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贺岁 | 耿清瑞：2026新春作家作品年刊】

      耿清瑞，山东金乡人，现任金乡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历任中学教师、检察官、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县司法局副局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安监局局长、县住建局局长等职务，曾在省级以上报刊及网络文学平台发表散文300余篇，荣获山东省首届检察文化“金徽”奖、第四届“三亚杯”当代华语文学大赛金奖和2024年度最美散文奖、第二届“生态杯”当代文学大赛一等奖、中国原创文学突出贡献奖等，出版长篇小说《耿家楼》《耿清瑞散文小说集》和散文集《那一抹永远的乡愁》《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堂屋阳光》，其中《堂屋阳光》入选山东省散文学会散文精粹丛书。

　　乡村过大年

        我好多年没在老家的乡村过年了，心里总觉得有些愧欠。在城里过年，感觉不到温暖的烟火味，更没有年味，或许只有乡村里过年才算真正的过年。每当忆起那些过年的往事，心里就有一种狂喜的跃动，岁月斑斓的片段迅速浮现在脑海里，随之眼睛里也有了一种湿润的感觉。

　　乡村的过年是从腊月开始的。最先景年的要数孩子，刚进腊月，他们就扳着手指数天数,看看还有几天过年。记得我小时候，在腊月初一这天拿出30根火柴，过一天丢掉一根，等丢掉最后1根火柴的时候就过年了。大人们开始着手忙年，首先要盘算好过年的花销，也算是做个预算吧，然后开始劳作。在机械化还未到达乡村的时候，磨米磨面皆靠人工。一个村子只有一座石碾，天不亮就去占碾，拿把笤帚放到碾盘上，意思说今天我们家头号碾米，其余的要往后排。磨面不用排队等候，因为大多数人家都有石磨。但推磨并非易事，抱着磨棍一圈又一圈地推着转，推一天磨常把人转得晕头转向。如果有头毛驴帮着干活就轻快多了，将它套在石磨上，再用块黑布给它捂住眼睛，只说一声“嘚”，它就听话地迈出四蹄，不停息地踏着固定的节拍，老老实实不知疲倦地在磨道里转着，面和糁子从两片磨盘摩擦的缝隙里均匀地流出来。后来有了打面机和打米机，也就把石碾和石磨淘汰了。

　　准备好面、米之后，就要准备肉、菜之类的年货。过了腊月初十开始杀猪宰羊，那时牛肉极少，因为生产队时期牛是大牲畜，只有老得干不了活了才能宰杀，还要先到公社兽医站申报，获得“掉头证”之后才可以，否则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当时村里杀猪也算件喜事，毕竟辛辛苦苦喂养了一两年，终于有了收获。那场面也很热闹，冬闲的人们前来围观，有帮忙的，有准备买肉的，孩子们却等着抢猪尿泡和猪蹄甲子。将猪尿泡吹满气，用线绳扎上口，可以当气球玩。猪蹄甲子抹上猪油可以点灯照明。杀完猪，将两扇猪肉挂上树杈稍微晾一下，按肥瘦将肉分割，当时肥肉价格高，赶集可卖个好价钱。再割一块上好的里条准备大年初二走亲戚。四条猪腿起码要留下一条前腿，用作走新亲戚的礼物，寓意为亲戚之间常走动。猪头和猪下水留作自家过年。等到赶了几个年集后，也就年底灭会了，剩下点猪肉拉回家不再卖，大人孩子一起过个肥年。相对于杀猪，宰羊就比较容易了，家里只要有男劳力就可办理停当，一般不用找外人帮忙。当时羊肉也比猪肉便宜，而且羊的体量不大，大多自家留用，不必再去赶集卖肉。当地大多是青山羊，羊皮可卖个好价钱，在当时也算一份不菲的收入。

　　那时过年的蔬菜稀少，大多是白菜萝卜，间或也有莲藕，偶尔还有菠菜和芹菜，但没有其他反季节的蔬菜。粉条和海带可以用上派场，但这两种菜都不能上席，只能备作家常菜自家人享用。肉和菜准备停当，就到了腊月二十，由此到除夕的这段时间，镇上天天逢集，这即是所说的年集。年集不同于平常，天不亮就已满人，天黑尽人还未散完，人山人海，摩肩擦踵，人声鼎沸，不仅热闹还很喜庆。当时村民们大多手头拘紧，天天都去赶年集，讨价还价，想方设法想适时拣个便宜。赶年集除了置办年货，还要买几盘火鞭，钱若宽绰肯定再买些二蹬脚和烟花。更要去扯几尺花布，回家给孩子做件新衣。如若囊中羞涩，只给孩子买条围巾或买顶帽子，亦或弄点鞋布给孩子做双新鞋，总之过年要有新气象，只要孩子们能够穿新的、带新的，大人们也就没啥讲究了，过年主要图个好心情，看着一家老小欢欢喜喜顺顺当当也就心满意足了。

