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我经常寻找自己研究中的缺陷”
一 学术路途上的人与书
记者：张老师好。您以前也谈过自己的个人经历与学术道路，但很少提到硕士毕业后在深圳的两年工作情况。您为何走出校园以后又回来呢？
张均：我1997年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导师於可训先生考虑将我留校。但出于两重原因，我放弃了这个机会。一是经济的压力。我是农村学生，读书期间一直捉襟见肘，做过家教、编过书，对钱的事情就考虑得比较多。二是当时对学术还没建立那么强的信念。其实我由工科考到中文系读研，主要目的是写小说，并不清楚“研究生”做什么。这也是出身“寒门”的缺陷：视野不够开阔，知识局限。不像我有些优秀的同事，中学时就立志做古文字学研究，我在那时，都不知道世界有一门学问叫“古文字学”。所以，我最终选择去了深圳三九集团工作。这家公司比较关注文化，出资办过《新周刊》。我去的部门是企业宣传部，主要是办一个企业内刊，做编辑，有时也做一些优秀生产案例的采访与报道。
大概半年之后，我就打算离开了。一则因为工作过于简单，一个喜爱文学的高中生就足以胜任，二是深圳比较特别，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都在“搞钱”二字之上，讲“身家”，讲投资。文化，如果不是那种能“搞钱”的文化，在这里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当时我正热爱肖洛霍夫、马尔克斯、海子这样的作家，终于发现自己与深圳难以“合拍”。的确，长期捉襟见肘的生活，使我不得不经常考虑钱的问题，但如果要把我的人生的主要部分都用来“搞钱”，也终非我所愿。于是，就选择了考博，1999年来到广州读书，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学术道路。
记者：看来每个人的学术机缘真的有很大不同。从您的回忆看，这段工作经历与学术关联似乎不大，那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张均：两年深圳生活的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一是幸运地碰到部门领导、前辈作家李延国先生。他是20世纪80年代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写过《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等作品，2021年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早期一些当代文学史都有专门篇幅介绍他的创作。他对我读博非常支持，我离开深圳后，他还连续3年支持我每月900元的读博补贴，相当于当时中山大学博士补贴的3倍。我对他的支持终生感激，他还让我意识到：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总有人与你声息相通，能“看见”你内心坚持的事物。二是对时代的认识。批评界往往认为“70后”作家是“夹缝中的一代”，未能像“50后”那样赶上“启蒙”“革命”之大时代，只能写一些个人的“小确幸”。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似乎“70后”也在夹缝中，有些多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在深圳的时候，深圳人口是700万，现在人口是2000万，这个城市，是这四十年中国最好的缩影。深圳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即“70后”从记事起，正好与“启蒙”“革命”之后另一个可名为“改革”的大时代同步。它有自己的逻辑，其成功与辉煌，皱褶与幽暗，皆非启蒙能比，而堪与革命相提并论。我的本科同学几乎全部在科技企业工作。他们很多都从底层“逆袭”，重新书写了自己的命运。有十来位同学创办了企业，有的同学的公司已经上市。当然，文学不必做“成功人士”的记功簿，但也不能唯将失败认作自己的“高价值”题材。这些普通人的命运“逆袭”，本身也是“改革”伟大故事的缩影。“改革”近50年了，这也是中华民族逆天改命的50年，它不是另外某个大时代的“尾声”或遥远的回响，不可被描述为“后启蒙”或“后革命”。它需要自我命名，而非被其他时代所命名。在此意义上，我觉得深圳给予了我理解自己时代的眼光，也影响了我对当代文学的判断和期待。
记者：在您重新进入校园后，为什么走上今天这样的学术道路？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对您影响较大的学者有哪些？他们的研究对您有何启发？
