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发现”与刘亮程诗意乡村的生成及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声音转向”在人文学科领域兴起，声音被纳入叙事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哲学等领域进行探索。加拿大学者夏弗提出“音景”（1）概念，用以指称特定场域中能被感知的声音景观；梅尔巴·卡迪-基恩将“音景”与叙事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声音的叙事功能和意义空间。中国学者亦在此基础上展开理论研究，发掘出声音背后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意涵。以声音作为文学资源和书写路径，承载个体生命经验、形塑独特地域文化、通达时代精神，构成一条隐匿的声音诗学脉络。声音不仅构成文学的重要内容，还成为勾连历史、文化与生命意识的意义本体，影响着叙事的内在机制与美学风格。但鲜有作家像刘亮程这般强调声音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展演和自成体系的建构。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长命》，刘亮程大量调动了自己的声音体验和文学想象，呈现了独具边疆特色、个体经验和审美意蕴的乡村声音体系。他多次强调自己有敏锐、悠长的听觉：“后来我写作时，脑子里总有一些声音远远响起，我不知道那些声音是什么，但又分明知道。我的写作仿佛是循着那些早年隐约听见的声音，去找到一个又一个故事。”（2）这种源于内心深处的听觉记忆，成为刘亮程进入文学世界的重要入口。以声音为路径，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发现刘亮程诗意乡村书写的源头所在，进而探寻声音与其文学的精神内核、审美形式之间更为内在、隐秘而微妙的关联。
一
众声即众生：声音体验与多维书写
刘亮程说：“那个我早年听见的声音世界，成了我的文学中很重要的背景。”（3）刘亮程的童年在地窝子里度过，头顶是村庄的所有动静，身边是树扎根的声音，地下是老鼠打洞的响动。地窝子的生活空间让一切响动都显得惊天动地，赋予他从一小方洞口聆听世界的感知能力。较之视觉里的荒凉戈壁，声音成了刘亮程和遥远世界的唯一联系，惊恐的听觉感受和灵性的声音氛围成为他对世界的初始感知。这种植根于具体生存环境的声音体验，超越了传统声学、符号学对声音的物质化、均质化处理，呼应了声音人类学的核心关切，即重返感觉的生成现场，聚焦于声音的具身性，将声音作为我们体验、感受和思考的主题（4）。正是这种从不抽离于身体之外的声音感知，使刘亮程获得一种植根大地的独特感受力。
地理环境不仅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还作用于人类精神和意识的形成。在刘亮程生长的北疆，荒野辽阔，村距孤悬，未经现代噪声侵袭的村庄声息澄明，即使微弱的声响也能在风起时被带往远方，没有阻挡，未经变形和异化，整个乡村是一个由自然音景、动物吠鸣和嘈嘈人语等连接起的广阔声音世界。路文彬指出：“在人的身体感官当中，听是内在于原初时刻的一种知觉能力；它可以唤醒我们对母体归属的记忆，并驱使我们依从于此种记忆。”（5）独特的声音地理环境为刘亮程提供了全景敞“听”的空间，滋养了刘亮程纯净的听觉记忆和灵性的自然之耳，也以原发性意义构成其文学实践中不可复制的经验发生和资源取用。更为重要的是，知觉意识的比例变化是自我感悟世界方式的调整，在视觉仍占主导的读图时代，刘亮程获得了相对新异的体认。
另外，儿童心理发展的某些阶段普遍存在着万物有灵的思维，也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称为“泛灵论”。皮亚杰经研究发现，前运算期的儿童处于主观世界和物质宇宙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总把无生命物体看作是有生命、有意向的东西，甚至在他们看来，思维是一种声音，一种口内的声音或“事物背后的一种弱小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是‘从风里来的’”（6）。这种泛灵思维使刘亮程从小就相信万物皆有灵魂，感到万物皆在言说，由此产生对世界的神秘感，驱动着他挖掘隐匿在事物背后的“魂”。