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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胜利 颂国庆 | 2025当代爱国作家铁城作品展

2025-08-26 14: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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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当代爱国作家品展

---  铁城   ---



---★ 作 家 简 历  ★--- 

 


      铁城,正名余德成,群众文化副研究馆员,重庆市秘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自20世纪1979年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文化和文字工作。曾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视野》杂志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2012年至2019年任重庆市秘书学会会刊《办公室工作》杂志总编辑。出版报告文学集《我和我的老乡们》、社科论文集《探索之痕》、长篇通讯文集《笔尖下的传奇》、散文诗歌集《故土留痕》和短篇小说集《那年那月那些事》《荒唐众生相》等专著六部。有诗文上千篇作品发表于《重庆晨报》《红岩春秋》《西部散文选刊》《作家新视野》《贵州民族报》《重庆科技报》《作家故事》和《今日作家》等报刊和网络平台。











★  作 品 展 示   



 

温 差

 

      打从母亲肚里呱呱坠地来到世上,走过了60余个春秋冬夏的漫长岁月,记忆中的我仅只经历过一次巨大的温差,一次超乎寻常的,瞬息之间的巨大温差!时隔十七年之后,回想起那次前所未有、再也未见过的温差,仍有些后怕,有些战战兢兢的感觉。

  那是2006年的“国庆”前夕,我应中共长寿区委党史研究室之邀,策划、拍摄《红军将领杨克明》电视专题片,为长寿区基层党组织建立80周年献礼。摄制组工作人员在翻箱倒柜,走涪陵、去梁平等地查阅了有关红33军政委杨克明的些许文字资料之后,仍觉与专题片拍摄应占有资料还相距甚远。请示领导同意后,摄制组一行四人在党研室徐主任的带领下,决定远赴重庆武隆、四川巴中、甘肃高台以及贵州、成都和北京,找寻曾与杨克明烈士战斗和生活过的同事、家人进一步搜集资料,以确保片中杨克明烈士的形象更加完美无缺,故事更加感人动听。

  那年九月上旬,我们四人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经停甘肃兰州,第二天清晨5时,改乘大巴一路向北,直奔张掖市高台县。这一路,真让我们在深丘地区出生、长成的四人大开眼界:一望无涯的黄土高坡,可让大巴司机行进之中闭目养神;烈日当空阳光直射刺骨疼痛,举目却见祁连山上满是积雪;太阳之下酷热难耐,冷风一吹透身寒凉;大巴车急奔七八个小时,却不见窗外一草一木和一人一物。用甘肃当地人的话说:这里天气18变,一会冷得你要死,一会热得你难耐!就这样,我们长途跋涉18个小时,一个个睡意全无,在一片新奇的深度梦幻之中,于当日深夜11时顺利抵达了目的地一一高台县。

  第二天早上8时,我们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背包挎伞、手持“长枪短炮”急三火四地赶到中共高台县委党史研究室陈主任办公室,听了一通似懂非懂的、浓重西北口音的“高台之战”介绍,这让我们对长寿老乡一一红军将领杨克明一行3000红军将士战死高台的英勇事迹深信不疑!杨克明,本名陶树臣,出生于现重庆市长寿区云集镇。早年于川东地区加入革命队伍,一路紧随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念,出生入死。1933年,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东宣汉后改编为红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1936年1月,红33军与红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部委员。同年7月,红五军奉命北上,在甘肃张掖市高台县,遭遇了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以马步芳、马步青为首的“马家军”围攻。高台之战,是西路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战。由于没有电台,无法与西路军总部联系,再加上武器弹药不足,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和政委杨克明战死后,被敌人割下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夜。为追忆先烈悲壮历程,弘扬红五军的光辉业绩,高台县人民政府于1957年修建了高台烈士陵园。

