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丰：走进生态审美的“文学现场”
杨文丰，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中文二级教授，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誉为当代标志性生态散文家之一。已出版生态散文集《自然笔记--科学伦理与文化沉思》《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自然书》《病盆景--自然伦理与文学情怀》《自然课堂》和《无花果》等，有作品被多种外文译介。生态散文被选入《大学语文》、上海高中《语文》等10多种大中学教材和中高考语文试卷，以及《新中国70年文学从书·散文卷》(孟繁华主编)和《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浙大中文系教育部规划项目)等。曾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散文选刊》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首届丝路散文奖、首届观音山杯·生态文学奖和首届国际华文生态文学奖等。
一、国内当代生态文学多属“小生态文学”
记者：杨老师，您好！我本人主要研究生态美学，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投入的精力很少。美学的理论性较强，基本特点是思辨性，它很少会去举例子。为了把生态美学奠定在更加丰富的生态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同时为了把生态艺术学的建构提到议事日程上，我最近两年比较关注国内的生态文艺现象，借用生态诗人华海的话来讲，就是想更多地走进“生态现场”。2024年11月，我应邀参加了第十一届清远诗歌节暨第六届清远生态诗歌笔会。会上，我把我所理解的“生态现场”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在地性现场，比方说一个生态茶园、江心岛等等，这与生态田野考察比较接近；第二，生态文艺作品，文艺是一个比较全的名称，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通过对生态文艺作品的鉴赏和批评，获得更加丰富的生态审美体验，以便从中提炼出更富有根基的理论；第三，生态作家的工作现场，也就是走近生态作家，与之进行深入交流。正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很想与您这位著名的生态散文家做一次访谈。我先提第一个问题：请您根据自己的创作历程，谈一谈您对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的总体看法。谈论完这个话题之后，您也可以把散文再扩大，谈谈您对您所接触的其他生态作品，比如生态诗歌、生态小说等作品的看法。
杨文丰：很荣幸有机会与程教授对谈。国内的生态散文创作已形成热潮，原因有多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前几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世纪疫情、再早些的汶川地震，都在促使生态散文研究升温。此外，“生态散文热”亦与中国作协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内不少大报名刊隆重推发有关。还应该说，“生态散文热”更有赖于当代作家对生态问题认识的深化、社会责任感的提升，离不开国内从事生态文学研究的专家、教授的摇旗呐喊，其中就有您程教授，还有汪树东、龙其林、陈剑晖、王兆胜、刘军、古耜、冯小军、李景平、胡志红等一批专注生态文学研究的专家、批评家的批评导引。总体来看，国内的生态散文创作，好作品有，但还不多。
当下国内的生态散文，依我看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融入了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对自然现象、自然物做出观照式描写、赞美；第二类是作家将生态意识、生态观念与博物学知识结合，抒写自然或生态现象；第三类则属于引入科学视角、科学思维，抒写生态物事，直面生态问题，并且进行生态伦理探求的写作。思想和艺术均臻入大境界的“大生态散文”，目前还罕见，多数仍属“小生态散文”，对自然和生态的生命体认、理性认知不够，启美抒写、艺术式启智思辨较弱，未能深刻、精准地表现生态时代的特征。而且，作家对生态散文这一创新文体，普遍未展示出自觉的营建努力。
近年生态诗产量呈上升之势，生态诗中的生态意识、生态审美在增强，但好的生态诗尚少见，多数也是“小生态诗”。生态诗有自己的文体之长，但在容纳或表现“生态思想量”方面，一般来说比不上生态散文，但也有例外，比如，我们读艾略特的《荒原》。《荒原》诗咏尘世生态，暗示环境荒凉、民心空虚、道德沦丧，充盈社会批判、生态救赎的精神，意象丰富，典故纷纭，是现代人疏离大自然、沉入社会和精神荒原的可怕证词，我常将《荒原》当作大生态诗来读。
依个人之见，在抒写和提出生态思想方面，生态散文比诗更适合也更擅长，这与生态诗体裁有关。诗歌对生态思想的阐发，确也难于细致，难于充分。划时代的生态思想“土地道德”，就是由生态散文经典《沙乡年鉴》提出的，无法想象诗歌能够严密、充分地提出并阐述如此丰富、伟大的思想。世界生态文学经典，大多数也是散文。
