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史观载问题，文学答辩的新径
文史随笔的写作，窃以为作者的史观和问题意识是两个最为重要的选项，最后才可能是材料、结构和文笔。作家何大江的《成都风物诗记（中英文版）》从20件和成都相关的文物或古迹中抽取一些或公众有思考或专家有深入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和文学性的“答辩”，体现出的历史观值得称道。
“问题意识”的“问题”设定
何大江在本书中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并不深奥、刁钻、另类，或者为了标新而立异。而是于众人司空见惯与习焉不察处，冷不丁地反问一句。这些问题的设定，主旨或者说核心，皆在为上古蜀地的神话传说祛魅。比如，“五丁开山”的“五丁”，并非五个大力士，实际上是古蜀国工程兵部队的隐喻，他们有可能被分编为五支部队，然后由出任部队的五位首领来代称“五丁”。按现代工程学的理解，这个“五丁”也可能是“五个施工队长”的代称。这样的解释，一方面避免了继续堕入上古神化历史的坑，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在今天继续人云亦云。
又如第三卷中《成汉俑：氐人之眼高悬时间隧道》一文中，对“纵目”的解释：纵目，其实是氐人“眼睛崇拜”习俗的曲折反映。考察与氐相关的文化、习俗、名人，都可以发现与眼睛崇拜的关联。为此，他举北魏名将杨大眼与兄弟杨小眼的故事来证明：杨大眼并非真的是眼大而得名，杨小眼也不是因为眼睛小而得名，而是和族人的大眼崇拜相关。
一些问题意识的形成，还和匡正与定误相关，这就显出研究性文史写作的重要性。针对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提到“杜少陵在成都有两草堂”的问题，何大江经过一番考证，认为：之所以有在宋代形成两处草堂的说法，应该是源于两首诗的误导，加之人们对方位的理解不同所致。
又如，关于大慈寺的叫法，老成都人叫它太子寺，这究竟是讹读还是跟太子有关？何大江认为，“太子寺”之“太子”，真跟一名“太子”相关，那就是新罗国国君圣德王金兴光的三王子，也就是禅宗七祖无相禅师。为了回避可能发生的王室内部纷争，他于开元十六年（728年）渡海来到大唐。“安史之乱”爆发时，他在蜀中访道，玄宗幸蜀后，题匾赐地，敕令无相禅师规制大慈寺。此外，针对“李冰引岷江入成都，为什么会分成两条河”这个问题，他分析，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或许就缘于，李冰是希望将一条河的风险由两条河分担，而把一条河的益处由两条河共享。这样的答辩，使神化了的李冰自天空降落，而具备了真实可信的人格力量。
另有一些“问题”，则可能为我们洞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如，他在第四卷中提出：圆寂于长安，玄奘灵骨怎么到了大慈寺？这就牵出了一段日军侵华、占领南京报恩寺并将玄奘灵骨据为己有的历史。日军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于1943年将玄奘灵骨移交，其中一份就留在了大慈寺。何大江注意到了主持灵骨分配的西充人白隆平，让这个隐藏在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首次站在了历史前台，使得这样的“问题”答辩妙趣横生。但遗憾的是，他并没能够深挖“白隆平这个小人物何以能成就这段大功德”的复杂幕后，使历史问题的文学答辩止步于事实和人物的深入解构之前。
文学答辩的大历史观
何大江在本书里对成都城市史的书写，体现了学者型作家必须具备的大历史观。一些史观，本身也是问题意识的一体两面，都需要作者给出文学性的答辩，这种答辩，除了勇气，也还需要智识。如，用怎样的历史观评价王建？他摒弃正朔和所谓的传承，尤其是重国祚而轻民生的史观，提出王建的历史功绩，正在于他给予了蜀地生民嬉游歌舞、吟诗作赋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比及同属“五代十国”时期其他战乱不止的正朔政权，王建的“伪僭”，又何足道哉。
大历史观的确立，还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中西视野。在第五卷中，何大江提出一个问题：马可波罗是个大“忽悠”吗？看上去是重复“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本质上是借此呈现作者的大历史观，即将特定的人物活动放在一个特定的中西交流的历史时空里来合理地设定而不是想象。假如“故纸里的证据”尚不能说明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那么，“质疑派的学者们只要放下偏见，像普通人一样读一读《东方见闻录》，就会被其中可与现实印证的巨大信息量及细节所震撼，而不得不承认：那是不可能依据道听途说编出来的”。
关于“夷夏大防”。他认为：“这是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视角，用轻蔑、挑剔的目光来审视其他历史主体。其实，把眼光放平就会看到：黄河上空的神灯，并不是唯一的光源。在中国西南方的成都平原，同样有一束光突破厚重云层，照彻远古的蒙昧。”又如，如何理解成都的石笋、五块石和支机石？它们和英国巨石阵一样，“都代表着人类在刚刚进入青铜时代那一刻对石器时代的回望与留恋”。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作者可贵的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的确立，还建立在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上。这一点，何大江在本书里更有令人称道的表现。对阻止张献忠从水路南下的名将杨展的评价，便展示了何大江文学答辩的水平。他不否认杨展的大志大才，但疏于防身，则是他的大缺点。另外，纵容儿子杨璟在泸州卫杀无辜普通军民，有教子无方、束军无能的责任。此外，杨展也未能避免南明文臣钩心斗角、武将互相攻杀的毛病，认为他攻打同为明朝猛将的王祥实在让人叹息。这样的客观评价，避免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使历史人物的时代性文学答辩，更真实、更全面和更准确，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新整体性思考这一段历史。
总体而言，本书选取20件和成都相关的文物或古迹，以文学性答辩的方式，展开对成都历史的线性阐释，除相当一部分陈陈相因、叠床架屋外，也贡献了很多崭新的人文思辨和哲学分析，其功不惟“弥合城墙砖缝里的时间断层”，也不单纯是以土腥气和民科学术气的考据与古人辩驳，而是以文学整合史学、史学兼及哲学思考的综合修养，刷新了对一些习焉不察的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维度，更杜绝了未来的以讹传讹。本书以中英双语配合的方式，也试图说明，这样的文学答辩，不仅需要及时给中国的读者看，也需要及时提供给英语世界的广大读者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