　　过年蒸馍，感觉也是一项大工程。当时生活条件差，一年到头见不了白面，主食地瓜干面的黑窝窝头，过年了想换换口味，改善一下生活，所以家家都蒸很多馍，都要吃过正月十五，有的还能吃到二月二。蒸馍大约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人口多的家庭，有时蒸两天馍。先蒸黄面膜，也叫团子，类似豆包。黍子或稷子面的外皮，糯粘而不易破，呈金黄色，内里是豆馅，由地瓜和红豆相混而成。后蒸白面馒头，最后蒸一些菜馍，也叫菜包，圆圆的，顶部拧花。做熟后掀开锅盖，在热气腾腾的雾气中，用筷头蘸着用红纸侵染的液体，逐个在白面馍顶点上红点，圆圆的、亮亮的、鲜红的，过年的喜气一下子氤氲出来，那是喜庆、那是自足，那是一种对生活执着的热爱，那更是对未来红火年景的向往，我觉得这也算“画龙点睛”吧。其实，蒸馍很辛苦，要早起做发面，盖上棉被保温。面发好后，在面案上使劲揉和，生面越硬做出的馍越有筋道，若与现在机器做的馍相比，那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现在的馍一点也不好吃，甚至吃不出麦子味。看着那些白白胖胖的圆馒头，食欲即刻膨胀起来，味蕾也在舌尖上狂舞，一种亲情和温暖油然传遍全身。

　　距离除夕愈来愈近，感觉人们也就越来越忙，剁饺子馅、过油、煮肉、贴春联、包饺子，准备年夜饭，忙年一直要忙到除夕晚上才算结束。“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除夕之夜，忙活了一年的家人们终于可以将劳作划个句号，终于可以安心地坐下来，家人团聚，灯火可亲，共享新春的欢喜和幸福。当然孩子们不会安心，象征性地吃几口就跑到院子里放鞭炮了。按照老传统“兹宵不得眠”，大家要坐在一起守岁，等过了午夜，大人们实在熬不住了，因春节还要早起，赶紧催孩子们睡觉。孩子们并不甘心，依依不舍地钻进被窝，但躺了好久仍然睁着眼，一遍又一遍地问天明了呗？也有的凌晨一两点钟起来放一阵子鞭炮，然后回房再睡。

　　春节起得最早的要数年前新婚的人家，因为当地风俗起得早才能发家。大约凌晨四五点钟，外面鞭炮声响成一片，夹杂着二蹬脚、齐火子、大雷子等不同的爆响，也有焰火腾空而起，礼花四射，犹如繁花绽放，五彩缤纷，颇为壮观，好似“火树拂云飞赤凤，琪花满地落丹英”。此时人们在这热烈的鞭炮声中下饺子，吃完饺子好去拜年。

　　乡村与城里不同，乡村重人情礼往，他们大多同宗同族，即使有外姓人家也不见外。而城里人情薄，几乎对门不来往、同楼不相识，也基本不用拜年。乡村拜年规模大，礼节重，全村几乎沸腾起来，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男女老少成群结队，除了相互问候祝福之外，主要去村里长辈及老人家里拜年。记得我曾跟着同族的“大部队”去给一位近门子大娘拜年，感觉好久没见过这位大娘了，据说大娘已经97岁高龄，冬天怕冷，经常不起床，一天三顿饭都在被窝里吃。我们走进她居住的堂屋里间，她正披着棉袄半躺着吃水饺呢，看起来气色还不错。领头拜年的大哥俯身问好：“大娘过年好！还能吃两碗扁食不？”大娘赶忙回答：“吃了吃了，今年吃的不少。”她儿媳妇却悄悄对我说：“今年不如去年，一共才吃了七八个扁食。这不，分盛在两个碗里，也算是吃两碗吧。”我明白她的意思，乡村过年讲究好事成双，图个吉利吧。