张均：借用某种说法，在中文系“鄙视链”中，现当代文学往往处于“底部”。但我很热爱这个专业，因为它不是为遥远的“经典”添加注脚，而是对我们置身的时代发言：为什么今天年轻人不读小说而读非虚构？《南京照相馆》与《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孰优孰劣？如何评价《洛桑的家事》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如何看待《白鹿原》与曾经生活于斯土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此等等的疑问，经常突如其来地在脑子里荡来晃去，让人激动，让人总是希望叩问我们的时代，也让人对更好的文化建构、更理想的社会秩序抱有期待。所以，最终选择以学术为志业，与我们专业内在的思想的可能性关系密切。
回望过往，我受过不少学者的启发。最直接的是两位导师：於可训教授与程文超教授。硕导於先生是有幸才能逢得的“人师”。他下过乡，做过知青、工人、车间主任，经历过古人所言“穷愁忧患”，待人温暖，同理心强，能够理解不同处境中的人生。他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他以别林斯基等大批评家为模范，但并不依傍时尚概念或权威意见，而是深入作家的“精神史”，深入作品本身，达到“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刘熙载：《艺概》）的批评境界。这种方法，承续传统批评“知人论世”之法，但兼有批评家自身丰富深沉之人生体验，打通“人”“我”，自成体系。这些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博导程文超先生是另一类型。他去世比较早，才49岁，有很多学术计划未及完成。文超先生治学，比较强调“二十世纪”这一宏观框架，注重百年视野。他自我期许很高，有明确的建立独立理论体系的意愿。他在去世前完成的《欲望的重新叙述》一书，对“文化”概念提出了创造性的解释，将“文化”理解为因应特定语境的话语实践。我后来思考“实践叙事学”并据之开展本事研究，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当然，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今年刚过世的黄修己先生也给我们博士生上过课。他有关“干货”（史料）、“硬伤”的说法，对我也有非常直接的启发。
记者：这几位老师是您在读书期间的师法对象，您最初进入学界，主要写的是作家论，但引起学界关注的则是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中间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在这中间有没有前辈的影响或学术上的某种机缘？
张均：我最初本来是按两位导师的路子做文学批评，但很快发现不好持续。直接原因就是，博士毕业两年后文超先生英年早逝。当时我已在中山大学工作，我注意到，批评文章的发表，多是约稿、组稿，作品还未正式出版，批评文章已经准备到位。在此情形下，若不在某个特定“圈子”之内，散兵作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以活着的作家为研究对象而又想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近年我仅偶做批评，但已引发两位著名小说家的不同意见）。我当时很感困惑。正好这时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提供了制度研究的“路线图”，而其时跟着於先生做的“中国当代文学接受研究”课题可以改造为文学制度研究，于是，我就此转向，从此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洪先生的著作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对于洪老师这个平易、深沉的前辈，我很晚才得认识，但读他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来他发表《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出版《问题与方法》，都在当时青年学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如黄发有、斯炎伟、武新军等。不少年轻人由此从批评现场逐渐退出、转向文学史研究，我也是其中之一。洪先生给我们开启了文学制度这一崭新领域，以前不知道稿费、刊物、作协组织、会议等也可成为“研究”的对象。洪先生的亲身示范，以及他“隐身”于历史边缘而形成的冷静、睿智而不依附的思想态度，以及“关注某一‘文学事实’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事实’”的历史化处理方法，都成为我努力学习的对象。但也只能是“努力学习”，毕竟，经过历史动荡而形成的切肤之感，是很难学习的。
