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6年第10期｜贾九峰：海上故人聚散行状
上篇：张爱玲与柯灵
时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又一次大陆翻红。可惜的是，这样一份迟来的繁华，作家本人未能置身其中。一九四四年《传奇》
再版的序言中，她曾直言不讳地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假如她没在洛杉矶的小公寓内跌离这个世界，这次又会抒发什么样的醒世宣言？张爱玲自香港移居美国之后，度日维艰，她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然后一次次搬家，不停地更换地址和电话号码，除了与宋淇夫妇、夏志清教授保持着书信往来，她几乎隔绝了所有的社会联系，早年沪上的旧相识也都一一摒弃了。
柯灵即是其中一位。
一九四三年七月柯灵回到上海，接替著名报人陈蝶衣主编商业性杂志《万象》，偶然间读到张爱玲的文字，劈面惊艳之余，心中产生了向她约稿的想法。可是托请哪位朋友作青鸟使呢？踌躇之时，张爱玲竟陡然现身了。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在柯灵三十七年后的回忆中，他们就这样相遇相识了。柯灵出生于一九〇九年，比张爱玲大了整整十一岁，三十年代开始文学、戏剧、电影创作及报纸刊物编辑工作，从年龄和出道上讲，皆可做张爱玲的前辈。初次相见，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识恨晚，交往很快进入到蜜月期。《心经》之后，陆续有小说《琉璃瓦》《连环套》和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在《万象》登出，又有其他杂志发表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加持，张爱玲在沦陷中的孤岛上海，一时间风光无两。
公允地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张爱玲的迅速蹿红，跟柯灵的助推不无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张爱玲在心中也将柯灵视作了最可依赖的朋友。在此期间，发生了两件难称愉快的小事，但从事后来看，并未影响到他们的交谊和而不同地向前延伸。
第一件小事可谓柯灵劝隐。“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彼时，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致力于抢购祖国典籍，欲用一己之力，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曾建议柯灵劝阻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文章可交由开明书店保存，开明先行付费，等到河清海晏再作印行。对于知心朋友言辞恳切的提醒，张爱玲的回复倒也坦率挚诚——她主张趁热打铁！于是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诞生了。一时洛阳纸贵，很快再版。年轻的张爱玲名利双收，志得意满之际，又道出“出名须趁早”这等大快人心语。“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洞察世道人心，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放置在更为长远的时空里回顾，一隐一显，她做出的抉择，孰人能定是非？
第二件事便是傅雷以笔名“迅雨”发表于《万象》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通览傅雷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读到的尽是老一辈作家对张爱玲明白无误的关心爱护。殷切之情，流溢于字里行间。傅雷先生用了那么长的篇幅高度评价了《金锁记》在艺术技巧上取得的成就，甚至不吝赞叹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然后分析了《倾城之恋》的可取与不足，最后对正在连载的《连环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有褒有贬，目标指向同一终点——期待作者取得更大的成就。虽然这篇评论文章仅限于张爱玲的早期作品，但如今纵观张爱玲整个创作生涯，傅雷先生当年对张爱玲创作优缺点的指摘与品评，放置在今天，依旧是最为准确也最为深刻的。遗憾的是，无论当时还是此后，张爱玲都没能正确看待傅雷先生的这番评价，自然也没能吸纳文中中肯的建议。对于《万象》载出的这篇评论，很快张爱玲发表了一篇随笔《自己的文章》，她的反应就是很有礼貌地说“不”。这也极度符合张爱玲年轻时的个性（客观讲，张爱玲的确不知“迅雨”所为何人，想必她也没有先搞清楚对方是谁再做反驳的耐心。直到一九七五年宋淇信中告诉她：“迅雨”即是傅雷笔名。试想如果当年张爱玲即知对方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傅雷前辈，会不会引起格外重视去校正自己的创作呢）。尽管张爱玲在遥遥四十年后对《连环套》提出了远比傅雷更为苛刻的自我批评，但她的创作却是在傅雷先生的警告声中越滑越远。“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傅雷先生一九六六年于上海弃世，张爱玲一九五二年出走香港，而后远赴美国。阴阳天海两相隔，这件事就此尘埃落定。
