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国庆人物 | 当代爱国作家张大炯作品特刊

　　童年碎片

　　我的童年是在幸福中度过的，可在童年时期我并没有这样的感悟，兴许验证了老年人的话语。记得小时候，老年人常常说我混，没醒，不开窍，这些话语在我调皮的时候充斥我的耳边。我的童年是幸福的，这样的感悟是在走过童年，走过少年步入青年远离家乡，对往事的回忆和整理记忆的碎片中获得的。

　　我出生在一个职员的家庭，父亲是银行的普通干部，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高等级别。我出生的那年我们家居住在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中段的《同福里》，对面是历史上美国水兵在舞会上强暴中国舞女，有的舞女不堪屈辱跳下大楼，轰动舆论界的“景明事件”而扬名天下的《景明大楼》。《同福里》是20年代建筑的老式里弄，在半封建、半殖民化为特征的中国，当时建筑集约化的生活环境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人类历史上由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封闭的生活模式，向文明开放的社会化转变的一大进步。1954年，我们这个楼栋居住的人家整体搬迁，搬迁到我现在居住的武汉市江汉区《四明里》。

　　《四明里》位于武汉市最繁华的地段江汉路步行街的南端，鄱阳街与江汉路丁字形路口的交汇处，南连沿江大道的《武汉关》钟楼，北接中山大道·人行天桥，拔地而起的《四明大楼》是它的标志性建筑。《四明里》说起来是一个里弄，其实只有二栋楼房。一栋是中国建筑师在汉设计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也是武汉市当时较高的建筑之一的《四明大楼》，一栋是我现在居住的三层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据老年人侃聊，《四明大楼》是四个自封为开明绅士的资本家创办的四明银行，要在繁华的金融街设立汉口分行，请芦镛标建筑事务所设计，由汉协盛营造厂施工于1934年始建的。建成的大楼平面为梯形，立面无檐口装饰，一楼是四明银行汉口分行的营业大厅，故取名为《四明大楼》。我现在居住的欧式楼房是《四明大楼》的副楼，与《四明大楼》同时建成，房东是兴建《四明大楼》出资最多的刘氏家族。54年楼栋的居住人家整体搬迁，就是因为刘氏家族要求居住《同福里》的缘故，他们说《同福里》安静，更适合人家的居住，据我父亲说刘氏家族搬家的真正原因，是担心公私合营以后《四明里》住房面积大租金高，《四明里》《同福里》都是他们家的房产，所以他们选择居住《同福里》。我父亲从事银行的金融工作受惠于我的祖父，我没见过我的祖父，据我父亲说祖父活到35岁那年得病离开了人世，他们兄弟四人是我奶奶一手拉扯大的。

　　如果追宗求源的话，我的老家应该在武汉市武昌区的粮道街，独门独户的三层中国老式建筑，建筑大门的门楣上悬挂有《怀仁堂》的门匾，室外老槐树下有人工挖成的“沙井”，室内的陈设有电视剧《霍元甲》环境中的家具、字画、玩物。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类家事，包括我母亲、我奶奶和我们家族中的长辈。得知我们家这类往事，是开放那年一位远房亲戚回大陆探亲，我和他交谈的时候获得的。事后我问过我父亲，他只是点了点头。

　　我母亲家庭妇女，她嫁给我父亲是因为她的年轻和美丽。外祖父是一位身材高大，性格开朗的精明人，据我母亲说外祖父开钱庄，她是家里的娇小姐，从我母亲保留的照片和娘家亲戚的交谈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由于我父亲工作的繁忙，特别是调到政府部门早出晚归，有时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童年时期我基本上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我和我母亲有很深厚的情谊。

　　我家兄妹五人，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我。我排行老五，最小，加上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把我看得很重。据我母亲说怀我的时候在桂林，生我的时候在武汉，出生前坐飞机从桂林回到武汉生产的。因此，童年时期当有人说我没坐过飞机的时候，我都会说：“谁说我没有坐过飞机啊，我是在我母亲肚子里坐飞机回武汉的……”我童年的幼稚和天真常常成为老年人的笑谈。