而在“历史化”层面，程光炜先生对我也有很大影响。我认识程先生比较早，但跟他较近距离的接触，是200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访学，参加了他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的课堂。在那个课堂，我发现一种“以过程为方法”的方法，即重点不在于论证一个作家（作品）究竟有多么杰出，而在于他（它）何以会成为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形象”，其间有怎样的话语力量介入其中并形成或对话或博弈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历史化”过程，大约是落了地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依据这种粗浅理解，我也写了篇关于史铁生如何成为“重要作家”的文章，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有段时间，我曾考虑是否要跟着程先生做“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但当时已着手做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制度研究了，也对周扬、胡风、丁玲等文学派系的运作产生强烈兴趣（这项研究目前搁置了），所以最终未做调整，而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这个领域。
自1994年跨专业进入中文系读研至今，给过自己激动与启发的师友并不限于以上所列。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与《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蔡翔的《革命/叙述》等，都是我常翻常新的案头书。而对于诸位优秀批评家的新著，我也十分喜爱，因为其中的超拔识见往往为我所不具备。人生苦短，沿途所遇见的书与人，都令我心生感激。
二在自我否定中前行
记者：目前您为学界比较了解的，可能是当代文学系列研究（如制度、报刊、本事等），其实您第一本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是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相较后来几本书，此书被提及的频率好像稍微少一些，您能就此谈谈吗？
张均：如果放在今天，我就不会再出版这本博士论文了。我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学术弯路”。当时年轻，没有意识到史料工作的价值，也轻率地不以前人研究为然。路子不正，却也不太听老师的批评，实为教训。如果说，很多学者是通过博士论文来确立研究的基础和方向，我则通过它搞清楚了那样的文章不可以写。当然，这本书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梁生宝身上的“君子范”，可以见证儒家社会主义的内在脉络。但总的说来，我现在较少写这种把全部重心都压在自我阐释上的文章。我甚至对同学说：假如一篇文章不用史料就可以写出来，那这样的文章最好不写。当然，学术路径难妄断优劣，我并不认为不下材料功夫就不好，只是以我现在的趣味与习惯，是比较少这样做的。
记者：说到史料，您在今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问题”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就是《当代文学史料工作中的“事”与“理”》，请问何谓“事”、何谓“理”？二者在您过往的学术研究中呈现什么关系，您现在对此又有何思考呢？
张均：我的发言主要是讲我自己的困惑。其实，重视史料工作是一回事，但把史料发掘完毕之后怎么写，则是另一回事。比如，在搜集完《林海雪原》本事资料以后，文章就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说曲波因为旧事难忘，所以想写这部小说，然后我们通过史料，将他怎么起意写这篇小说、怎么去找材料又怎么以删增损益的方式撰成这部小说的过程，全部捋清楚，让读者明白其来龙去脉。这是以“事”为逻辑搭建整篇文章的写法。还有一种，也是我目前采取的写法，即通过一个内含于史料中的具体文学史问题（譬如左翼-社会主义文艺如何讲述“反面人物”的故事、“旧小说”机制如何在“红色经典”中落地生根等问题），来重新选择史料、组织论述。这是以“理”为逻辑的写法。以前我很少做以“事”为逻辑的研究，认为这样写缺乏有力量的理论阐释，难有识见。所以，我的每篇本事论文都会有一个具体理论问题，然后按照问题讨论的需要，挑选出有助于论证的材料，随后按论证之需要，将它们分解、安置到不同论证位置，然后形成完整的论文。在我的认知里，会认为这样的论文具有更优的问题价值。
但这两年，我则感觉以“理”为逻辑也有问题。（1）“理”把“事”打乱了。很多史料本身即可显示完整、饱满的事件本身，但若以“理”的逻辑来研究，很多材料就会被砍掉，因为它不符合问题论证的需要。如此一来，“事”就会受损，难以完整。（2）我们谈的“理”，可能刚发表时尚觉创新，五年后就感觉没有太大意思了，20年后甚至感觉没有再读的必要。相比于“事”，“理”可能更经受不住时间的淘汰。也由此，这两年我就比较怀疑依“理”不依“事”的做法是否真的妥当。上次杭州开会，会间程光炜老师来提示我，说我的研究可以在“事”与“理”之间加一个“人”。这是醍醐灌顶的提醒。当然，加进“人”之后，以作家个体精神史来结构本事的发掘、修改与艺术效果，显然可以加大“事”的比例，而且“人”“事”“理”更见贯通。在后面的新时期文学本事研究中，我想以此改变一下。
