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5年第1期｜魏思孝：好汉们（选读）
魏思孝，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出版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作品，近年完成“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另出版有长篇《沈颖与陈子凯》《土广寸木》。《王能好》入选2022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短名单，《土广寸木》获2024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四十岁的时候，罗运生发现，回忆过去，很多时候都要以十年来起步了。他每次看到那些伴随自己长大成人的公众人物——政客、演员、作家、音乐人的简短讣告，都不免心生感伤，他本以为这些大人物会永存下去。当然，那些可以传世的文艺作品是这样的。人到中年，深陷布满油渍的生活，也只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对内心又谈不上伤筋动骨的告别，才能让他短暂露出头，深吸几口气，刺激下日渐麻木的内心，来应付身边那些亲戚朋友们的亡故。是啊，不要悲伤了，连这些所谓的社会名流和大人物们早晚都会死，何况我们呢？权力和金钱也不是万能的。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公平的，那就是人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罗运生做过一次不算全面的统计，在父亲去世后，迄今十五年间，他作为家里的户主、男丁，出面参加了三十四次葬礼。因亲疏远近，他或是作为帮工受人差遣忙前忙后，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目睹发丧，再吃一顿大锅饭，抹干净嘴抬屁股走人；或是跪在灵堂前，等待前来吊唁的亲友，跪拜还礼；或是在发丧前匆忙赶来，作为尊客，被礼让进屋，掀开棺木，见长辈最后一面。罗运生作为至亲的人，全程参与的也有那么几次。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撤掉仪器，人变成一具尸体，穿戴好寿衣，拉回去，抬进棺木，摆在堂间。家人聚在一起商议丧事的细节，守灵烧纸，哭得泣不成声。发丧后，他跟着去火葬场，目睹尸体被推进焚尸炉。罗运生一路守护骨灰来到坟地，直到亲人入土为安。
罗运生听闻死讯，无奈摇头，颇有些苦笑地自语道，怎么又死了？他并非已经淬炼出足够坚强的内心看淡了生死。他只是把难过深埋于心，甚至每次的死亡，总是又让他把过去经历的翻出来温习。伴随着这样的道别和不舍，过去曾经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朋友，时隔十多年再次出现，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不过，更多的情况是，罗运生发现人的确是难以改变的，过去的刻板印象和反感不是没有道理，应付完和老友的这次见面，就又彻底没有了后续。不多见的情况是，当初的泛泛之交在多年后重逢，可谓一见如故（似乎过去并不相识），相谈甚欢，能轻松走进彼此的内心，有着令人温暖的信任，不羞于展示各自生活的狼藉。他们伏案大笑后又各自感叹，怎么当初就没顺势深交呢？罗运生和晁宝正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和那些从小到大的玩伴，或是初高中的同学不同，他们因近似的趣味相识，对于当初的文艺青年来讲，这重要又很普遍。不是贬低过去的同学和玩伴，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罗运生已经很少和他们走动了，除非有紧要的事情，借钱或是生活发生变故，需要他们出面。总之，更多是实用性的。要这么说起来，称兄道弟的同学情谊，也是别的替代不了的。只是，那些聚会的话题贫乏又无趣，无非是回忆过去的趣事和糗事。通常情况下眼里会饱含热泪，表情沉浸又能立刻转成悲伤，痛饮几杯后又对当下的现状无可奈何。