由此，《连环套》在《万象》连载中断，张爱玲亦不复在《万象》出现。但张爱玲与柯灵的友谊并未受其影响，反倒有更进一步的嫌疑。四十年之后，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复述以上两件事情之后总结说：“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为此还特举一例为证。“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依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张爱玲入眼的朋友不多，出手礼物自有她的品位。从这些交往的细节可以看出，柯灵对于这段交往的记录并非出自一厢情愿。
也正是在柯灵这样一段看似平常的记录文字里，出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桑弧。可是柯灵不知为何却是一笔带过了。“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后话是什么？早在后话之前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委托柯灵邀请张爱玲见面，希望她加盟自己新创办的影业公司。那段时日，张爱玲因与胡兰成的爱恨纠缠闹得沸沸扬扬，处境异常艰难，许多报刊杂志出版社明哲保身，拒绝刊登这位“文化汉奸”之妻的文章。张爱玲为了生计需要，随柯灵如期赴约，她答应了桑弧的邀请。正是这一次见面，她敏感地察觉到了柯灵的些微改变。多年之后，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不无恨意地写道：“萧然意远。”也许在她的心目中，柯灵是最不应该趋利避害、无视她困顿委屈的那个人，不仅仅出于相知有年的朋友，还因为她曾利用“汉奸之妻”的身份救过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柯灵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拘捕。“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其时一同陪张爱玲前来存问的正是“文化汉奸”胡兰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有这样一段文字：“爱玲与外界少往来，唯一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木心先生痛斥胡兰成“一生就无所谓忠贞，民族大义、书生气节可以不顾”，余光中先生批驳胡兰成写在《今生今世》中的文字“颠倒恩仇，混淆是非”，但单看这一段记录应该还是客观真实的。关于这一次出手相救，张爱玲事后并未对柯灵郑重提起，或许在她想来柯灵已是生死之交的知己。而柯灵在不知内情的情形之下（他读到胡的《今生今世》是在一九八三年），面对着自己在抗战胜利后迎来的一片光明前途，公共场合之中担心与汉奸染上任何瓜葛，稍稍对张爱玲露出敬而远之的“萧然意远”，算不算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呢？
带着对柯灵的重新认识，张爱玲开始了与桑弧的合作。随着《不了情》《太太万岁》影片大获成功，张爱玲与桑弧的感情也在迅速升温（这段感情因为一次“意外孕检”，最后以分手告终。张爱玲备受打击，可谓身心俱疲）。二人绝非仅是相熟的朋友，看不懂柯灵时隔四十年为何如此定义他们的感情。桑弧既是张爱玲一段感情的参与者，也是那一场“萧然意远”约谈会的见证者，感情浓烈之时，张爱玲有没有在桑弧面前曾对柯灵有过抱怨，均不见桑弧留下只言片语。个中原委，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张柯二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一九五〇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从柯灵的记述来看，两人似未交谈。“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也许是张爱玲的衣装给柯灵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使他忘记了发生在会场上的另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并不见于任何年代的官方记载，而是频繁地出现在一些过来人的回忆述说之中——丁玲当面指责张爱玲的装束。