　　武汉市银行职工医院是我出生的医院，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全身黄黄的，是我大姐输血给我才得以健康，家里人给我取名除了学名以外还有一个雅号“石膏伢”。外人都不知道我的雅号，只有在我和我姐姐拌嘴的时候，她们才会用喊石膏伢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怨气。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活着应该排行老二。我母亲生下我哥哥的那年遇上抗日战争爆发，我父亲和我母亲带着大姐和大哥跟随银行转移到重庆，重庆虽然是大后方，但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出生才五个月的大哥因为患感冒在防空洞里不能去医院治疗，贻误了治疗时·间，他还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欢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为此，我父亲常常叹息：“可惜了，可惜了……”有时我也能听到父亲和母亲的相互埋怨。我们家孩子多，除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生育无须计划，生育的多少根据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希望得到一个男孩，于是就生啊生啊生，直到有了我。

　　童年时期我居住在《同福里》的很多往事已经淡忘，只有二张照片、两个故事、一件伤心事记忆犹新。仿佛像储存在记忆硬盘里的文件，回忆的鼠标轻轻地点击，它就会展现在我的面前。

　　一张照片是署名《汉口启新》照相馆的布纹照片，是我满一百天的纪念照，照片的正中是我穿着连衣开裆裤，坐在竖起的活动摇篮里人物的全景照片。肥嘟嘟的小手像藕节，龙眉大眼，圆圆的腮帮长满肉，只要你注意我的小哨还露在外面呢，我母亲说我五大三粗。照片的四周裁剪成花边，照片的反面是我父亲“百日纪念”的题字。这张照片伴随我走过了春夏秋冬，走过了天南地北，装载着我对童年的回忆，装载着我对家人的思念。还有一张照片是用便携式120单反机拍摄的生活照，照片中我穿着旗袍，留着小平头，神态拘谨地站在《同福里》住户大门边的傻样。说起这件旗袍还有点来历，浅灰色对襟，我姐姐都穿过。在我没有出生之前，全家福照片中这件旗袍穿在我大姐身上，在大姐和二姐的合影中又穿在二姐身上，从我记事起就一直穿在我身上，据说是用我父亲的一件裘皮大衣改制的。穿在我身上的时候底边正好盖在我的脚面，如果再给我戴上一顶瓜皮帽的话，一定像现在的电视剧中描绘过去的小财主。当然，在我童年的时候我也穿过白衬衫、西装背带短裤、高筒白袜、黑皮鞋套装，从我三姐小时候的照片中就能看见我穿时的模样，我总是想如果再戴上一顶大盘檐的太阳帽，手里拿个擀面杖和手铐叉着腰，一定很像张乐平绘画的《三毛流浪记》漫画中旧时的警察。