我读的生态小说不多。可能我的阅读口味有偏差，有的被宣传得很热的生态小说，我感觉很难读得下去。我很喜欢《狼图腾》，它写草原生态，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作者表现在小说中的那些有血有肉的深刻的生命体认、生态思想和个性化的文化见解，已使之成为大于文学的“大生态小说”，其中“狼”的象征内蕴已足以启智启美。
记者：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我大体了解过一些，因为我最近也比较多地关注了武汉大学汪树东教授发布的《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报告》，他梳理得很详尽，主要是分板块介绍国家的政策、各地生态文学的会议和活动，包括评奖等等，然后下面是按文学的体裁来分，依次介绍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戏剧、生态小说、生态报告文学等，最后一部分是生态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该处的生态批评是比较宽泛的，包括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当然，能否将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称之为生态批评，这一点仍是值得商榷和推敲的，我觉得三者是不同的学术领域，应该将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当作开展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来看待。生态批评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它主要还是结合文学作品而展开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通过这几方面的了解，我个人感觉您的表述还是很准确的。下面请您结合您的代表性作品，简单地介绍您进行生态散文创作的过程。
杨文丰：我自童年起就喜读文学，知青时期试写过短篇小说、诗歌、小剧本，1978年考入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专业，大学期间曾发表科学诗和科学童话。1984年10月16日《湛江日报》刊登了我的散文处女作《仙人球情思》，这篇散文已融入植物学知识。第三篇散文《窗》载于1986年第4期《随笔》，或许与大学期间每学年高等数学课都为主要课程之一并做过大量高数习题，逻辑思维经过训练有关，《窗》已有较强的思辨。
从《仙人球情思》见报至千禧年，我发表了《向日葵寓言》《边缘况味》《蝴蝶》《蝴蝶现象》《池塘》《湖》等散文，也发表《散文形神论》（载《作品》）、《呼唤“散文哲学”》（载《散文百家》）、《阳光月光——散文笔记》（载《美文》）等散文艺术笔记。当时的作品，多发表于《美文》《散文》《作品》《萌芽》《散文百家》《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现回看，那段时间我还属直觉式自然写作，尽管作品里含些生态意识。
千禧年前，我已读过好些西方的生态文学经典和生态哲学，特别喜欢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受其影响较深。
因甘以雯主编约稿，2001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科学随笔”开栏并以头条推出我的6篇《自然笔记》，不久《自然笔记》被选入上海高中《语文》教材，并被香港教育统筹局引进香港各中学校中国语文网络课堂，还获得美国《世界华人周刊》“华文成就奖”等荣誉。
从《自然笔记》发表，至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发生前，我属于半自觉式生态写作，那段时间写科学散文，生态意识基本上是因题材有关而自然而然进入作品的。《虹影》《北风》《鸣沙山·月牙泉》《缘何寻求还魂草》《台风现象》等篇什，以及前几年获得国际华文生态文学奖的《绝种动物墓碑》，都是那段时间发表的。
而我进入自觉式生态写作，自觉地加强忧患意识、启蒙意识、追问意识和哲学思辨，该是从《散文·海外版》2005年第4期以“特约专稿”发表《海殇后的沉思》开始，应该说，是印度洋大海殇的震醒和“催化”，使我进入自觉的生态写作。
《海殇后的沉思》反响很出乎意外，这篇散文先被选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山东师大孙昕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随后又被选入其他多种《大学语文》和陈力君主编的《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浙大中文系教育部规划项目）。
在《海殇后的沉思》中，我提出大自然具有“父性”“母性”，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分“旧敬畏”和“新敬畏”，而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模式是“子宫式生态模式”，则是在发表于《天涯》的长文《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中提出的。
