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出使四国奏议序》

原文

奏议，古文之一体也。昔曾文正公选钞奏议，宗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家。鸣原堂论文，专论奏疏，亦既涵其涯而抉其奥矣。盖古今奏议，推西汉为极轨。而气势之盛，事理之显，尤莫善于贾生陈政事疏，刘子政封事。忠爱恳款，发生至性。诸葛武侯《出师表》，规模宏远，诰谟之遗，皆与贾氏文相辅翼。惜乎其不多觏也。汉氏以降，文章道衰，风骨少陨。唐代韩柳有作，奏事之文，为之不多，限于位与时也。陆公以骈偶之体运单行之气，文正谓其理精则比隆濂洛，气盛亦方驾韩苏。洵非虚语。苏文忠奏议，终身效法陆公。盖以敷奏君上之体，宜乎条畅轩豁。能如是，亦足矣。夫长沙究利害，宣公研义理，文忠审人情，三家各有深诣。文正宗之，允矣。

窃又以为文正奏疏，参用近时奏牍之式，运以古文峻洁之气，实为六七百年来奏疏绝调。每欲汰幕客代拟之作，专存文正手笔，汇钞数卷，私资揣摩，卒卒未果。然奏疏一体，前则三家，后则文正，皆福成所服膺弗失者也。曩在幕府，尝裁奏牍，均系代作。奉使四国以来，忝列京卿，有奏事之责，非使职所及者，不敢妄陈。癸巳之秋，期满将归，谷行箧，得疏稿数十首，稍删循例诸作，厘为二卷，俟质当世，亦以自镜云。

嗟夫，经济无穷，事变日新。今方面洋诸国情状，贾陆苏三公与文正所不及睹者也。福成既睹四贤未睹之事矣。则凡所当言者，皆四贤所未及言者也。惟其为四贤所未及言，居今之世，乃益不能已于言。安得起四贤于今日，抒厥壮猷，一启后人之不逮耶？夫古人虽往，事理则同。论事者不得因其事为古人所未谂，遂谓奋笔纂辞可不师古人也。此福成所以益睾然高望于四贤。

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薛福成自序于英伦使馆。

译文

奏议，是古文的一种文体。过去曾文正公（曾国藩）选编奏议，主要推崇贾谊、陆贽、苏轼这三家。他在《鸣原堂论文》中专门讨论奏疏，已经深入发掘了其中的精髓和奥秘。从古至今的奏议，西汉时期被认为是最高典范。而其中气势之雄壮、事理之明晰，尤其以贾谊的《陈政事疏》和刘向的封事最为出色。他们忠诚恳切、情意深挚，发自天性。诸葛亮的《出师表》，格局宏大深远，有上古诰命、谟训的遗风，与贾谊的文章相辅相成。可惜这样的佳作后世不多见。汉代以后，文章之道衰落，风骨有所减损。唐代韩愈、柳宗元虽有创作，但奏事类的文章写得不多，这受限于他们的地位和时代。陆贽用骈偶的文体来承载单行散句的气势，曾文正公认为他道理精辟可以比肩周敦颐、二程（濂洛之学），气势强盛也能与韩愈、苏轼并驾齐驱。这话确实不假。苏轼的奏议，终身效法陆贽。因为向君主陈述意见的文体，应当条理通畅、明白透彻。能够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贾谊探究利害，陆贽研习义理，苏轼体察人情，这三位各有深厚造诣。曾文正公尊崇他们，是很恰当的。

我个人还认为，曾文正公的奏疏，借鉴了近代奏牍的格式，同时融入了古文峻洁刚健的气韵，实在是六七百年来奏疏中的绝佳之作。我多次想剔除幕僚代拟的那些篇章，专门保存文正公亲笔所写的，汇抄成几卷，私下用来揣摩学习，但一直因事务繁忙未能实现。然而，奏疏这种文体，前有贾、陆、苏三家，后有曾文正公，都是我薛福成衷心信服、不敢忘失的。过去在幕府中，我也曾起草过奏牍，但都是代人执笔。自从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以来，我忝列京卿之职，负有向皇帝上奏的责任，凡不是使职职权范围内的事，不敢随便乱说。癸巳年秋天，任期将满准备回国，我整理行囊中的书稿，得到奏疏底稿数十篇，稍加删选，去掉那些例行公事的篇章，整理成两卷，准备向当世的人请教，同时也用来反省自己。

唉，经世济民的学问无穷无尽，世事变化日新月异。如今，西方各国的情况，是贾谊、陆贽、苏轼和曾文正公所未曾见到过的。我既然看到了四位前贤未曾见过的事物，那么凡是应当进言的内容，也都是四位前贤未曾说过的。正因为是四位前贤未曾说过的，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就更加不能克制自己不去进言。我多么希望能让四位前贤起死回生于今天，施展他们宏伟的谋略，来启发我们这些后人的不足啊！古人虽然已经逝去，但事理是相通的。议论政事的人，不能因为某事是古人未曾了解的，就认为提笔写作可以不效法古人。这正是我更加仰慕四位前贤的原因。

光绪十九年冬十月，无锡薛福成自序于英国伦敦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