自然环境、神秘氛围与泛灵思维的交织作用，构成刘亮程早年与乡村的亲密体验和情绪记忆，促成他感知能力、情境意识和想象力的多重提升，并内化为一种持久的精神性影响。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众声万物之于刘亮程不仅是物理意义的客体，更是超越人类理性而有其自身主体性的存在，形塑了刘亮程感知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进而内化为其文学乡村的核心书写、生命观念和审美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多重声音体验中，刘亮程发掘出声音的多维内涵，将其从景观上升至主题层面。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黄沙梁的自然音景散布在文本的任意角落。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更是“都在写声音”（7）：《虚土》中，停止成长的5岁孩子，不断被别人的声音唤醒，却唯独听不见自己的存在；《凿空》中被矿山爆破震聋耳朵的张金，用心灵追忆正在消逝的乡村声音世界；《捎话》则是一部关于不同声音之间的跨越阻碍、寻求沟通与理解的寓言。刘亮程将声音拓展至多个主题维度，熔铸了他对乡村的哲学感悟、对生命虚空的沉思、对心灵家园的重建，以及对语言悖论本质的探寻。童年经常听到的凿洞声，更作为一种“元声景”渗入其创作深处，获得复现与变形，如《虚土》里的挖井声如幽灵般萦绕在5岁孩子心间，《凿空》也是在地下挖掘石油的故事。在时间的厚土中，刘亮程试图重新挖掘那些沉睡的声音，借此展开对现代化进程的审思，返回并重建原初的诗意世界。《长命》则以钟声划过的漫长道路，承载生命的千秋万代。声音的丰沛体验使刘亮程在反思现实维度之外，还拓展了心灵与文化的深广度，重塑了他及其笔下人物体验世界的方式。刘亮程始终在文化与心灵层面，对声音进行个体化经验的加工与重写，使其成为具有丰富意义空间的重要主题与审美形式。
二是刘亮程构建起一套人畜共居的乡村声音体系，提供了由声音体系建构的乡村生命伦理的新秩序。整个乡村是一个由自然音景、动物吠鸣和嘈嘈人语等连接起来的广阔声音世界，但这里的声音并非封闭的理念和可供展演的符号，而是自然地散布在乡村的每处角落，是一套感觉和印象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在刘亮程所构筑的有声乡村世界中，声音具有层级和构造。自然之声是乡村的基调音，撑起整个乡村的音响背景和基本轮廓，弥散在各处，能与万物互通对话。动物鸣吠位于体系顶层，在其内部也有层级：驴鸣因毫无功利而位于塔尖，成为声音世界里的王，以接天连地的神性颉颃着工业噪音，寄寓着对古老农业文明的回望；鸡鸣狗吠虽能唤醒、连接村庄，却因相对功利而位居其次；而人的喧嚣与喑哑则位于底层，在忙碌与逐利的环境中，人言逐渐失去了触及心灵的有效性。刘亮程由此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凝固现实，“通过对于声音的精心建构，塑造了一个新的抒情主体，这个主体从人间的秩序中勘探出新的关于伦理和审美的向度”（8）。刘亮程在这一乡村声音体系里所供奉的，是生命的神性与灵气、饱满与盛大，是声音与生命的共同体。
三是刘亮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哲学观。这种观念深植于中国传统的“物我齐一”美学观中，形成一种以声音体认世界、安顿生命的路径。中国人自古就善于聆听自然，洪荒开际，俯仰之间，先民们悉心倾听天地间的每处响迹，从中捕捉事物的奥秘。古之“聖”字从耳从口，强调“惟能听能言者，能为‘圣贤’”（9）。老子从声音中听出了道法自然，推崇“大音希声”的至境。庄子将聆听分为三种境界：“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10），即由耳入心，最终内化于气，在“虚而待物”的状态中完成“道”的领会。这种由外而内、由感官而精神的听觉路径，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感知范式。刘亮程在这种意会式的感悟方式中找到了共鸣，将聆听的哲学内化于乡村的诗意打造过程中，旨在寻求“离形去知”的深度感悟。在他笔下万物皆是平等，他不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色”的唯我姿态，而是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中承袭了“青山看我”的平等互动。在与万物“同欢欣共悲悯”的聆听中，刘亮程建构起一种民胞物与的“大生命”观，尽显对“生命/生态共同体”的珍惜与敬重。实际上，这一乡村声音哲学与美学取向，赓续的正是乡土中国的抒情传统，一种以感悟的方式为根基、以“天人合一”为旨归的古老东方生命诗学。