自觉式生态写作期间，发表的作品影响也大些，较受选家和批评家关注的，主要有《海殇后的沉思》《病盆景》《雾霾批判书》《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精神的树，神幻的树》《佛光》《蝴蝶为什么这么美》《不可医治的乡愁》《天麻劫》《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夕阳笼罩的珊瑚》《离家的猫头鹰》等。
这个时段，尤其感恩《散文·海外版》甘以雯主编的扶持，也特别感恩《北京文学》两任主编杨晓升和师力斌先生的青睐，2011年以来，我的系列生态散文长文《鸟巢》《雾霾批判书》《不可医治的乡愁》《哀哉！植物人》《这个尘世的变色龙》《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夕阳笼罩的珊瑚》《人鱼》和《榕树寓言》，都发表于《北京文学》杂志。
二、自然性、生态性及自然散文与生态散文的区分
记者：您刚刚讲的这个历程让我也回忆到了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从2001年以来开始研究生态美学的历程，总体上是与您的创造历程比较吻合的。我们国家到了21世纪之后，特别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得更加响亮，更加明确。关于生态散文的特性，我们以前也谈过一次，比方说它的科学性、自然性、民族性、生态性等。其实现在我自己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生态性”。2024年12月21日，我参加了“自然与城市：西湖美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我所做的大会发言题目是《对西湖的生态审美何以可能？》，最后讲到要特别注重发掘西湖的生态性。我现在脑海当中对“自然性”跟“生态性”这两个词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从英文上来讲，我觉得找到了对应的词，“自然性”是“naturalness”，“生态性”是“ecologicalness”。所以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看待生态散文的生态性的？当然这背后可能会隐含着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如何区分自然散文和生态散文？从理论上来讲，首先应该区分清楚自然性和生态性，如果区分不清楚的话，自然散文就通常被当作生态散文。国内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其实很多，经常会有人问我什么叫自然美学？什么叫生态美学？什么叫自然文学？什么叫生态文学？我的基本回答就是：自然是从体裁上来讲的，生态是从性质上来讲的。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杨文丰：这类问题很值得探讨。我想自然性就是大自然或自然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它的运行规律、状态及变化。比如风的自然性，就是风是空气的流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同物质，其自然性有不同的表现；第三点，人类出现之前，万物的自然性已存在，但从未停止过自然演化；第四点，受到其他因素比如受人的影响，自然性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
而生态性，是指存在的此物与他物及其构成的关联状态，生态性的核心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类出现前后，自然界都存在生态性。只是人类出现后，生态性或生态关系才加入了人的作用。生态性大于自然性。包含人的因素后，生态性更是大于自然性，人尽管是自然之子，但人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不难看出：生态散文的内涵必然大于自然散文。生态散文是对自然散文的超越。
生态关系有好坏之分。人出于美的愿望去影响自然，未必弄出好的生态关系。国人对鲫鱼的囚养始于南宋，鲫鱼被养在逼仄的环境里，功能退化，尾巴、眼睛等出现变异，人却导引病态的变异不但留存，更是还扩大，这种人鱼关系，是一种病态生态关系。或许人是想让鲫鱼变得美，结果却异化了鲫鱼，办了“恶事”。我写《人鱼》，写的就是鲫鱼异化为金鱼的病文化。金鱼审美和女人缠小脚，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病态审美。
现在来看自然散文和生态散文的区分，凡是着墨自然性的散文，就是自然散文；而抒写自然物及其之间关系或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散文，则为生态散文。我想，但凡好的生态关系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有坏的生态关系才内蕴或显示生态问题。
如果基于“生态关系”对散文分类，散文则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不涉及生态关系，或不着墨生态问题，不涉及生态思想、观念和意识，不见“人”的担当、追问、忧患和思辨，只是对自然性范畴内的物事比如山水风景进行审美解读和抒写，这类散文，可称为“鉴赏式自然散文”或“自然物事散文”，其实即为“自然散文”。