通常脏话连篇，不是骂单位领导和同事就是指责配偶，一肚的委屈。久而久之，罗运生就很少参与这样的同学聚会了。不知不觉间，当初过从甚密的友谊，就成了几个月也不联系，一年也见不到几次。虽时而想念对方，也觉得没有见面的必要了。另外一点，罗运生不爱喝酒，每次聚会他都要陷入他们烂醉如泥的窘境，聚在一起不是为了交心，只是找个场合买醉逃避现实。有时，罗运生也反思自己为什么和朋友们疏于来往，仅仅是因为没有利益可图，难不成自己真的在意精神世界的交流吗？可转念一想，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认为自己，质疑他的人品，也的确没有再去交往的必要了。
二十多岁那会儿，罗运生和晁宝正在不同的场合遇到过几次，算是点头之交。每个人认为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总是存在着一些偏差，更不用说过去了十多年，回忆当初的自己更是蒙上了一层记忆的滤镜。罗运生和晁宝正帮助对方回忆当时的自己，在罗运生的眼中，晁宝正总是穿着略显肥大的裤子，留着当时摇滚青年常见的长发，却又疏于打理，没型又冒油。有次，他们乐队在排练的间隙讨论起雷鬼的风格，调侃谢天笑小时候糟蹋京剧，青年祸害古筝，中年对古巴雷鬼下手……后来又说到头发，众人都说宝正适合脏辫，反正他也不洗头。大家哄作一团，尤其在罗运生这样不相熟的朋友面前，也没有引来晁宝正的任何不悦。他温和，脾气好，能开得起玩笑。这是种多么可贵的品质。这次排练后不久，他们乐队演出，这也是罗运生唯一一次看晁宝正演出。当时乐队临时让他来客串吉他手，目的也是为了这个聚集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外地乐队的拼盘演出。他们乐队不论是出于当时的影响力，还是作为东道主台下有亲友站台能更好地带动气氛，都不可避免成为暖场的乐队。罗运生站在台下，几首歌听完，晁宝正从始至终站在角落里老实弹琴，台下都开火车、跳水、死墙，嗨爆了，他连头都没有抬起来过，说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也可，这种腼腆也算是一种装范儿的方式。下台后，他招呼没打，收起自己的琴，背在肩上，甩着头发就走了。罗运生看着此景，忍不住发笑，心想他肯定觉得自己很帅吧。十多年后，晁宝正解释当天晚上为什么没留下来聚餐，因为他还要上夜班，不过请假不去也可以，主要是演出前试音，他发现吉他电线不够长，问别的几个乐队借，都没借给他。“原来乐手都要准备自己的线。”他又说，“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是电线就这么长，一动就掉了。”晁宝正重申，后来他主动退出了乐队——并不是被炒了。当初他们演出的铁吧，那年没过多久就关门了。晁宝正受大家尊重，很重要的一点是那群玩乐队的人中他是唯一上班的，月薪一千的收入，放在十五年前，还是有点说话的底气。他经常接济身边的朋友，又抹不开面子让朋友还，只能自己生闷气。
罗运生和晁宝正十多年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大家伙帮乐队主唱老张搬家。印象中天已经挺冷了，好在不折腾，小区在人民公园的西侧，一墙之隔，老张只是从小区的这幢搬到了另外一幢。完事后，大家伙儿在老张新租的家里温锅。这顿饭除了老张，其他人都没什么食欲。大家坐在那里，守着三菜一汤，脑袋里心照不宣想的都是老张之前租住的房子那间充斥着秽物的厕所。不知道他怎么能住下去的。这么说吧，噩梦程度比农村学校的集体旱厕还过分。“他妈的，”回忆至此，晁宝正补充道，“晚上还是咱俩一起去菜市场买了些现成的菜和肉。”“老张这玩意儿，没办法说，有次他找我借两百块钱，我那时候在开发区上班，就约在中间的火炬大厦，我借了辆自行车，费劲巴拉骑过去等着他，他打着车来了，妈的，少说十几块钱打车费没了吧。不说这个了。对，买菜和肉那会儿，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可交。你肯定忘了，回去的路上你突然转头对我说，何勇那句歌词厉害，‘是谁出的问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你忘了是吧？你还说，怪不得何勇精神出问题了。他妈的，歌词多么绝望。”