据传丁玲当时穿着一板一眼的灰色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出女性的一点线条。张爱玲与丁玲的正面交集十分有限，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远渡重洋后，七十年代张爱玲为了糊口，曾试着受雇准备做丁玲的研究。但夏志清教授对此事有评：“张爱玲为了钱，做任何那一类的研究都没有什么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都要比研究术语有趣得多。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
不清楚丁玲当时在上海文艺界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她的面诘让张爱玲懂得——“衣服开始一样了，下一步应该什么都一样。”于是她暗中下定了离开的决心。显然柯灵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任所长，柯灵担任副手。身为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夏衍爱才惜才，一心邀请张爱玲出任编剧，但因为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柯灵还来不及将消息透露给张爱玲，便从别人那里听说她已经去了香港。
其后近半个世纪，二人未能谋面。但这并不说明彼此没有在对方的生命中再次出现。柯灵创作《遥寄张爱玲》是应香港刘以鬯的约稿，最早发表在一九八五年二月的《香港文学》，依照当时美国与港台的通讯联络，即便张爱玲不看报纸，她的港台朋友也会看到。只是有没有同她谈论此事，未见丝毫文字。夏志清教授一九八八年曾有一封给张爱玲的复信中试着写进了柯灵的名字，大约是有以此试探之意，观察张爱玲作何反应，以便进一步就《遥寄张爱玲》一文谈下去。“年纪大了，连我欠人家的信也多了起来——原想今秋开学之前，把欠信一一覆掉，却一封也没有覆，都是大陆人写来的信（柯灵太太以沪江同学的名义同我通信，我也未覆）。”这是一次慎之又慎的探询，柯灵的名字不仅出现在括号之中，而且还以他太太的身份做了掩护，以免引起张爱玲的过度反应。但张爱玲在回信中只字未提，视若不见。夏教授也很知趣，话题就此打住。
那么柯灵是以何种面目出现在张爱玲其后的生命之中呢？自然是《小团圆》。最为知情的夏志清教授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的按语中做了如下解读：“（柯灵）抗战时在沦陷区的上海主编《万象》，常登爱玲的作品，他很赏识爱玲。一九四四、四五年，两次被日本宪兵抓去，幸赖胡兰成相救脱险，逃往内地，抗战胜利后，竟视爱玲为‘汉奸的女人’，加以轻薄，爱玲在《小团圆》里把他写成一个不念旧恩、乘人之危、占女人小便宜的小人。他二〇〇〇年过世，《小团圆》迟至二〇〇九年才出书，他若在世看了此书，不知作何感想。”在这段文字里，“轻薄”一词尤为关键。这一个词，显然比“萧然意远”承载了更多难以说清道明的内容。那么问题是，张爱玲从未在信中对夏教授提起过这些往事，他所下的“轻薄”结论是从哪些人的哪些讲述中得来的呢？
柯灵二〇〇〇年去世。在他写出《遥寄张爱玲》其后十五年的生命中，甚至在他创作《遥寄张爱玲》之前的五年中，他对张爱玲的关心与问询就时常出现在与香港友人的往来信件中。《遥寄张爱玲》一文先后在《香港文学》《读书》《收获》和台湾《联合文学》刊出，张爱玲自此渐渐重新回到大陆文学的视野之中。“四十年来，张爱玲在海外和港台享有很高的声誉，台湾还产生了不少所谓‘张迷’，在她脱颖而出的大陆，却反而销声匿迹，近于湮灭。这种反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时代和环境等客观原因，也不排除由张爱玲本人手造的主观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感到这种隔阂应该打破，明知障碍仍然不少，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写了《遥寄张爱玲》一文，在《读书》杂志和《香港文学》同时发表，有影响的《收获》重刊了《金锁记》。可喜的是由此很快引起连锁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编辑部门立即从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表示准备出版《传奇》……同时上海书店以最快的速度，将《传奇》一九四六年原版影印问世，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一种。以后张爱玲的作品，就在全国好几家出版社相继出版……”正如柯灵在写给导演胡杨的信中所言，风起于青萍之末，大陆“张爱玲热”从这里现出微澜。
