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贺岁 | 耿清瑞：2026新春作家作品年刊】

      耿清瑞，山东金乡人，现任金乡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历任中学教师、检察官、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县司法局副局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安监局局长、县住建局局长等职务，曾在省级以上报刊及网络文学平台发表散文300余篇，荣获山东省首届检察文化“金徽”奖、第四届“三亚杯”当代华语文学大赛金奖和2024年度最美散文奖、第二届“生态杯”当代文学大赛一等奖、中国原创文学突出贡献奖等，出版长篇小说《耿家楼》《耿清瑞散文小说集》和散文集《那一抹永远的乡愁》《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堂屋阳光》，其中《堂屋阳光》入选山东省散文学会散文精粹丛书。

　我和我的《耿家楼》

　　春深而归，浅夏徐来。

　　2025年5月，我收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快递过来的新书《耿家楼》。我心心念念期待已久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终于出版发行了。

　　那是个静谧的午后，初夏温柔的微风从窗户里吹进来，让人感觉到一种特有的温馨和舒适。我快速打开新书的塑封，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我顾不上端详那凝重的封面及简洁的图案，就立刻翻开新书的正文，行行端庄美丽的方块字映入眼帘，而随之心底里涌出如泉的思绪和难以言表的情感，有感叹，有欣喜，也有激动，更多的却是五味杂陈。

　一

　　这部书稿的筹备，我整整用了四十年，而连续加班加点的写作用了四个半月。

　　回望那些加班加点的日子，何止一个“累”字？简直就是身心俱疲，不堪回首。因为那段时间人居环境指挥部的工作确实太忙，几乎天天下到村里，每天要走两三万步，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写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或许每个人都有懈怠的时候，我也不例外。我也有写写停停的时候，甚至产生了放一放再写的念头。为了加快进度，为了避免搁置，我只好设法把自己逼进死胡同。我对《新长江文学》平台的主编蔡竹良先生说，我正在写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有时很想偷懒，只能用连载的方式来推进，可以在你那里连载吗？其实，长篇连载需要交付全部的文稿，而我交给蔡先生连载的时候才仅仅写了两个章节。蔡先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于是我写一章蔡先生刊发一章，就这样推拉着我不停地写（在此，郑重地感谢蔡先生！）。每天的连载，使我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几乎一刻也不能停息。每天晚上必须加班写作3000字左右，不敢外出，不敢生病，不敢有应酬。有时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很难打起精神，甚至困得睁不开眼，只好站着打字，生怕一坐下就睡着了。有天晚上坐在电脑前困得实在撑不下去，就想着先打个盹吧，没想到再睁开眼一看已是深夜12点半，于是赶快洗把脸再接着写，直到凌晨3点才写完那个章节，算是完成了当天的写作任务。

　　这样催命般的连载坚持了一些天后，我终于还是受不了了。我又对蔡先生说，能不能隔一天连载一次，蔡先生又同意了。每周逢一、三、五连载，双休日还可以休息。就这样我写了四个半月，连载了五个月。在我最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为什么不能轻松地写作？只有一个声音回答：责任！你有传承的责任。到了我这个年龄，既无成名的想法亦无成家的愿望，唯一的就是责任使然。这种责任就是传承，将先辈们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其实，在伟大的抗战事业中，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不为名利，不计得失，默默奉献，勇于牺牲。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长眠于这片热土却不被人知，甚至被遗忘被湮灭。我认为，忘记他们就等于背叛历史，就等于忘本。我之所以历尽艰辛从岁月的长河里捡拾那些历史的碎片，从过往的光阴中淘洗那些珍藏的记忆，就是要还原那段被尘封被湮没的历史，就是要给历史一个如实的交代。

