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报刊美文 >> 《山西文学》2026年第11期 | 聂尔:逝者集

《山西文学》2026年第11期 | 聂尔:逝者集

2026-11-18 11:25:55
浏览量:

聂尔,1961年生,山西晋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随笔集 《隐居者的收藏》 《最后一班地铁》 《路上的春天》《道路》《人是泥捏的》《虔敬与喜悦》等。


忆张石山

张石山于公元2024年11月23日逝世。今天是25日,我的震惊尚未平息。

前些日子听说他病了,没想到是真的,更没想到会这么快。不过死神总是动作快的,并没有一个慢腾腾的死神。正如张石山自己说:“死神,总是施出它的霹雳手段,令人猝不及防。”对这一点我们都得预作准备。

最早听闻张石山大名,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那是我在读晋东南师专的1980年代初。《镢柄韩宝山》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得一个全国性小说奖,就可以名满天下。张石山从那时起就名满天下了。

但要近距离地接触他,却得等到1987年,时节仿佛在春天。我记得那时的春天,空气中有什么东西在骚动着,游行着,叫着,令你不得不在北京的街上,在未名湖畔,在沙滩北街二号(原中国作协所在地,离北大红楼很近),总之在无论什么地方,都会毫无来由地变得激昂起来。那次我在西单电影院看了新上映的电影《红高粱》,散场后走在大街上,就变得更加激昂起来了,因为我看到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仿佛来临了。

为了报考北大作家班,我去北大拜访已经在那里就读的张石山和燕治国两位先生,向他们二位咨询报考手续。我来到北大作家班的所在地。我看到每一间宿舍的门上都写着住在那间宿舍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的名字,我于是便挨着一扇扇门看过去。那是二十六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我心目中的名人,在并不明亮的楼道里,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排列成行。

我自然是找到了张石山和燕治国两位先生。办事之余,我不免对从山西省作家协会相携而来的两位先生竟是如此地不同,感到一丝诧异。张石山先生神情高峻,目光如鹰隼,话语十分简洁,如同一座真的石山一样令我仰之弥高;而高度达到一米九〇以上的燕治国先生,却像是人在高处,迎风摇曳,轻声细语地呢喃着,颇有燕子之风。

1988年暑期,7月末,我来北大参加作家班的入学考试。1988年的夏天是一个热得快要爆炸了的夏天,至少北京的夏天是这样的,北大当然也是这样的。北大作家班考试的那三天或者其中之一,大雨倾盆,道路如河,热度却丝毫也不减少一分。我不打伞,冒雨并冒着炎热走向考场,考完再冒雨走回临时的宿舍,却也并不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落汤鸡。我那时不惧怕任何的失败,也不渴求它。对我来说,或者那时的很多人也都和我一样,我们的希望是一个无名的故事,它还未及展开呢!而我们的故事并不主要,或者说并不仅仅关乎我们自身,而是关系到一面明镜般的历史时空,我们要的是历史时空上那一道注定会出现的彩虹。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只是趴在一片树叶上的虫子,树叶之下就是深渊。你可以说那时的我们是幼稚的、无知的、轻信的、愚蠢的,但那却正是我们所认同的我们,今天的我们只是那时的我们的一个满含着羞愧的影子而已。

努力当然是要努力的,努力是我们在我们的故事中的本分。我去投考北大作家班就是做出了一个努力的姿态,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相信文学是可以学到的,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得来的;另一方面是要努力地将自己移动到接近中心处,以便能够看得清楚全局,因为我们的另一个相信,是相信我们也在全局之中,而非之外。但我们同时也在等待着,就像在冬天等待着春天一样。相信春天,这种相信几乎达到了信仰一般的坚硬程度。我们并未意识到,当我们怀着等待的心情时,我们实际上就已经置身于故事之外了,我们成了有关我们自身命运的观察家,只不过我们是一些热烈的观澜人,一群满怀着希望的宿命论者。

在1988年那个最炎热的,热得快要爆炸了的夏天,在我行走在北大的倾盆大雨中的时候,上一届的作家班应该已经毕业,离开北大了。在北大时,张石山恋爱了,或者说那几年,他都在恋爱中。他的爱如火如荼,如同旷野之爱,如同他所喜爱的晋陕民歌