晁宝正继续说：“你那会儿戴着发箍，总是穿着一件皮衣，也不怎么换衣服，我就觉得你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总是不耐烦的样子。你说实话，是不是也不喜欢我们乐队的东西？亏我们都把你当乐队的粉丝。不过，当时大伙都挺愤世嫉俗的，只是表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这个破地方，也没什么人可以值得交往的。”总结，他们就是在人生落寞的时刻，嗅着同样的气味聚在一起。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十多年后的现在，他们同样如此。只是，他们发现彼此真的谈不上有多么了解。
如今，回顾过去，他们终于道出十多年前的自己，究竟在自己四十年的人生中有着怎么样的位置。二十五岁的罗运生，是当时厮混在一起的这些人中唯一结婚的。这个明显的标签，晁宝正已经忘记了。当时，罗运生和妻子经营着一个小门头，生意不温不火，抛开房租，勉力维持着日常的生活开销。每日起伏不定的营业额主导着这对年轻夫妇的情绪，这也可以解释罗运生为何总是烦躁，一副没什么办法的样子。那几年，他对未来充满了灰心，又不安于这样下去，守着店面忧心忡忡，看着不多的顾客巡视一番又毫不留情地离开，这些都挫伤着他脆弱的自尊。对罗运生来说，生活中的确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如果非要挑出一件，就是有次他写了个微电影的剧本，拿到了一万块的稿酬。穷困潦倒和偶尔品尝到金钱的滋味，并没有让罗运生认清现实。他并不是不明白，只是没办法在社会面前低下头颅彻底屈服，成为自己所厌恶的唯利是图的家伙。
晁宝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厌倦了在车间守着流水线如行尸走肉，休班时骑着自行车来到市里以音乐的名义聚会喝酒，翻阅音乐杂志，嘲讽里面那些摆着刻意的姿势彰显叛逆态度，行为又极为顺从的新乐队。看到了吧，那一张张模糊不清的面孔都以为自己将一夜走红，就这操行还张口闭口谈什么摇滚精神，现在熟悉几个和弦就能出来招摇过市了，一听弹出来的曲子又是国外某个乐队的贤孙孝子，还不是一个祖宗，是几个祖宗的杂交。晁宝正越来越愤怒，看不惯身边的这些无能之辈——自己何尝不是如此？那年，他准备和一个河北的网友去北京闯荡，住在地下室食不果腹，面如菜色，跟随前辈们的脚印走那条该死的路。在他们当时的认知里，不北漂，没吃过足够的苦，就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晁宝正办理离职手续，为了扣押的工资和财务扯皮时，父亲车祸死掉了。他回到老家，那小半年都在为赔偿的事情奔走。坐着工厂的车出的事故，应该算工伤吧。按照交警划分的责任，死去的工厂司机负主要责任，大货车司机负次要责任，但也没钱赔付。父亲躺在太平间里，头骨碎裂，白色的脑浆四向挤出，如压扁的泡芙。这样的画面屡次出现在晁宝正的梦中。也是在那一年，他热爱上长跑，一直跑，跑到虚脱，才能短暂忘掉这些痛苦。
自从晁宝正爽约，他和河北的网友成了躺在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这些年，老刘作为音乐节的幕后工作人员，不时在朋友圈晒出和那些出人头地的乐队成员的合影，其中不乏他们当时在背后谩骂的。有时，晁宝正把老刘当作自己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不对，他做不到这样违心。听到这里，罗运生想到，当初自己也有机会去北京，去一家影视公司。不过，那家影视公司现在已经倒闭了。或许，他们确实错过了某种可能。罗运生把店转出去，回到老家，不厌其烦地面对村民的质问：今天怎么没上班？在哪个厂子呢？他种地，也写作。他骑着电动车，在乡村的道路上面对迎面驶来的汽车眼神慌张。按照时节冒出的农活占据了罗运生并不宝贵的时间。粮食过秤，他心里咒骂，这日子什么时候算是个头。亲友不时劝他去工厂上班，罗运生不为所动，这么多年也就熬了下来。如果说生活教会了罗运生和晁宝正什么，那就是顺应和接受。