　　全村人拜完年差不多半晌午了，人们各自分散，或三五成群找地方打牌，或去玩游戏，也有些人去村小学操场上打篮球，小孩子则到处拾炮仗筒，老年人蹲在屋墙根晒太阳。再等到吃过午饭，只能偶尔听见零星的鞭炮声，因过年而沸腾的村庄也渐渐趋于平静。不过，翌日大年初二及以后的日子依然还是过年的延续，新婚夫妻初二回娘家，初三、初四走老亲，初五迎财神，初六庆六十六大寿，初七送火神，初八庆八十大寿，初九庆九十大寿，初十为石头节，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若按农历的说法，每天都是节日，所以乡村过大年一直到正月十六才算结束。

　　前些年过年经常下场雪，“干冬湿年下”，有副春联“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其意就在于此。我也有时想，过年最好下点儿雪，但雪不要太大，飘点儿雪花即可，给新春作些许的装饰和点缀，千万不要阻挡了游子回家的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不仅是中国人的传统，更是一种文化。其实对于过年来说，不同的年龄感受又有不同。少年不识愁滋味，小时候不知生活的艰辛，整天盼过年，恨不能天天过年。中年时回乡过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虽有压力，但感受着团聚的氛围，依然感到一种欣慰，特别是带着妻子儿女甚至儿媳或女婿，还觉得是一种显摆、一种荣耀。但年老了过年回到乡村老家就有些伤感，父母不在了，只有照片还摆在桌上，望着遗像上曾经受苦受累的父母，满眼里都是泪。又想起小时候娘的教诲，过年要喜庆不能掉眼泪，就硬是把眼泪憋回去……

　　薄酒敬岁月，回乡慰风尘。我好想好想再回老家乡村里过一次大年！

　　天上人间

        麦黄六月，子规啼鸣，熏风徐来。伫立窗前，眺望苍穹，几朵飘飞的白云正默数着蓝天的深远，那里可是传说中的天堂？我忽然想起了天堂里的父亲。

　　其实，父亲从不迷信，他常说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天堂。只是我小时候他常给我讲天堂里发生的神话故事，每次讲完都要强调一句：“这都是编的故事，只是‘劝人方’罢了。”我也不信其有，可我现在却希望天堂能够真实存在，也好让父亲有个去处。难道不是吗？有首歌就这样唱道：“天堂一定很美，爸爸才一去不回……”

　　近来，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常入我梦。他是在牵挂我还是我思念他？抑或季节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我只知道现在这个季节是属于他的，是他一年里最忙碌最喜悦的麦收时节。

　　我原来在老家生活的时候，对这忙碌的季节一直深恶痛绝。那时，这个季节最忙最累，昼长夜短，常常睡不醒，天刚发亮就要下地干活，晚上回家时已经满天繁星，那可是真正的“披星戴月”。而且收麦的活计既累又脏，关键是天太热。为了防晒和防麦芒的刺伤，我都要穿上厚厚的长褂长裤，还要再戴上手套，简直武装到了牙齿。我每次埋怨的时候，父亲从不生气，他总说天若不热麦子就不会成熟，也就吃不上白面馍馍，也没法给你交学费。然后再从上衣兜里掏出小手巾包着的几张毛票，让我去地头路边的梧桐树下等待卖冰糕的。等不多久，便有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后座上驮着白箱子一路吆喝着过来。那时白箱子仿佛卖冰糕的标识，看见它心里就感觉很凉爽。他掀开木箱盖板，再揭开一层白纱布做的棉褥，一股带着香甜味的凉气立刻扑面而来，让我禁不住打了个爽快的喷嚏。吃完冰糕当然还得接着割麦，不过有了激励干起活来也就更带劲了。

　　这期间父亲都要赶几次集。我宁可多干点活也坚决支持父亲赶集，因为父亲赶集回来就可以改善生活。有时父亲也让我跟着去，说是帮忙拿东西。我当然一百个同意，跑点路总比割麦子轻巧。父亲赶集多半到供销社买些腌咸的海鱼，那些鱼至今也叫不出名来，据说是海边渔民剩下的筐底，先埋在盐堆里一段时间，然后再卖给我们内陆。但对我们乡下来说还是很便宜的荤类菜品。那些鱼闻起来倒是不腥，也有点儿微微的陈臭，但更多的还是咸咸的生香。我见有人竟然买咸鱼时还悄悄品尝，在营业员称量时偷偷撕下一小条鱼肉放到嘴里，吧嗒几下嘴巴说不孬不孬。营业员们大笑说那是生的。买咸鱼的人还不服气，瞪着眼说：“生的，咋了？”