记者：这让我想起，您不止一次提到“我经常寻找自己研究中的缺陷”，您可以再谈一下这个问题吗？
张均：我这样说并非暗示我的研究很完美，以至于需要费力“寻找”才能发现缺陷，其实只是客观描述我的窘迫。这种窘迫，源于我的工科出身。与科班出身的学者相比，我的理论素养、方法训练，都明显存在差距。李渔有言：“强而后能者，毕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斋饭吃，不能成佛作祖也”（《闲情偶寄》），我大略就是这种情形。有一段时间，我投出去的论文多数石沉大海，申报国家课题屡报不中。一同毕业的博士同学都拿到第二个国家课题了，我第一个还没拿到。在此情况下，我也陷入焦虑，但比较理智。我的选择是，提高自己，提高论文的质量。舍此之外，别无他途。所以，我很少埋怨编辑或评委。不是因为埋怨于事无补，而是这里面存在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即你的稿子（本子）没有让编辑（评委）产生爱不释手的感觉。实则编辑与评委都是优秀的学者，如果我们的稿子（本子）没有凭借新观点、新材料或新方法（哪怕是其中一“新”）召唤出这些优秀学者内心深处的学术热情，显然是我们自己存在问题。
事实上，假若我们的研究真有那么一点“新”意，编辑是不会错过的。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情是，2012年我写出第一篇本事研究论文（即《〈暴风骤雨〉的史实考释》），大概4月份通过邮局挂号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结果7月份文章就发表出来了，几乎是收到即上刊。今年5月份到长沙开会，遇到当年收稿的编辑老师，他还记得13年前我的这篇投稿。这样说也非炫耀（我给《文评》投稿还是以石沉大海居多），而是想表明，我们投出的稿子（本子）确实存在优劣之分。所以，怎样避免写出坏的稿子或平庸的稿子，怎样通过不断反思，不断发现缺陷也不断琢磨改进，就很有必要。与此同时，在“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之外，对文章的写法也应多有考量。一个编辑，每天阅稿无数，必有疲倦之感，如果文章读好一阵都让人摸不清你的思路和逻辑，那被弃读也属正常。所以，要把文章写得“好读”，要让人读了两三页之后还清晰知道你的逻辑，在写法上就须费心。不少师友认为我的文章逻辑比较清晰，有工科生逻辑。其实不尽如此，只不过是我不希望读者在我的文章中“迷路”。所以，写的时候较多“一、二、三、四”之类标识，也忌讳将文章平铺到底，而是适当使用设问、反问，制造“波澜”，让逻辑线清晰浮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有意迎合。实际上，对于我认为能够言之成理的观点，我还是尽量坚持的。最近两年，我都遇到因不愿修改某些观点而失掉发表机会的情况。
这种自我反思还涉及整体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譬如，我做文学制度、文学报刊研究大概有十年时间，做到中途就意识到此种研究比较“外围”，不太能涉及文本形式及其背后的作家精神史。于是，就开始寻求能兼容史料研究与“再解读”“重返八十年代”的新路子，此即文学本事研究。这项研究与报刊研究在时间上有所重叠，到今天也超过十年了，我又开始感觉到它的缺陷了，即“事”与“理”的纠葛问题。在后面的新时期文学本事研究中，我会考虑补足程光炜老师提出的“人”的因素欠缺的短板。
记者：您的文章的确有可读性强的特点，您202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颇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截至目前，该书在豆瓣平台上被打出了9.4分，也“出圈”到小红书等社交媒体，有的帖子以“文学考研必读书”来介绍之，这是您当初设计此课程时预料到的吗？
张均：这个的确没有想到。其实我写教材堪称冒险行为，一则自己知名度并不广，二则中山大学地处岭南，多数读者未必有兴趣关注这种出自非学术中心的教材。但之所以写，最直接原因是希望帮助我们中大的同学。此前我接触过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他们出去参加推免面试，有时也会铩羽而归。究其原因，则与我们的教学未把学生带到“研究现场”有关，所以考虑开课并编教材，没想到教材能得到中大以外同学的关注。这些关注、肯定和批评，对我都是鼓励。这本教材与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都有关系。最初开课时也考虑按照《概要》的设置，依照“十七年文学”“朦胧诗”“先锋小说”等问题分头梳理，但后来想到，研究生不仅需要了解前沿研究的进展，更需直接“操刀”，需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而这些年，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竞争与迭代都很引人注目。于是，就改以方法为主，兼涉问题。
