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鞋也就是雨靴，在我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它就是一件奢侈品，让人爱不释手。至今在我家书房的柜子里仍然静静地摆放着一双黑色高帮雨靴，尽管鞋帮已经掉色，但我视如珍宝，家也搬了五次，雨靴却一直没舍得扔，其中的原由只有自己知道。
我的老家八尺沟是里下河平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村庄不仅小而且穷，远的不说，就说路吧，村里出入的通道也是仅有的一条烂泥路，晴天还好说，一到雨雪天，苦了那些过路人，行人跌得个鼻青脸肿屡见不鲜。由于，八尺沟是通往乡政府所在地北芙蓉的必经之路，那时交通基本靠走，这样的交通状况可苦了那些中朝、万陆、文远、卞张、孙家窑等村的村民们，文远村老支书陆焕彩一句经典名言“北芙蓉好去，八尺沟难过”，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同样对于上小学二年级的我而言，更是苦不堪言。我家住在庄南头，到庄后的学校至少有1公里，遇上下雨天，常常赤脚行走在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里，由于不能掌握平衡，裤管及其身后的褂子上全部溅上泥巴，俨然成了个泥猴子；还有一次，土路太滑，跌了个狗吃屎，右脚被路边的玻璃碴扎了2公分的口子，鲜血直流，爬起来到河边洗洗干净，一瘸一拐地往学校而去。
与我同桌的陈玉凤则幸运了许多，她父亲是村里的木匠，家庭人口不多，经济条件比起我家不知好上多少倍，碰到雨天，她总会穿上粉红色的矮帮套鞋，既不会跌跟头，又不会双脚被玻璃碴扎。望着她脚上小巧玲珑的套鞋，心里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双该多好啊！
回到家里，央求父母买套鞋的话却难以启齿，希望如同肥皂泡一般地破裂了。我家兄妹六人，五个子女上学的负担本就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哪还有钱买套鞋，就是买了也轮不到我，“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缀缀给老三”是居家过日子的常态。
一直到二年后，我读四年级到邻村上学，才拥有大哥和二姐穿过之后的一双套鞋，尽管已经半成新，但我喜欢的热情不减，敝帚自珍是我此刻的心情，再贴切不过。
记得是秋后的早晨，老天又下起了雨，我穿上心仪的套鞋，和玩得较好的同学们往村外走去，一路嬉戏一路打闹，疯个不停。一个趔趄后，突然滑向路边，为防止跌倒我本能地用脚蹬住一颗刺槐的树杈，哪曾想，用力过猛，脚面上全是锋利的树刺，左脚的套鞋也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我伤心地哭了。其实，我不是为脚被刺扎而哭泣，而是为套鞋破裂而流泪。今天刚穿上套鞋，就被扎破了，回去肯定挨不了一顿痛骂。
同学们一时也没了主意，纷纷来安慰我，央喜连忙对我说：“不要紧，学校门口就有补鞋的，只要花3、4分钱就行了，我们一人出一分钱就可以！”。他的话得到大家的响应，等到了学校，修鞋的张师傅果真出摊了，约莫10分钟，套鞋补好了，我这才破涕为笑。后来这双套鞋伴随着三弟和小妹度过了小学时代。
1981年高中毕业后，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了水利战线的一名员工。搞水利工程自然离不开高帮套鞋，我没有任何犹豫到芙蓉商场买了一双“双钱”牌套鞋。这双套鞋陪伴我奋战在京杭大运河宝应段整治工地、兴化得胜湖施工现场和车路河整治工程上。
特别是1991年抗击兴化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的斗争中，这双套鞋立下汗马功劳。我穿着它，坚守蹲点村——任兴村连续17个日夜，与村民们同甘共苦抢险排涝21次；我穿着它，深入全乡受灾村采访抗洪先进事迹，撰写出抗洪报告文学《艰难的决策》；营造出抗洪抢险的舆论氛围，取得了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
后来，我从乡镇进了城，工作岗位一变再变。再后来，雨靴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成了人们记忆中的物件。
如今时间过去了30余载，我的家先后搬了5次，但这双高帮套鞋一直不离不弃。因为看到它，我就想起艰难的童年，励志的青年，打拼的壮年，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