从“声”到“生”这一知觉思维和创造路径，彰显了刘亮程对百年乡村书写的独特贡献。正是对边疆声音深刻融入的身体感知和心灵体验，而不是对它的理性分析，使刘亮程寻找到生命的灵性与神性。声音作为一种感性的“方法”，成为他聆听乡村、认识乡村的基点，“顺着声音的藤蔓摸索下去，会触到村庄的深处”（11）。声音与文学的相遇，泯灭了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幻、记忆与想象的界限，推开了他想象力的启蒙之门，并为其创作带来了受用一生的精神飞扬。由此，形成了刘亮程那寂寞辽远的心境和漂游天地的状态，也孕育出其特有的轻逸的语言风格和文体样式。
二
乡村声音如何可能：诗性思维与本体语言
在刘亮程笔下，“声音”成为感悟乡村生活方式与存在状态的方法和路径。较之城市工业噪音的嘈杂与现代声媒的喧哗，乡村声音多源自天地生灵，具有未经技术中介化的本真质地。夏弗曾以声音区分不同的社会阶段，声音的高保真对应远离噪声的农业社会，低保真则指工业社会以来，机器与城市的嘈杂对自然之声的压倒（12）。在此意义上，乡村声景未尝不是对工业文明下自然隐退、感官淹没、神性荒芜等症候的矫正。那么，由万物一体的声音所构成的乡村言说方式如何可能？这需要从与之匹配的思维方式和叙述语言中去寻找。
声音作为乡村的独特语言，也是乡村进行主体性言说的方式。在刘亮程的“大生命”观下，每种声音皆是乡村的自我表达：自然之声昭示着未经异化的生态平衡与庞大生命，动物鸣吠提示着人畜共居的生活方式，聊天闲话传承着乡土中国熟人邻里的温情氛围。经由这些声音，人们仿佛重返一个大的自然人文的怀抱。刘亮程通过声音诉说着乡村的生活方式、生命意识与存在状态，经由声音彰显着乡村的主体性与感性肌理。他不是替万物发声，而是让万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声音为召唤，让生命与存在自行显现。在这里，声音超克了形而下的景观与符号，成为一种更接近存在的“道说”。
这种对声音的呈现方式是一种诗性思维的体现。有别于以逻辑推理为核心的理性思维，诗性思维强调感觉性、想象性、创造性与悖常性。声音本身是流动的、无定型的，尤其乡村里的诸种声音呈现为一种未经教化的自然状态，其弥散特质和浪漫色彩难以像视觉对象那样被精准捕捉，因而其呈现方式往往是感性的、缥缈的。刘亮程坦言自己的写作状态是一种“无知的智慧”，“只是朝着一个‘感悟’的方向去写，而不是朝着一个‘意义’的方向去写”（13）。比起知识阐述与价值判断，他更相信经由身心“在体”和“在地”的“应物斯感”。这种感悟方式建基于主体的“游观”视角和心态。从《一个人的村庄》到《长命》，刘亮程始终以“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游动”姿态，流转于天地声息之间，由近及远，由一粒尘土延伸至四面八方，在“游动”中让万物众声渐次涌入感知范畴，并融为一个整体、一种气韵。
基于此，刘亮程以感觉主义和想象性修辞突破了启蒙理性的沉闷状态，对乡村声音进行创造性、悖常性重构。例如，与“声音”搭配的词语被替换成“形状”和“颜色”，“驴叫声”可以垒起城堡、连接道路。声音在语言和修辞中获得了创造性的内在品格。刘亮程通过词语的超常搭配和“说梦”的语言流，将熟悉的经验“陌生化”，“‘创造性地损坏’习以为常的、标准的东西，以便把一种新的、童稚的、生气盎然的前景灌输给我们”（14）。简言之，便是克服感觉的自动化，借助语言发明新的感知方式，参与新世界的建构，使呈现的世界是被切实感知到的，而非承认那早已习惯了的现实。正是经由这种悖常的诗性书写，刘亮程呈现了超验的、感知的、意识的乡村声音肌理，使得新的乡村生命伦理和审美意蕴成为可能。