里唱的那种爱。具体到那时的语境中,他的爱就也有点像是《红高粱》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那种土匪的爱。张石山先生是这片天地里的一个罕见的敢爱之人。这当然是我时隔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故事。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和张石山先生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交往的。可以确定的是,我到过他的家里,看到过他在上面写作的那张圆餐桌。那是一个下午,当他指给我那张餐桌时,斜射的太阳正好将其罩住,一片耀眼的金黄。我有点惊讶,因为我本人是无法在阳光下工作的。他还向他的书架挥了挥手,表示有书不必多。我再次感到了惊讶。我注意到,他正在读的,摊开在明处的,是一本心理学家荣格的书,外加一本围棋杂志。那本围棋杂志躺在沙发上冲我笑着,它是我们之间的暗号。我和张石山的另一层关系是棋友。他的棋风犹如他的文风,也如他为人的作风,大刀阔斧,明火执仗,很容易被人洞明意图,从暗处轻易地加以了颠覆。

时间来到2003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当时,中国的互联网突然兴起,为更广泛人群之间的互相联结架起了一座意外的桥梁,原本互不相识的作家们和准作家们涌到了网络上,仿佛在天堂的拐角处相遇,文学于是就在长久的低潮之后迎来了一波网上的狂欢。张石山先生也开了博客,并认真对待前来围观的读者们。他还曾把他的读者介绍成了我的读者。好像他的信也是驾着伊妹儿飞来的,并非古典的鸿雁传书。我能感觉到他对于互联网的好奇,以及看到互联网所带来的希望后,他所受到的鼓舞。

不知又到哪一年,张石山来晋城过春节,找我一起喝酒。原来他竟然成了晋城女婿。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随后几年,逢春节时他就来了,来了就找我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讲故事。他是一个故事大王,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也是一个民歌大王,所有山西民歌他都会唱,不过唱歌须要等到作家协会开会时,不过后来他也不唱了,因为后来开会不再喝酒了。无酒则无歌。他还是一个民俗学家,对山西各地习俗无所不知,并且能够用各地方言来加以讲述。

2010年我在原单位开始承担起一些工作。我原以为我是不会单位里那一套工作的,没想到我竟然也会。我主持第一次笔会时就想到请张石山先生来给晋城的作者们讲讲课。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去太原接他。太原到晋城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一上路他就在汽车后座上转过脸来朝着我,一副要开始讲故事的姿态。张石山貌似一个严肃的讲述者,但他实际上讲的是笑话。他惯用的手法是夸张,他至少要把一只手夸张成为一把蒲扇,甚或是一面碾盘。他是一个说书人。但他并不吝于讲出他自己的故事,包括他的爱情故事。每当他的嘴在努动时,你就会感觉到,又一个故事冲过来了,就像一股水流冲来了。他不可能不把它讲出来,他得放开那闸门。表面看他坦荡如砥,但这块石头是一块被故事淹没的石头。只有他的一张嘴露出在水面上,为的就是言说。我俩在汽车后座上开了一路的故事会。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言说的。无论他是否在讲着故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等谨小慎微,斤斤算计,为有一颗小市民之心而自以为得逞了的人们的一种批判。与其说我在倾听着,不如说我陷到了反省之中,是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反省。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我是一个需要借助夜幕的掩护才能略微感到自在的人,我为不能改变自己而感到尴尬和羞愧。

我们在珏山脚下的珏山宾馆开会。在风景中谈文学,仿如在空谷中敲木鱼。但张石山先生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大开大阖,如大将临阵,如山门洞开,如豪雨落入滔滔江河,令听众大开眼界。讲课之外,他的一举一动亦能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大号的人类,一个完全的另类,他像是走在电影里的一个做慢动作的人,无惧任何人看清楚他。于是许多人跑来问我,张老师这样了,张老师那样了,张老师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没有作答,但我并未忘却。我意图记住每一个过去,虽然这是不可能的。