  当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正值气温最高峰时,摄制组一行来到了高台烈士陵园。在陵园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参观了陈列馆内牺牲烈士们的遗物和事迹介绍、图片,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高台之战牺牲将士的题字或信、函之后,我们便径直到杨克明烈士墓前。就在我们端起摄像机和照相机即将按下快门的瞬间,一股穿刺入骨的冷风迎面吹来,周身顿时爬满鸡皮疙瘩的我们忙不迭地丢下“长枪短炮”,拔腿就往陈列馆室内奔去,并恨不能在地下或墙上挖个洞钻进去。十多分钟后,慢慢从刺骨寒冷中清醒过来的我们,才逐步意识到:早上从高台县党研室出门时,我们一个个都热得欲将身上仅存的短衣、短裤全部褪去!令大家无论怎样都难以置信的是:瞬息万变的气温竟从40摄氏度以上陡降至零下2一3度?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高台这鬼天气就这样,一会晴一会雨,一会又是狂风大作;一会热得发渴,一会又冷得要命,我们本地人祖祖辈辈都见惯不惊了,实在是难为你们这些远方的客人啰!听了这席话,善于调侃戏人的徐主任说:不是不是,这是杨克明将军得知家乡亲人来看望他,为给老乡留下一个深刻印象,让我们世世代代不忘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忘高台之战牺牲了的3000余名红军将士!

  为拍摄《红军将领杨克明》电视专题片,摄制组一行虽经历了一场人世罕见、刻骨铭心的温差之苦,但仍觉十分幸运和欣慰。当相关部门领导和相关人士得知我们这一举动后,都力所能及地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协助。成都红军院院长,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王波,及时为我们提供了杨克明烈士知情人士的联系方式和住址;毛泽东主席的师母、新中国司法奠基人谢觉哉的夫人、被誉为“延安五老”的女红军王定国,还当着我们的面欣然提笔为我们题写了《红军将领杨克明》电视专题片片名。该片经长寿区电视台和重庆市电视台多次播出后,深受广大观众一致好评,并受到市、区领导称赞和肯定,还被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历史丰碑》栏目中播放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专题片提供了部分珍贵的场景和镜头。时至今日,原中共长寿区委党史研究室的所有干部及摄制组工作人员,都仍将《红军将领杨克明》电视专题片的拍摄经历引以为荣,念念不忘!


  重走国道319

  

  因使用高德导航时,错将“高速优先”误调为“费用最低”,让我和妻子“误入歧途”,重走了一次曾经让我刻骨铭心的国道319。

  看到国道319整改一新、路面平整,彩色护栏和彩色标线一目了然的崭新面貌,让我下决心吃完喜宴后,继续上国道319从石船出发到长寿城区,认真观赏一次整改后国道319的靓丽风光。

  在一小时四十分车程中,国道319渝长段道路两边绿树成荫,幢幢民房风格各异,绿色植被青翠欲滴,以及全程井然有序畅通无阻,没有任何车祸事故的真实感受,让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的我喜不自禁、感慨万千……。

  2024年元旦,已入隆冬的整个山城,连续几天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之中。每日上午十时前,几乎都是十米开外难以辨识东西南北。

  赶巧的是,元旦节当天中午,在距主城50公里开外的石船乡下,有一场非去不可的新婚喜宴。

  在我反复催促下,妻子极不情愿地驾车破雾从南坪上路,根据导航提示缓缓前行。

  大约行进了四十分钟,心存疑虑的我总感觉是走错了道,这么久了咋还没上到高速?

  看到正前方有一块被大雾遮掩得模糊不清的路牌,我赶忙示意妻子将车停下,头顶湿漉漉的浓雾走到路牌下,抬起头定睛一看,路牌左上方小字是:国道319,路牌正中写有两个大字:关兴。顿时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国道319和标有关兴两字的路牌,在我记忆里刻骨铭心、挥之难去。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坐车走国道319,第一次看到标有关兴两字的路牌,第一次碰到伤亡惨重的车祸事故,是20世纪1990年中秋节的前一天。

  那天艳阳高照、彩云飘飘,我与时任长寿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的道荣一起,坐一辆从县属企业借来的皮卡车,经国道319到位于渝中区李子坝的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为长寿化工总厂和四川维尼纶厂申办《内部报刊准印证》。

