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土地，才能有富有质地的写作
一
读张中海的《农事诗》，我格外留意他跨越数十年的修改痕迹：从20世纪80年代的草稿，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修订，再到2015年后的重整。这些时间刻度连缀起来，呈现出一个始终向前行走的诗人形象。但与此同时，我又认为他还是一个极为“顽固”的诗人——这份顽固，当然是一种对写作根脉的笃定坚守。譬如他写黄河，他认定黄河自有其运行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非人力所能撼动，更非花样翻新的技法所能逾越。他选择在这一逻辑的河床内部，展开诗的舞蹈。这种选择，自然是倔强的个性使然。
我说“顽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我职业编辑生涯中，特别是之前十年，我发现当代作家中，“死犟”到底的写作态度，已经是一种稀有品质。
不仅仅是《农事诗》，实际上，“农事”暨农耕文明这一母题，始终贯穿张中海的整个创作生涯，包括他笔下的黄河。母亲河的故事，牵连着人类文明的发轫，关乎人的生计，尤其是农民的生计。大河上下，我们的先民，乃至今日黄河沿岸的绝大多数民众，依然还是农民。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农耕文明，正是自黄河滥觞。黄河文明即农耕文明，这份认知，是张中海创作的根基，也是他全部情感的底子。有此根基，他书写黄河的变迁，追问其何以成为今日之样貌，探寻其源头、流向、归宿，究其因何养育了一个民族又历经磨难——这一切，便与寻常书写迥然不同。正因为这根基太深、太厚，反倒让他每一步前行都步履维艰——十年，他就写了这两本书——像《黄河传》一样，如果说一本小诗集也费他十年工夫，那多少有些让人觉得夸张，但，这却是事实。正是这根基，这种“死犟”，成就了张中海的创作气象。
《黄河传》于2022年付梓，而我在2018年便已读到打印稿，这才与作者有了神交。其间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2018年，首都师范大学为他这部《农事诗》的前身《本乡本土》召开审稿会前后，他坚持不急于出书，执意要将“农事诗”的写作打磨成自己诗歌创作的一座界碑。一次电话中，我也鼓励他不要轻易出手，完成后择其最优者交予《人民文学》。而他最终给予我的，恰恰是历经四十年反复修改、重写的篇什。彼时，我隐约感到，这或许是他一生写作中新辟出的一种新的美学指向。同时我也发现，他所有的选材，都与过往的记忆相连，都与黄河、土地相关——个人的记忆，亦是民族的记忆。
那么，张中海的诗歌与纪实文学，究竟在书写什么？我以为，他写的是我们的来处与归处。“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一终极追问，在他的笔下获得了具体的形态。抽象而言，我们这片古老的水土——这道人类文明的历史之河上，究竟经历过什么，生长出什么？故道、新淤地、牲畜与荒草与庄稼，皆源于水土又都化为风土。他的创作，实则是在探究水土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或者淤结，或者曲折，或者命若琴弦，或者生生不已。他所写的黄河每一处都那么具体，而整体，则是一个象征，每一章每一节点，都含着隐喻。他的每一首诗，也都是一个密码。未经雕饰，平白如话，内里却蕴藏着丰厚的意蕴——这现与藏的张力，构成诗本身的韧性。
二
一件作品有没有价值，在于作者给我们看的他的“底细”。这个“底细”，实际上也是作者的抓手。作品有没有魅力，其实就是怎样把握那个“底细”的“临界点”——生与死的临界、爱与恨的临界、诚与妄的临界。这个临界点，才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个落点，应该更低微、混沌、有烟火气。将人物、细节置于极限的情景中，展现超凡的力量或气象。纵观《农事诗》，能具备这种气象的篇什很多，比如《一颗苦瓜的痴心妄想》《胚墙》《童戏》等等。张中海的创作，无论写什么事——农事、工事、军事，归根结底，写的都是“心事”。述往而言志，他的全部创作，皆是历经半生思索才付诸笔端的。既是史事，亦是心史。“史事”承载了史的分量，“心史”又成为诗。从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前十年）至今的修炼，才成就了今日之张中海。