浏览《柯灵文集》《柯灵书信集》，柯灵与张爱玲的青年研究者于青、张爱玲的姑父李开弟、《张爱玲文集》编辑沈小兰、常君实、陈子善、日本翻译联络人董蕾等众人频繁的书信往还，都是为了一件事——鼎力支持出版张爱玲作品并扩大其海内外影响。
从时间推算，柯灵不遗余力地为张爱玲做着这样默默无闻的贡献，张爱玲一九九五年离世之前当有所耳闻才对（她与姑姑张茂渊及姑父李开弟间有越洋通信）。而事实却是，张爱玲习惯于离群索居，早已不再像年轻时对名利趋之若鹜，远离了舞之蹈之的万牲园，即便心中有知也不能激起她重拾旧好的兴趣了。
而在肩荷剃头挑子的柯灵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旧好”之说，他始终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交谊两厢情愿地持续着。重洋之深远，壁垒之高坚，在伟大的友谊面前，都算不得阻碍。“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的；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且不论柯灵出于何种心理，笃定他们的友谊不曾破灭。但他在文章中对张爱玲给出的饱含热情的评价，好像没有理由推翻这样的预言与远见。
在流逝无尽的文学史长河中，作家之间无论交好还是交恶，都是一朵微不足道的小小浪花而已。可是同一段交往，当事双方一个热络如初，一个形同陌路，这却是极为罕见的。历史永远有着三个版本：你的、我的、真相。交往本来是两人间的私事，不限我们，包括他们同时代的近亲友好，也只可作旁观者。
下篇：黄永玉与汪曾祺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黄永玉与汪曾祺初见于上海。黄永玉二十三岁，汪曾祺二十七岁。他们相识的中间人是远在北平的沈从文。沈从文既是黄永玉的表叔，又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这老师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师，作为知名作家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对学生汪曾祺的写作多有奖掖之辞。汪曾祺辗转到上海之初，生计艰难，在给老师的信中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老师回信中棒喝一声：“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对于汪曾祺在写作上的进步与发展，沈从文先生是他不折不扣的恩师。而黄永玉留在沈从文脑海中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岁时的模样，那是一九三四年他回到湘西探望病中的母亲，顽皮的表侄跑到他的面前，匆匆问一句“你坐过火车吗”，等不及听完回答已转身跑远了。这个十岁孩童最为关心的问题像是一个不被察觉的预言，预示了黄永玉两年之后开始的漂泊人生。十二年过去，沈从文意外得知音讯断绝的表侄黄永玉非但没有死于战火，反而已成长为年轻的木刻家，怀着满腔兴奋之情写下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并与之开始了通信。在得知黄永玉将从江西去往上海寻求发展之后，他第一时间给学生汪曾祺写信，引荐二人相识。
关于二人初识的场景，汪曾祺在相见第二天写给老师的回信中便有极为详尽的描述，字里行间除了向老师“汇报”的意味（沈从文尚未见过漂泊十二年并成为木刻家的表侄黄永玉），便是满满的欣赏与欢喜。“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他长得漂亮，一副聪明样子。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黄永玉不是那种少年得志便颠狂起来的人，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彼时的黄永玉和汪曾祺，仅仅属于在各自领域刚刚出道或称崭露头角，一见如故，即以“天才”视之，产生倾心交往的意愿，这在眼界高、自视也高的汪曾祺是十分罕见的发生。
这段不平凡的交往也在黄永玉鲜活的文字中保存下来。“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我和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自那时起，黄永玉一直向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
彼此看重，相互称道，并非出于二人间的虛情与客套，事实证明，他们的眼光都是长远且独到的。一九四八年二人离开上海，各赴前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的往来没有中断，继续结伴而行，交相呼应。他们以各自的成就在文化界确立了特殊地位。他们手上，都有一把锋利的宝剑。不一样的剑，不一样的剑法，挥舞出一样的风流。”