也正是如此，刘亮程对乡村声音的诗性书写具有了语言的本体论价值。当他试图通过陌生化挣脱惯常话语时，也就挣脱了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让自己及其笔下的乡村声音进入新的存在状态。正如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论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5）语言并非外在于主体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能动性的精神话语空间。“正是一种身体感受到的情感状态引导着个人对给定情境进行解释与表达，个体感觉事件通过情感张力来引导一个人将感知转化为声音的、语言的或展演性的意义生成。”（16）听觉经验既是刘亮程进行文学创作的知觉来源，又构成他写作时的气氛和整体印象，最终转化为语言的意义生成与美学风格。于是，他的文字中飘荡着风的空旷回响，流淌着草木拔节的细微颤动，浸润着驴鸣接天连地的苍茫，也沉淀着古老农具的悠长回荡，声音的轻逸与大地、时间、生命深处的厚重彼此交融，形成一种通透而又沧桑的总体性气韵。由此，声音不仅是书写的重要内容，更是书写的媒介与存在方式，它深度参与并塑造了刘亮程诗意乡村的语言肌理与精神气质。
刘亮程通过使用与他创造声音世界相匹配的言说方式，才得以感受物我一体的和谐与完整，钩沉与回溯这片古老而恒久的心灵故土和精神记忆。刘亮程一直坚持以感觉印象为前提的“纯净”的说话方式，既是对村庄本然的诗意呈现，又是对人类感性知觉的激活，更是对万物生命的敬重。其具体呈现为“诗语”和“俗语”两套语体系统。“诗语”除了诗性思维、陌生化修辞和轻逸风格，还表现为精炼而富有延伸意义的语体。刘亮程竭力去除冗余的字眼和连接词，用简洁的语汇传达丰富的情感，直抵事物本质，一句话往往就是一个世界。“他好像能把文字放到一条清亮透明的小河里淘洗一番，洗得每个字都干干净净，但洗尽铅华的文字里又有一种厚重。捧在手里掂一掂，每个字都重得好像要脱手。”（17）这构成一种洗练而又丰赡的境界。与之相对的“俗语”，主要由方言词汇、口语表达和动物鸣吠构成。刘亮程让新疆方言俗语以原生态的方式出场，从新疆的“坎土曼”到“麻扎”，从“腾”的挖土声到“昂叽昂叽昂”的驴叫，一切以最接近本质的状态发声，构成另一种诗意。这些方言口语并非单一的地域标识和表意策略，而是浸透着主体身心融入的处境感受和哲思，携带着大地的气息与古老文明的原初意味，透露出一种以乡土文明照亮当下时代的文化自觉。刘亮程最终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言说语言。这种语言来自村庄，同时又经过了个体感性生命经验的发酵。他不是在“写生活”，而是在文字里“过生活”。这种近乎天然的语言，是被灵魂洗过的村庄的心灵回响，实现了声音在语言中的“诗意栖居”。
三
声音的文体衍生：从心灵独语到讲故事
在刘亮程的文学创作中，声音还是一种独特的文体构成。它不仅贯穿了诗歌、散文、小说的文体演进，还以其独特的民间形态在文体上留下鲜明印记。聊天、讲故事、史诗说唱等，既作为一种民间声音现象，丰富了刘亮程创作中的声音形态，又以其自身的独特范式构成一种声音文体，承载着多重文化意涵与精神诉求。文体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作家言说世界、结构世界的方式，具有可感性与思想性。刘亮程的文学创作先后经历了诗歌、散文、小说，这种文体转向暗合着他对世界把握方式的变化。借助声音与文体的互动，可以深入勘探这一转向背后蕴含的文学发生与建构过程，从而进入刘亮程文学世界的深处。
刘亮程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1981至1994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乡村诗歌，主要收录于《晒晒黄沙梁的太阳》中。在这些诗歌中，刘亮程借助意象想象乡村，初次勾勒出黄沙梁的大致轮廓，完成了对村庄的初步建构。此时的声音仅作为意象存在，着墨并不多，即使出场也往往是孤独而“寂静”的，鸡鸣是寂静的，语言是寂静的，村庄和土地也往往“沉默不语”。刘亮程沉浸在近乎悄无声息的村庄记忆深处，缓慢而自足，并不需要外界的回应。诗句中弥漫着安稳而又恍惚的情绪，凝结着关于生活与劳作的瞬间感悟、对生与死的哲思，构成一种近乎无声的心灵独语。这种心灵独语作为刘亮程诗歌文体的声音形态，是朦胧的、内敛的、朝向自我的言说，承载了关于村庄最初的朴素朦胧的想象。
如果说早年间的刘亮程离乡村太近，感悟还较为朦胧，那么20世纪90年代到达城市后，他与乡村的距离由近至远，声音经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的喧嚣与身份的焦虑激起他寻找心灵声音的内在旅程。此时，诗歌那种朝向自我、抽象凝聚的独语方式，已难以从容安置刘亮程日益复杂化了的经验与情绪。他坦言：“到城市后我突然不会写诗了。我尝试着写散文，用我写诗的语言写散文。我这样写作时，慢慢地把我生活多年的村庄生活全想起来了，仿佛我梦见了它们。”（18）经验的变化使他需要的不再是缓慢的抒情和抽象的凝练，而是在铺陈中展开那个正在远去的村庄，让那里的每一种声音都得到聆听。转向散文，也是走向更为绵长的讲述与回忆，以更为舒展的表达方式，继续诗歌未完成的抒情。