　　一向节俭的父亲这时候却很大方，除了买些咸鱼，还要买两盒罐头，一盒带鱼，一盒午餐肉，再买两瓶苹果汽酒，当然也少不了黄瓜、西红柿之类的蔬菜，然后我们打道回府。到家后父亲怕我热着累着，让我在家里睡午觉，他自己却返回麦地干活。

　　说实话，我有时对父亲有些抵触。父亲脾气太犟，跟他学活不易，他好嚷人，但绝对没有打骂的习惯。尽管如此，哥姐们都怕他。唯独我除外，我有时和他争竞，虽然难分高低，但他也拿我没有办法。现在想来我很内疚。其实，父亲一生并不容易。

　　父亲幼年丧母，在旧时代一个大家庭的夹缝中生活，其中的疼痛和酸楚可想而知。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虽未四处流浪，但也缺少疼爱。他从小忠厚老实，执拗倔强，不买上，不低头，不会说好听的话，认准的理十头牛也拉不回。他十七岁跟着伯父打游击，伯父在“湖西肃托”事件中受到迫害，他勇敢站出来反对。连长让他写检讨，他断然扔掉纸笔说我没错我不写。解放后在长春工作时看不惯势利小人的飞扬跋扈，一跺脚回老家当了生产队长。他最讲究公平，从不占便宜。生产队长根本不算什么官职，但他能做到让生产队的账目分毫不差、定期公布，他能让全队里的社员老老少少心服口服。

　　父亲身上还有很多孩子气，他喜欢领着孩子们玩，喜欢逗狗玩猫。他会扎风筝、煳灯笼、捏泥人，那时邻居家好多孩子的好多玩具都让他帮着做。他还喜欢做菜，过年过节或家有客人，都由他来做菜，母亲只给他打打下手。他精通鲁菜，提起话头能给你说上半天。

　　父亲旧时代的中学毕业，一生都在阅读，且记性很好。我小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他的故事里酣然入睡。我上小学时缺少课外读物，他靠着早年的记忆用白纸默写六十多首唐诗宋词，然后给我装订成册。他九十六岁高龄时还拿着放大镜看报纸，连报缝都不放过。他说他每天“吃”一张报纸。

　　父亲离世至今已近八年，我一直思念着父亲，父亲在天上也看着我的生活吧。

　　那些年，走在青春的边缘

       虽然有首歌云“别让青春走远，岁月一去不返”，但青春在人生的长河中实在太过于短暂，短暂得几乎稍纵即逝，而那些青涩岁月的记忆早已渐渐模煳，唯有记得那些年自己曾走在青春的边缘。

　　我上班的第一站在母校当老师。第一次看见学生从教室里蜂拥而出，在校园里你追我赶、相互嬉闹，那青春的身影，那青涩的面庞，那满满的生机和活力，真的让我好羡慕。虽然我那时22岁，却觉得青春早已远去，心里装满了沧桑。当时我除了教课，还兼做学校团队工作，这样不仅与所教班级的学生相熟，还与其他年级的学生打交道。我认为与这些中学生朝夕相处，无异于与青春作伴，心里感觉年轻了许多，敞亮了许多，也淡化了过往的不易和艰辛。

　　学校团队工作头绪繁多，但我们还是抽空创办了一份油印的校报《多思年华》，主要刊发本校学生的作品，一下子吸引了好多文学爱好者。同学们投稿的热情很高，我办公桌上的稿件经常堆积如山。我记得编辑部曾收到一篇文笔优美的稿件，作者没有署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用的笔名。至今还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小巷拐角处》，看起来像散文又像小说，内容写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骑车在一条狭窄的小巷拐角处相遇，各不相让，相互对峙。文笔细腻，字迹工整，看文笔像女生所写，看字迹又像男生所作。文中所述，这两位男女生并不在同一个班级，只是在课余时间偶尔见过，或许有过目光的交流，或许有过一时的心动，也或许曾在梦境中相识，但现实中却从未说过一句话。终于这一天在一条无法擦肩而过的狭窄小巷里相遇了，这是巧合的偶遇还是人为制造的机遇？文中未曾交代。但我当时感觉此文内涵深远，意义非同一般，似乎含着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东西。相遇、对峙、互不让路，其实就是一种男女生之间的心灵“碰撞”，或者说一种青春的萌动，一种朦朦胧胧的情愫。我把此文拿到语文教研组让老师们传阅，虽然说法不一，但归纳起来几乎就一个相同的声音：早恋，或早恋倾向。大多数老师不同意在校报上刊发，甚至说发了此类文章会误导学生。