今天反过头去看,我们的很多过往都镶嵌着一些黄金般的日子。正如高尔泰在苦难的日子里看见一捆金黄的玉米,那金灿灿的光芒瞬间给了他无来由的希望,那捆玉米于是就在高尔泰的书中成了一束永恒之光。我们都是可以把玉米兑换成黄金的可怜虫。我们用过去抵抗现在。我们把因为恐惧而颤抖的心看作是激情和豪迈。

张石山先生无疑是我们中的勇者。我们常说一句话来为我们自身做开脱,我们说这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但我们仍然需要英雄主义。赵瑜先生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脱口而出一句话,他说他写作就是要成为英雄,如果知道成不了英雄,他是不会写作的。我听了大感震惊。我觉得他这也未免太古典主义了吧。但他的这句话以及说话时的场景却长久地存在我心中。且不说英雄,我们生活中的勇者,就如张石山先生这样的勇者,这样的具有英雄气质的人,也越来越寥若晨星了。

最后一次见到张石山先生,是在2022年底山西省散文学会换届大会的晚宴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有他觉得和我不太相熟的人走过来,他便指着我说,好朋友,围棋下得了得!这是他对于我一向的用语。我不仅不表示谦虚,还要乘机吹嘘几句我的棋艺。我自知无能亦无勇气做一个英雄,我只游戏人生,或在人生中游戏。我们大家都玩懦弱者的游戏,古代的游戏,语言文字中的游戏。我们无能越界,我们就在游戏中互相战斗。就在这一次的晚宴上,在觥筹交错之中,张石山先生又说出了一句令有的人会惊掉下巴的话。我听后大笑,笑得弯下了腰,笑得喘不过气来,笑了好一阵子。张石山不笑。他只偶尔微笑,所谓微笑就是扯一下嘴角。讲故事的人是不笑的。他看着那个笑的人,将他编织进他的故事中。他对我的笑亦有评论,他说我的笑是山西第一笑。听他这样说,我总是又笑起来了。张石山则转过头去,用他的鹰一般的目光捕捉着周围能听懂他的故事的人。他顾不得笑。他编织笑话,但他是一个严肃的人。

张石山先生最后的遗言是,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此外并无多话。他这是要让我们猜想他的失望之深吗?他这是在谴责我们吗?他这是在去往另一个世界之前与这个世界完全分道扬镳了吗?他拒绝结尾,难道是要表示故事还远未结束吗?

张石山先生走好!

慢慢走,脱下你的旱冰鞋。

许多人在望着你远行的背影。

2024年11月25日

我的老师储仲君先生走了

储仲君先生走了,终年九十三岁。

他的最后阶段,是在他的家乡江苏金坛度过的。我听说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的是,假如我能在这个阶段见到储老师,我愿把他的每一句话记录成他的遗言。那将是珍贵的。

人的遗言都是珍贵的。

然后我想到,温暖的南方,到底给了这位一生漂流在外的书生,以最后的庇护。这可以算作是一种慰藉吗?如果说是,那么这是谁对谁的慰藉呢?他接受了吗?

我一生所遇到的智者不多,储老师是其中之一。

我至今都能察觉到他的目光,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那是一个睿智者的目光,收敛在厚的眼镜片的背面,湖水一般在那里荡漾着,但却仿佛不肯多送出来一点似的。

那就是他,四十多年前的我的老师。

储老师是我1980至1983年在晋东南师专中文系就读时的唐代文学老师。他给我们讲的第一堂课,是关于唐代诗人王绩的《野望》一诗。原诗如下:

东皋薄暮望,

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因为听了储老师的课,这首诗成为收藏在我印象中的极少数唐诗之一。如今我已经无法复述储老师对这首诗的描述和解读,但我有了自己的解读。

我看到的是一个流放者,一个隐居者,一个彷徨者的心路。

“相顾无相识”,这不正是储仲君先生的目光所栖落在语言之树上的那横伸出来的一枝吗?“徙倚欲何依”,这不就是失去了归路之人那不得排解的一问吗?“长歌怀采薇”,讲的是隐居者的痛感,但却如此地含蓄而又诗意。