二

　　长篇小说《耿家楼》的原型是我的家乡耿楼村，那个明末清初用一条扁担挑来的村庄，那个至今仅仅800多口人的村庄。耿楼由耿家人建立村庄，后来为防盗防匪，举全村之力修建了高大宽厚的围村寨墙，墙外深挖两道护寨海子。村庄东西分别建造坚固的寨门及门楼，寨门外有吊桥横跨海子，仿佛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再据考证，耿楼村耿家并非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迁徙至此。耿家乃清初靖南王耿精忠之后。耿精忠反清复明一波三折，后被康熙帝以负恩谋反罪革去王爵，交付司法审理并被凌迟处死，其后人担心株连九族，老夫人带着仆人用一副担子挑着两个孙子连夜奔逃，从辽东千里迢迢一路逃难至山东金乡之地。当时此地为黄泛区，洪水过后，荒无人烟，哀鸿遍野。老夫人将大孙子留在此地，坐北朝南造屋建舍，渐为村庄，取名为耿楼（即鸡黍镇耿楼）。小孙子由仆人携带至东南二十里处，又建一村，号为东耿楼（即现在化雨镇耿楼）。

　　耿家迁到耿楼系六世主。我们这位先辈后来成家立业，生了4个儿子，由此分为4个分支，即长支、二支、三支、四支。长支人烟不旺，大约在慈禧年间就已绝后。我们一家属于二支，系耿家人丁最为兴旺的一支，而且也是村里最为富裕的人家，比如“楼院里”、“东大门”、“西大门”（我们家属于“西大门”）都是二支，现今最大的林地就是二支祖坟所在地。目前二支的“以”字辈分还未出五服，血缘关系很近。三支的人丁也不兴旺，约占耿家宗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四支人丁更少。其他耿姓多为佃户，因租种耿家的土地也就随了耿姓，所以他们家的墓地均不集中，分布很散。还有其后代子孙搬至外村，但仍保留耿姓，但因家贫，男丁娶亲较晚，再加上人烟不旺，繁衍更新缓慢，故之现在辈分较高。

　　耿楼村崇尚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广开兴学之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村里已有县域内最早的公立民办学校耿楼完小，莘莘学子，各有其志。有早期参加革命的北大翘楚，也有跟随北伐的黄埔才俊，还有抗战初期参加民先队奔赴延安的一批思想先进的师范学生。中共鲁西南工委和中共金乡县工委均在此村。村子虽小，但人员成份复杂繁多，共产党、国民党、八路军、七路军、土匪、伪军，三教九流，五行八门，构成了一个繁杂的小世界。

三

　　长篇小说《耿家楼》中的主要人物也有原型，但毕竟是文学创作，不能一一对号入座，但书中总有他们的影子或印痕。我在此只说3个人吧。

　　我认为要说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我爷爷。

　　我爷爷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名人，在他身上有好多故事，小时候听老年人讲得最多的就是他的传奇。我爷爷叫耿以鉴，字朗涵，生于1880年，1944年3月12日去世，享年64岁。他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但凭着坚强的毅力自学成才，可谓通古博今。他除了文化功底深厚，还深谙武术长拳。由于生活所迫，爷爷离开家乡耿楼村独闯上海滩，曾流落街头踯躅彷徨，也曾生意兴隆意气风发，做过镖师镖头，当过商店经理，开办过银行和工厂，尝试“实业救国”。但随着时局的变迁，爷爷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实业救国”转变为“教育救国”。他用做生意赚取的资金创办了耿楼完小，实行免费上学，男女同读，让穷苦人的孩子学习文化，欲以知识启迪民智，打破愚昧的樊笼，改变穷困落后的现状。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最终也没有实现。他最后把所有的家产都支持了抗战事业，捐钱捐抢捐子弹，鼓励5个子女全部参加了革命。腾出房子给地、县工委办公，并由他个人负责支付工委全部的工作和生活费用。耿楼完小停办后，又把校舍改为抗日游击队的营房。