过去的文艺青年步入中年，要说这个多变的世界还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就是那些曾经陪伴着他们度过日日夜夜的音乐、书籍和电影。它们不仅抚慰着他们脆弱又无力的心灵，又为他们的无能和不争气找到了很好的借口。他们总是很容易与文艺作品中那些失败者对号入座，顾影自怜。去他妈的成功、地位、金钱，混出个人样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说他们清高也好，有独立思考也罢，这些都一步步地反噬自身。对生活任性，可没什么好处。罗运生和晁宝正就是经过社会一层层筛选后没有变质的那一小撮顽固分子，保持自我，却又一贫如洗，没有在社会上占据光鲜的位置，遵从自己的内心活着，越活越让人觉得碍眼。他们二十多岁时的洒脱，成了长辈眼中的没脑子。如果说当时的他们还有心气去对抗，不屑一顾，那么如今他们又悲哀地承认，这些长辈们世俗的意见的确是亘古不变的生存智慧。只是，他们已经接受了被周围的人轻看和怠慢，成为不重要的一类人。他们闭口不谈那些熟稔于心的小说、摇滚歌曲、小众电影，说到底，这些对生存而言，没有半点益处。
十多年过去，罗运生和晁宝正坐在餐馆里彼此望着，熟悉又陌生。他们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都有些发福。过去他们表达叛逆的长发，如今变得稀疏，像踩踏过度的草坪。罗运生低下头把秃顶亮给晁宝正，“没几年了。”晁宝正来了劲，摘下深棕色的牛仔帽，“这个你还真比不上我，我就是这么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他一路走过来，出了汗，仅剩的几缕头发如几条细蛇贴在光滑的脑门上，不禁让罗运生发出了一声，“我操。”晁宝正说：“哥们，反应有点过了。十来年不见，性取向都变了，对我都有生理反应。”说完，他发出一阵笑声，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怕对方察觉不到笑点在哪里，用笑声点出笑点。在后续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罗运生对这些笑点一一笑纳。晁宝正屡次说，“你没有被冒犯吧？”“我这个梗是不是有点烂？”“我的幽默感是不是有点让你招架不住？”“我打算尝试下脱口秀，你觉得怎么样？”这一切，他都收到了罗运生包含着礼节和宽容的回答，当然还有隐约的疑惑。罗运生忍不住说：“你以前不太爱说话的。”晁宝正说：“这两天用的药有点猛，或许等下次，我就一句话不说了。当然，那种情况下我一般不出门，一个人待着。”他说：“要是联系不上我，别担心，我可能死了。当然，我要是死了，你肯定要给我上礼金。哭不哭无所谓，多少给我老母亲留点钱，也算是替我尽孝了。”饱受躁郁症困扰的晁宝正云淡风轻地谈到自杀，“我上周把绳子都套在门梁上了，要不是我妈喊我给她端尿壶，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
过滤掉那些无用的寒暄，以及晁宝正在药物作用下的侃侃而谈，剩下的就是十余年间他们不曾参与到对方生活的过往。
两个人一言一语对谈，人影涣散，对方说出的每一句话，升腾到头顶成为画面。十年，如同十天。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老家高密成了旅游景点。老百姓都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村民碰到罗运生有了新的谈资：莫言和你一样，都写小说，也是山东的，你也好好写。又过了四年，鲍勃·迪伦缺席诺贝尔奖的颁奖式。在山东某山区不知名的村落里，晁宝正用蹩脚的英文弹唱Workingman's Blues：There's an evening haze settling over town （小镇笼罩在夜雾里）, Starlight by the edge of the creek （星光点缀了小溪 ）, The buying power of the proletariat's gone down（贫民的购买力已经衰微）, Money's getting shallow and weak（钱也不再值钱）, Well, the place I love best is a sweet memory（而我最爱的就是甜蜜的回忆）, It's a new path that we trod（这是我们一个新的习惯）, They say low wages are a reality（他们说低工资是一种现实）, If we want to compete abroad（如果我们要和外国竞争）。