对于中国诗文的阅读需要以身代入,没有阅历是不行的。必须把你按到碱水里泡三遍,你才能读得懂中国诗文。

像我这种没什么阅历的人,所习用的词是孤独,而非隐居。

孤独,这一属人的永恒处境,在被时代和社会加以了特定的重量之后,成为灵魂的不可承受之殇。但人却会化重为轻,破蛹成蝶,看似颇不平凡,实则不得不然耳。

储老师那时五十岁了,正是一个隐者和智者该有的年纪。我那时青涩得充满了渴望,我以我的渴望衡量着我的周遭。我对我的老师们作了柏拉图式的理解,其实我对他们毫无理解。

储老师讲课讲得好,但究竟如何好法,我当时不甚了了,现在更已经一点都说不出来了。我只知道我以后没有遇到过比他讲得好的。现在我想要记起他是怎样讲杜甫的,但完全记不起来了。遗忘抹杀了一切,只剩下“沉郁顿挫”四字,写在四十多年的时空中央。

但我记得储老师确实讲过的一个故事,是他和李固阳先生在七十年代的长治下围棋。他说他们下得很慢,起到了消磨时光的作用。因为那时的时光只是用来消磨的。

李固阳先生出身于燕京大学,著有《杂考小集》和《杂考续集》。

储仲君先生留下的著述有《刘长卿诗编年笺注》 (上下册),译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舅舅的梦》。

这些是互联网上可以查得到的。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我和储老师实际上并无交往。他是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短暂求学期间的一个路标。我是他的一个学生,但我不是他的好学生。所以遗忘才会充满了我的记忆,使我不能言说更多。

他的逝世所引起我的情绪,也只是对于我们时代的一个反应而已。

死亡总归是有重量的,犹如一颗石子掉入了池塘,必会有水花和涟漪。

我愿是那水花,可在瞬间高出于水面。

我不敢有更高的奢望,因为我知道我的反抗注定逃不脱向下的引力。

我一生的试验使我已不再心存侥幸。但我会在有我的路标的道路上走下去。

在此谨祝储仲君先生安息!

愿您所去的是一座未知的天堂,而非二十世纪许下的那个承诺。

2026年3月28日写于兰煜花园空中之屋


临终画像

天地不仁。艺术或能长存,而艺术家却花开花落,无有定时,他由繁盛而素朴,由活跃至平淡,由创造到展示。最终,他和他的热情都将消融在作品中,流淌到纸上,化作一片粒子般的存在。明乎此,则死亡就不会是致命的。

段生龙先生于2025年2月18日凌晨一时,辞别艰难人世,先我们一步进入了无垠的宇宙中。他完成了自己,同时也放弃了我们。自此以后,我若想再见到他,须得仰望星空,从无穷的繁密之中,搜寻和猜测属于他的那一颗。而他的表情,将会离开所有的偶然性,化作永恒之数中的一个。他会在那里继续他的变化,他将如同天体般,缓慢,静穆,庄严。也许他会用另一种语言与我们交谈。但愿我还能够懂得他。

我已经记不起我和老段相识于何年何月,但这地上的岁月并不值得数计,特别是当他飞到天上去了以后。我只记得我们相识了很久很久,仿佛我们生来就是相互认识的。在那个久远的时空中,有他的明亮的,审视般的,兽一样直率的眼神,在不停地闪烁着,在不变地望着我,望着我身上那些无惧人间审视的,和我意欲掩藏起来的东西。仿佛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被他看见了,但他却并不点破。当他轻轻地点着头时,我的羞愧和空虚就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暴露无遗了。

我仿佛也知道,是他的离去才使得时空如此悠远而有形,若他并未离去,则时空仍旧还会是死水一潭,起不了半点微澜。感谢人间称之为死亡的,赐予我们的时空以这一伟大的变化。

段生龙于1955年某月某日降生在山西省泽州县高都镇下元庆村一个农民之家。幼年丧母之后,他和他的继母以及他的父亲,形成中国世俗童话中常见的那种三角关系。这是他最早经受的磨砺。他坚决地反抗并且逃离了继母的“暴政”,他坐到画匠父亲的挑子的一头——另一头是画匠的工具。他就这样开始漫游世界。