　　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很多，有催眠的，有恐吓的，有童话的，有战争的，也有爱情的，留在记忆中永不泯灭的是“景明事件”，听这个故事出于偶然。我们家都是女孩，从小我都是跟姐姐们一起玩耍，她们跳橡皮筋我就给她们牵绳，她们演出我就给她们当观众，她们办食堂我就给她们喝稀饭，她们当医生我就给她们挨针。有一次我姐姐把我交给里弄里大一点的孩子们，大一点的孩子们带我到巷子口鄱阳街的马路上玩耍，发现马路边的水沟里有许多玻璃球，胆大的孩子就从水沟里捡起玻璃球平均分给大伙。鄱阳街是一条背街，在《景明大楼》门前与青岛路呈丁字形交汇，由于《景明大楼》是一栋机关的办公大楼，靠近《景明大楼》附近的鄱阳街和青岛路的马路边，停放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经常可以看见司机拉着橡皮管冲洗车辆，所以马路边的水沟十分清亮。捡起的玻璃球滚圆、光亮，球内有黄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花纹，大孩子说“花纹都是三瓣的，极品。”我不知道什么是三瓣，什么是极品，据经常玩弹子游戏的孩子说“所谓三瓣是指玻璃球内铸造的花瓣数量，三瓣为玻璃球中最高的级别。”没多一会一位司机找来了，问我们捡到他丢失的玻璃球没有，我们如数地归还给了他。年龄比较大的孩子要司机给我们讲故事，司机出于感激就给我们讲述了“景明事件”。讲的时间很长，好像从下午讲到快天黑，听到跳楼、死人毛骨悚然。说心里话，看见精致的玻璃球我爱不释手，归还给对方时心里真舍不得，因为当年我不过四岁。事后我告诉了母亲，母亲给我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有人从小贪针，长大贪银的因果关系，并告诫我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的做人道理，并说有出息的小孩从小要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抗美援朝”。54年还没搬家之前，我母亲上街去买菜，我一个人站在巷子口等候。青岛路有很多仓储公司，青岛路两侧的高楼基本上都是仓储公司的仓库，靠近《同福里》一侧是湖北省棉花公司的打包厂。所谓打包厂就是专门用于棉花收购、打包、库存、转运的仓库。马路上行驶的车辆不多，过路的行人也很少，我注视着母亲回来的方向。过了一会听到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呼唤，“小朋友，小朋友……”我回头循声望去。巷子口一侧的打包厂大铁门半掩着，打包厂内铺满了地铺，地铺上躺满了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有的解放军在睡觉，有的解放军在看书，有的解放军在下棋。盘腿坐在门口的解放军一边擦拭武器，一边向我打着手势小声地呼唤。童年时期的我认生，不熟悉的人我是不会搭理的，因为那个时期在我的意识里还没有解放军、普通人的概念，只有熟人、生人的区别，我站在原地继续注视着母亲回来的方向，最后吸引我的不是解放军的呼唤，而是他擦拭完毕组装好的机枪。我慢慢地向半掩着的大铁门靠拢，我问解放军是干什么的，解放军说是打坏人的。我问解放军怎么睡在仓库里不回家，解放军说刚回国还没有回家。我问解放军机枪能不能给我玩，解放军说如果我能背动机枪，机枪就送给我。我把机枪的背带套在脖子上，使劲，架在地铺上的机枪不动。睡着的解放军都围了过来，有的喊“加油、加油！”有的喊“一二、一二！”我的小脸胀得通红，很多解放军取下背包上的干粮袋，把小饼干倒在地铺上要给我，我说了“妈妈说人家的东西不能要。”擦机枪的解放军一边夸我是个乖孩子，一边把小饼干装在我的小兜兜里。我不知道解放军的饼干能不能要，我跑回家告诉母亲，晚上醒来时看见父亲和母亲在交谈，朦胧中断断续续地听到“志愿军”“抗美援朝”“回国”“住在打包厂”“叫他不要到处乱说”之类的话语，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好像那天晚上的灯光和平时都不一样，很特别。当年父亲和母亲交谈的情景至今只要我闭上眼睛都能体会到。当然完整的“抗美援朝”的故事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讲解《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课文和影院里观赏《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电影中感悟的。第二天清晨我随母亲一起上街买菜，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过巷子口走过打包厂，打包厂的铁门紧锁着，我问母亲“解放军还在仓库里吗？”母亲说“走了，昨天晚上他们都走了。”我问“他们是回家了吗？”母亲说“嗯，是的，他们是回家了。”我又问“他们的家在哪？”我母亲蹲在我面前说“小孩子不该问的别问，解放军的事都是保密的。”我感到十分的奇怪，又问“什么叫保密啊？”母亲说我小不懂，等我长大了就明白了。我不能理解母亲的话语，从母亲的神态中我感觉到了严肃，点了点头。母亲牵着我的手继续在马路上行走，马路上行驶的汽车很少，行人也不多，马路、楼宇、树木像往常一样寂静。我低着头注视自己身上的小兜兜，第一次和解放军亲密接触的情景深深地刻录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童年时期我也有一件伤心的事，记得那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我午觉起床到《同福里》巷子里玩耍，巷子里不知是谁家在装修还是在改造房屋，堆放了很多机器制造的红砖，红砖堆码得像一堵墙，很整齐，大孩子们围在砖墙前来回地《打珠子》。所谓《打珠子》是孩子们玩玻璃球的一种游戏，游戏的规则是参与者先把自己的玻璃球撞击墙壁，离墙的玻璃球在地上滚动直到停止，谁的玻璃球离墙最远谁先用自己的玻璃球击打其他人在地上的玻璃球，被击中者出局，没击中者由对方击打。击打时的姿势也很讲究，手背着地，玻璃球放在食指和中指处用拇指的关节弹射。由于手背着地地上的细菌很多，家长们都反对自己的孩子玩这种游戏，据我观察很多童年时期的孩子都不以为意，乐此不疲。我那时小，没有参加大孩子们《打珠子》的行列，而是站在一旁观赏。一枚玻璃球滚到我的脚下，大孩子叫我让开，让开时我不经意地碰掉几块红砖，红砖掉在地上正好砸在一只出生没几天的小花猫的身上，小花猫痛苦的呻吟着，肠子不知是从肛门里还是从破裂的肚子里裸露在外，其景惨不忍睹。大孩子吓唬我，有的说“好啊，你害死了一条性命，死了的猫会来找你的，下雨打雷的时候。”有的说“好啊，你把小猫砸死了，猫的主人会来找你索赔的。”我很害怕，害怕的原因是我害死了一只小花猫，我哭着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安慰我“不哭，以后注意就行了，砸死的是只猫，如果砸伤了人就不好了，砸伤了自己不好砸伤了别人也不好。”小花猫死后遇上刮风下雨或打雷的天气，我都会躲在屋里哪儿也不去，害怕小花猫会从天上跑下来割我的耳朵，下我的胳膊，拧我的大腿。只有这个时候母亲最开心，常常说“你啊你，你只有这个时候最听话。”我问母亲“小花猫真的会来吗？”母亲说“来了有什么不好，你不是希望小花猫没死吗，来了就说明它没死。”我不愿听母亲的安慰，宁愿相信大孩子们的恐吓，宁愿自己幼小的心灵承受痛苦的煎熬，即便不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日子，我有时都会无缘无故地发烦、发呆，甚至痛哭。