到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时，刘亮程已经建造了一个完整的村庄形态和声音体系。声音从早年模糊的寂静之象，转向了主体深度感悟的存在本体。细听虫鸣，聆听草木，对话动物，沟通天地，从微小的声音中聆听整体性的生命与存在。在文本形态上，也体现为从无声的心灵独语转向与万物乃至心灵之间的对话，以示对城市喧嚣的对抗和自我心灵的疗愈。刘亮程在散文中“拉扯”“闲聊”出一个活态村庄，在他看来：“散文就是中国人的说话、聊天、喧荒、传闲话”，是中国民间特有的说话方式、生活方式（19）。正是参透了散文这一精神与艺术内核，刘亮程才以古老的抒情艺术承载了乡村的“慢”哲学，以聊天的形式把感悟到的乡村“说”出来。这种闲谈以轻逸的力量将大地上的沉重升向虚空，以自足自在的状态收藏主体对世界的心灵感悟，从而反拨现代城市碎片化的生存体验。对刘亮程而言，散文是诗歌的改写和延伸，不过是早期思想的两种表达方式（20）。两种文体形成互文，借助两种体裁、双向路径，他将一个人的村庄呈现得完完整整，从一粒尘埃到整片大地。
《虚土》是刘亮程由散文向小说过渡的作品。从诗歌的心灵独语，到散文与万物沟通对话，本质都是在向内探求。此时刘亮程有意采用小说文体，却并未诉诸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以诗歌和散文化的笔法将抒情和想象推向极致，将积蓄已久的所闻所感升华为更抽象的哲学表达，目的在于将已经构筑好的村庄世界提升至一种精神家园。但当凌空的玄思到达一定程度时，则需要一个向外敞开的出口，否则乡村世界将无所依附。到了《凿空》，刘亮程与生活现实迎面相遇，意识到应该“给声音世界一个现实出口”。
随着新声音形态的冲击，前现代自足的声音体系被打破，原初的声音逐渐酝酿成诸种力量交缠其中、寓意繁复的“声音事件”。多种声音的冲突，隐喻着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对峙，而对乡村声音的生命力张扬，也提示着一种价值选择。曾经的心灵独语面对日益复杂的疼痛体验，不得不渴望一种更具力量的“呼唤”。刘大先指出：“村庄的柔情中的无奈日益显现，单纯的‘希腊小庙’式的抒情已经无法触及现实乡村的复杂性……他于是走上小说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文体。”（21）刘亮程选择长篇小说这一更为灵活开阔的文体形式，容纳更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精神与文化，逐渐形成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纵深感。这一转向，既是经验世界变化驱动的文体选择，又暗含着刘亮程的主体性成长过程，从独语到呼唤，从向内抒情到向外介入。《凿空》以坎土曼的挖洞声、驴鸣与机器声的角力，展开古老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声音较量；《捎话》在口传语言与现代文字、驴鸣与人言的纠缠中，探寻万物沟通的可能；《本巴》则以史诗说唱追溯声音的文明源头。这些声音跨越历史与当下的时间跨度，是关乎传统与现代、个体与人类、现实与精神的大故事。刘亮程突破了现代小说重情节逻辑的艺术形态，融入感性思维、寓言象征与民间体式，开辟出一种注重感觉印象的叙述方式。他说：“一定有另一类小说，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所拥有。”（22）从而为那些即将被淹没的古老声音，寻找一个可供栖居的形式。
如果说诗歌和散文是刘亮程个体经验的心灵独语，那么随后转向的小说创作，则是以敞开的形式讲故事。刘亮程讲故事的性质与精神接近于本雅明意义上的“故事”。本雅明是在经验贬值的时代进入讲故事这门艺术话题。讲故事作为前现代社会的艺术形态，以手工业为经济基础，以口口相传的经验为创造源泉。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瞬时的震惊体验冲击了长久累积的经验集合，小说和新闻的兴起冲击了讲故事这一“传统的链条”。在个人经验与时代大势的动态结构中，刘亮程不断回身反顾，发现古老文明中恒定的因素，以讲故事的方式试图回归原始思维与纯粹心灵。《凿空》正是这种回归的集中讲述。在被石油井架等机械轰鸣包围的村庄里，驴车在与现代交通工具的鸣抗中即将被取代，铁匠的坎土曼在西气东输工程后被迫让路。