他的世界是那么小,起初是一只摇晃的箩筐,后来才是高都镇、晋城市、北京的某一间名人画室,等等。就像传说中从河上漂来的孩子,他是从风中飘来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不确定性的孩子,只不过我们的轨迹不若他这般鲜明。这也是我们被死亡震骇的原因,因为一段不确定性的旅程终于结束了,人回家去了,留下我们置身于动荡之中;而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动荡,因为已经没有了他。

他曾经是那么的渴求知识,渴求书法的和绘画的技艺,渴求艺术的进步和更广泛人生的进路,以致他能够在荒芜之中,绽放成为一朵玫瑰。他是无望的人们在无望之中不懈奋争的表征。我知道在一个不小的范围内,人们称赞他是最用功,最刻苦,最顽强的一个。他不惧怕孤独,因为他有所爱,有所依,亦有所归。他离开市廛,长居山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真正的人和事物为伍。

在双底村,在王莽岭,在锡崖沟,在抱犊沟,在石板岩……在所有尚未被污染的自然之中,他像一个回到家里的孩子一般,以写生的名义,与无数事物嬉戏狎昵,耳鬓厮磨。他抵达了这个世界最清澈的尽头。我和建强曾多次驱车前往上述各地,去寻找他,看望他,问他有何所需。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的自在,满足和快乐。他的幸福是不可解的。

但实际上在那时,他就已经放弃了我们,假如我们执意要留在这喧嚣,繁华和恶臭之中的话。

他始终走在他的道路上。如果说有一个中国画的苦学派的话,那他就是苦学派当之无愧的传人之一。他像一只蜜蜂,飞翔在百花之上,以清风和花香为食饮。他像一只兽,游走在山石之上,丛林之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一直只活在他的艺术中。他总是用他真挚的目光望向你,问你,壁上挂着的他的画究竟如何?即使如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得出,在他的浓墨重笔之中,有他的心境,苍凉,神往和安住之心,也就是说他的艺术是他的主观世界。而一个人的主观世界,迎面遇到的力量就是要抹杀他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无穷大的,如若没有无穷的韧性,就会一刻都挺不住。正如里尔克所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在他瘦小的身子里有着一个如此这般的意志。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去家里看望他。我看到,他仍在作画,写字。他的身边有轮椅和氧气袋,后者已经须臾不可离开。他的肺功能正在逐步地消失中。他的面容和表情如同原先的他的影子一般,那是一个灰色的影子,望之令人神伤。我看他在桌子对面接一个电话,对方显然并不知晓他的处境。那个饶舌的电话令人揪心,如同一场发生在眼前的谋杀。

但当我看向他新作的画,他立刻就重现了他的温柔的认真时刻,他命人撤走画旁事物,以便我为画拍照。画面墨色淋漓,而又仿佛未尽,松枝披离,却又枝枝能见。就连我这样手无寸功的人也能看出其中中国画所特有的写的功夫。那些松枝间的点点碎白,又仿佛人所称的元气,正穿越所有的缝隙集聚而来,为的是响应最后的呼唤。不知这就是病人生命的艺术写真,抑或只是我这样不知自己病在何处的人的一种幻觉。当时,这幅画是张挂在我身后的,如同我的背景一般。

对面有他新写的一幅书法作品,是一集句联,曰:

松风吹耳目

蕙气袭衣襟

(内有补注:吹应为清。)通行应为:

松风清耳目

蕙气袭衣襟

老段把这两行陈辞,竟然写得如松,如风,如松在风中,如风在松间,摇而不乱,动静成文。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肺的功能正在被取消的人写的书法。

我看到,临终时的段生龙仍是一位艺术家。他在死亡的敌意中顺风而动,赤子之心无视任何情势的迫压。这一位苦学派传人的意志,到最后,仍在随风摇曳,飘而不坠,令我见识了艺术人生在结局时刻,如何画出了他的休止符。那不是从容,而是自在。艺术所给予他的自由,使得他在人的生命尽头,在尺幅之间的世界,以仅剩的最微弱的力量,证实了人终究是可以,并且是应当存在下去的。

生龙千古!

2025年2月24日写于唯心斋和兰煜花园

本站使用百度智能门户搭建 管理登录
手机访问
手机扫一扫访问移动版
微信

使用微信扫一扫关注
在线客服
专业的客服团队,欢迎在线咨询
客服时间: 8:30 - 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