第二类散文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或观念，尊重自然，写及人与花鸟虫草、自然山水的“小关系”，但基本不涉及生态关系的问题，缺乏追问、忧患和思辨，这类散文，也就是我以前认定的“小生态散文”，当下的“生态散文”，多数是这类“小生态散文”。
第三类是抒写自然、社会和思想意识相互作用，直面生态问题的散文，这类散文强化审美，体现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着力深入地解读，有自觉的生态思想和意识，也不失人的道义担当，有忧患、深追问、重思辨，甚至还探索生态伦理，张扬“生态人”的独特情怀和精神力量——这实属是“问道式生态散文”，也是我以前提出的“大生态散文”。
各类散文，当然都要有，而在当下生态问题已影响人类存亡之时，时代最急切呼唤的，还是“大生态散文”。我们熟知的世界生态散文经典，比如《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和《沙乡年鉴》，都是直面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大生态散文”。
生态文学何以有力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能够直面生态问题，敬畏自然和社会，有助于校正人在自然中的“生态位”，强调人类的责任和担当。
三、生态文学须切入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问题
记者：我简单回应一下，我觉得您对自然性和生态性及大小生态散文的区分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个合理度的问题。因为现在不管是创作界还是批评界，甚至美学界，都有如下几组概念：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自然批评与生态批评，自然美学与生态美学，如此等等，目前区分得不是特别清楚。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讲，我个人感觉生态性还是来自于自然性。但是您刚才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比较切中了要害，就是说，当纯讲自然性的时候，它是不包括人的，起码不包括人的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人最初也来自于自然，他跟自然是一体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人这种动物接受文化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脱离自然状态，而变成一种文明状态的过程。这就像我们从婴儿长成成人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它正好是一个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发挥着很强的塑造功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二重性：文化有好的、有坏的。用我的话来讲，符合正面价值的东西，我就把它称之为文明；不符合正面价值的东西，即反面的东西，我就把它称之为“文弊”——这是我多年前创造的一个术语，至今没有被广泛接受。
我觉得您抓得很准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生态问题。我认为生态文学，包括生态散文在内，它确确实实是生态问题引发的文学思考和文学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自然散文和生态散文，它们的区别是特别清楚的。古代有没有生态文学？没有。当然古代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生态问题，但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问题本质上还是不同的。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生态问题其实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从历史的维度，从社会的维度，从文化的维度，从思想的维度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我认为所谓的生态问题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这才叫生态问题。有了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很多问题都能够讲清楚，并且理论的针对性，文学反思的针对性都会更加集中，否则的话就太泛化了。这是我觉得我高度赞同您的一点。我想简单补充一点，就是您之前发给我的问题清单中也提到了“反对生态泛化”，那我想请您谈谈您所说的“反对生态泛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反对生态泛化”？在您的生态散文创作当中，您是如何落实您的“反对生态泛化”的这个理念的？