　　参加武汉市青少年宫《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武汉市儿童图书馆《武汉市少年儿童朗诵小组》、武汉市新华路体育场《武汉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乒乓班的活动是我上小学时，那时我住在《四明里》。我的小学是华中里小学，原是一所环境优美教育质量优良的银行子弟学校，坐落在江汉路步行街中段，背靠武汉市政府接待外宾的饭店《旋宫饭店》和武汉市最大的商场《武汉中心百货商店》，南连中山大道的人行天桥，北接京汉铁路《循礼门车站》，我的三姐、四姐都在这所学校就读过。上学我母亲最担心的是过马路的交通安全，当年武汉市江汉路不是一条全封闭式的步行街，商店林立，车辆繁多，行人熙攘，是武汉市繁华地段连接中山大道和沿江大道的交通枢纽。我从《四明里》出发到达《华中里小学》，要经过花楼街、中山大道，要经过江汉路绸布商店、武汉中心百货商店和旋宫饭店，那时中山大道没有人行天桥，没有斑马线，没有红绿黄信号灯，只有一名交通警察站在十字路口的岗亭上，用指挥棒指挥南来北往的车辆。我时常看见一些小朋友躲在大人的身后，注意到警察制止车辆行进的手势就拼命跑过马路，站在人行道上喘息的情景，惊心动魄。我们家的孩子年龄间隔除了大姐和二姐是四年以外，其他人都是二年。小学学制六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我三·姐、四姐在同一所学校，每天上学都是她们牵着我到学校，放学牵着我回家，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只要是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我都会坐在教室里哪儿也不去，等候我姐姐到来。有时我们班的同学走光了，教室里只剩下我的时候，班主任都会陪着我。如果这个时候有那位同学叫我和他一起到教室以外的地方去玩耍，我都会拒绝，好像这个时候走出教室遇上的人都是坏人一样，因为这是我母亲叮嘱的。我很喜欢我的班主任，她对我们都很好，除了上课对我们孜孜不倦地教诲以外，她心地善良年轻漂亮，和她在一起我有一种安全感。

