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定安：从尖锐的碎片上，看到众多复活的精灵
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沉寂之后，王卿再次恢复了诗歌写作。对她而言，“恢复”大约等同于一种重生。这种写作当然不是与过去的彻底割断，而是说她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热情拥抱诗歌。假如需要一个准确的词语形容其当下的诗歌体温，便是“料峭春风”，也大约等同于其在《冬天的梧桐》一诗开头所说的，“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邂逅了一束光”。“冬天的早晨”是一层隐喻，“邂逅一束光”是另一层隐喻。此处的“光”，是“回归”的乍暖还寒，也是心灵再次振翮的事实。在不同的诗里，她多次写到光，光焰或大或小，都一往情深，使“光”成为其诗歌的主要意象之一。在该诗近乎宣言的表述中，尽管她认识到这束光“无法带走”，但也“可以拥有”，甚至自己也能成为一束光。在这光中，她捡起一些“带翅膀的种子”，选择乘坐一列慢行火车，看一路动人风景，看同车厢温暖的人们，看世界这个巨型的贝壳缓缓打开……
“那时，如果说爱/万物都会变得柔软/都会落下泪来。”（《冬天的梧桐》）
在诗人对过往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一个极其活跃而又语意不祥的意象群。那些意象仿佛一群惊弓之鸟，映射着诗人的生存情状与“心灵内在结构的紊乱”。在《雪地》中，她描述了一场“铺天盖地、没日没夜”的大雪—— 这是爱情和信仰双重失陷的童话—— 大雪之大，以至“谁出现在雪地里，谁就会被埋葬”；而这个世界是一个雨为“主角”的世界（《短章》节选）；在发现自己“错认了方向”，终日奔走在一条难以抵达的“逃亡之路”时“不免悲从中来”（《逃亡之路》）；更在《我们为什么要勇敢》中，直言其“切肤之痛、锥心之痛、彻骨之痛”。假如我们在阅读时稍不留神，就会将其认作是一种悲情主义的自我写照。但其实，她诗中的单数第一人称，更准确的指向，正是“我们”这个复数人称，是相似处境下人皆共有的集体意识。她曾在多种场合反复表达这样的写作意图。
奇异的是，在生活出现变故之前，诗人的敏感让其早早就写出下面对未来生活颇具预言式的句子：
“一边落叶，一边发芽。一边离开，一边回来。一边哭泣，一边欢笑。一边破碎，一边重生。这便是碎片的一生，也是我们的一生。”（《关于破碎》）
这种二元对立以及“碎片”（这是她的又一个主要意象）的概括指认，可以作为解读王卿众多诗歌之钥。她说起一个意象，就同时说出了这个意象的两面。而她恰恰就站在这两个互为对立世界的交界：词语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她亲手制造的两个分裂之“我”在诗中共生相克，又彼此相克共生，她“看到分裂出去的两个自己/正背道而驰或恶语相向/才有可能合二为一”，也同时“把我的黑和我的白放到一起/把我的好和我的坏放到一起”，它们“都是我的”，都是真实的“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也别想拿走/谁也拿不走”（《逃亡之路》）。这种佩索阿式反复异名的方法，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难度，再次强力推进了她的写作纵深。这是王卿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王卿反复强调，她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追光的过程。对光的不懈追求，几乎贯穿了她全部的写作。她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的阴影，并尝试着与之共处，促使她在摸索中完成了一次次艰难的修复与蜕变。她没有被黑暗吞没，而是在黑暗中发现了光源。而诗歌也并未死去，而是正在醒来，用清澈的眼神同她一道打量这个全新的世界。正如她在《看见》中所说：“晦暗的日子已过去/如今，打开窗户/看到的不再是一片漆黑/而是满天星斗”。因为有光的关照，灵魂才变得通透，当她捡起一把碎片，她更多看到的，不是尖锐的碎片本身，而是碎片之上那些复活的精灵一张张发光的脸。她的诗有对生活与心理体验的实写，也有故事和自撰童话，叙述过程总有几分险象，但最终，词语纷纷化险为夷，情绪复归平静，光明如期而至，从而相信人间值得。