当然，写作此书，也与我自己学术根基不够深厚有关。做任何研究，都要事先了解前人的积累、创造和未尽之处，心里要有一本账，要能兼顾“上下左右”（王瑶语），要能“瞻前顾后”（胡乔木语）。但这个“账本”，我一直没能做出来，所以也想通过编写教材，给自己上点难度。我有个特点，就是遇到不懂的问题，还是比较高兴，希望能把它弄懂。当然，写的时候对各种代表性研究方法必然需要适当评述。我的基本考虑，对前人研究不宜太过轻薄，也不宜太过崇拜，实话实说即可。这本教材因此没有“学术腔”，没有特别追求稳妥，而是如实道来，有些观点与别人也不尽一致。
三 学术研究的“人民”视角
记者：您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能否介绍一下为何关注此问题以及如何研究此问题呢？
张均：拿到这个项目是个意外，非常感谢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的评委们。不过对此问题我一直有思考。近40多年来，“重新发现20世纪中国革命”日益成为紧迫问题，这在文艺领域比较突出。今天，对于左翼-社会主义文艺的质疑、反思比较充分，甚至部分“历史化”研究也主要是“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那么，左翼-社会主义文艺有没有自身值得肯定的比“债务”更重要的“遗产”呢？应该说，学界的回答非常乏力。故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对此开展“正面强攻”式的研究。这个重大项目与我的心愿正好契合。不过，我不太赞成“红色文艺”的概念，这种完全着眼于意识形态功能的命名某种程度上是有所简化甚至扭曲的。所谓“红色文艺”，依然有其对“真”与“美”的追求，并不仅仅止于“善”或政治目标。所以，我一般都称之为“左翼-社会主义文艺”。不过，“百年中国”概念特别好，它明确提出：要从实践维度研究左翼-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把它们当作孤立、封闭的文本，或仅视作作家心灵的寄托。其实，来自现实并重返现实、介入现实是其突出特征。比如，为何左翼-社会主义文艺强调集体、劳动与平等？从实践视野就容易得到解释。从1950年代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工业化重塑国运，通过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还要应对“冷战”威胁，在此背景下，如果文学不提倡平等而倡导门第，如果不赞扬劳动而称颂“霸道总裁”，如果不铭记牺牲而虚无历史，那中国必无逆天改命之可能。所以，只有在“百年中国”视野中，才能揭示左翼-社会主义文艺的所以然及其内部演变。这个课题目前进展比较顺利，预期可在2026年初步完成。与此同时，我们团队也编选了一部9卷本、450万字的《百年社会主义文艺资料汇编（1921-2021）》，现已交付出版社，预计在2026年出版。
记者：刚刚提及“人民文化”，就我的感受，您的研究似乎一直对“人民”有亲近之感，有一个为“人民”追求权利的出发点。这可能不完全是由书面阅读所建立的感受，而更多与自身的经历相关。也有同行对这个词持有与您不完全相同的认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均：“人民”概念在学界存在争议，但“大众”“庶民”“民众”“群众”等也各有其意识形态含义。鉴于此，我仍使用这个概念。它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它不仅是对事实的指认，还包含着希望——希望普通人不仅自认为“劳力”，而仍要对未来怀有希望：把自己当作社会的平等的一分子，参与创造一种可能的未来。另一方面，左翼-社会主义文艺资源今天仍可激活、转化，如“人民史观”“人民主体”“人民文化”等。至于有同行对“人民”概念有所怀疑，原因有二：一、“基层”内部并非同质整体。当年读研究生时，有个同学就表示，无法理解高加林为何一定要离开农村，其实种地也未尝不可。后来聊起，才发现他们家也种地，但是在国营农场种地。国营农场与陕北村庄都是“基层”，但完全是两个世界。二、思想选择之异。出身相似者走上不同的思想道路，历来多见，而近40多年“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追随此种理论并将“人民”概念指认为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但我颇记得霍布豪斯的说法，“自由而无平等，名义上好听，结果却悲惨可怜。”我相信，没有经济上的相对平等，自由就只能是奢谈。故我仍愿坚持“人民”视角，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状况，关注文学之于他们的表述，包括敞开与遮蔽，包括未来可能生活的构想。
记者：明白了您关于“人民”的潜在期待，这也是您的研究深具“草根情怀”的原因。有人认为您的研究“有理性也有情怀”，那么，您如何理解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与责任呢？