　　记得小学四年级，武汉市青少年宫要组建《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通知下发到各所学校张贴，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挑选了十几个同学去青少年宫考试，其中有我，班主任不太赞同，她说学生要以学习为主，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会分散学习的精力。我回家征求家里人的意见，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反对，只有我姐姐们赞同，去的那天她们精心地打扮我，白衬衣外套上我父亲的西装背心，蓝裤子露出黑皮鞋，最后还把我大姐用毛线刚刚编织好的贝雷帽戴在我的头上。武汉市青少年宫坐落在武汉市解放大道，从江汉路步行街往北走到循礼门，向东100米的距离就是青少年宫的大门，位于《武汉剧院》的正对面，占地近四平方公里。现代的青少年宫门前有茂密的墨绿色竹林和重叠的淡黄色假山组成的前区绿化带，装修豪华的MTV-KALAOK的《金色池塘》演艺厅，有流线型建筑得音乐厅、体育馆和玻璃幕墙像水晶宫般的艺术楼。在这些现代化建筑的群楼里有阶梯教室、科普室、书画室、排练场、音乐厅、乒乓球馆、围棋馆、柔道场等等。准确地说现代化的青少年宫已经成为武汉市青少年丰富文化娱乐，增长社会才干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摇篮。我参加青少年宫活动的时候青少年宫的环境可没有现在这么好，但在当时也属于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武汉青少年活动场馆，发挥的社会功能与现代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少年英雄吕锡山纪念碑》《跳伞塔》《体育场》《长征路》都留下过我们童年时期的欢乐。《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就安排在现在的西马路派出所青少年宫治安室一楼大厅，带班的是一位武汉歌舞剧院的女老师，三十好几四十不到的年龄，音乐辅导是武汉师范大学音乐系的一位男老师，身材高大，浅灰色中山服总配有一条围脖，表现出时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风度。考试时他们问我喜欢唱歌吗，我说喜欢。他们问我会唱什么歌，我说我会唱《小燕子》，于是带班的女老师弹起了脚踏风琴，辅导男老师打着手势指挥我歌唱。《小燕子》是电影《护士日记》的插曲，当时很流行，我会唱的原因是我姐姐带我到《中原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她们经常在家里哼唱我跟着学的缘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风琴的伴奏下演唱，眼睛盯着指挥的手，余光却注视着弹风琴的手，注意力完全分散了，唱完第一段就停了下来。辅导男老师要求我不要慌，注意力要集中在所表达的歌词中，我又重新的演唱了一遍，随后他们用风琴弹奏了几组音节要我跟唱，我唱了下来。带班女老师说我戴的大红毛线编织的贝雷帽挺好看的收下我，要我回学校等通知，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我有唱歌的天赋还是贝雷帽装束的新颖，反正《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录用了我。我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到青少年宫上课，辅导男老师给我们辅导乐理知识，教唱儿童歌曲，女老师为我们弹奏，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词是“小池塘多美丽，小鱼在水底做游戏，荷叶盖着清水面，池塘穿上了绿外衣。我们坐在那青草地，不声不响来钓鱼，手里拿着长钓竿，嘿，等待着心爱的小东西……”

　　《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第一次演出是在沿江大道的《海员文化宫》礼堂，《海员文化宫》离我家《四明里》很近，我沿着江汉路南行走到位于江汉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的武汉关钟楼，再沿着沿江大道西行走过老客运港售票厅，横过民生路就到了十八码头，《海员文化宫》就在当时最繁华的客运十八码头的对面。说起十八码头武汉人都不会忘记它昔日的辉煌。

　　长江是我国的黄金水道，武汉市位于长江的中下游，是湖北省的省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楚文化发祥地，现代文明的都市，是全国纵横南北的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的交通枢纽，无论是从重庆到武汉、从武汉到上海往返的轮船都在十八码头停靠。小时候印象中的轮船像游动的高楼，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还称其为“洋船”，当时跑上海和重庆的大轮船有《昆仑号》《江夏号》等等，据海员们介绍每一艘大轮船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有的是大轮船是某某国家领导人乘坐过，有的大轮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坎坷史，从他们的言谈中你能感受到大轮船在他们心目中的神圣。大轮船无论起航还是到港场面都十分热烈和壮观，记得小时候只要听到大轮船起航或是到港的消息都会跑到江边观看，欢送或欢迎的人群人山人海，欣赏大轮船起航或靠岸雄姿的人们在沿江的堤岸比比皆是，即便睡在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听到大轮船起航或是到港的鸣笛，你也会跟随大轮船那鸣笛的雄浑而兴奋。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大幕徐徐拉开报幕员报完节目台下就报以热烈的掌声，辅导男老师彬彬有礼地从侧幕走到舞台的正中央向观众鞠躬，台下的掌声又一次地响起，当辅导男老师转身面对我们的时候，带班女老师弹奏的音乐已经在舞台和大厅回荡。