随着曼德拉的死，心理学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群体虚构症。大脑被阿尔兹海默病一点点吞噬的马尔克斯死了。一段趣事在文学圈广为流传，马尔克斯年轻时在巴黎的街头见到了海明威，冲着他喊了一声，大师。海明威在马路对面招了招手。又过了两年，马尔克斯和海明威共同的好兄弟卡斯特罗走到生命的尽头。马航MH370失踪，现在也没找到。留给我们的真相越来越少。金庸病故，唤醒大众的集体记忆。罗运生被朋友问起，想成为金庸笔下的哪一个人物，他选的是虚竹，辛苦练武有什么用，还有比他走运的吗？罗运生也想不劳而获。晁宝正想成为柯镇恶，眼睛虽然看不见，但为人信守承诺、嫉恶如仇、光明磊落，一辈子没怂过。侯孝贤拿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罗运生看电影越来越容易掉泪，尤其是涉及到孩子去世的。不论是《海边的曼彻斯特》，还是《神秘河》。晁宝正身边离婚的朋友越来越多，他还是孑然一身。詹姆斯带领骑士夺得NBA总冠军，在镜头前哭着说：“Cleveland，this is for you！”那两年，罗运生总是忍不住向朋友复述这段体育史上的奇迹，眼眶泛红，他期望自己的人生也有这样的时刻。林肯公园的主唱查斯特·贝宁顿自缢身亡。尽管晁宝正对其流行摇滚颇有微词，还是心有戚戚。几年后的凌晨，科比和女儿乘坐的直升机失事坠亡。那晚晁宝正失眠，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刷到这条新闻，连说了几句“我操”。梅西终于捧起大力神杯，加冕球王。科马克·麦卡锡死了。罗运生的那本《老无所依》不知道被谁借走了，一直没归还。不过，他至今还记得那年夏天，坐在地头的树荫下读到书中的一段，凉意席卷全身。“他一直在和那个小女孩约会，虽然她还那么小。他十九岁。他告诉我，差不多从记事起，他就一直盘算着要把什么人弄死。他说，要是他们放了他，他还是会去杀人。”罗运生抬起头望向大片成熟的麦地，心烦意乱，收割机怎么还不来呢？
与此同时，罗运生把店铺转让，回到村里。晁宝正车间、宿舍两点一线，琴身落满一层灰。罗运生的女儿出生。晁宝正的父亲死了。罗运生掉了一颗牙，肾上长了囊肿。晁宝正患上躁郁症，头发大把大把掉，再也没长出来。罗运生头戴斗笠脚穿水鞋，给农田浇水的间隙在脑海中构思小说。晁宝正修缮村里的宅子，卧室的墙上贴着涅槃乐队的海报。他读《灿烂涅槃——柯特·科本的一生》，想要知道科本怎么能写出那样的旋律和歌词，到最后只能认为，这就是他不具备的才华，便转而幻想饮弹自尽。罗运生去过几次北京，以文字傍身，寻求一条光明的出路，都不甚理想。他又回来，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的邮局问稿费单是否来了。晁宝正夜里睡不着，考虑火星移民是否靠谱，又想在村子旁边的山头凿出一个洞穴生活。脑袋里都是些不切实际的妄念。他想等明天早上起来，就去镇上的劳务市场碰一下运气。罗运生的女儿两岁，断奶的那半个月，夜里总是啼哭，要大人抱着在夜色里走来走去才能入睡。晁宝正在朋友组织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姑娘，两个人试着交往，看完电影的那天夜里，他回到家发现母亲中风躺在地上，送去医院捡回来一条命。他庆幸当晚姑娘没同意去开房。同学聚会上，罗运生喝醉了，吐在出租车上，给了司机一百块钱。第二天醒来，他的懊悔比头痛更剧烈，一连几天都对自己很失望。晁宝正在医院照顾母亲的那一个多月，女朋友送了半个月的饭。他不想连累对方，提出分手，女的平静接受。他时常想起她做的饭菜，西红柿炒鸡蛋、鱼香肉丝、糖醋里脊，符合他的口味。他后来经常做辣椒炒肉，但没有那种味道，也想过去问下做法，总是没能开口，只好宽慰自己：可能辣椒没选对。罗运生出了一本书，身贴“乡土作家”的标签，接受媒体采访。外界对乡村有诸多误解，他也没什么可解释的。过了三十岁，单身的晁宝正在亲戚们眼里越来越扎眼，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一个古怪的人，家里偶尔传出来吉他声，路过的村民嘀咕一句，连个女的都骗不了，干啥能中用。母亲鼓励他参加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的《我是大明星》节目，以朱之文作为例子，“他没出名以前在村里也被人瞧不起，后来都上春晚了，你这么会唱，也去试试。”