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花落尽梅子黄

文｜海南田斌

初病杨花犹乱飞，即今梅子已黄稀。
卧惊节物遽如许，起得沉绵更解肥。
云寺耶溪招布袜，斜风细雨欠蓑衣。
半生不结脩门梦，只梦家山唤早归。

病是从一场夜雨开始的。

烧退的那个清晨，我在枕上睁开眼，先闻见自己身上的药味，再听见窗外椰子叶被风翻过，哗啦，哗啦，像谁在暗处翻一本厚书。窗帘没拉严，一线光斜进来，落在床头柜上。那里放着一只喝空了的药碗，碗底沉着一圈褐色的药渍，像谁在瓷上画了一个圆，又没画完。

海南的病，和北方不一样。北方病了，窗外是雪，檐下挂着冰，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海南病了，窗外是绿，绿得不讲道理，绿到一个五十岁的人躺在床上，忽然觉得心里发空。

不知怎的，这种空里，我想起杨花来。

不是李白“杨花落尽子规啼”那种杨花——那是少年课本里的，背得熟，却未必懂。我想的是故乡那种老杨树。春天一到，整条街都在飘白絮，飘进衣领，飘进翻开的书页，粘在女生的麻花辫上，扯也扯不下来。我母亲拿一根长竹竿在树下打，说这东西落到饭锅里，不能吃。十五岁的我嫌她烦，一转身跑了，身后满街飞白。那时候不知道，有些东西你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杨花落尽，便是梅子黄。

这个节气，我是在江南读书那年真正懂的。梅雨季一来，整座城泡在水里，衣服晾三天，摸上去还是潮的；图书馆借来的旧书，边角悄悄起了霉斑。我们宿舍楼下有一棵老梅，梅子青时，几个馋嘴的男生偷摘下来，用粗盐渍在玻璃罐里，塞在床底。谁想家了，就摸出一颗，含在嘴里，酸得眼泪一下子涌上来。那时候以为那是想家。后来才明白，那种酸，是命运提前打在你舌头上的招呼。

后来我来了海南，一上岛，就是三十多年。

我是学城市规划的。三十多年里，画过许多图纸：哪里修一条路，哪里立一片楼，哪里移走一片椰子林，哪里填一段海，造出一条新的岸线。图纸上的线条笔直、冷静、不容置疑，像我年轻时候相信的一切。我见过台风。台风来时，整座城忽然黑下去，椰子树弯成一张弓，雨水横着飞。那一夜我在办公室里改一稿又一稿规划图，电话里甲方在催，说海要蓝，天要绿，楼要再高半层。那时候不觉得苦，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一件“把荒滩变成城市”的大事。

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这场病。

烧得最厉害那几天，我躺在病床上，忽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母亲腌梅子的那只玻璃罐究竟是青色的还是褐色的。想不起杨花落满故乡街道时，风是从东边来，还是从西边来。想不起第一次过海，轮船甲板上，我手里攥着的那张船票是几点钟的。

一个画了半辈子“空间”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弄丢了“归处”。这话写出来像矫情，可在病中，它真得像掌心里的纹路。

人到中年，世人都爱谈“放下”。我病了一场，才知道“放下”不是一句潇洒话。

那些图纸、那些楼、那些在酒桌上说过的硬气话，放得下；母亲头发白了却没能在身边多陪几顿饭，少年时答应自己要回去看看却一拖再拖的那座北方小城，那些说过“有空聚聚”却再也没聚的人——这些，放不下来。

陆游在那首病起的诗里写：“半生不结脩门梦，只梦家山唤早归。”我年轻时读，只觉得是古人的清高；病中再读，字字像是说我。我这半生，没有在朝堂上结过什么梦，也不曾钻营过什么；可夜夜入梦的，偏偏也是那座越来越模糊的家山。他还写“斜风细雨欠蓑衣”——人这一辈子，总差一件蓑衣，总差一点说走就走的运气。

病渐好的那个下午，我搬了把椅子到阳台上。海南的白日光得刺眼，楼下一个阿婆在摘鸡蛋花，一边摘一边用海南话哼着什么，调子我一句也听不懂，却听出一点温柔。我忽然明白，家山其实不是一个坐标。它不在北方，也不在江南。它在你五十岁那年躺在病床上，忽然想流又忍住的那滴眼泪里；在你听见一句完全听不懂的方言，却觉得亲的那个瞬间里；在你终于承认——自己这一辈子，能安放灵魂的地方窄得很，窄到只够放下一只药碗、一杯清茶、一句没能对母亲说完的话。

夜里又落雨。我坐在灯下，翻开从前的规划笔记，一页一页翻过去，密密麻麻，全是别人的城。

我在最后一页空白处，提笔，慢慢写了一行字。写得很慢，像怕惊动什么：

“杨花落尽，梅子黄时，该回去看看了。”

笔搁下。窗外雨还在下，我坐着，很久没有动。

作者简介：田斌，网名海南田斌，渝籍，民革党员，《华夏影响力》新媒体驻站作家。海口市作协会员、海南省青年作协会员、《中国散文网》会员。公务商事之余深耕文墨，数百篇诗文散落于《海南日报》《白河诗刊》《中国文艺》《中国散文家》《中国网络作家网》《中国诗歌网》《中国散文网》等纸刊与文学平台。他以味觉为桥，绾合巴渝故土的绵长羁思与海南自贸港奔涌的时代潮声，在个体抒情与现实观照之间，书写跨海逐梦者赤诚坦荡的生命行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