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超越具象的“飞翔”

必须承认，倘若小说仅仅局限在对现实本身，即实实在在的对于存在世界和生活的打量、揣度、判断和描摹，势必会窒息我们的想象力。如此一来，文学叙事便难以揭示存在世界与人性的深层隐秘及其种种变数，叙事文字也易陷入类似新闻报道的窠臼，过度聚焦、纠结于事件本身。尤其对于短篇小说的写作，需要在有限的叙事空间和叙事长度里，突破具象世界的地表，竭力伸展，呈现出空灵、灵动的叙事向度。因此，一些追求超越的作家，其“写实”的文学理想在现实的压力下，最终往往导向变奏，升华为“飞翔”的寓言。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其内在的动因之一就是他对存在世界的某种不满足或不满意。他要通过自己的文本，重新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而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形式与叙述策略，往往就是对其感知的现实关系的隐喻、象征或某种确证。

若干年前，我在读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时，就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写作，在对生动、具体、鲜活的生活现场进行描摹时，更愿意对世界做出抽象的把握？为什么我们凭借经验，历经艰难磨砺所抽象出的云诡波谲的事物理念，终究无法抵达存在世界的本真影像，又无法覆盖存在世界的真实影像？当你贴近生活，近乎沉醉其中，并孜孜不倦地进行表达的时候，你可能突然意识到这个空间是如此朦胧幽暗。但许多小说的叙述，却依旧这样义无反顾般前行。也许，写作的发生和文学叙事的真正魔力，就在无中生有或者“有中却无”的虚实转换之间。正是这种转换，才使小说凝结为审美的艺术品格，衍化出扎实动人的细节与细部，最终建构出一处简洁而奇崛的存在之境。因此，其实现之关键，一定是作家能够让自己的想象贴地飞行，使叙事得以超越具象而“飞翔”。毕飞宇在《地球上的王家庄》这篇仅仅五千字的文本中，通过让一个八岁的孩子想象地球、想象整个属于他和不属于他的世界，执着地探寻真相，以消解我们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疑问。局促的篇幅，却没有让我们感到一丝的逼仄，反显格外地充盈，彰显出作者一贯的自信。正是人类共有的、向世界发出质询与猜测的原始天性，激发了一个孩子超越成人的奇想与幻象，并身体力行、勇往直前地践行这场“地球考古”。至此，一切疑问仿佛都显得可笑。王家庄人竟将自己的村落，视为地球的一个支点，乌金荡、大纵湖直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当父亲面对穹隆乃至整个宇宙发呆的时候，这个八周岁尚数不清百位数的孩子，却凭其想象力，彻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灵魂的“飞翔”。现实存在，于其精神世界里，已然遁入我们难以企及的无边的想象中。毕飞宇借孩童充满感性和诗意的奇想，开启了一种对世界崭新认知和意识图景。这也意味着作家在试图建立另一种叙事修辞，在文本深处植入新的价值根系和美学维度。

由此可见，有多少种“飞翔”的姿态，就有多少种期待和梦想，多少种意外的可能，也就会有多少种姿态各异的小说——这便是叙事艺术独有的法门，其他艺术难以企及的胜境。职业阅读多年，我发现许多我熟悉和我不太熟悉的作家的写作“癖好”。这些“癖好”亦可以称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作家各自对不同的小说元素的选择、接纳或排斥。渐渐地，这种叙事的个性或“异质性”品质，便化作作家虚构的引擎与灵感的显影。这无疑就是叙事中作家超越现实具象的想象力“飞翔”本身。更关键的是，正是因为作家怀有这般“飞翔”的“癖好”与禀赋，才使得他在叙事中表现出无比的笃定。当然，在这里，我们既不必对写实手法的可靠性表示怀疑，更无需疑虑这种穿透表象、抵达心理现实或精神现场的飘逸图像是否真实。那些湮没的存在，开始一点点浮现在文字的镜像里。尤其对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而言，当作家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是全神贯注和屏神静气的。在打磨存在世界和现实的粗粝的同时，贴地的想象与现实的存在之间，那“飞翔”姿态，就成为作家的真正本领。像苏童说的那样：“世界在作家们眼里是一具庞大的沉重的躯体，小说家们围着这具躯体奔跑，为的是捕捉这巨人的眼神、描述它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甚至对巨人的梦境也孜孜不倦地做出各自的揣度和叙述。”正是这样的超越性的“揣度和叙述”，折射出特别的灵感的光谱，穿越了存在世界的“暗物质”而抵达凝思的纵深处。不同的是，由于对虚构不同的理解，有的作家面对现实世界的实存，他的处理方式是果断的、一意孤行的“庖丁解牛”式的探秘；有作家一味沉湎于故事表层，缺少对表现的事物和对象做出桑塔耶纳式的审美“第二项”的发掘；也有作家，在虚构中竭力寻求能够让自己与眼中的世界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更有写作者，在深沉的精神、灵魂层面，试图融合存在世界的哲理、忏悔、良知与理想，实现叙事的多重境界的并存，让短篇小说具有更大的完成度。而后者这种叙事的高标虽艰难，却是短篇小说的必需品，惟有如此，作家的想象力才能在文字中达到最大的饱和度和张力，尽显想象之极致。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叙事，尤其是短篇小说叙事，应突破纪实和写实的藩篱，建立起超越具象的整体性、逻辑性的与因果性的文字叙述，使文本走向阔达的精神视域和美学范畴，实现人与事物在更复杂的维度上的自由穿行。

