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的密林中创造新的文艺精品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时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与此同时，抗战行动激励作家们直面现实的苦难，正视生活的每一角落和各色人生。文学进一步贴近大地和民众，书写生活的残酷和生命的坚韧，由此，抗战文学承载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丰富的社会容量。这既引领了血与火中的抗战文学不断再生，又建构了宝贵的文学经验，至今仍有深远的历史启迪。

民族意志的高扬推动文学观念的调整

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全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贡献力量。作家们的笔墨既记录生活的苦难，也书写人民的觉醒。东北沦陷后，萧军在小说《八月的乡村》中展现了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年鲁迅首肯这“是很好的一部”作品，并推荐“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此后，涌现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热潮。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作家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艺术派别，从分散走向统一。在炮声中，各种戏团剧社超越门户之见，超越地域、流派的区别，纷纷团结起来。接着，作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该会“发起旨趣”写道，“中国文艺界无疑地尽了广大的责任”，“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在这一时刻，民族意识的高扬，使作家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与对于国家命运、人类命运的关注融为一体。

抗战改变了作家的观念，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秩序、新的面貌。作家从不同维度参与抗战，自觉地“突进现实生活的密林”。郭沫若说，“我们要牺牲一己之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之生命求民族之生命”。茅盾说，“现在多数的文化工作者都抱有‘投笔从军’的壮志”。这正是呼应了“文协”成立大会上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要求作家用笔来发动民众参与到捍卫祖国的抗争之中。胡风发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文，生动地概括了当时的文艺情势，“民族革命战争的炮声把文艺放到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面”。作家“跑向战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抗战文学鲜明地表现出作家突破战前多局限于某城某地的创作格局，开拓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促进文学更贴近读者和民众生活。比如，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丁玲任团长。随后，西战团组织作家艺术家奔赴前线，以话剧、歌曲、秧歌舞等形式开展宣传。1939年，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王礼锡、宋之的任正副团长。作家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普遍置身于抗日救亡的工作之中。

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过往纯个人的文学观念，让步于整体宣传和服务抗战的任务、目标。夏衍在《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一文中明确指出，“文艺不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老舍说，“文艺，在这个时候，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抗战文艺的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在抗战文艺浪潮中，发生诸多有关文学观念的讨论和论争，比如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关于“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的讨论，以及关于衡量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讨论，等等。这说明，作家们既突出文学在特殊时期的“尽职”，又不断思考如何尊重文学的审美属性。比如光未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与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前者以古老黄河的怒吼象征着民众惊天动地的呐喊，后者以长城象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敌防线。这两部作品，立足中华大地，创造出独有意象和旋律，谱写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曲。文学适应抗战现实的需要，代表了民族意识和民众愿望。在抗战文学中，作家们塑造出新的儿女英雄，使文学浓墨重彩地凸显了深沉而悲壮的民族再生之精魂。显然，抗战文学高扬的英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精神资源。

深入战地，创作形态多样的作品

抗战文学从观念到形态都体现了文学在战时的应对和急转，使文学进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的密林。历时14年之久，覆盖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蒙受苦难的民众顽强地奋起抗击日寇。血与火的战斗场景，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令人触目惊心。作家走进部队和农村，接近战斗中浴血奋战的士兵、忍辱负重中抗争的平民。作家观察的视野更远、更广、更深，充满了战争年代的伟大使命感。他们描写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在新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新性格，塑造了代表光明前途和希望的新形象。抗战文学获得了坚实而丰富的生活资源。胡风是这样概括抗战文学总体思潮的发展演变的：“创作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有机的统一，作家和民众的广泛的结合，这正是新文艺运动一向所追求而未能顺利得到的、现实主义底生命所必要，而且能够在各种‘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基地’底丛林里面得到发展、得到胜利的条件。”抗战文学以多视角多形态展示了中国抗战波澜壮阔的现实和最完整的历史风貌。

第一，在创作主体上，作家多重身份的同构，使得抗战文学真正融入人民大众生活的实地。抗战初期，作家以笔为枪、以书为剑，深入战区前线，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作家同时也是战斗员、政治工作者、技术员、民众的组织者、教育者、宣传员。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明确地提出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质上正是强调作家与广大群众的一体化或真正融入其中，才可能写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这就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的大众化、作家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等方面，指明了作家应该努力的创作方向。

第二，文艺活动多样化，而且保持着动态调适的活力。抗战文学始终循着抗战实践不断发展的情势，表现出多空间的覆盖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抗战开始后，很多作家积极参与抗战，或进入前沿主战场的各个战区，或活跃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样式多种多样。例如，王礼锡的《笔征日记》、白朗的《我们十四个》、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实录体文学，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等小说，洪深的话剧《飞将军》，田间的《抗战诗抄》、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等。抗战时期文学观念之变，鲜明地体现在：文学和艺术的各种文体界限在消失，什么好用就拿来用，并不断在现实实践中进行融合、贯通。从地域的视角来看，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不同政治环境，以及各地的不同抗战形势，造就了抗战文学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东北最先出现的流亡文学，上海“孤岛”雅俗兼有的文学生态，延安文学的大众化实践，等等。由此，抗战文学体现了特定时期文学在艺术形态上的百花齐放。今天我们强调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文艺，正是抗战精神的传承和抗战文学实践的历史赓续。

积极探索文学的民族形式

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也使得常态的生活、有序的社会文化被打乱了。与此同时，抗战实践使人民大众广泛觉醒。民族意志在抗战旗帜下得以高扬，人民大众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的困境和团结奋进的必要。抗战文学实践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进一步使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任务、目标落到实处，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尤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影响广泛，进一步从思想上确立了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创作宗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随后，文艺界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在1939至1940的两年中，参与论争的思想观点多有不同交锋。抗战文艺史家蓝海说：“民族形式的论争是抗战文艺中的一件大事，其目的和文化的民族形式一样，是要将人类的进步的文艺按照我们民族的特点运用。要注重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正是通过关于民族形式的激烈讨论，抗战时期的作家艺术家们“把民族的民间的旧艺术形式中的优良充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它直接影响了延安文艺的发展，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第二，抗战文学中极具活力的新型文艺不断涌现，从创作实践上摸索出一条彰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美学路向。在抗战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抗战文学，本质上正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集中文艺呈现。这不只是对抗战斗争的单一记叙和表现，而是将文学与人民的生活、精神结合起来，并彰显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对通俗文学的形式运用、对民间旧形式的改造和利用，成为一时的热潮。基于现实的需要，他们采用了一系列便捷的文艺形式，出现了“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小说朗诵”和“演讲文学”等文艺形式。对于民众关注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作家采用简洁、生动的笔法创作“速写”和“特写”等新型作品。通过报告文学作品，作家追随现实的激变，快速地反映到自己的作品里。抗战中流行的通俗刊物《抗到底》《大家看》《大众报》等，大都刊登着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调、快板、大鼓等作品。抗战的深入与文学的掘进，也突出地反映出人民文艺审美形式的大胆突破及其精神向度的深化。

总而言之，抗战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开展的文学创造，它既是对生活的记录，也是生活本身，文学与生活真正是“合二为一”。作家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带着特殊的时代体温，彰显着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声。在文体和形式上，作家们更强调它的生活性、实用性，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积极探索文艺的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在新时代，文学创作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经验。新时代的作家应该像抗战时期的作家那样，深入现实生活的密林，发掘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书写那些默默奋斗的人们，以更加多样的文学形式展现新时代的新气象，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