　　我要说的第二个人就是大伯父耿荆山，即爷爷的长子，1907年5月出生，1933年5月北京大学毕业，同年7月在省立第三师范（即聊城师范）教学，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底，伯父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金乡县和相关同志一起筹建中共金乡县工作委员会。他首先发起成立了金乡县抗敌后援会，担任秘书长，主要负责后援会的日常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这是金乡县第一个由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1937年8月，伯父和共产党员王鉴览、翟子超创建了中共金乡县工委（即金乡县委的前身），当时没有设书记，三人均为委员。1938年6月,伯父在县工委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党的地下武装在耿楼村成功举行金乡县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金乡县抗日游击大队，兼任大队长。后来鲁西南工委将湖西各县抗日武装力量整编为山东省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第十三大队，伯父兼任大队长。1939年10月，伯父升任山东省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初期，伯父在济南工作，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财经委工作，60年代中期调任青海省工作，离休后在山东疗养，2004年6月27日在山东省第一干休所因病逝世，享年98岁。

　　我还要说的第三个人是五爷爷耿以钊。五爷爷在国民党第七路军旅长朱世勤部服役，时任旅司令部作战参谋。1942年5月4日凌晨，日军坦克、装甲车密集包围朱旅部所在地单县潘庄，重炮轰击持续一个多小时。朱部顽强抵抗，坚守不退。日军对其实施合围，并以猛烈的炮火覆盖整个村庄，战局形势异常激烈。后来日军见他们持续抵抗，拒不投降，竟丧心病狂地施用了毒气弹。朱世勤及旅部直属部队1500名将士全军覆没，几乎无一生还。

　　战后家里派人去寻找五爷爷的尸体，两天后才在潘庄寨墙边的壕沟里找到。后来五奶奶给我讲，她当时见到五爷爷时，五爷爷已经面目全非，体无完肤。五奶奶因为悲痛过度，显得异常冷静，没有哭泣也没有流泪。她默默地给他换下几乎成为碎片的军装。她给他换衣服时，一直想看看到底伤到哪了。她看到了布满他全身的弹孔，挨个数了数，一共13个。后来，对于朱世勤部英勇抗击日寇的行为，国民政府给予了通报嘉奖。或许因为五爷爷的官职太低，没有得到表彰。解放后，也没谁提起过他，他的坟头后来也被铲平了，很难再找到坟茔的踪迹。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我和我的《耿家楼》血脉相连，根枝相接。《耿家楼》是从生命岁月深处长出的文字，饱含着命运的跌宕和血脉的热烈，将以此奏响一曲不屈、执着、抗争的悲壮之歌。

正在老去的村庄

        我再次来到这个村庄，街道依旧静寂无人，亦无鸡鸣犬吠。恰逢夕阳西下，暮霭沉沉，静谧的村庄越发像一位久坐的老人。

　　我从上次过来，到现在大约两年有余。那次来到这里，我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或者是不愿说不想说，又似乎无法准确地说明白那层意思，只是内心里很落寞，很难受，亦很伤感。直至今天我脑海里才浮现出这种准确地感受：这个村庄正在渐渐老去。

　　我在村庄的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连在屋墙根或大树下闲聊的老人都没见到。我忍不住走近街边的一家农户。这家院墙高大，过道像个门楼，厚实的大铁门也十分排场，门旁用瓷砖镶砌的对联几经风雨颜色有些暗淡。我轻轻敲开门，一位老人出来问我有啥事。我说我在街上怎么看不见人？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有些还走得很远，去了非洲。有的做生意在城里住了，不回来了。即使在家的也呆不住，城里买了房子，没事不回村里。年轻人结婚时兴“一动不动”，都要在城里买房子买车。他们纵然回来也是匆匆忙忙，围着院子转一圈或开门看看就走了。小孩子呢？小孩子都不在本村上学了，合班并校，要么到镇上要么到城里去上学。条件好的买了学区房，条件差点的租房子也要让孩子去城里上学，还有的让孩子去城里吃“小饭桌”，反正都不在村里上学了，村里的小学校早就荒废了。我又问现在谁来种地啊？田地不会荒芜吧？老人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像我们这样的老人种地啊！我们这辈人土里刨食惯了，骨子里就和土地亲近，只要能爬得动就要下地干活。家里没有老人的，就把田地租出去。地里收入低，他们年轻人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一时竟然无语。