为了女儿上学，罗运生和妻子搬到城里，在植物园附近租了一间四楼的房子，添置了一些廉价的家电。房子紧邻胶济铁路，半夜里运煤的火车驶过，地面震动。他觉得心烦，开始失眠。同时，他忧心胆小的女儿在幼儿园受欺负。一夜之间，男人们流行把玩手串和佩戴蜜蜡。晁宝正经朋友介绍进入文玩行业，主攻蜜蜡。一到周末，他安顿好母亲，骑着摩托车到市区，在朋友的古玩店里和南来北往的客人们闲谈。他在文玩一条街上闲逛，手里拿着紫光手电照来照去，留下爽朗的笑声，期待有一天捡到漏，便可衣食无忧。更多的时候，晁宝正问来问去，总是让人不耐烦。他总也改不掉爱说实话的毛病，注定在这个充斥坑蒙拐骗的行当里难以立足。经过多年的写作，罗运生终于得到了一点可怜的名声。他开始参加一些会议，跟着队伍去各地采风，在大合影中留下自己局促的样子。或许是过去的那么多年被人忽视，他为这些廉价的重视而窃喜，却也立刻警惕，这和真正的文学又有多少关系呢？他读到了几本书，带给他深远的影响。比如，丹尼斯·约翰逊说的那句，“我希望自己是个一无所蔽的人。”晁宝正在买防风衣时被店主拉进一个户外群，认识了一帮徒步的朋友。作为博山当地人，他主动承担起后勤工作。他和大伙在群山中徒步，见识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以及人性的丑恶。夜晚，满天繁星，他拿着吉他弹奏乐曲，成功吸引了一个女孩的注意。两个人在帐篷里躺了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感受到姑娘的体温和心跳，手伸出去又缩回。后来，他退群。女儿上小学，罗运生又搬家，他考虑买房，两年后终于攒够首付。一年中，他失眠的次数越来越多，总有些悔恨在深夜袭来。其中最令他懊悔的是，没见到好友最后一面。半夜，他抽着烟在路上转来转去，大货车偶尔驶过，寂静时能听到田野间的虫鸣。他总觉得这一切是虚幻的，朋友的人生不应该这样戛然而止。这一年，晁宝正状态越来越差，终于决定求助医生，吃过奥氮平、喹硫平、阿立哌唑、利培酮。蜜蜡的生意不好做，他定时发在朋友圈的那些玩意并不能带来多少收益。他开始关注股市和基金，总要有点事让自己惦记才行。一到深夜，他就冒出层出不穷的念头，在网上和人对喷。有朋友建议他开直播弹琴唱歌，兴许能当个网红。他把卧室里的镜子收起来，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长什么样。晁宝正已经很多年没对人说过“我爱你”这句话了。他不知道对谁说，又有谁能承载他的这份情感呢？这让他痛苦。
罗运生付完账，打包好剩菜。晁宝正说：“下次我们吃路边摊。”有年冬天，乐队排练完，他们在美食街的路边吃馄饨。罗运生说：“腊月，帐篷也不管用，快冻成冰雕了。”“观念不和，”晁宝正说，“我瞧不上那种音乐，没啥音乐性，他们连几个和弦都不会弹，你知道为啥喊我加入吗？我吉他弹得还行。当然，也没好到哪里去，但和他们比绰绰有余了。对了，我还教了几年吉他。后来，就没心思弄了。他妈的，我现在偶尔还接点商演的活儿，参加个服装店、饭店开业典礼什么的。周末那两天，我固定在一个烧烤城唱歌。估计也干不长了，我想唱自己的原唱，他们非要听什么beyond。他妈的，除了《光辉岁月》就是《真的爱你》。咱不是说黄家驹的坏话，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也不支持本土原创。上次一个家伙喝醉了，要把我轰下去，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一晚上一百五十块钱，多少的，主打一个情怀，传播音乐文化，保不齐我这在台上，就给台下的孩子种下一颗音乐的种子呢，多少年后再出来第二个谢天笑。你笑什么，谁能想到一个唱京戏的，成了摇滚教父。我现在对生活没有奢望，尽自己的本分就行，把我妈照顾好，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好好看点书，写点诗。人要活得透彻点。我知道，我这个人说的话很让人不爽。真诚是第一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说的来着，‘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当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始终不能遗忘。’