  那时的国道319渝长段,是坡陡路窄弯道多,坑洼不平慢慢梭。

  刚上路没多久,我和道荣便被上坡转弯颠簸得左右摇摆、腰酸背疼,加之沿途接二连三的车祸事故,让我俩坐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

  坐在驾驶室后排的我们,只好左右开弓,一只手紧抓车内扶手,另一只手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正当我和道荣被弯急坡陡的盘山公路颠簸得昏昏欲睡时,驾车的张师傅突然大声吼道:“你们看,又有一辆大货车翻下了十多米高的崖坎,好像车厢下面还压着个人!”

  顺着张师傅手指的方向,我们掉头向右后方的岸坎下看了过去。

  “哎!你们看,好像是安定纸厂的车?”还是道荣眼快,看清了“四脚朝天”的大货车车门上“重庆安定造纸厂”几个字。

  道荣的话刚说完,我立即接口道:“张师傅快停车,我们转去看看那里需不需要帮忙?”

  说话间,本就疾驶着的皮卡车,已超过出事地点快半里路了。

  当我们一行四人,急三火四地返回翻车地点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标有关兴两个大字的蓝色路牌,其次才是刚从崖坎下爬上公路,神思有些恍惚,满脸和前胸都是鲜血的驾驶员。

  再往崖坎下一看,被大货车车厢压着那人,还不断地挥舞着双手,向看“热闹”的几个路人说着什么,感觉根本没有生命危险一样。

  来不及多想的我和道荣,当即形成了统一意见,一是说服看“热闹”的路人,立即对被车厢压着那人实施救助;二是由我们将流血过多、神思恍惚的驾驶员送江北区医院救治,并负责向当时的江北县公安部门报警。

  当天下午,办完公事返回长寿的我们在车祸事发地得知,被车厢压着那人,因抢救不及时已命归黄泉。驾驶员虽无生命危险,因操作不当,已被江北县公安局采取了强制措施。

  当天夜里,蓝色路牌上那关兴二字和血腥恐怖的车祸现场,总在脑海里不断闪现,让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

  尤其让我弄不明白的是,那地方为啥不叫其他名字,偏要取名为关兴?后来才得知,此地是张关山的腹心地段,顾名思义而取名为关兴。

  更为凑巧的是,事隔二十多天后,在父亲生日三亲六戚聚会时得知,关兴车祸事故那驾驶员,竟是我三姨妈的二儿子。只因当时他被完全摔懵并受重伤,加之满脸、满胸都是鲜血,我又急着赶路到市里办事,他和我都没注意而未能相认。时至今日,比我小九岁的表弟那下巴,仍留有一道十余厘米长的疤痕。

  我真正与国道319打“交道”,是在十年之后的2000年至2008年间。

  那时,离开机关任某报专题部主任和黔江工作站站长的我,才听到时任黔江(含酉、秀、黔、彭、石五县)路政大队谢大队长介绍,国道319又名G319,始建于1933年2月,1935年8月竣工通车。该路由福建厦门途经江西、湖南、重庆、四川成都等五省市,全长2984公里。

  重庆市境内,国道319自秀山途经酉阳、黔江、彭水、武隆、涪陵、长寿、渝北、璧山、铜梁等区县,然后进入四川省。

  在2000年至2008年那既漫长又短暂的八年时间里,我因采访工作需要,每年至少要往返于重庆一一秀山段20余次,品尝过在群山峻岭中穿越,在悬崖峭壁上攀爬,以及因车祸事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和冰天雪地的荒山野岭冻得瑟瑟发抖的滋味;目睹过彭水城西山洪暴发、冲断路桥翻车死人事故,册山乡至黔江城区段巨石砸毁中巴六死九伤事故,以及涪陵卷烟厂轿车,在武隆境内翻覆五人遇难等惨不忍睹、惊恐万状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十数次。