　　我告别老人家，呆呆地独自走在街上，那连片的瓦房和高低错落的院墙已经少有人声。有些老院子、老房子更让人伤感，屋顶坍塌，断壁残垣，荒草长满了庭院，看来好久好久都没有人问津了。这些老院子只是成了追寻往昔岁月的一个现场，或者忆苦思甜的一个证物。如果再过些年，村庄会越来越老，可资回忆的东西更会越来越少，甚至整个村庄的记忆都会被湮灭在尘封的长河里。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自家的院子，被风雨侵蚀的院墙倒塌后改成了篱笆，那只养了多年的芦花鸡总是伸长脖子从篱笆缝隙里向外觅食，外面的大黄狗不失时机地跑过来狂吠几声，芦花鸡吓得赶紧缩回鸡头，扑闪着翅膀跳起来对着外面高呼“喔喔……”。篱笆墙边种上了眉豆，疯长的秧子沿着秫秸杆直往上爬，在升起月亮的静谧夏夜，青香和月华氤氲成童话般的梦境，“青藤爬满篱笆墙，小院映着明月光”，那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木板做成的院门透着指吧宽的缝隙，虽说简陋，却感温馨，明月与清风一起涌入，饭香和炊烟一同共舞。哦，现在炊烟也不见了，像这样的黄昏，过去的村庄早就炊烟袅袅了。我一直认为，炊烟属于乡村，作家刘亮程曾说炊烟是乡村的根。那袅袅炊烟带着简朴的生活味和烟火气，从土灶里绵延不绝地升腾起来，看似摇摇摆摆飘渺无形，事实上它也有根，它的根就扎在这片乡土上，长在祖祖辈辈农家人的心坎上，那是农村农民温饱生活的图腾。

　　看着长满荒草的庭院，我想起过去乡村的夏夜。用麦秸苫子打好地铺，大人孩子躺在上面仰望着满天星辰，絮叨着漫无边际的话题，轻松、凉爽、舒适，尽享星光或月华的沐浴。偶尔有流星划过天空，孩子们惊异不已，相互比赛着吟诵那首童谣：“拉尾巴星，过河东，说七遍不腰疼……”蛐蛐都眼热了，悄无声息地爬上地铺的边缘，但不小心被猫发现，猫用锐利的爪子逗它。树上的知了香甜地吸着露水，蝉鸣似乎还是那么忘情……可眼前蚊子成群结队地从草棵子里飞出，隔着单薄的衣裤袭击我的小腿，我几近落荒而逃。

　　我来到街中心的小卖铺里想买瓶水喝，老板娘不好意思地说只有几瓶纯净水但都已过期，这几年生意不好做，货物卖不出去。人们需要的日常用品都有年轻人往家里寄快递了，平常也就卖点儿酱油醋之类的。我想起过去乡村的小卖铺，油盐酱醋茶，还有小百货，要啥有啥，那可是红火啊！那时候叫代销点，那可是整个村庄的人场啊，没事都会来转转，说说话聊聊天，传播个新闻，闹个笑话，老酒晕子过来花几角钱喝两口，小孩子跑来买个糖疙瘩，现在却物是人非。

　　再往东走就看见原来村里的小学校了。学校大铁门上挂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大铁锁，估计好长时间未曾开过了。隔着大门的铁棂往里看，院子遍地落叶，更显人迹罕至。教室破败不堪，屋檐残损，墙皮剥落。门窗玻璃残缺不全，露出一个个破洞，仿佛掉了门牙的老人述说着既往的沧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原来书声琅琅的地方怎么会变得如此荒凉？我心里很痛很痛，难道非得用一种文明去排挤另一种文明？

　　我怀着一种沮丧和失落离开了那个村庄。

　　车子开了好远，回首遥望被晚霞渲染的村庄，古朴幽静，苍凉落寞，似乎与城市有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和越来越多的隔膜，因为这村庄正在渐渐老去。

　　童年 冬天 黄昏

        周末傍晚，夕阳的余晖有气无力地映在阳台的窗玻璃上。我伫立在窗前，一直注视着渐渐下沉的落日，慢慢等待黄昏的到来。

　　再过几天就到大雪节气了，恰巧有股寒潮袭来，气温骤降，让人顿时感觉冬天真的来临了。昼长夜短，似乎下午的时间越发显得短暂，总觉得太阳仿佛被人拉扯着往下落。最后看着西下的夕阳渐渐落入西边天际的云彩里，仿佛被燃烧了一样，但似乎又发不出那种炙热的光芒。

