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现实主义，或数字时代的小说家
2019年，我和王威廉一起主持《鸭绿江》杂志的“新青年·新城市”栏目，当年第10期推出的是青年作家马亿的小辑。马亿的短篇小说《21楼的风景》刊于当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我用赛博现实主义来概括马亿的写作。几年过去，阅读了马亿的更多作品，认识有所深化，但赛博现实主义这个判断并未改变，且感到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论述。
《21楼的风景》中，主人公方念和余婉华通过社交网络结识，余婉华外出时，便通过网络平台的大数据匹配到方念，将家和猫一并“共享”。“共享家”是移动互联网与青年社交叠加的产物，是一种包裹着技术和生活观变革的当下经验。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家被视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私人领域，既是财产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西方有所谓“风可进雨可进，总统不能进”的谚语，以表明个人家庭作为私域的不可侵犯性。但这个观念在赛博青年一代开始解体了，这背后包含着丰富且意味深长的信息。多数人可能只是将此作为一种技术催生的新经验加以接受，小说家却必须去追问：何以如此？置身其中的人正在经历什么？
小说家的本事，就在于对一般经验的深挖。小说中，马亿用戏剧化的方式，在“共享猫”的当代城市青年生活经验中，挖掘出当代青年的生活和精神困境：长期盗取别人梦境数据的余婉华遭遇了破产和抑郁，她是把猫和房子当成遗物托付出去，而非一般的短期共享；而方念同样也是遭遇人生危机的“玩家”，借猫进入并窥探他人空间，以填补存在的空虚。不难发现，小说中除赛博都市经验之外，又密布了如网贷热等近年具有现象性的社会问题，为小说创设典型环境，作者显然有着自觉的现实主义意识。同时，小说的现实主义意识又始终立足于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上：城市青年方念、王存、余婉华，他们的生活面临着什么问题？他们的生命内部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小说中，不管是方念、王存还是余婉华，都属于对生命意义有更进一步思考的文艺青年，会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爱”等和生存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使小说超越了都市故事传奇，包含了对人应当如何的根本性追问。
在《鸭绿江》那期小辑的主持人语中，我对由《21楼的风景》引申出来的赛博现实主义有这样的论述：“所谓赛博现实主义是指作者直面了当代青年生存方式的泛赛博化，却并不对赛博空间加以浅薄的美化或丑化，而是始终意识到赛博生存着的青年，依然深刻地受制于难以超越的外部现实。因此，《21楼的风景》是以鲜明的现实意识去介入赛博化生存这一崭新现象的写作，作者没有流于消费猎奇或颓废感伤，他追问的依然是‘新青年，何处去’的现代性命题。”
所谓赛博现实主义，有几个特征：一是敏感而深刻地将数字时代的生活经验吸纳为小说的背景、素材和叙事要素；二是将数字时代的经验从表象、碎片和静态的状态中扭转过来，与戏剧化等叙事模型结合，以文学的方式加以重构；三是将数字时代的生命转型与社会转型密切结合起来，在社会之变中追问人心和审美之变，从而使得对社会之变的考察具有哲学和审美维度，对人心之变的凝思又具有社会学的现实支撑。在我看来，马亿近年的小说，正符合上述几方面的特征，说他持续深耕一种赛博现实主义，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小说家，或不为过。
马亿近年的作品，包括《游荡者》《理想人生》《莫兰迪展》《一号位》等，事实上都是沿着赛博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径深入。这些作品确实敏感地将数字时代的生活经验吸纳为小说的背景、素材和叙事要素。比如，《游荡者》中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及其即时直播引发的流量狂潮和戏剧性风波，《莫兰迪展》中互联网“社畜”陈衡的颠倒人生，《一号位》中晨星集团的娱乐资本套路，都跟数字时代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当下气息。当代小说必须有充盈的当代经验，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必须有能力提供从日常、媒体等渠道难以获取的并不相同的当代经验，它不仅更具戏剧性或可读性，还必须更深入、更丰富，是对生活的重构、反观和反思。
马亿小说有意思之处也在此。马亿是一个具有很强思辨气质的小说家，他擅长讲故事，也深深知道，小说不仅是故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当AI能够像模像样地讲故事的时候，人类小说家以何区别于AI呢？有人认为，AI没有具身经验，所以小说家应提供具身化的经验与情感；有人认为，AI没有历史意识，所以小说家应以历史意识去甄别和提供最具当代性的经验。这些都有道理。AI拥有任何人类个体所不能及的海量知识、工作效率，并拥有很高的叙事技能。这些无疑是创造杰出小说的重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小说需要思想，一种区别于已然知识的思想。这种思想，作为执行性主体的AI就无法直接提供。AI有知识、有逻辑，有基于既往小说总结出的叙事算法，这足以快速生产出像模像样的小说，可是一旦涉入真正需要对当代经验做出甄别、需要对写作者的思想提出要求的写作深水区，AI很难有所作为。
什么是小说的思想？小说的思想既来自知识，又截然不同于已有的知识。一个小说家需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但在小说中过分展示和贩卖知识，很可能让读者反感。小说的思想体现为小说家对人情物理、时代经验、历史风云等的独特洞察和独到见解。小说家之笔需工于写人状事，惟妙惟肖，如在眼前；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是小说家的常规本领，不过在讲故事的功夫之外，故事背后的人心勘探和世界丈量，就显出小说家的思想了。三流小说家讲故事，二流小说家刻画人心，一流小说家追问存在。这样说，并非说一流小说家不讲故事，也不刻画人心，而是说他进阶到了更高层次。所以，一流小说家，不能没有哲思的禀赋和追求。
作为青年小说家，马亿写作刚刚起步，却有一流小说家的追求。马亿的特点在于，他对数字时代的都市经验十分熟悉，并积极探索将其文学化的手段和路径。他又绝不止步于故事，拥有通过经验思索存在的思想冲动。《游荡者》中，他写“我”去追寻同为北漂艺术青年的失踪者张展的过程，以虚构的方式构造一个“非虚构”的过程，这是意味深长的。小说既融入侦探元素，又加入跨文体的尝试，包含了对数字流量时代文化症候的审视。不过，小说最令人触动的还是故事背后的东西。马亿的小说何以在故事背后有东西？因为他总是用哲思的关切打量世界。他看失踪摄影师张展，时刻萦怀的是生命的意义；小说人物在辞职后，会说出“从今天起，我重新拥有了我的生命”这样的话。这里的区别和差异，不是修辞上的，而是生命观层面上的。小说对摄影和写作也有本体意义的思索，所以，小说中会有写作“是‘就是’，而不是‘是’”这样看似绕开、实则颇具哲理的表达，也大段引述费尔巴哈的话：“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这些话跟小说情节并无直接关系，但正是它们引导我们将张展失踪作为需要思索的对象，而非简单接受下来的现实事件。在数字时代的算法和流量法则中，张展是谁？有何思想？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展及其符号提供的可消费性。马亿一面展示着数字消费社会将一切化为景观泡沫的过程，一面又以深沉幽微的批判缅怀着本雅明“小说的诞生地乃是离群索居之人”的现代艺术观。
我愿称马亿为数字时代的小说家，不是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因为他置身于数字时代的生存规定性中，却始终冥想着数字之“有”之上的存在之“无”。小说家必须是穿行于有无之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