　　我参加武汉市儿童图书馆《武汉市少年儿童朗诵小组》是在邻居马达的从容下前去的，马达的父母是北方人，南下来到武汉，银行把他们安排在《四明大楼》的四楼居住，我和他是同学。北方人说普通话比南方人有许多先天性的优越，武汉市儿童图书馆举办《武汉市少年儿童朗诵小组》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很羡慕我参加《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的活动和演出，经常向我打听合唱团的情况，并且希望《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再招生时他能够报名，我俩关系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武汉市少年儿童朗诵小组》暑期要招收新的学员，问我想不想去，我和他上学放学同路，暑期也在一个学习小组，我便跟随他到了武汉市儿童图书馆。武汉市儿童图书馆很大，位于中山大道南京路口，据我父亲说武汉市儿童图书馆原来是《金城银行》，一楼大厅是孩子们阅读大厅和《四明银行》一楼营业大厅一样，宽敞明亮，武汉市儿童图书馆陈列的图书位居武汉之首，优美的环境和众多的图书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暑期我经常随他一起到武汉市儿童图书馆参加《武汉市少年儿童朗诵小组》的活动。记得在朗诵小组的活动中我准备的是小说《红岩》书中人物陈刚的一首诗《我的自白》，老师辅导我的正音、语调和感情。为了组织好武汉市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我们朗诵小组在武汉三镇各地演出，鄱阳街小学的一位女生朗诵的是课文《帽子的秘密》，我朗诵的是《共产党员的自白》都得到了好评，在武昌区民主路一座教堂里演出时，我还遇到了我们家的亲戚在台下叫我的名字呢，当时的心情真是兴奋，兴奋中还夹杂着自豪和优越感。

　　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武汉市儿童图书馆里，当时是一座12英寸的黑白电视，信号也不好，开机后老师要调试很长的时间，画面出来了尽是雪花点。即便如此，每天晚上只要一到6点30分电视机前的大厅里就会坐满少年儿童，其中也有他们的父母。在我的童年由于我参加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武汉市青少年宫《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武汉市儿童图书馆《武汉市少年儿童朗诵小组》，既丰富了我童年时期的文化生活，也培养了我融于社会的个人才干。小学六年级人们习惯把它分为三个等级，一年纪二年纪人们称之为低年纪，三年纪四年级人们称之为中年纪，五年级六年级人们称之为高年纪，进入高年纪我参加学校和社会的活动越来越多。华中里小学是银行的子弟学校，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在武汉市领先，领先的理念决定了华中里小学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超前地发展，学校对每一项有益于孩子们身心健康的活动都积极地给予支持和扶植。首先是道德品质的教育，记得小学时我们学校还开展过“树新风，灭娇气”的自我教育，每个年纪和班级都有“树新风，灭娇气”的学习园地，学习园地里张贴着大家的心得和体会，心得体会的内容多半是克服自己娇骄二气、爱吃零食、在家不帮助母亲干家务等缺点。童年时期孩子们的心地是纯洁的，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到什么就做到什么，关键是引导，学校开展“树新风，灭娇气”的自我教育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严于律己的作用，华中里小学能够在道德品质的教育中针对学生的特点，拿出具体的办法的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常规的教育行为。试想，如果一种思想教育仅仅停留在宣传中、形式中、总结中，不能化为受教育者的自觉行动，那样的教育有什么意义。现在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方式很多，电化教育、电视媒体的传播，给他们的身心健康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在当时电视不普及的情况下，华中里小学就经常借助一些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作品去感染学生们分辨人间真善美的能力，过一段时间都会组织全校的学生去电影院、剧场观看电影、儿童剧、话剧和戏剧。比方说电影《红孩子》《革命家庭》《永不消逝的电波》，儿童剧《马兰花》《铁脑壳历险记》，楚剧《朝阳沟》等等，我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学校组织观看的。每当学校组织学生去电影院、剧场观看电影、儿童剧、话剧和戏剧时，我们都像过年一样地激动，老师付出的心血也是昭然若揭。不说别的，就说说全校好几千个不堪人世的孩子，要在统一的组织指挥下到达一个目的地有多难。说孩子们像过年那是孩子们在好玩，老师可要担当好大的风险，我经常看见全校的老师们看护着我们列队在江汉路、南京路、鄱阳街上行走，大家唱着歌老师的心情却紧张，特别是横过武汉市主干道中山大道的时候，身强力壮的男老师会手牵着手形成一道手链，阻隔南来北往的汽车让我们穿行。

