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梁启超并未远去
夏晓虹，1953年出生。1984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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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学术研究中会首先考虑借助网络等多媒体搜集、研究资料吗？
夏晓虹：时至今日，恐怕任何一位偏于史学的研究者，都已经不可能完全舍弃网络资源不用了。特别是在查找、搜集资料时，各种数据库确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在答问开始的部分，我提到数据库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增订本的校勘与辑佚方面发挥的作用，已经有所显示。其实必须承认，如果仍然用手工操作，靠个人阅读积累，那么，现已收入《集外文》的一些篇目，很可能发现不了。比如《祖国政府与南洋荷属华侨教育》，原本发表于在上海编印、销售到南洋各埠的《荷属华侨学生会季刊》上，我绝对想不到梁启超会有文章在此刊出。所以，数据库确实可以延长我们的目力，把我们带到远方未知处。
记者：您如何看待AI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夏晓虹：我觉得人工智能即AI在学术研究上的影响和数据库有本质的不同。现在很多人批评AI一本正经地造假。通过链接足够多的资料库，后续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我并不担心。我认为AI更大的危险在于，如果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它会取代人的思考。这和数据库只是辅助人类的研究，主要的工作仍然必须由学者完成不同。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记者：梁启超的写作速度惊人，数量庞大，既为您编《集外文》留下了巨大空间，也增加了辨识和梳理的难度。增订本新发现文献近百篇，其中必有不少爬梳史料的艰难或趣事，能分享一下吗？
夏晓虹：一般而言，搜集佚文，杂志相对容易得到，报纸则很难完整保存。近年由于数据库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只是，我得承认，在利用数据库方面，我比年轻学者水平差多了。所以，在辑佚过程中，我会不断寻求他/她们的帮助。比如要查找梁启超的中举试卷，我就委托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栾伟平帮忙。她是我以前指导的博士生，对各种资料库非常熟悉，曾经在校内外多次做讲座演示。她果然不负所托。更多的帮助来自出身北大英文系的王蔚，她对近代史料的熟悉在学界已有口碑。王蔚直接下载了五十多则梁启超的佚作给我，使增订本在补遗方面大有提升。
当然，最应当单独说到的还是《和文汉读法》。关于查找此书初刊本的经过，我已经写了一篇专门的文章《〈和文汉读法〉初刊本复原记》，在《读书》今年第四期刊登，整个搜寻过程可以用“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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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05年，您曾出版《〈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此次推出增订本，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增订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夏晓虹：二十年后出版增订本，编辑条件自然已有很大改善。当年，不少报刊文章不能复印，只好抄录后再排版，可想而知会增加不少错误。此次重新开张，我们先确定了“所有文稿均以原刊本核校，文字依照原本，繁体字、异体字全书不做统一”的原则；同时，请年轻学者帮忙，利用各种数据库，基本配齐了全部原始文献。如此操作，是希望从源头上保证底本的可靠性，从而切实提高增订本的准确率。
在订正过程中，发现了个别篇目因标题不同，与《饮冰室合集》有重出，故予剔除。如刊于《新民丛报》的《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乃是日后成书的《新大陆游记》中的片段，虽然行文略有出入，毕竟是有待修订的初稿，仍应以定本为准。
又有一些篇目次序的调整，除时间先后的考虑外，也包括了误植。最不应该的是《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因2005年的《集外文》拖延多年才出版，在漫长的校对过程中，我也时有添加，最重要的就是这本1925年由中华书局刊行的梁启超讲稿。当初也曾犹豫是否收入，因为《饮冰室合集》已经收录了梁氏在清华学校讲演的《作文教学法》（初刊题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感觉定本在前，这篇在东南大学的同题演讲便不应再占篇幅。后经反复斟酌，认定二文结构上有很大差异，论说也是各有千秋，仍以两存为是。而将原书复印件交给编辑时已临近出版，未及核查，匆促印出，却是放在了收录散篇文章的“文集补编”中。此次修订，才调入其所应在的“专集补编”。
当然，增订本最重要的贡献在增补。重要的篇目，就是我在该书后记中已经列举的五种：1、梁启超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乡试考卷；2、《蔡松坡遗事》，此为梁启超在蔡锷去世十年祭时所写，也是他在诸多纪念这位爱徒的文章中篇幅最长的一篇；3、《和文汉读法》，此书是近代著名的日文学习速成教材，初刊本一直隐身不现，此次刊录，或可称为《集外文》增订本的最大亮点；4、《财政原论》，此书实为梁启超同名著作的预告，包括《例言》与《目次》两部分，未见正文固然遗憾，但从现有的一万三千字篇幅，已可尽见该著构思的宏伟；5、《讲坛第一集》，所收九文乃是梁启超1918年年底出游欧洲前已撰就，陆续在北京的《国民公报》、天津的《大公报》与上海的《时事新报》“讲坛”栏刊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梁氏最早的白话著述。当然，增订本还有很多散篇增补，这里就不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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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费尽周折求全务真，自然是有意义的，而依照梁启超生前的想法，其文集编纂当经删汰。这样一来，是否符合梁启超生前的想法？
夏晓虹：梁启超生前确实有六十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的说法。具体要删除哪些，除了1926年其侄梁廷灿编辑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可视为范例外，晚年弟子吴其昌的记述更为具体。梁启超嘲笑俞樾的《春在堂全书》体例驳杂，“乃下至楹联，灯谜，牙牌，酒令……都吝不肯芟”，说自己日后的文集决不能如此。所以吴其昌称赞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楹联以下尽删不录”，是遵从了梁启超的遗愿。