  2001年初至2003年底,我又见证了国道319涪陵至秀山段千难万险、艰苦卓绝的三改二工程,以至重庆到黔江车程从十小时陡降至四小时跨时代的巨大变化。

  国道319从三级公路改建为二级公路后,为沿途广大人民群众出行,经商、办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沿途乡镇社会、经济突飞猛进,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自2000年4月底,渝长高速公路竣工通车后,我就再也没走过国道319渝长段,并一直以为有了高速路,319渝长段就会自然废弃或复耕。

  要不是今年元旦“误入歧途”,让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记忆中山高坡陡路面窄,坑洼不平车祸多的国道319渝长段也华丽转身,成为路面平整宽阔,标识清新悦目,路旁绿树成荫的亮丽风景。同时也成为沿途民众振兴三农,建设美丽乡村,开创幸福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


  乐温大桥之约

  

  早在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时,忘年交好友瑞明满脸是笑、喜不自禁地对我说:“铁哥你听说没?乐温大桥马上就要动工啰,据说只需两年多一点时间,乐温大桥就会竣工通车!”

  “啥,龙河镇贯岭车渡码头要修大桥?那真是龙溪河两岸人民千载难逢的一件幸事,真是难得难得呀!”我也被好友瑞明的情绪所感染,兴致勃勃地应答道。

  瑞明接着说:“铁哥,我俩夫妻早已想好了,待乐温大桥正式动工,打算投资几十百把万,将原来的老屋重新翻修,搞一个像模像样的农家小院。到时,欢迎你两口子前来呼吸新鲜空气,品尝时鲜蔬果,过上一段真真正正的田园生活!”

  “好哇!好哇!那真是求之不得,我俩一言为定”。瑞明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之一,要实现这个诺言,其经济实力,我深信不疑。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瑞明自信满满地一口应答,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窄窄的小缝。

  就这样,我俩正式“签订”了一份《乐温大桥之约》。

  长寿龙河,是我和瑞明共同的故乡,一条宽阔的龙溪河将我们隔开,我住河西他住河东。

  因龙溪河水之隔,给沿河两岸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少年时期过河,全凭一条木制小船,往返耗时需两三个小时。涨水时节,无论时间长短都得停渡;参加工作调离龙河老家后,托当地人民政府的福,龙河至乐温通上了公路和车渡,给两岸人民群众的生活与通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那条曾让两岸人民引以为豪的狭窄公路和仅只白天通行的车渡,仍成为制约整个长寿湖地区发展的瓶颈。

  十年前,长寿区委、区政府就想群众之想,急群众之急,在全方位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作出了修建乐温大桥的决定,描绘出乐温地区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四通八达的美好蓝图。

  今年“五、一”节期间的一个清晨,《小城故事多》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电话那头的瑞明,兴奋不已地告诉我说:“铁哥,乐温大桥已于4月28日正式通车,我的农家小院也全面完工,只待你夫妻俩择个吉日前来“剪彩”哟!”说完,电话里传来了一阵爽朗明快的笑声。

  “那好那好,我一定尽快邀上几个好友,亲临现场一睹为快,并为乐温大桥通车和你家“别墅”落成举杯为贺!”乐在其中的我当即应答道。

  5月13日清晨,天气晴好、阳光明媚,初夏时节的微风吹来,稍有些许凉意。我们从重庆出发驱车百余公里,径自来到乐温大桥西桥头,下车漫步大桥欣赏美景。

  哇!这也太漂亮了。总长2500米双向两车道的主桥,配上红、白相间的公路护栏和人行道栏杆耀眼夺目。

  乐温大桥横跨宽阔的长寿湖湖面,气势如虹,尽显出宏伟壮阔之美。

  举目对岸,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在一层缥缥缈缈的薄雾陪衬下,恰似是一幅美不胜收的水墨卷轴,令人欢欣不已、心驰神往。

  当我的目光,注视着大桥对岸左边的二腾岩时,曾经的一段不堪往事,将我的思绪,猛地一下拉回到了54年前的那一天……

  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老家车家坝,因土地全是“屁眼沙”留不住水,而十分贫瘠。种菜菜不长,种粮粮无收,绝大多数农户都是吃了这季盼那季。像我家父母两个全劳动力带四个儿女这样的补款户,那就更是有了今天无明天。