　　在教学上学校除了按照教委的教学大纲教学以外，还经常超越常规的教育方式灵活多样地在全校开展作文、数学竞赛。为了写好一篇作文我经常阅读报纸，看看当时的报纸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节假日活动的报道、通讯以及社论，对照作家们是怎样描述和撰写的，有时老师还组织我们在班上演讲，谈读报体会。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思想的升华，文字是思想的结晶，训练语言实际上训练了孩子们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培养了孩子们思维的敏捷，为培养孩子们写作，训练逻辑严谨创造了前期准备。记得有的同学在谈论自己的理想时，有的想当科学家，要让自己理想的翅膀在宇宙间自由地翱翔，有的想当一名白衣战士，拿起注射器像拿起战士手中的钢枪，向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疾病宣战，那段时间我理想的浪花常常溅起，想象的旋涡常常翻腾，特别丰富。

　　华中小学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还利用课余时间、节假日和暑期、寒假组织学生篮球队、乒乓球队、艺术团等，我参加这些活动是在高年纪。记得四年级暑期，学校《小天鹅艺术团》要排练儿童剧《毛毛虫历险记》，六年级的同学毕业了，音乐老师就从四年级的学生中挑选，学校篮球队、乒乓球队六年级的同学毕业了，体育老师也从四年级的学生中挑选，我有幸被选中参加了学校《小天鹅艺术团》和《乒乓球队》。华中里小学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在武汉市有名，文艺演出和乒乓球在武汉市也名列榜首，特别是高我二届的学生范正常出类拔萃，在我童年时期的年龄段只要是武汉市或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他都会和蒋克伟获得冠亚军，我经常看见比赛的场馆在各种赛事结束以后，还要在场馆的中央置一张球台，由范正常与蒋克伟为大家打表演，他激励了我学习乒乓球的欲望，记得在小学看他打完球，摸摸他球拍的颗粒、敲敲他球拍的底板心里都觉得很过瘾。现在和那个时期的同学或其他学校的乒乓球爱好者交谈，几乎大家当时都有一种感觉，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等代表人物是国家队运动员在我们心中的偶像，而范正常与蒋克伟则是学生代表人物在我们身边的偶像。这是因为范正常与蒋克伟无论是手法、基本功还是技战术都很规范，他们当时都是武汉市新华路体育场《武汉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乒乓班学员，受教于国家队下来的吴国隆教练。我进武汉市新华路体育场《武汉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乒乓班是在五年级暑期，在胜不骄败不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和敢打敢拼思想的熏陶下，乒乓球训练锻炼了我的体魄，培养了我的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磨砺了我的意志，经过正规训练的人心理素质常人是无法比拟的。谈到打乒乓球我也有件值得骄傲的事，华中里小学只要和外校进行锦标赛或友谊赛，我都会和韩洪范、常光祥、胡荣生代表学校打团体，六年级武汉市举办青少年小虎子杯乒乓球锦标赛，我还获得过进入前八名的名次呢，在进入四分之一比赛中和同一所学校的同学相遇，谁出线谁和外校的横板争夺半决赛权，学校的体育老师为了保持我们的体力安排弃权，让对付横板有把握的同学出线，按赛委会规定，节省时间四分之一比赛下来的运动员不分名次并列第五，这样在童年时期我在武汉市打乒乓球最好的成绩是第五名。

　　总之，童年时期家庭、学校、社会的抚育、关怀、培养影响着自己走过了人生漫长的历程，童年的碎片已经完整的装载在我的记忆里，如果现在有谁问我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些在我童年时期给过我欢乐的人是最最可爱的人。

　　一生的坎坷更多的是幸运

　　说起来太阳的这一生也是坎坷，但遇上更多的是幸运。

　　66年支边69年应征入伍，先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3团演出队好好的，遇上兵团有应征任务报名服役，现在称为73团人武部当年还是司令部保卫股硬是把十个名额中的一个优秀支边青年的名额幸运的落在了太阳的名下。于是太阳随应征人员就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博乐905部队，

　　73年复员原本想借机会转业回原籍武汉，结果当年的政策是哪里来的回那里去，于是太阳从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3团应征自然就按政策又回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3团，幸运的是分配到73团司令部担任警卫班长。

　　76年在汉的父母因年老多病需要有人照顾，太阳又第一个以正式组织调动的名义从73团回到武汉，在武汉市医药公司器械分公司、球场经营部、白云经营部先后担任过检验员、保管员、业务员、部门负责人。说心里话医药公司对太阳还是重视的，不然怎么会在医药公司那么多的年轻人当中委派太阳去组建球场经营部呢？