我做增补时，大体是依照《饮冰室合集》，将所有佚文按照时序，分别纳入“文集补编”与“专集补编”。尽管“文集”部分没有完全遵照《合集》卷四十四以下的分类，依次排列祭悼祝寿文与碑帖、书籍、书、画跋，但还是将《饮冰室诗话》与诗词补遗放到了最后，以与《合集》保持一致。我猜想，有些文章的补辑未必合乎梁启超的心愿。比如，其中举试卷，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丁文江与赵丰田已经看到，最终却没有进入《合集》，应是顾及了梁氏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态度。另外也有一些遗漏，显然是编者鉴于时事而有意删落。如《杂答某报》《中国不亡论》等，原为1907年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的《民报》激烈论战的文字，1926年版的《饮冰室文集》尚且编列，《合集》却剔除了。而在我看来，这些文章对于了解梁启超当年的知识结构或政治主张，都是不可或缺的篇目。
除了这类与禁忌相关的增补，我对《合集》的体例也有突破，主要是收录了启事与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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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自80年代写硕士论文就选择了梁启超，算起来也互相陪伴了四十余年，在四十余年间，学界对于梁启超的认识与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
夏晓虹：1982年春，我开始读研究生，1984年夏天毕业，硕士论文题为《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回头来看，当我1983年进入阅读与论文写作阶段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还很冷寂，可资参考的研究著作，只有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孟祥才著《梁启超传》。这本传记落在今日读者的眼中，已经显得非常陈旧，但整个学界的研究就是从这样的低点起步。对我来说，更值得庆幸的是，就在1983年8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时出版，此书真正为我打开了进入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大门。
孟祥才的著作其实是延续了此前“阶级斗争”那套话语。梁启超戊戌政变后的政治作为，因此被笼统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逆革命之潮流而动”。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这种褊狭的政治读解很快被突破，对梁启超的研究已更多从文化层面展开，并逐渐形成热潮。即使以梁启超传记的写作而言，根据2007年我检索国家图书馆书目的结果，当时已出版三十多部，现在自然更多。并且，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阔。文学、历史、美学、学术、政治之外，梁启超的法律、经济思想也都有专著论述。因此，取代“绊脚石”一类恶谥，梁启超已普遍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甚至此前一直遭受批判的梁启超所秉持的改良主义政治理念，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面评价。不难看出，梁启超研究多元化的趋向，正与学界的整体变化同步。
记者：能否以此为例，谈谈您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在研究过程中，是甘之如饴还是历尽艰辛？
夏晓虹：相比大多数研究者，我在资料搜集上应该算是很舍得花工夫。我觉得，编资料集并非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实自己更受益，因为辑录的过程会让你对这些史料格外熟悉，在撰写论文时会自动浮出。
编《集外文》也是如此，甚至一些研究题目主要是依靠其中的史料完成。在查找目标文献的同时，周边的材料也会进入你的视野，为日后的研究与写作带来便利。所以，编资料集确实很辛苦，但在嘉惠学界的同时，也可以促进个人研究，我对此还是很有成就感。
记者：您如何理解作为“公众人物”的梁启超？研究梁启超给您本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夏晓虹：我为自己的三卷本研究合集《阅读梁启超》所写总序中，曾谈到梁启超最吸引我的，就是他作为时代伟人、启蒙先驱与可爱长者的魅力。这可以算是我眼中作为公众人物的梁启超的形象。称其为时代伟人，看重的是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所具有的覆盖性影响，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身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而且，阅读梁启超的著作，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历史的隔膜，反而会生出一种历久弥新的欣喜，这其实与他始终不变的启蒙者身份有关。再加上梁启超人格的光明磊落，做事的兴趣盎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都会让人乐意与之亲近，长久盘桓。
而说到研究梁启超对我的直接影响，我本来是文学专业出身，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对梁启超的理解就很难深入，毕竟文学创作只是他平生著述中少之又少的一部分。因此，在完成第一部著作《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之后，追随时代伟人与启蒙先驱梁启超的身影，我也从文学进入了更广阔的史学领域，因而能够走得更远，看到更多、更精彩的风景。所以，我的第三部梁启超研究著作，题目就叫《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记者：您曾提到从梁启超进入近代文学、文化研究，可以做到借一个人理解一个时代。那么您认为研究梁启超于当下又有何意义？
夏晓虹：确实，我一直很庆幸自己进入近代文学专业不久，就遇见了梁启超。由于梁启超自身的丰富性，使得对他的研究，足以扩展成为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研究。而我对于近代中国的认识，也是借由梁启超研究而逐步深入。
不只如此，虽然我并不喜欢追问历史研究的意义，更愿意让整个阅读与分析的过程保持求知的纯粹性，但我也看到了梁启超并未远去的事实。许多近代名人已被今人遗忘，而梁启超无论是论述的引用率，还是文学创作或影视作品的出镜率都十分可观。可爱长者的形象固然让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不过，根本而言，作为启蒙先驱的梁启超在近现代中国不懈进行的国民常识教育，直到今天都没有过时，值得我们一再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