了人世间的感觉。
我习惯性地转过头，微笑着和这位陌生又熟悉的邻居打招呼：“您好！”
“您……好！”米歇尔·韦勒贝克先生用非常缓慢的语速回答我，他的声音有点古怪，那滑稽的样子差点让我笑出来。
法国邻居之间在等电梯时一般都会聊上几句，就算相互不太熟悉也是如此。对刚刚搬来不久的新邻居，老住户们会更主动一些，以示友好。在这栋以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命名的高楼里，我和我先生已经住了三十多年。我大方地先和他打招呼，并和他聊了起来。
“昨天在法国电视二台晚上八点的新闻里，我看见了大卫·普加达斯对您的采访，蛮有意思。”
“哦……是的。”他四十五度侧身看着我，用有点怯弱的、比常人慢一拍节奏的音调回答我，态度很真诚。
“全巴黎的人都在谈论您的新书《臣服》，我这两天也会去书店买来读读。”我接着又说。
“哦……是么？好的。”他的眉毛一挑，呆板的表情瞬间复苏。
我感觉他想表达什么，但他的声音却像一只被交织的丝包裹着的茧蛹，挣扎着，文字在舌尖上滚动，气流和节奏却跟不上来。米歇尔·韦勒贝克在失去了大部分牙齿的嘴缝里挤出来的几个字，也是一种精疲力竭的单一音调。
站在安静的走廊里等电梯，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法国评论中描述的米歇尔·韦勒贝克，正如他在闻名遐迩的小说《基本粒子》中的陈述。眼前这位五十多岁的清瘦中年“老”人，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外表木讷、眼色暗淡、神情忧郁，内心却极其敏感，他的思想尖锐，心中翻滚的思索热浪，就如西西里岛雪中喷发的火山熔岩。生活的孤独、家庭的离异、失业的无奈和社会的遗弃，就像一张巨大的黑色之网，笼罩着他，笼罩着这个浑浊、动荡的名利世界。他小说中的人物渴望着爱情和幸福，却情不自禁对生活产生恐惧、疑问和无奈。
终于，繁忙的电梯停到了我们这一层，他微微抬起胳膊示意说，“您先请，夫人！”我俩走进电梯，一片寂静，我仿佛都能听到对方胆怯、不自然的呼吸。在电梯里的镜子中，我又打量了一下这位获得过众多法国文学大奖的著名作家。弱不胜衣的米歇尔·韦勒贝克穿着一件深色帕卡短上衣，不知是电梯里小探照灯似的直射灯光和三面不锈钢的颜色反差，还是上海女人有点洁癖的直觉，我发现眼前这位不修边幅的文学“大侠”，胸前的衣襟竟然非常油腻，身上还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留尼汪咖喱饭的味道，掺杂着留尼汪特有的鲁加伊香料的气味。我竟然产生了孩子般调皮的念头：如果在他粘着油腻的前襟划一根火柴，他的衣服一定会着火吧。就像好莱坞巨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他主演的西部牛仔大片中经常出现的经典镜头，指尖上的火柴在身上划一下，火焰顿起，然后很酷地悠然点燃叼在嘴上的雪茄……
想到这里，我心头一乐，此时电梯已到底层大堂。像很多法国人一样，走出电梯后，我们礼貌性地互道再见，并祝愉快。
两天后，二〇一五年的一月七日，就在米歇尔·韦勒贝克的新书《屈服》上市当天，在巴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震撼的恐怖案件。数名伊斯兰教极端恐怖分子分头行动，其中两名身着黑衣的蒙面男人，手持AK-47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 闯入巴黎尼古拉斯·阿佩尔街《查理周刊》的总部。这次惨案中，恐怖分子共杀死了八名记者、两名警察、一名看门人和一名访客，射伤了街上过路的十一人。《查理周刊》是法国一家出名的漫画讽刺杂志，因觉得米歇尔·韦勒贝克的《屈服》中有煽动“伊斯兰恐惧症”倾向，便将韦勒贝克用作本月当期封面人物。这是这起可怕的恐怖事件的诱因。
案发当天上午，我正在和一位法国公司的女总裁一起谈事，随后就在离枪杀案相隔两条马路的巴黎十一区一家餐厅一起用餐。走出餐厅时，突然听到枪声四起，只见大批防暴警察正守卫在附近每一条街的拐角上。两个神情紧张的警察把我们赶进餐厅，告诫我们不要出来。事后回想，非常后怕，感觉是和死神擦肩而过。除了惊恐、悲哀和愤怒，还有一丝庆幸，五味杂陈。如果再早几分钟走出去，也许就会成为枪下之鬼。感恩老天，在冥冥之中一定派了天使来保佑我。
《查理周刊》恐怖谋杀案在电视中直播着，人们的心像一根绷紧的琴弦。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好像经历了一次灵魂大地震。人们无法想象，在巴黎浪漫的天空下，竟会发生如此野蛮残忍的枪杀事件。一直争论不休、互相抨击的法国各党派，共同携手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走上巴黎街头。无以计数的人们手举着“我是查理”的A4纸，自发加入呼吁和平的游行队伍，抗议恐怖袭击。人们从共和国广场集合，穿过著名的以思想家命名的伏尔泰大街，汇合到民族广场。
那次恐怖事件之后，米歇尔·韦勒贝克似乎隐形了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在电梯里遇见他。
时光飞逝，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的大文豪邻居米歇尔·韦勒贝克先生，已经搬到隔壁一栋面积较大的公寓楼座。我们依然还是邻居，只是隔得远了些。偶尔在楼下的舒瓦齐大街上相遇，我们还会互相点头问好。听说米歇尔·韦勒贝克结婚了，新娘是位美丽的中国女性。他的好朋友，歌手、模特、法国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尼率先在社交网站上张贴了米歇尔·韦勒贝克先生与中国妻子在婚礼上的照片，并向他们发出祝福。婚礼上的米歇尔·韦勒贝格先生脸上露出了微笑，但不是那种开怀大笑，而是很有节制的浅浅的笑，让人无法揣知他的心思。
在爱情的陪伴下，不知这位大文豪还孤独厌世吗？也许，答案就在他近期创作的小说《血清素》中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里：
“不要害怕幸福：它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