坎土曼及其古老故事在吐迪和王加的对话中被一一讲述，因为他们即将面临由坎土曼继承下来的千年传统就此断裂的局面。那些刻着匠人指印的坎土曼、烙下足印的驴车，都镌刻着生命的特有记号。正如本雅明所言：讲故事“把自己嵌入讲故事人的生活中去以便把它像经验一样传递达给听故事的人。因而，它带着叙述人特有的记号，一如陶罐带着陶工的手的记号”（23）。刘亮程借助听障人士张金回忆从前的乡村声音，借吐迪、王加讲述坎土曼的故事，也塑造着一个个讲故事人的形象，在故事中浸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与生命痕迹。无论是刘亮程还是文本里的讲故事人，都仿佛在前现代手工业氛围中讲述着古老经验，以此对抗现代性给乡村和心灵带来的多维冲击，召唤人们久已麻木的心灵感知和逐渐断裂的传统链条。因而“属于古老和传统的诸多声音的表达，就显得微弱珍贵，更需要我们用心聆听”（24）。
讲故事建立的是说与听的关系。在本雅明看来，小说及其读者是孤独的，但“听故事的人总是和讲故事者相约为伴，甚至故事的读者也分享这种情谊”（25）。重建这种陪伴与沟通，正是刘亮程在现代人互相隔膜的症候下所努力探求的方向。他试图返回“讲故事”的精神，以“故事”的寓言性、发散性与无限性寻求对话。《捎话》不仅是关于声音和沟通的故事，更将文学本身作为声音，以讲故事的形式寻求一种沟通。一方面，《捎话》通过“故事运输故事”的方式，传递着被隐藏的真实。语言在漫长的传递中会遗忘、会走形，但人类之间无法传递的却可以在万物之间互通。这场声音行旅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从人到万物，从耳朵到心灵，消弭了时间、空间、生命、灵魂的界限而产生对话。另一方面，刘亮程将作家也视为“捎话人”，将这份寓言化的另类沟通经验讲述出来，为当下时代提供另一种沟通的可能性。《本巴》将人类童年的做梦、游戏安置在史诗说唱中，不仅在文本内部构筑说唱与聆听的记忆关系，还在文本之外，从集体经验中提炼出当下的中国故事，不限于故事而又超越故事。从《凿空》到《本巴》，刘亮程既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又是在讲述当下的“我们”的故事，以此凝练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集体智慧，让古老的声音在当下的聆听中复活，将被讲述的经验在千秋万代的传递中延续。
乡村声音沿着单一意象、自足体系、声音冲突、沟通变奏到精神家园这一路径逐层扩大，逐渐酿成声音事件，提升至精神，建立起声音与生命、心灵、现实、家园的血肉联系，促发了相应的文体演进。同时，声音作为说话方式，从个人经验的心灵独语到人类经验的故事讲述和史诗说唱，能窥见刘亮程的心灵轨迹与文化选择。这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实现了从心灵村庄到现实村庄再到精神家园的转向，从而不断谋求着精神的深远和张力。
结 语
刘亮程以声音为方法，重塑乡村伦理和审美秩序，重返乡土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精神信仰，重建万物有灵的诗意乡村。声音成为聆听乡村生命和精神的艺术之径，也成为重返精神家园的救赎力量。它以知觉的形式深入乡村经验的细部和古老传统的纵深，并转化为与之匹配的语言和文体，构成刘亮程建构诗意乡村的多重资源、艺术路径、审美意境和文化心理。发现的过程也是不断塑造的过程，返回古老声音的心灵旅程并非终点，而是再出发的方式和起点。在他一心一意打造的乡村声音世界里，也暗合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听觉转向和感官的再分配。同时，刘亮程从传统乡土经验与中国古典美学中汲取文化意蕴和美学意境，悉心建构并经营着属于他的诗意乡村及其声音体系。
注释：
（1）见傅修延：《论音景》，《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
（2）（7）刘亮程：《用智慧和诗情复原万物共生的自然与世界》，《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179、17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3）刘亮程：《我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15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4）（16）王大桥、冯乐群：《声音人类学的感觉批评及其美学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5）路文彬：《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第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6）〔瑞士〕让·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第46-47页，傅统先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8）韩松刚：《词的黑暗——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捎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9）张闳：《声音的诗学》，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庄子：《庄子》，第28页，孙通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刘亮程：《凿空》，第357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12）转引自傅修延：《论音景》，《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3）刘亮程：《闲事亦可惊心动魄》，《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9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14）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61-62页，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5）〔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页，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7）李陀：《文字的尊严》，赛妮亚编：《乡村哲学的神话》，第7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18）刘亮程：《文学是做梦的艺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4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19）刘亮程：《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3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20）刘亮程、北野：《对一个村庄的认识》，赛妮亚编：《乡村哲学的神话》，第21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21）刘大先：《剩余的抒情——刘亮程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22）刘亮程：《一个人的时间简史——从〈一个人的村庄〉到〈本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23）〔德〕瓦尔特·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133页，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4）刘亮程：《文学是沟通人类心灵的艺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第6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25）〔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110页，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