  每年春天农忙季,就是贫困农户缺粮时。

  记得那是1969年春季闹麦荒时,已断了几天粮食的父母万分焦急。

  迫于无奈、性情急躁的母亲,硬逼父亲带着刚满十五岁的我,到乐温二腾岩大姑婆家借粮。

  那天正逢倒春寒,阵阵冷风夹着冰凉刺骨的春雨,将站在西岸等过河船的我们冷得脸色青紫,全身瑟瑟发抖。

  大约三四个小时后,饥寒交迫的父亲和我,好不容易才东倒西歪,偏偏倒倒地走进二腾岩大姑婆的家。

  可无论父亲怎么说,人称“吝啬鬼”的大姑婆,死活都不肯承认借粮食给我们。父亲和我又不得不忍气吞声、饿着肚子向李家大坪何表叔家走去。

  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慷慨善良的何表叔夫妇,在得知我家已断炊几天、危及性命的困境之后,十分爽快地答应借一百斤玉米给我们,并再三安慰我父亲说:“老表,不要着急,等有了余粮时再还不迟。”说得父亲涕泪纵横、感激不尽。

  第二天临别时,何表叔还特意送给我们五斤挂面和十个鸡蛋。也正是那一百斤玉米、五斤挂面和十个鸡蛋,让我们全家六口渡过了难关、保住了性命。

  此后,我和父亲还多次在春荒时节,从贯岭码头坐渡船,到河对岸的白家场和包家场买红苕片回家度粮荒。

  因此,贯岭码头和二腾岩在我的心灵深处,早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到二腾岩大姑婆家借粮被拒的那场倒春寒、那次盼船摆渡、那次饥寒交迫、那次爬坡上坎,真是刻骨铭心、刻骨铭心哪!

  如今看到一桥飞架西东,道路四通八达,两岸绿树成荫,田间果蔬飘香,民房千姿百态,怎不叫我喜从心来、高兴至极呀!

  根据瑞明的导航提示,我们的车在乐温大桥东宽敞明亮、花香四溢的十字路口右转再右转,不一会便来到了他修葺一新的“别墅”面前,看到先我们之前到达的轿车,已停满了晒坝。

  进到其乐融融、焕然一新的农家小院,我们一行当即受到了瑞明夫妇的热情接待。稍事歇息后,瑞明又兴致勃勃地把我们带到一楼二楼参观每个房间的室内陈设,并滔滔不绝地为我们介绍各式家具的材质和品位,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现代化家居“培训课”。

  在底楼那宽敞明亮的餐厅里,瑞明指着一字排开的三张大圆桌和颇有讲究的座椅,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自从二十年前在重庆主城安家落户后,压根就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还会重返偏远落后的老家定居兴业。”紧接着,瑞明又说:“要不是长寿区委、区政府的英明决策,要不是新建成的这座乐温大桥,我家的老屋,恐怕早已成为一片废墟啰!”

  “那是!那是!”与我同行的几位朋友,几乎异口同声地应答道。

  夜幕降临,玩得十分尽兴、有些疲惫的我们正准备启程打道回府时,前来为我们送行的一头银发、84岁高龄的、20世纪70年代《重庆日报》的特约通讯员王沿舫夫妇,拉住我的手有些激动地说:“铁城老弟,我们真心希望你们能够通过各种有效渠道,为8000多名乐温地区人民群众向长寿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们带个信,感谢党和政府对乐温人民的关心和关怀!乐温人民也绝不辜负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期望,将尽己之力,早日将乐温建设成为景美、舒适、宜居的美好家园!”

  返程途中,昏昏欲睡的我,脑海里总有木制渡船、摇桨老人、车渡铁船、站在凛冽寒风中的过渡人和荒芜的山坡在反反复复地翻飞……

  别了,崭新的乐温大桥!

  别了,乐温人民的希望之桥!

  铁城在有生之年,一定会再次与您相约!再次与您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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