若干年前，我读苏童的小说《祭奠红马》时，曾有近似的那种“飞翔”的感受。这个短篇小说开始和结尾都重叠性地写到俊逸的红马的“远去”。在写到它在挣脱人对它的束缚、自由自在消失的情境时，苏童一定是领悟到怒山人和枫杨树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差异，以及他们对世界和生活不同的理解方式。怒山人与红马之间有着神秘而默契的关系，而这一切，却是很难以写实的手段来表达和处理的。于是，他从一匹马的到来和消失，一匹马的隐忍和愤怒，写到“拉磨”生活对它的天性的扼杀。那匹红马，好似一个精灵，出神入化般在我们的视野中自由腾挪。由此出发，作家通过细腻的描摹，通过细节、细部的发掘和凸现，展现其背后主人的性格和内心的表情。或许，我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篇小说中，究竟谁才是故事的真正主人公？作家与文本里人物的感觉、幻觉与意识，在多大程度上才能够契合，并浑然一体？我曾这样阐释到：“苏童对人与马都心领神会，捕捉到了两者相似的神韵，可以说，这也是苏童得之于自然的‘神思’,而其中蕴含着情，这种‘情’并非止于一般的日常情感和情绪，而是经过提纯、升华，且加以形式化的审美情感。写作这篇小说时的苏童，作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重要作家，其时，正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精神情有独钟，但仍然能看出他对文学的古典主义传统的眷顾。这时，他极少在叙述中探索人物的深层心理状态，人物的‘幻觉’已经不再作为揭示生活和人的内心隐秘的通道，幻觉也已成为生活的实际存在，与现实相互转换。叙述人，人物的感觉、体验，乃至行动都在‘现实’和‘幻觉’的中间状态漂移不定。”

在这里，生活的虚幻性和人物命运的不可把握，在一匹马和一个孩子身上自由地表现出来，它说来就来了，说走就飘走了，它如此夸张，如此神奇，又如此真切，显示出独有的神秘和灵气。“飞翔”，成为作家想象和叙事的“自由基”。我感到，在这篇小说中，苏童最早表现出“先锋小说”叙述的开放性特征，也是最先在小说中体现叙事自由和寻找幻觉、追踪幻觉的叙事文本。他通过画面感强烈的叙述方式，将人物与意象交织在一起，使文本呈现出一种舒展的抒情性。由此，苏童写作中的灵气和悟性，不断伴随抒情性的文字荡漾而出，调试着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激情的流转。如果说，苏童的短篇小说，隐隐约约地存在一个难以描述或概括的界定的话，那一定是他孜孜以求地寻求的叙述境界，即朴素空灵，诡谲深奥，迷宫风格中浸润着敏感、简洁、智慧和虚拟的现实。无疑，这又是作家叙事中的一次超越具象的“飞翔”。

可以说，若从短篇小说写作意义和叙事方法的层面考量，我们也许会将形而上的东西转变成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探索变成外在的表达，把心灵的追寻转化为具体的审美呈现。这种转化，应该是更为精妙的，是超拔于现实的空灵而凝练的表现。那么，由于叙事长度的规约，相对于其他文体，如长篇、中篇或散文，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或者说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在直面并呈现现实世界形态的时候，对于作家写作的精神性和技术性的双重要求必然会更加严苛。同时，一部优秀短篇小说的诞生，它可能还是一种宿命般的机缘，是现实或存在世界，在作家心智、心性和精神坐标系上的一次次灵动的闪现。其中，蕴藉着每个作家的经历、经验、情感、时空感、艺术感受力，以及全部的虔诚与激情。当他的写作将这一切交付给一个个故事、人物和环境的时候，他命定般地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有关世界的结构，它一定是作家精神境界和叙事文体变化的一次集大成。而且，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小说，就是对既有的小说观念和写作惯性的一个更新、一次颠覆，更是他超越现实之后，对未知事物的猜想和可能性估量。他所打捞起的是全部生活经验和记忆的沉淀之物。也许，这样的叙述是非逻辑的，非因果的，当然，也是超越时间性的，即对存在世界的重新整理。然而，这些却从此使得文本产生了新的美学意义和精神价值，也就是让叙事本身完成了一次超越时空的真正“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