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的复调合唱
近来热播的电视剧《生万物》及其原著小说《缱绻与决绝》，再度将“土地”拉回公众的文学想象中。剧中人物对土地的依恋与守护，触动了观众心底的集体记忆。这一叙事逻辑正是中国乡土文学中最显性、最一以贯之的特征，它强调农耕文明中“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以土地为依托建构伦理秩序和精神家园。然而，对土地的依恋固然是阐释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但如果我们把中国乡土文学理解为单一的“土地叙事”，便会遗漏另一条同样重要的文学脉络：依托河流与水网而生的乡土文学。
事实上，中国乡土文学自诞生之初便具有“双重谱系”——一方面是以土地为根基的“土性”，另一方面则是以水路为母体的“水性”。只是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黄土地的厚重书写占据了主流，而水的传统常常被掩盖。无论是北方的运河与水网，还是江南的河港与水乡，水性乡土的书写始终绵延不绝，并在更广阔的文化图景中与海洋叙事形成呼应，构成中国文学水文化谱系的内在连续性。
水性的潜流
北方乡土文学长期被“黄土地”叙事所塑形。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为代表，往往呈现凝重、悲怆、静止的气质。然而，若从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京津冀鲁一带并不缺少水：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白洋淀，乃至京杭大运河北段，皆纵横交错，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水网。这一地理格局孕育出另一种精神气质：流动、通达、义气、柔中带刚。
在这一传统中，孙犁无疑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荷花淀》《芦花荡》描绘了水网中的抗战经验。水边的妇女既柔韧又果断，游击队依靠船只与芦苇荡隐蔽行踪，形成“流动战斗”的独特范式。这类水性叙事打破了“守土”的固定逻辑，将乡土文学引入一个充满灵动与诗意的空间。与之相呼应，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河流空间为叙事母体，使土地改革这一主题获得了更具张力的空间背景：桑干河的流动性为社会关系的重组提供了可能，也孕育了其中女性人物“柔中带刚”的独特人格。
刘绍棠自称“运河之子”，他的《蒲柳人家》《花街》《渔火》等作品大都以通州北运河为文学母体。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渔民、船工、码头人物，他们的性格通达、灵活，兼具江湖气与人情义气。这种“水性”的文学传统在冯骥才、林希等天津作家的作品中同样鲜明。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奇人”常以江湖义气与市井智慧立身；林希的《大太子列传》《正骨神医》描写了码头人物既圆融世故又坚守底线的生存智慧。这些作品共同印证了“北方水性文学带”中的“江湖气”传统：人物不依附土地，而是依靠技艺与水路谋生，以更加通达、灵活的方式维系生存秩序。
即便在“重土”的北方，水性的乡土文学也并未缺席。它可能处于隐秘位置，但始终作为一股潜流存在，与土性传统形成互补，并且在江湖气、革命性和诗性浪漫三重特质的浸润下，构成了北方文学另一条可识别的谱系。
显性的文学大河
如果说北方的水性叙事是一条潜流，那么在江南水乡，它则是一条更显性的文学大河。绍兴、苏州、嘉兴、杭州等地，水网密布，河港相连，水几乎构成日常生活的全部基底。因此，江南乡土文学往往天然带有水性特征。
鲁迅的文学起点本就植根于绍兴的水乡经验。《社戏》中，少年乘船夜游的记忆，正是水乡文化的典型场景；《故乡》里，水边的童年与人际交往，构成了他乡愁的深层背景。叶圣陶与茅盾同样取材于江南水乡：前者在《多收了三五斗》中描写丰收成灾的水乡困境，后者在《林家铺子》中展现河港小镇在社会变革中的脆弱命运。王鲁彦、王统照等人，则在小说中反复书写沉船、渡口与港埠，把水乡社会的动荡与人物的悲欢交织在一起。
到了汪曾祺笔下，水更是抒情的化身。他的江南小镇故事里，河港、桥梁、渔船、风俗构成独特的美学格局。水不仅是背景，更是一种诗性原则，使叙事流淌着温润与柔韧。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的“诗性浪漫”与北方水性文学中的浪漫气质并非割裂，而是南北呼应。孙犁的“荷花淀美学”强调柔中带刚的女性抒情，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则以水边日常承载人性温情。二者共同揭示出：水性的文学传统更倾向于日常化、抒情化的表达，它把战争与社会变革嵌入生活逻辑，使文学获得了更柔性的叙事空间。
江南的乡土文学清楚地展示了水脉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的显性存在。它与北方黄土地的厚重、悲怆叙事形成鲜明对照，而与北方水性文学又在“诗性”维度上互为印证，共同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南北双重谱系。
土与水的互补
把“土性”与“水性”放在同一文学版图中，我们会发现，中国乡土文学其实从来不是单声部的。土地叙事提供了厚重、坚忍与伦理秩序，水性叙事则带来了流动、通达与诗性浪漫。两者共同塑造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复调合唱。
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体现在人物性格上——北方农民的坚守与南方水民的灵动——也体现在叙事结构上。土性文学倾向于封闭、重复、悲剧；水性文学则常常开放、迁徙、抒情。正是这两种力量的交织，使乡土文学能够既承载民族精神的厚度，又展现日常生活的多样性。
张炜的《古船》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沙口村的土地伦理与宗法秩序沉重压抑，但“浪漫的航海家”隋不召的出走梦想却象征着水性的张力。《缱绻与决绝》中贩盐的郭龟腰也成为了沟通内地与沿海、土性与水性的关键链接。这种张力恰恰说明了土性与水性在中国文学中的互补与冲突，它们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在同一文本中对话和碰撞。
中国乡土文学不是单一的土地叙事，而是“土与水”的双重谱系。只有把这条显性的水脉重新提炼出来，我们才能理解乡土文学的完整格局：土地提供根，水打开路；土性让我们坚守，水性让我们流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先后热播的两部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视剧——从《北上》到《生万物》——恰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水与土交织、互补的中国图景：既有土地的厚重，又有河流的流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叙事。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乡土文学的未来研究，也应更注重“水与土”的双重谱系如何在当代被重新激活、重新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