一九五一年元月六日，黄永玉将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第二次个展。汪曾祺得知消息，撰写长文《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发表于七日《大公报》副刊。这是汪曾祺第一次公开评论黄永玉，毫不掩饰地向着世界发出属于自己的知音高论。“永玉的画和木刻的方向似乎是将要向相对的、装饰和抒怀的成分减弱，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把它们变得更深厚，囿在原有的优点中更浓重地发展了现实和古典的因素，逐渐地接近于史诗的风格，更雄大，更深刻起来了。永玉的生活，永玉的爱憎分明的正义的良心都必然使他的画带着原有的和特有的优点作进一步的提高。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会越来越强的。”“永玉是一个‘更职业’的画家了，他永远摆脱了过去面对一个创作的时候有时未可尽免地焦灼之情了。用一句极普通的话来说，便是说‘老练’了。其次，在作风上，也必然的要更凝练，内省，更深更厚了些。另外，永玉在这幅画里也仍然保持一贯的抒情的调子，民间的和民族的，适当的装饰意味，和他所特有的爽亮、乐观、洁净的天真，一种童话似的快乐，一种不可损伤的笑声，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的精力充沛的笔墨中融成一气，流泻而出，造成了不可及的生动的、新鲜的、强烈的效果。”最后汪曾祺总结成一句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啊！汪曾祺出现之后一直在场，这对黄永玉有着非比寻常的意味。
一九五三年二月，在表叔沈从文和知音汪曾祺的召唤之下，黄永玉携家从香港移居北京。孰能料到，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他们，将共同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时代浪潮——投身新建设、大鸣大放、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自五十年代初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工作。黄永玉给远在上海的黄裳去信，时常通报汪曾祺的消息。“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曾祺兄写了一个范进中举京戏，我对京戏是外行，但觉得写得很高雅妥帖，您是行家，可能要求更严一些，未必像我的意思一样，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据说这剧本评选时得头奖，又得了奖金若干云云（一九五七年三月九日）”；“估计十天至十五天我还要刻一批小东西，是急活，是大师汪曾祺文集的插画（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信中“汪曾祺文集”是指《羊舍一夕》，由黄永玉制木刻插图与封面设计。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研究所，一九六〇年摘掉“右派”帽子，仍旧留在沙岭子画马铃薯，所需画笔与颜料皆属黄永玉为其邮购。一九六二年调回北京京剧团做编剧。从文集出版时的情况看，此时这对难兄难弟之间还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一九六四年汪曾祺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其后易名《沙家浜》）的改编工作，这应该视为二人难得一见、渐生疏离的起点。黄永玉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写给黄裳的信中有言：“曾祺未见近一月，忙！忙！”两只惊叹号蕴含着极其复杂的情绪。仅从称呼上分析，二人心犹可触，未见离也。半年之后，《沙家浜》火遍全国，黄永玉在信中写道：“《沙家浜》我看过，传说好成这个样子，至今还觉得又惊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处何在，望之弥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戏积劳成疾之人定夺，表示意见，才能相信。”曾祺吾友也！从文字上寻证，这便是二人友谊最后的注脚了。