　　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冬天，也是这样的黄昏，家里人都不在，我独自在老屋里玩耍。屋当门放着一只盛火的铁盆，里面的豆秸火即将燃尽，偶尔有冷风吹进室内，暗红的灰烬闪亮一下很快又暗淡下去。房门敞开着，其实很难挽留住热气。当时我们这里的农村大都这样，或许因为木门不透光亮，或许为了进出方便，也或许随时可以看清楚院子里的一切，所以大都没有关门的习惯。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屋内的火堆也降低了温度，天冷火也寒。本想再添一把豆秸，抓起一把却又放下，没舍得续进火里。那年月不仅缺乏粮食，柴禾也很稀罕。我只好靠近火堆，让棉袄的两个对襟将火盆包围起来，让温热感尽量传遍全身。父母和哥姐外出还没回来，我不停地朝外张望。寒风主动地拍打着院子的大门，一会开一会关，啪啪作响。忽然感觉有种空落孤寂的情绪弥散开来，还有些许的烦躁，那时还不知道这就叫作孤独。我只好站起身夹紧交错重叠的棉袄对襟，袖着手跑过去用门栓插门，但门还是不停地晃动，我索性用根棍子从里面顶上，这才止住了声响。

　　我跑回屋继续烤火，依然感觉无所事事。太阳很快沉到地下去了，感觉院子上空有种青冷色的光，这光很短暂，犹如昙花一现，便被淡黑色的夜幕遮掩了。我点亮了油灯，拿出早已翻出了毛边的小画册《鸡毛信》，可一页也看不下去。灯捻子吱吱地发出焦急的声音，如同我内心的焦虑。天都黑了，家人们还都未回来。母亲去距离十多里的任庄看望姥姥，吃完午饭就去了。父亲早晨骑自行车去了城里，他说冬天菜少，想买些容易存放的干海带，可以时不时地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那时交通不便，公社供销社平时缺货，除非过年才能销售海带，父亲只好到三十多里外的县城去买。唉，这大冷的天，干点啥都不容易，幼小的心灵已感知到生活的艰辛。

　　天黑尽了，门外传来拍门声。我赶忙去开门。母亲回来了，她还带来一大包柿饼，我伸手去接，母亲说上面有柿霜，得擦洗完才能吃。母亲来回步行二十多里路，已经很累了。她蹒跚着进了门，用围巾擦了擦汗津津的脸说：“这天真短，说黑就黑了。你饿了吧，我这就烧汤去。”她边收拾锅灶边絮叨着父亲还没回来。其实，我也很担心，父亲走了一天了，不知遇到了什么情况。接着哥姐回来了，他们每天天不亮去大沙河工地挖河，晚饭后才能回来。生产队给记工分，哥记10分，姐姐记8分。大哥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白面馍，说晚上河工改善生活，他没吃完就顺便给我带来了。我接过馒头刚要送进嘴里，大哥说太凉不能吃，就把馒头埋进灰堆，上面又点燃了一大把豆秸。不大一会，烧烤馒头的香味氤氲了整个房屋。

　　吃完馒头，我又缠着姐姐教我写字。姐姐拿出一张河工上的宣传品，红纸黑字，让我抄写上面的字。我有好些字不认识，本想问问读音，但看到姐姐又困又累就没好意思再打扰她。我也没数数抄了几遍，反正一直抄到墙上的广播播放结束曲才停下。这时，父亲裹着一身寒气回来了。原来父亲下午刚出城自行车链子就断了，天冷没有找到修车的，就推着车子回来了，后车架上还放着半口袋海带，散发着海水的腥香……

　　我从童年时光的记忆里抬起头来，眼前的天幕早已星河灿烂，我却发现那些点点闪烁的星光带着岁月的回声，如同梦幻的流星雨，一阵又一阵拂过我已经苍老而潮湿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