怎么样，我都记住了。这个药的好处就是，吃了精力特别旺盛，出口成章的。我最近在读里尔克的诗，‘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听见了没，不必建筑了。我也不打算在城里买房子，在村里住着就好。这首诗写的就是我。孤独，没事。我去爬山，也跑马拉松。睡不着，就做一个幽魂，在村子里游荡，让各家各户的狗冲我狂叫，亮起的那一盏盏的灯，指引着我的前方。我要记下来。哈哈，音乐和诗，远方我是去不了，费钱。是不是觉得我思维太跳跃了？抱紧我，在这个春天，让我体会那久违的欢愉，告诉我，生活带来的疾病，总有痊愈的那一天。其实也不用痊愈，我妈能离开轮椅，出门晒个太阳就行。我现在可会做饭了，火候到位，左手诗集，右手铁勺，背上吉他，全副武装自己，知识就是力量，对吧。”说完，晁宝正望向如泥地的湖面，转过头，用手放低帽檐，不让自己眼里的泪水被旁人看见。
自上次见面后的这两年间，罗运生和晁宝正又见过几次，饭局上不是七八个人就是四五个人，都有不相熟的朋友在场，不像上次见面那样有一个促膝长谈的机会。他们碰杯，或相视一笑，关于自己的生活总觉得没有必要去多说些什么。他们偶尔在微信上聊，一开始都是关于文学和音乐的。晁宝正写了不少诗，无一例外都得到了罗运生的夸赞。友情难道不就是为了彼此鼓励的吗？至于他谱写的歌，罗运生听过一次也就放下了。其间，晁宝正自费在香港的出版社出了一本诗集。据说，在业内——主要是晁宝正的好友圈，诗集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些热情的网友得知晁宝正生活困顿，提出金钱援助，但遭到了他的拒绝。罗运生只好搬出伏尔泰和卢梭以及一心傍富婆却不成的巴尔扎克的例子劝慰他，为了艺术，用得着过于爱护自己的身体吗？
有那么一阵子，晁宝正的确在努力拥抱世俗生活，尽管还保持一贯的热忱，写诗，弹琴，在网络上和文友们分享那些脑海中迸发出的诗句。应食客们的要求，他抱着吉他弹唱通俗歌曲，尽量不看下面那些醉醺失态的人们，抬头望着夜空中的繁星——山里的能见度好。“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为了要讨你的欢心，我经常忘记我自己，感情是件疯狂的事，多了并不见得好，我不能随便我自己，快乐轻声地歌唱……”。晁宝正偶尔在朋友没空时教吉他，耐心有余。他很少聊自己的过去，对怀揣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除了鼓励，也说不出什么。他还时常来市区，帮干装修的亲戚刷几天腻子，铺瓷砖的手艺不过关。一天下来，有两三百的进账，再骑着摩托回到村里，给母亲带回水果和糕点。晁宝正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没等写几个字，就睡着了，又总在凌晨醒来，抱着手机，直到眼睛酸痛，盯着那些微信好友的头像，用对他们的生活的幻想来对抗自己贫瘠的生活。
晁宝正毫无征兆地步入了婚姻。面对周遭亲友们的惊愕，他只能用简单几句话概括：认识好多年的朋友，恢复联系，双方都还单着，就去民政局花了几块钱领了证。比较而言，罗运生的生活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凭空把这两年抽走，也无不可。婚后，晁宝正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不论是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还是因对方的胁迫，他找了一份工作，收起牛仔帽，皮靴换成运动鞋，牛仔裤保留，骑着摩托车往返于村子和工厂间。过去了十多年，时代的变化显而易见，设备更新换代，已经不用像当初那样劳累，只需要盯着机器，那些玻璃经过生产线，出来，装箱。至于它们是内销还是出口到海外，又被安装在什么牌子的汽车上，那就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能按时领到工资就行。一个工作日，总会有几块玻璃残次品碎掉，清扫干净满地的玻璃碴子，晁宝正又回到机器前，给自己的人生继续念倒计时。