“文革”十年，他们各自为战，在风暴中颠沛流离，随命运之手播弄，由近至远。一九六六年，汪曾祺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监督劳动；中央美院受到猛烈冲击，黄永玉作为版画系教授，难以幸免，成为学院批斗会的主角之一。一九六八年，汪曾祺因创作样板戏的需要，得以重新回到编辑岗位，但上峰有言，仅属“控制使用”。一九六九年冬，黄永玉下放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一九七〇年，汪曾祺受邀登上国庆天安门观礼台，名单列在《人民日报》之上，一度风光。一九七三年，黄永玉结束在河北农场数年劳动生活，回到北京，投入到为北京饭店新楼美术装饰的工作之中。一九七四年，“黑画事件”风波陡起，黄永玉《猫头鹰》名列榜首。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汪曾祺满怀喜悦参加了庆祝游行。一九七七年，汪曾祺被疑为“四人帮”余党，接受审查。一九七九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审查小组为汪曾祺写出平反结论。
从时间线上看，自“鸣放”之后的“反右”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尴尬境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更是加剧了上述情况的发展。家庭之中，夫妻之间，有些话尚不能说不敢说，遑论朋友！若是睽隔两地，更不愿有片纸传递，以免留下“罪证”。如实讲，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即使是巴金、曹禺等文坛执牛耳者也同样有一个曲折的认知过程，正如巴金在《随想录》中所写，从“我有罪认罪”到“我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尽快回到人民队伍之中，为国家建设尽一份力。经过无数次“认罪”“改造”的循环往复，又从怀疑自己到怀疑发号施令之人，最后才认清对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邪恶本质。我相信，或长或短，这样的心路历程在黄永玉和汪曾祺那里也一样存在。二人不同之处在于，黄永玉始终处在邪恶势力的迫压下，而汪曾祺因其编剧才能得到了“戴罪立功”的机会。《沙家浜》创作团队的性质与“梁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毕竟仍属于艺术范畴。如果非要与政治扯上关系，充其量它算作某些政客的附庸。汪曾祺身处其中，可否有过自鸣得意？除了某段唱词的写作给他带来些微快乐，由他事后的文章读知，整体上他是痛苦的。而从这可怜的快乐中，仍可读出他心地未变，一心只想做个耽于文字的平凡人。而痛苦却是漫长又巨大的，相比所有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他手中还握有一支笔，唯独不能写自己的话，只有配合高悬在头顶提线的大手出演傀儡戏。这痛苦足以将他吞噬。他可能向朋友发出心底的倾诉吗？这秘密一旦离开了自己身体，将在外界空气中变得异常危险，非但自己朝不保夕，也会将泥潭中的对方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学着驱使自己用行不尽的路程自我麻痹，北京、上海、重庆、内蒙古……他化身一枚被鞭子抽动的陀螺，不可停下来，也不想停下来。只有在天旋地转的时候，那些不共人言的痛苦才会因离心力而减轻，因自欺而短暂丢弃。我笃信，这一番苦衷，知己之间，无需言表，黄永玉完全是理解的。包括汪曾祺不可拒绝、匆忙惊慌地登上天安门，名字赫然出现在某些邪恶的人之后，黄永玉也一样理解并释怀——朋友是安全的，这有什么不好呢？他绝不指望汪曾祺来拯救自己，也绝不将朋友作“梁效”看。这从多年之后，黄永玉没有“管宁割席”，依旧充满交往意愿便可说明。只是在一九七七年汪曾祺被疑为“四人帮”余党接受审查之时，十年来隔山隔水、自顾不暇的黄永玉又能做什么呢？审查过后，还你清白不好么？他如同相信自己那样，坚信清者自清。据汪朗回忆，审查期间，汪曾祺回家之后，脾气暴躁，破口骂娘，摔东西，涂墨，喝酒，甚至声言要断指铭誓。世事动荡，不外汪曾祺与黄永玉，几乎所有朋友之间都树立着一道高墙，悲欢不尽是相通的。江上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无论谁在岸上，我们皆是别人命运的旁观者。旁观非冷漠。这是事实，亦是每个人在告慰自己与理解朋友之间的心理落差。而这落差是极难察觉的。
一定还有一些小事，如同草芽在这落差的罅隙里潜滋暗长，裂成缝，钻成洞，由着风吹过。黄永玉在七十年代后期给黄裳的一封信中写道：“汪兄这十六七年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于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一九九六年冬天，黄永玉在旅居香港七年之后回到北京，他开列名单，邀请新老朋友在“豪夫门啤酒”德式餐厅聚会。汪曾祺也在其中。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相见之时，黄永玉寒暄：“听说你又在画画了？”汪曾祺回：“我画什么画？”最后一句话竟如此简短。黄永玉三十年之后的回忆中还有这样两件事：“后来，他参加样板戏的创作，‘文革’中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孩子们想去看《沙家浜》，找他。