　　太阳是个不满足自身生活现状的人，坚信“兴趣与爱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事业”的信条，决心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上班的路上看到武汉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话剧演员培训班”，于是试着报名。可能是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3团演出队的经历，太阳又十分幸运的参加了武汉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话剧演员培训班”的学习。

　　那个年代还是一个不重视学历的年代，太阳硬是顶着武汉市医药公司组织的压力坚持结业。幸运的是在学习中授教的老师都是武汉市演艺界有影响的老师，比方说语言训练的老师是武汉话剧院的金奇，湖北省话剧院的梁家深；表演训练的老师是武汉话剧院的朱广其，湖北省话剧院的梅荣清；形体训练的老师是武汉歌舞剧院的人。

　　77年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创办“湖北青年电视艺术团”的时候，太阳又与话剧班的人试着报名，有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3团演出队的经历，最主要有了武汉市群众艺术馆“话剧演员培训班”的基础，太阳幸运的参加了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武汉市青少年宫举办的“湖北青年电视艺术团”前期的考试与培训，从湖北省上万人的挑选中留在了60人的班上。

　　80年湖北电视台副台长许默然与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黄一凑拍《战斗在大别山》时，挑上了太阳这个“湖北青年电视艺术团”还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参加活动的人。说起来还有点小插曲，《战斗在大别山》剧组派人上医药公司借人的时候只说借三个月，加上人民电视人民办的理念支配医药公司勉强的答应了。三个月到期医药公司派人上电视台要人，电视台答复太阳在剧中扮演“卖油人”，《战斗在大别山》没拍完剧组不能换人。医药公司没辙只好等到《战斗在大别山》拍完已是十个月之后，再次派人与电视台联系，电视台的答复是太阳在电视台的下一部片子《诸葛亮》中要扮演张飞军校。

　　82年武汉市医药公司是武汉市整党的试点单位，外出的党员都要回原单位学习，医药公司与电视台达成协议，太阳上午在湖北电视台上班，下午回医药公司参加医药公司整党学习。大约这样来回跑了半年，医药公司整党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指导医药公司整党学习的武汉市委工作组找太阳谈话。其意是医药公司整党结束后医药公司的领导班子要调整，问太阳有什么打算？太阳的回答很简单，回电视台干太阳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即便是借用。

　　长达三年，由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孙光明主导的《诸葛亮》拍完后，太阳与愿以尝的留在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筹备《黄兴》《女子手枪队》《中原突围》三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剧目，并在《中原突围》剧中扮演周恩来的秘书。为组织三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剧目效果枪支、小钢炮代表湖北省广播厅往返于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与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警备司令部、总参武汉基地之间。

　　《中原突围》剧组开拔到湖北大悟宣化外景地不到一个星期，太阳就收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报，邀请太阳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电视剧部生产的《朱元璋》（童年篇）的导演组。只要有实践的机会能拍片子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但当时名厂家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朱元璋》（童年篇）导演组的邀请对太阳的诱惑太大，太阳与家里商量以后在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制片”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组“导演助理”“副导演”的选择上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

　　仔细回忆起来选择后者学习新的知识占有太阳思想的主导地位，人总想往高处走嘛。太阳十分的幸运，正如太阳在《我把陈红请进导演家》（后续）一文中所描述的“我作为钮立山导演的助手有幸参加了电影《银饰》的改编工作，《银饰》由小说转变成电影剧本的过程我已见证。”“可能有人会问钮立山是何人，钮立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此人师出名门，乃是原北影厂誉名全国四大名导之一张水华的副手、学生。张水华在世时钮立山分管剧组文学之类的事务，受蕙于张水华名导的缘故擅长电影文学。张水华拍摄《烈火中永生》时钮立山就是《烈火中永生》剧组的副导演。”

　　太阳回湖北是因为他母亲的腿摔坏了，他是他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不照顾他的母亲他家摔坏了腿的母亲就没人照顾，太阳在他个人事业发展顶峰期为了他的母亲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好在人生的坎坷、学习、奋斗幸运的沉淀了他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延伸》和10集电视连续剧《戈壁岁月》分场景文学剧本的创作。在家照顾他的父母期间独立的改编了河北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出版的小说《金瓶梅传》《武夫帝王——宋太祖赵匡胤》，正式的加入了中国剧作家协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剧作家协会会员。

　　人总有衰老应该休息的时候，回忆往事没有碌碌无为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实乃是一件幸事。拿社保意味着自己该休息了，休息对一个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来说有了更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