王卿喜欢谈论那个著名的西西弗斯神话。但不是同构演绎，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寓言方式。在《西西弗斯的山顶》中，西西弗斯不再是神话的主角，它要让位于的也不是那个不断被推上又滚落下山的巨石，而是一颗轻巧的小石子儿。这是一种对神话崇高主题的寓言祛魅：“我”自愿领受这一切，所以能在“年少的西西弗斯毫不费力地把我踢到山上”时，一路“听到了/轻快的口哨和鸟儿的欢歌”。小人物看似绝对的悲剧命运，被她巧妙地处理成一出轻喜剧，这细微的转化里面有深深的接纳和慈悲的力量。
“迷失”与“出口”频繁出现，构成了本组诗的精神双构，显示出诗人对现实认知与努力破局的精神执念。与“迷失”具有同义词意义的词语还有若干，例如之前她反复谈及的钥匙、笼子。美国心理学家丹·吉尔伯特指出，人之所以感到不幸福，皆因“打开的方式不对”。而王卿则发现了“出口”与“缺口”之间的相互转化：“万物的缺口，正是它的出口/因为迷失，我们才发现了/另外一条路，一条/通往心灵的路”（《归途》）。在她这里，找“出口”就是找“那束光”，那把“求生之门的钥匙”（《游戏高手》）。按照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说法，只有找到了痛苦的意义，痛苦就不再痛苦。一个人只有放弃外在的执念，不断内求，才有出路。因此，“我”决心“不再让旧日的绳索把今天的自己捆绑住”（《跑马场》）—— 这种“不得不果断处之”的挣缚，充满了抗争性，也为其找到了精神的出口。“出口”也是入口，一个迷失之人通过对缺失的体认，向内看，因此重又觅得了通往心灵的回归之路。当内在的障碍物被挪移走，出入的通道被打开，世界因此豁然开朗，噤声一变而为爆破音。“所谓的伤害，已化作尘埃”，一条“载满了人间几世风的”“单人小木船”经历了风暴，驶向彼岸。她自命是唱着一支短歌，平静地行走在“没有完成的道路”上的阿凡提，并且坚信“雨已无法再落到我身上”。《火光》表达的正是诗人这种存在主义哲学观：珍视生命、直面生存并勇敢地揭示生活的真相，完美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勇敢”这一质问。
然而在诗人眼里，对比抗争，宽恕或许更有力度，更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软实力—— 这是王卿诗歌的另一重色调。生活从来不只有艰磨，同时亦有赐予。她喜欢挪用诗人赫尔曼·黑塞《悉达多》中的表述：“我不再将这个世界/与我所期待的、塑造的/圆满世界比照，/而是接受这个世界，/爱它，属于它”。这里的前提，是接受，如同她在《西西弗斯的山顶》中的悲喜转换；而接受是全方位的领受、接纳与担承。这种意识自觉，在《轻轻的流逝感》《礼物》《短章（节选）》，尤其是《亲爱的闯入者》等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在《我发现我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中，她以不落窠臼的修辞完成度，举重若轻，将凌晨两点“放冰糖的玻璃罐子的碎裂”惊诧进行了一番耐人寻味的美学演绎。同样写碎片，在听到“冰糖和碎片相互撞击的声音”时，竟然生起一种“很悦耳”的感觉。这种超然，源于“我”对“破碎之后残存的美”的发现，
“我发现/有些东西不用发出声响/也不用多么夺目，只是摆在那里/就已说明一切”。
这种处变不惊，体现的是诗人的一种新的、深沉的世界观。自我超越带来了诗的超越，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
总体而言，王卿的近作带有高度的自白性质。在她这里，诗与生活，语言修辞与精神修辞，都有很高的契合度。她的写作如此坦诚，使我们通过阅读这些深具平复帖性质的诗歌，读出她的精神冲突、热情追求，读出她重塑新生活与写作程序的执念，也使我们这些深处生活纠缠中人，对于这种写作抱有切实的同情、共鸣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