晁宝正六月份结的婚。一有时间，他就骑着摩托车，一路向北，从山区跋涉一个多小时，和国道上凶猛的大货车们争分夺秒，来到妻子面前时可谓风尘仆仆。或许是店面生意不好，以及过去三年累计的债务压顶，晁宝正又不能提供多少帮助，妻子的态度越来越差。后来，晁宝正在复盘自己的婚姻如何步向悬崖时，意识到结婚不久，妻子就对他有些厌恶了，各种挑刺和看不惯，生活拮据更像是借口。现在这年头，又有谁的日子是好过的呢？另一边，罗运生过着平稳的生活，在可控的风险中关心社会新闻，对体育赛事抱有热情。更多的时刻，他纠结于当下令人沉闷的文化氛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真是一个平庸的时代。无力感常充斥着他的内心，只有在深夜写出了点文字获得久违的满足感，再迎接第二天的太阳——更多的是阴天。他坐在电脑前喝茶、抽烟、把玩手机，再不情愿地面对着文档，咒骂自己，用那点可怜的人生经验编造出一个乏味的故事。罗运生总会想起波拉尼奥在《美洲纳粹文学》中写的：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文学成为攫取权利和荣誉、粉饰历史的手段。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来伪装出身的画皮。问题是，他这到底是用来自省，还是作为失意者的一种自我安慰？当名利找上门时，他能否保持清醒呢？
冬天，晁宝正的母亲又一次中风，在医院住了月余，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考虑到晁宝正还要上班，更多是护理时不可避免的男女有别，大姐把母亲接回家中照料。后续母女间的争吵，也在晁宝正的意料中。工作、家务、辅导孩子作业，又要照料病人，这些琐事叠加在一个中年妇女身上，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很难，不发火也说不过去。晁宝正谈及把母亲从大姐那接回来后的生活，只有这么寥寥几句：每天做好饭，放边上，给老太太穿上尿不湿，让她等自己下班回来。藏在这些字里行间的细节，有过照料病人经验的自然会脑补出更多。这里伴随着日复一日的耐心和难掩的烦闷，亲人的病躯袒露在你的面前，她卸下自尊，你也要忍受屎尿的味道。晁宝正心想，在他的幼儿时期，母亲何尝不是如此抚育他呢？母亲病倒后，妻子没来看望过，起初的借口是老人还没恢复意识，见面也说不上话。等出院了，又说等老人安顿好了再说。后面就是忙，这些借口都用掉后她开始埋怨晁宝正，一个大老爷们，什么都安排不好。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责难，晁宝正无力去说些什么。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药，不知道这就是真实的自己，还是陷入了抑郁。可能从自身寻找原因，会让他的内心更好受一些。
冬去春来。出现在罗运生面前的晁宝正，和初春的天气一样，处处透着一股衰颓。他有一口气，这口气又短促到不知道何时就没了。不久前春节的祥和气氛，只能从悬挂在树上的彩灯看出一点端倪。此刻，他们从树下经过，一群男女老少正在几个保安的注视下往树上攀爬，伸手把那些彩灯摘下来。这些灯笼会被他们带回去，留给孩子玩，或是扔进地下室，等来年的春节再挂出来。有人问起时，他们就把今天的这一幕重温，脸上必定也会像今天这样一副得意的样子。孩子们围在树下面，一脸期盼，并不时呼喊。路过的这对中年人，看到这一幕，死气沉沉的脸上微微露出笑容，驻足围观片刻，并言语两句。“要不要也摘一个？”“没什么用。”“挂在家里也行。”“样子不好看，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眼光。”“喜庆就是要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不用照顾咱俩的感受。”“我没什么感受。”“也不用在意我。”
他们走到湖边，水面平静，只是有些浑浊。两只黑色的天鹅在不远处游弋，嘴巴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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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雨花》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