杨文丰：生态泛化是将生态问题扩大化，将并非生态问题，也视作生态问题。比如，将“自然散文”认同为“生态散文”。我想，这是由于对生态性和自然性的分辨或认识尚不到位、对生态问题认识还云里雾里所致，这有待文学界、批评界对生态性、自然性的内涵做出精准的梳理和界定。
我最近注意到一个现象：好些原本倡行“自然写作”的人，已改而提倡“自然生态写作”，自然写作和生态写作的边界是否会被模糊化？我不赞同生态泛化，任何东西一旦泛化、扩大化，失去边界，势必鱼目混珠，搅成一锅粥。
如何防止生态泛化？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我想，首先得下功夫辨识面对的题材，是否蕴含适合文学表现的生态问题。也就是说，要让自己的写作，最好成为生态问题式写作，我认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也是如此，直面生态问题的作品，文学效应要更大些。
记者：好的，谢谢您的回答。这些其实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能有多长呢？差不多长到20年都不止。这就得提到我的大学老师鲁枢元老师。他在2000年出版了《生态文艺学》，这里面就提到了三重生态或三重生态学，即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这是鲁老师建构的一个框架，在国内影响很大。后来国内学界又发现了法国哲学家加塔利也有类似的讲法，他在1989年出版了《三重生态学》。受他们的影响，我在研究生态美学的时候，思考框架其实也是三重生态学：第一重叫自然生态学，它讲的是自然力量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塑造。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理工科的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主要研究这些。第二重生态学叫社会生态学，它是社会力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样就把社会力量加进去了。第三重可以称之为精神生态学，就是人类的精神力量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内外对于“生态”和“生态学”的区分不太清楚，一会讲生态，一会讲的又是生态学，比如将精神生态和精神生态学混为一谈，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个人觉得，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坚持认为，“生态学”的“学”标识着一个学科、一个研究领域。这样一来，我们从三重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生态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为什么会出现生态问题，比方说气候变暖、物种灭绝、资源短缺、污染严重以及人类的精神世界逐渐贫乏和空虚等问题，这些后果其实都是自然、社会与精神三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否，是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人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力量还是很小的，但却是我们应该集中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关注人类的社会行为、精神状态对于生态系统之健康的影响，而这正是社会生态学与精神生态学的核心内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思考生态问题时应该关注的焦点。您刚才提到，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国内有学者把原来的自然文学叫作自然生态文学。按照我刚才的说法，自然生态文学其实对应的是三重生态学当中的第一部分，即自然生态。如果要想把自然文学写得更加深入并将之推进到生态文学的层次，就必须将它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杨文丰：很钦敬也很感谢鲁枢元先生。鲁老师兼具学者的思辨和作家的才情，他在苏州大学主编的《精神生态通讯》，曾赐寄给我，读后深为受益。记得2008年有一期《精神生态通讯》，还刊载过拙文《异化的温泉》。
非常赞同您的看法，也非常赞同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三分法。生态散文的审美效应，必然与作者切入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的尺度和深度密不可分。生态散文之大，与所表现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生态问题的深广程度，可说基本上成正比。
想想，如果写核泄漏一类大的生态问题，无法想象作家会不以核问题为圆心，对关涉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做大半径的精深研究，并提出独到的见解，以启智启美，否则无法写出一篇“大生态散文”。