张均：很多人以为文学研究的责任主要在于帮助读者理解经典作品，这是比较浅层的价值。其实，多数家喻户晓的作品，读者难道真的看不懂以致需要一代代研究者反复解释？其实不然，古如《古诗十九诗》《静夜思》，近如《故乡》《百合花》，多数优美文本实在无须连篇累牍的解释。故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尤其在于为读书人提供思想。文学作品不是研究者的“主人”，而是对话的对象。研究者不必贬低作品，也不必崇拜作品，而是在研究者、作品、现实之间建立“三边对话”，藉以揭示文本的生产机制，揭示特定时代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进而重新勘定我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当然不及电视剧那样拥有无边无际的观众，但在专业学生和有思考力的读书人中间，它启人思考的能力可能超过作品。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看，读毛尖《凛冬将至》的思想收益要大于流行电视剧，读温铁军《八次危机》的思想收益要大于《李顺大造屋》。其实，不少当代作家读书过少，也是严重的问题。譬如，《“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对于农业集体化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但作家是否深入思考过集体化的发生逻辑以及当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呢？相对而言，研究者读书更多，更有责任将丰饶的思考带给年轻人。譬如，研究者可以指出哪些作品存在建设性思考，当今中国应该建构怎样的主流文化，人民、政府、市场在新的文化建构中应该达成怎样的平衡关系，等等。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积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
记者：从目前节奏来看，“本事研究”和“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或许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逐渐被完成，您现在对后续的研究有设想吗？
张均：虽然设想比较多，但目前明确的一点是，我的左翼-社会主义文艺研究可能难以为继了。近年来，聚焦20世纪50-70年代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在学界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等重大项目结束以后，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大幅收缩。这其实不符合我希望在一块“根据地”上长期“深耕细作”的学术初衷，但学术研究也需要顺势而为。我将来的研究，从方法上讲，将更多地偏向史料工作，希望能在“理论减法，史料加法”上有所进益。
记者：作为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中年一代学者，您对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吗？
张均：我的学术生涯长期与逆境相伴，所以对今天“内卷”局面能感同身受，有三句话想送给年轻人。一、无论多么艰难，还是要有一定的“出世”的心境。不要太深地陷入学术工作，而是要时时抽身出来，要明白学术只是大千世界之一，且是不那么重要的“之一”。我老家的农民，至今也不知“学术”为何物。我的本科同学，多数认为人文学术的价值略近于零。这样说，并非要否定你我的研究，而是希望适当以“他”观“我”，可能更多一些平常心，更少一些得失心，更能与目下的数据化生存达成适当的平衡。二、“不要为负能量所裹挟”。这是前辈学人吴承学教授的话，我想转赠给年轻的朋友。我这次去景德镇，买了一只陶瓷小猪，为什么买呢？我觉得这猪吧，头脑单纯，埋头吃食，它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复杂、很凶险，但这又何尝不可呢？这个世界的负能量本来就足够密集，若能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的好。做好自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反而可能有更大的收获。切不可对此种彼种的内幕有太大兴趣，进而被负能量所裹挟，不信任学术，最终害了自己。三、不忘初心。文学研究，在今日社会已是边缘职业，愿以身入局者，多有无法磨灭的“初心”。我自己做研究，基准点是我的父母以及与我一起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的伙伴们（他们目前绝大多数仍在农村），而不是现在我身在其中的高知群体，或我有所接触的其他群体。我想，每个人投入文学研究的基准点各不相同，但都是我等最初的出发点，须臾不可忘却。如果有一天，我们过多地为非学术事务所牵扯、所淹没，我们也会大概率地失掉自己。这三句话，我自己也常常不能做到，但愿与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