　　对此我却有自己的想法，青春的萌动类似于春天的草木发芽，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像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渴望认识异性，渴望与异性交往，甚至渴望结交异性朋友，其实再正常不过了，这也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绝对不能当成洪水勐兽横加指责，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引导、如何正面疏导。若说学生的这篇稿件在写早恋，未免有些过分，事实上写的是一种青春萌动的心理，并无什么不妥，而文章的结尾恰好又正确处理了这种“相遇和碰撞”，无疑对现阶段青春期中学生的教育引导起到启示作用。可大家认为不适合刊发，我作为刚上任不久的新老师也不好拂逆大家的心愿。为此，我心里倍感沉重。记得那天早晨，我上班去的很早，在办公室独自呆坐了好久。或许我正走在青春的边缘，我深深地理解那个年龄段学生的心理。若将此文束之高阁，我确实于心不忍，我认为那是对中学生青春期心理的一种漠视，将会影响对他们的青春期教育。我正一筹莫展，转脸看到窗外一棵爬山虎的枝叶攀上了窗台。当时已至深秋，霜寒露冷，我惊异那片叶子依然鲜嫩如初。绿色的叶面上尚存一滴清露，若有若无，须仔细看才现。渐渐地那滴清露垂垂欲坠，我心里突然感觉有些紧张，似乎怕它坠落下来。我凝视着那滴清露，它晶莹澄澈，恰似一块晶亮的玉石，浑身透着一种纯净和雅致。可它终于要滑落了，我好想伸手接住，无奈隔着窗户玻璃，再等我打开窗扇，它却已经坠落在窗下的泥土里……我起身拿起那篇稿件快步走进校长室，将此稿交给校长阅处，想让领导帮忙。好在校长开明，说这属于正常的青春期心理，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不要太神秘，越神秘越好奇，公开透明反而易于做好学生工作。此文刊发后，校长的话果然得到了应验。

　　后来在学校又创办了中学生记者团，小记者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到农村、到企业、到机关实地采访，从某种程度说似乎耽误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但确确实实锻炼了能力。这里不得不说有位最活跃的小记者，当时他正上初三，在学习任务繁重的中考前期，他依然积极参加记者团的活动。我曾教过他一个学期的语文，因此他有些偏文，或许这就是爱屋及乌的效应吧。他叫贾表祯，毕业后改名贾海生。后来考上菏泽艺术学校，毕业后又上武校，成为六个地区的散打冠军。他利用在四川宜宾地区从武的机会，结识了当地的酿酒师，学会了酿酒，后来在家乡建了酒厂，并成为国家一级品酒师。因我两年后离开母校，调至县实验中学，后又在检察院工作，我们师生曾失联十年有余。一次偶然的机会再次相逢，在相互拥抱的那一刻几欲热泪盈眶，我也理解了他的沧桑和艰辛。

　　在县实验中学工作三年半，我只教了一年零一个月的语文课，然后改做教育行政，这期间也曾打过补丁，临时代替请假的老师教课。但无论什么情况，都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需，让那些青春的火焰影响自己、熏烤自己、激励自己。所以，即使走在青春的边缘，但也依旧迈着青春的步伐。那时还没有结婚，一个人生活，食宿在校，无家务，无俗事，无纷扰，简单、自然、安静、淳朴，感觉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利用。每天的工作就是学生，每天的事务还是学生，我曾连续三次到一个学生家里走访，后来学生和家长都与我成了要好的朋友。

　　有人常说，青春是梦，是雨季，是花季。而青春的历程，却如同一匹倔强的烈马，离经叛道，桀骜不驯，这也被称之为“叛逆”。但我以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有勇气坚守自己的个性。可我们的传统教育恰恰缺少对这种“个性”的容忍和认可。其实生命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或曲折，或顺利，或坎坷，或艰辛，关键在于坚持走下去，努力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徘徊，一直向前。有位叫王长伟的学生，上学时性格内向，但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回答问题不落俗套，解题也常常另辟蹊径。他大学毕业后回家创业，成就了当今的“亿九”科技。人无完人，越是调皮的孩子或许越聪明，就像当年我们班的朱汤泉、刘连坤、张锋彬等同学，他们走上社会之后全都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优势和不菲的业绩。

　　青春和时光都会凋零，而留在心底的那份记忆却是永恒。回首五年半的教育工作历程，我觉得那是走在青春的边缘，那种美好、那种快乐、那种力量，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