我曾写《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载《天涯》2014年第2期“作家立场”），是写柏林墙，也写过《澳门莲花地》（载《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除笔涉自然生态，也或深或浅地对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有所切入。
在生态长文《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载《北京文学》2021年第3期）中，我笔墨主要聚焦病毒，但无法不写及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因为病毒固然有自然性，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已无法似感冒发烧那样完全可由纯粹的医学控制，已发展泛滥为社会生态疾患，导致了人类精神生态的突变，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态，已动荡如海啸扑岸。
四、最大限度地扩充生态散文的艺术容量
记者：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从三重生态学视野当中去看生态问题的话，作品的容量就会大大地拓展，思想主题就会大大地深化。关于生态散文的生态性与审美性，我觉得我们今天基本上把生态性讨论得差不多了，下面就谈谈审美性。具体到作品当中，审美性其实是我们常说的艺术性。因为我们这里探讨的作品本来就是文艺作品，我们把它称之为审美价值或艺术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是差不多的。生态文艺作品应该有较强的艺术性、较高的审美价值，能够激发我们强烈的生态审美体验。坦白来讲，我阅读生态作品，包括生态散文和生态诗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强化我所说的生态审美体验，这是生态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所以请您谈谈，如何能够提高生态散文的审美性，提高它的审美价值，或者更直接来讲，提高生态散文的艺术性？
杨文丰：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关系到中国生态散文能否耸立世界文学之林，是个大题目，我只能结合自己的探索、写作感悟，谈些孔见，抛砖引玉。
首先，生态散文艺术性的提高，须扣紧生态写作的特点。生态散文写作带有一定的学理性，涉及生态学、自然哲学、自然美学、社会政治学以及文学创作一般规律这五个层面。这五个层面基本也涉及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正是这些层面的信息材料的艺术交织，才构成生态散文有别于其他散文的审美魅力，因而，作家既要有自觉的地球村意识，还须遵循事理逻辑、情感合理地艺术地处理好各层面的信息材料之关系。
我依然认为，欲写散文，必先学会思索，散文之境界，全赖深刻的思考出之。作家得有独具个性的思考。凡是希望有所作为的生态散文家，都要有至少成为生态思想者的“野心”。生态散文不只是自然现象和生物间故事的抒写，还须深入反思生态问题，须表达忧患和悲悯，须有质疑、追问和批判，乃至促进生态伦理建构。
艺术处理信息、材料、情感的融入非常重要。但凡思考越深入，情感与材料融合的比例就越高。生态散文中的情感，以忧患为底色。假如材料、思考和情感的艺术融合未达到火候，码出的文字必枯燥乏味，宛若夹生饭，读起来“隔”。当然，每一篇生态散文的抒写角度可能不尽相同，但都需追求在场性。细节是实现在场性的必要条件。所以，对信息材料的艺术整合，并非只是做简单的加法，至少也是乘法。实际上，艺术整合各类信息材料的过程，已是潜在提升“艺术量”和“思想量”的过程。“艺术量”犹如树冠的大小，“思想量”可谓树杆的粗细。
第二，强化作家的审真能力。真善美浑然一体犹如圆满的红苹果。美以真为基础。生态散文的审美基于审真，基于对自然、社会的本质、规律和特征的认识，所以，审美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审真能力的提高。生态散文里的真，除包括作家所认知的社会、精神之真，也蕴含被作家主观审美化的生态规律、科学知识、科学思维，当然亦内含作者提出的生态思想，乃科学之真、情感之真和哲思之真的融合。其实，生态散文写作有一条“捷径”，这就是引入科学视角。我坚持认为：科学视角之于生态散文，既是作家认识物事的显微镜、透视镜和望远镜，也是作家求真、启智、审美的平台或起跑线，既是内容，也是手段。而且，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社会科学。《庄子》就是伟大的社会科学散文。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形象的塑造能如此成功，我想，这与作家巧借了医学上的强迫妄想症行为和心理密不可分。《狂人日记》其实也是伟大的科学小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散文引入科学视角，也是科学时代的要求，且是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德先生、赛先生”的传统。