孩子们本来兴冲冲去的，总在外面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我觉得，当你熟悉的人这么渴求的时候，是可以关心一下这些孩子的。”“‘文革’结束后，他来找过我两次。我对他很隔膜，两个人谈话也言不由衷。他还送来一卷粗麻纸写的诗，应该还在家里。”尽管汪曾祺在文章中极力夸赞黄永玉超强的记忆力，但自己身为长于观察生活的小说家，有些日常琐事他一定会记得的。只是在他生前并不曾向任何人吐露，包括他的子女。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写到父亲与黄永玉叔叔的交往变迁一节，也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句话：“黄永玉在怀念沈先生的长篇文章《太阳下的风景》中，也提到了这件事，而且还记得爸爸当时穿着一套白色西装——画家对于颜色总是敏感的。不过，黄永玉先生没有指明爸爸的名字，因为两个人后来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故。”此外，在汪朗的回忆中还有两件小事值得注意。“好像是‘文革’时，有一次黄永玉病了，打电话过来让老爷子去看看，老爷子本想去的，后来被我妈拦住：‘他都那样了，你自身倒也难保。’老爷子后来没去，可能有点意见。”“记得我结婚时老爷子倒打过一个电话，告诉汪朗结婚了。黄永玉说，汪朗结婚我给他画幅画吧，让汪朗过来取。后来也没去。老爷子还嘀咕：‘我儿子结婚，你给画画，不送过来，还让我儿子去取。’那时候黄永玉的画已很值钱了，也不好意思去拿。黄永玉倒是真心的，要去拿，也就拿了。”目前能找到汪曾祺在一九八二年写的《两栖杂述》中写到黄永玉的一句话：“沈先生在下放咸宁干校时，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的荷花真好！’”旨在说明老师沈从文逆境之中也没有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爱。看似捎带一笔，实则在写这份“抒情意味的爱”只有他和黄永玉才真正懂得。如同黄永玉有心邀请汪曾祺陪表叔回湘西一样，无论见与不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对方的生命之中。昨日之深渊，今日之笑谈。深渊算不上，但笑谈几乎是可以有的吧。可惜汪曾祺于一九九七年离世，不然在听到黄永玉三十年之后的谈笑时，他会怎么笑谈这段往事呢？
得到汪曾祺去世的消息，黄永玉在佛罗伦萨。他“嗬嗬”两声，并无悲哀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他即时惊讶地想起了《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情节，萧何听闻韩信走了，先有两声“嗬嗬”，之后又吃惊、失落地说一句“他居然也走了”。他们太熟了，熟到连死了也都没有悲哀。哪位哲人说过：朋友死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相应失去。这份异国长夜里的吃惊与失落，正是黄永玉反诸自身的悲凉。仅仅相隔一年，一九九八年万荷堂建成。黄永玉感叹：“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他死了，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同黄永玉一样，汪曾祺生前写有诸多怀人记事的文章，真挚且有趣，不乏名篇佳作。只可惜他离世在先，失去了一写黄永玉的条件。《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是他唯一为黄永玉留下来的文字，娓娓而谈，满篇知音之赏，平正庄严，似轻实重。后逝者黄永玉几乎写遍了“比我老的老头”，有庄有谐，栩栩动人，唯独缺少汪曾祺一篇。一次黄裳手指蘸水在桌面上写字：“为什么不写写曾祺？”他说：“他在我心里分量太重，很难下笔。”漂泊一生，浪迹一世，多少事都可以举重若轻，唯有汪曾祺他轻不得。不写，不是不想不念，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年轻的序子和曾祺相见恨晚，旧时光里沿着上海的马路相伴走来，霞飞坊路、辣斐尔德路……走啊走啊！走到了黄永玉长眠不醒的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那个夏天，囚居病室，我忽闻窗外传来哀乐声声，时有时无，不明来处。手机屏幕一亮，闪出朋友发来的信息：黄永玉去世。长久的沉默中，我想到了汪曾祺。那一刻惊觉，他们真是分不开的。注定这是一段超越是非、超然物外的友情，人类发明的任何计量单位都无法适用于它。他们互参互照，走出尘世，定格在艺术宇宙之中，犹如两颗恒星，并峙银河两岸。他们各自有光，彼此辉映，不增损对方的光芒，不靠近，不远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