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跨世纪诗歌现象考察
作为课题“百年新诗学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学案研究”主要是对1990—2017年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可以成为“学案”的现象、话题等进行梳理，挖掘、呈现这一阶段新诗史发展过程中一些新的内容与讲述之可能，为后来读者阅读、了解这段历史留下特定的资料与档案。
中国新诗进入1990年代之后，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诗歌确实无法像以往年代那样产生轰动的效应，不仅如此，网络技术的兴起也使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诗歌与以往年代的诗歌在阅读、传播、评价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前提下，传统的诗歌史讲述对于1990年代之后的新诗发展显然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固有的资源和经验。需要指出的是，承认这样的背景并不是否定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成绩，而只是提醒我们以新的方式和角度去正视其历史，以求得更好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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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前辈先贤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中开创的“学案体”珠玉在前，加之笔者曾参加《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1980至1990年代”的写作（该书于201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夏天最初接受这项任务时并未感到什么压力。然而，一旦具体介入时才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1990年代以来”是“百年新诗”的晚近阶段，同时也是跨越两个世纪、媒介传播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段，有关它的讲述首先面对的难题除了正在行进、需要不断沉积的历史本身，还有置身其中的写作者本人。相对于百年新诗其他时段那些往往已获稳定评价的潮流和现象，“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如何从容立“案”？又如何在描述自身起承转合之余，呈现自身特殊性的同时和整体保持一致？其最终完成会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以一种新的观念完成一次新的“历史讲述”，并随着实践的展开，不断丰富自身、超越刻板的印象。
经过数次讨论与磋商，我们为本书所立的“学案”及其书写确立如下的“基本标准”：其一，在对象上，是选取那些持续时间较长或至少有一定时间跨度的、产生一定影响的、具有争鸣性的诗歌现象、潮流以及事件。其二，在讲述过程中注重“学案”的起承转合和来龙去脉，以丰富的资料和相对独立完整的叙述梳理，呈现事实、还原历史并进行必要的评判。其三，更为精细与宽博的打捞与捕捉，力求呈现一段“新的历史”或者是“别样的历史”，为后人阅读、了解这段历史留下详细的文本档案。以《“席慕蓉现象”述析》和《“汪国真现象”与当代诗歌的传播和接受》为例：从当年曾经传诵一时、热闹非凡，堪称当代诗歌出版“神话”，到后来无法进入正统的诗歌史甚至被学界许多人士认为过于通俗，将两者列为“学案”，自是有助于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当历史的帷幕再次徐徐打开，我们不仅看到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港台文学在大陆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中热播、热读的状况，而且还可以看到当代诗歌的生产、传播和阅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化转型”“文学市场化”的兴起以及诸如出版家杨光治的眼光与推动等，都是两者成为“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梳理二者的历史，其意义和价值就不仅仅在于一种简单的还原，更在于多年后回望中的总结、“发现”与重新面对。
在“基本标准”之外，我们还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学案”研究很少涉及个体意义上的诗人诗作；“学案”的讲述同样在整体顺序和具体叙述过程中遵循线性时间逻辑；“学案”的具体起止点可以适当“前置”与“向未来开放”、不同类型的学案可以使用新的研究方法等具体的写作经验。以《华文青年诗人奖与新世纪诗歌的发展》为例，这个自2002年开始筹办、已持续20年的诗歌奖项，以其时间长、获奖者多、形式独特、可持续性长而在诗坛产生重要影响。时至今日，“华文青年诗人奖”已连续举办19届、评选出60位青年优秀诗人，为当代诗歌发展特别是青年诗人的发掘与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具体运行模式而言，“四个一”评奖模式即除评奖本身之外，每年评选出来的“华文青年诗人奖”入选作品会结集出版一本诗集；排名前三位的获奖者之一会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驻校一年；驻校期间，诗人会与在校学生座谈并在离校前对其创作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也堪称一个创举。所以，梳理历年评奖过程、总结其评奖机制与特色等，不仅可以看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不同面相与可能，而且还必然以资料性统计方法的融入，为当代诗歌研究提供新的经验。
标准的确立和经验的得出，意味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学案研究”是经过深思熟虑且真正进入研究内部的一次学术实践，而从目前取得的实绩来说，这种判定尚属中规中矩、实事求是。
02
本卷前后历时五年有余，完成时共收入“学案”36个、字数电脑统计近50万。可谓从不同方面记录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是多位研究者通过共同努力打造而成的结晶。
出于介绍的方便，笔者依据其表述形式在整体上将其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学案”是现象、事件型。这类学案主要包括《〈星星诗刊〉“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盘峰论争”始末》《新媒体时代海子的“再神话”》《“打工诗歌”学案》《“北漂”诗歌考》等，主要是围绕一个诗歌现象或是一次诗歌事件，还原其场景、再现其经过、介绍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这类“学案”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第二类“学案”是问题型。《“先锋诗歌”的历史探源——兼论198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批评》《“新诗有无传统”的跨世纪争鸣》《中国新诗经典化问题论析——兼及新世纪以来诗歌批评的考察》《“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对新世纪中国诗歌的一种考察》《当代语境中的“诗歌地理”——从命名、批评到理论的建构》等在总体上可归入这种类型。这类学案同样也依据现象但前后往往跨度较长、具有连续性的特点，需要在解读概念和命名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过程性的梳理。这类学案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涉及面更广，在书写过程中也更具理论批评史的特征。
如果只是强究于每一个学案的特殊性，那么本卷所收内容当然还可以归纳出多个类型，只是限于篇幅的缘故，不再一一赘述。值得指出的是，相较于“百年新诗学案”其他各卷写作，本卷就完成状态来看在整体上还是显得有些“分散”甚至是“零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除时间上的近距离使其缺少相应的积淀、使之无法像更为遥远的诗歌那样已呈现清晰的线索和可资参考的定评之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时代性、流动性、开放性以及文化性的特点也是其“各自为战”的重要原因。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由于纯文学式微和各体文学竞相绽放，在很多时候是通过汲取某种资源或经验拓展自身的。为了维系自身的发展，文化研究、社会学理论以及源自文学整体和其他文体创作的概念，都可以以“拿来主义”的方式置于这一阶段诗歌的命名与批评之中。“叙事”“经典化”“底层”“伦理”等都可以成为诗歌移植外部力量、维系自身延续与发展的动因。与此同时，网络新媒体以技术力量介入当代诗歌，既改变了传统诗歌的阅读、传播与评价形式，同时也在逐渐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网络时代的诗歌因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和大众参与度的大幅度提升，会很快产生某种“热点现象”或“热点事件”并在逐步传播中，跨越诗人、诗作与诗艺层面。对于上述现象或曰问题的描述，不仅需要熟悉相应的历史、具有宏阔的视野，更需要有掌握更多的知识细节、层层剥离的实践能力，而“走向文化的诗学”正是这个时代诗歌的生动写照。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趋势，客观上对撰写者提出更高的写作要求：既要肩负发现的使命，又要在求新的过程中完成学术历险，“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学案”对于晚近及至正在行进历史的书写，决定其必须深入时代，在探寻与时代有效对话的同时实现一种“有效的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