第三，强化精品意识，将每一篇生态散文的审美容量扩充至最大化，因而，我要说及象征。我倡行生态散文走向象征。象征物离不开自然性，“文学形象”基于自然性，自然性离不开物象——“形象”，假如新文学小说，未能创造出阿Q、狂人等文学形象，新文学的“相貌”便无法呈现出此等光彩。生态散文，也须创造自己的文学形象，象征无疑适合担此重任。诚然，审美量的大小，离不开象征物蕴含的“思想量”。一篇生态散文，可建构个别的、局部的象征，也可全文建构一个象征，甚至可以一本散文集创造一个象征，如梭罗的《瓦尔登湖》。
我感觉生态散文写作，以多学科的视角，细密、细致、精准、科学地描述自然物，甚有助于建构象征。在撰写《病盆景》《人蚁》《“晨昏线”寓言》《精神的树，神幻的树》《雾霾批判书》《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夕阳笼罩的珊瑚》《人鱼》《榕树寓言》等时，对象征的营建，我曾作过一些尝试，有关探索经验，我在《生态散文容量扩充策略漫谈》（载《生态文化》杂志2022年第3期；2022年6月23日分别被中国作家网、新华网转载）一文中，已有较多谈及。
第四，强化无法取代的艺术风格。一个生态散文家在艺术上能否成功，取决于有无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品。风格就是特色，风格就是质量。作为中国作家，无论形成怎样的风格，都须最大限度地展示中国文字之美。
影响艺术风格建构的因素很多，比如，与作者个性化的思想、与审美倾向有关，也与作者无法控制的非智力因素如直觉、潜意识有关。其实，选材和结构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建构甚至是“命运攸关”，而选材、结构对生态散文审美风格建构的影响，似乎并未被注意，今天，我稍稍做些探讨。
题材是地基性的，也可以是地域性的。同一地域的题材虽然较利于聚焦该地域的生态问题，但过分强调地域性写作，不利于生态散文的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地域性写作并非生态散文写作的充分必要条件。不同题材，激发的情感反应和审美体验也必不相同。个性风格的建构，以立足有意义且吻合作家秉性的题材为基础。我认为，真实而且蕴含问题的题材，直觉有可能写得美的题材，独特的题材，才大都是较易写出深度、精度，适合风格建构的题材。法布尔的《昆虫记》正是展示昆虫生命的奇妙和尊严，才使尘世有了风格独具的《昆虫记》。
而结构，是文学艺术作品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庄子与蒙田的散文结构不同，苏轼、鲁迅、梁实秋和博尔赫斯的散文，结构差别也显而易见。一改变结构，物质世界即生天壤之别，如碳原子以四面体结构排列，会形成硬度和熔点都极高的金刚石；同样是碳原子，若按层状结构排列，所形成的则是做铅笔芯的材料石墨。
中国书法史上的名家碑帖，风格面貌各异，很大程度上也是结构不同所致。文学作品，呈显性结构易，含隐性结构难。有人曾将唐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改变结构，再加几个标点符号，就变成了剧本。一篇生态散文，一类内容或一个段落，前置或后置，对全文的气韵、气势的影响，已很不一样。对于一个成熟作家，一篇散文首句文字的节奏、色彩、质感，会如气象上的“蝴蝶效应”般不断放大，影响乃至决定全文的语言风格。
一个生态散文家，如果能找准与自己的学养、禀赋最吻合的独特的写作题材，选准最适合自己的“艺术工具”，建立独特的作品结构，那么，创立与众不同、他人无法复制的风格，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还想说的是，AI大潮已开始席卷人类生活，我认为AI对生态散文创作，必是机遇大于挑战，如何在写作中巧用AI不断提高中国生态散文的审美性，如何进一步借鉴国外优秀生态文学作品，如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哲学中自然和生态的思想与智慧资源，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自信风貌、臻至艺术最高境界的生态散文，或者说是臻至哲学堂奥的生态散文，已摆在我们的面前。
记者：杨老师讲得很好。我今天看到一篇博文，有一位画家叫欧阳巨波，他把自己的水墨画叫做“气象主义”，有人评论他的时候讲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挺好的。他说，欧阳巨波先生的新水墨艺术之新，正是在观念、视角、主题、媒介、技法的突破中，实现了创造性重构。他从五个方面来讲这个新，一个是观念，一个是视角，一个是主题，一个是媒介，一个是技法。我觉得可以用这五个方面来讲生态散文。它背后一定有一个观念，有一个视角，这个主题以前可能侧重在自然生态上，下一步我觉得应该深化到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领域，并且即使在写自然生态的时候，也应该去把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东西融进去。另外，媒介是区分艺术门类的一个根据，文学这个艺术门类的媒介就是语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语言的魅力，高超的语言技巧。然后技法，就是在语言之外，还有结构、谋篇布局等等，这些东西在诗歌和小说上可能会体现得更清楚一点。散文的技法，一般大家都会说“形散神不散”，关键就是说怎么从技法的角度再去写，说白了就是写作技巧，比如化实为虚、化具象为象征等。这是对生态散文的艺术性的探讨，可以从这些方面去着手。希望将来有机会与您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