吴思敬先生言，张中海的农事诗每一首都富有“趣”味。此“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同吾先生便在《文艺报》上以“富有生活的理趣”概括之（见1981年第20期《文艺报》），可谓一脉相承。我向来认为，文学必须有趣，不能味同嚼蜡。而农事诗里的“趣”，从“野趣”引发，向所有“生趣”亲近，携带着张中海独有的体感、温度与滋味，是亲历者从自家屋檐下、从父母兄弟祖辈同伴间生长出来的。但它又不止于一己私恋，可以延展至整个风土与水土的脉搏与形貌。而从表达上看，又像手纹，只属于“这一个”的，独一无二的大小与纹理。
试举《处方》一例。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郎中高明玉，为作者及其“联中”小伙伴开了一道处方：“小米二斤/白面五斤/大豆三斤/鸡蛋三十个/猪肉半斤/蒸、煮、煎不论/花生油做药引（可猪大油代）/每服五钱/和红薯干服/月内服完/忌生、冷、凉/一日三次/每次适量/饭前服。”这哪里是药，不就是我们今天饭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饭菜？然而问题在于，彼时，早习惯“瓜菜代”的农家，又能到哪里去“抓”这样的“药材”？天天红薯头子加西北风，因而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去合作医疗/求医问药”——因为“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心口疼/吐酸水”。
这“趣”从何而来？实则是从苦中来。所有的“趣”，都源于切身体验，来自诗人与这片水土的深刻纠缠，其韵律、节奏与意味，皆由此生发。过往的苦，在社会已覆地翻天的今天看，缺衣少食的日子早已远逝，生活、生命况味却历久弥新。所以，回眸苦笑中就有了心事成诗的放达。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时的高明玉大夫未必有如此宏阔的抱负，但他定然不是寻常的“赤脚医生”，而是有深厚底蕴的世传圣手，是经历非常年代仍幸存的一位“士”的代表。他只是认真地与孩子们开了个玩笑。而这一纸玩笑般的处方，不正是给那个时代的一剂良药？如同废话一般的实话，简单、自然、有效。而这一切，作者深藏不露，若说了，便不是诗了。
而若从更高的视角观之，1978年后神州大地迎来新时期的巨变，其民间之无声的呼唤，不正可以从这位乡村郎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开的有趣处方中有所示意？
三
当下文学创作中，稀缺的是一种富有质地感的写作。而这种质地，非植根于脚下的土地与风土不可。或许将张中海与同时期的朦胧诗人对比并不十分妥帖，但早有文友做过这样的参照。原则上说，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涌现的丁庆友、姚振函、张中海等乡土诗作者，与朦胧诗人们同属一个时代，只是不如他们具备更多文学条件。然而正如吴思敬先生所言，20世纪80年代那批诗人大多已销声匿迹，而张中海却能坚持，并且不止于诗，在更多题材、体裁中，他至今仍在继续质地丰厚的写作。溯其源，正在于他始终未曾脱离脚下的这片土地——无论走得多远，他的根始终深扎于故乡的泥土。至今，也仍在享用故乡与土地给予他的馈赠。
这份与风土的深层联结，使他葆有持续创作的活力，仍能在农事诗领域里担起“扛把子”的角色。总体而言，张中海的《农事诗》是一种贴地的书写，更是一种关乎价值的创作。继给母亲河立传后，又给延续三千年的农耕生活立传。它不是农人对自身生活的叹息或自娱，而是一位智者对蕴藏于土地之中的精魂的追寻，虽是对旧貌不复但又永不消逝的乡愁的一曲长吟，但诗的历史朝向是往前面、往更开阔的地方去的：地生五谷，耕有归人，老田新绿，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