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在外语里安身，在母语中流浪
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次揣着魔匣、尝试表述自我存在的心灵冒险
记者：前面你谈到多位匈牙利大作家，尤其是谈到凯尔泰斯，可见他的作品对你有深刻的影响，何况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你翻译的，你谈论的时候，想必也有更多的体认。你何时读到他的作品，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
余泽民：没错，凯尔泰斯对我来说就像天使，生命中的贵人，在一个关键时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翻译这几本书之前我一直是流浪状态，没有专业，没有职业，没有社会位置，就是一个流浪汉。他像我生命中的贵人，正好是在我做好了准备的时候出现，如果他没有获奖，我可能直到现在还在一个角落里自己读自己翻译，不会成为一个翻译家，如果我没成为一个翻译家，也没有机会成为一个作家。
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是中国还是匈牙利，都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说几个出版社在抢凯尔泰斯书的版权，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译者，我妈妈看到了这条消息，打电话与多家出版社联系，说她儿子能够翻译，其实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匈牙利语水平，对方一听她介绍的人是学医的，跟匈牙利语八竿子打不着，人家凭什么相信，事情自然没有下文。倒是我的弟弟帮上忙了，他是搞音乐的，当时为摇滚歌手何勇打架子鼓，在一次聊天时无意中说起了这个事，何勇说他认识一位女编辑，“回头给问问”。几天后，作家出版社的朱燕和郭汉睿通过邮件联系我，委托我帮助寻找凯尔泰斯的版代，我当时在华文周报工作，报社办公室的房东老太，正是凯尔泰斯作品匈牙利文版出版人的丈母娘，因此轻轻松松联系到德国版代。他们当时还问我有没有做过文学翻译，我这不是译了一大堆嘛，但都没发表过，我就把那几年积累的译稿发了过去，他们觉得文字很好。这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我向作家社推荐了《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命运无常》四部作品，翻译的任务就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
记者：接了任务之后，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余泽民：翻译凯尔泰斯的四本书，我只用了一年半时间。我这是第一次接到一个这么正式的工作，而且这是诺奖作品，翻译不好等于是原著的杀手，责任很大啊。幸好当时我有两根“拐杖”，就是50年代去匈牙利的冒寿福老师和她的丈夫高恩德，高恩德50年代留学北大，当时是罗兰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总之，我硬着头皮开始翻译，可以说疯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伏在键盘上熬过的，困了趴下打一个盹，醒了睁眼继续敲字，冲澡的时间都舍不得有，躺着睡觉也成了一件奢侈事。何况凯尔泰斯的书十分晦涩，我翻译的他的第一本书是《英国旗》，这本书第一句话就占了一页，复句套复句，光这一页，我就翻译了两天，所以翻译他的作品真是难，但对我来说，翻译他的作品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次揣着魔匣、尝试表述自我存在的心灵冒险，在这近乎自虐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经过疲惫、费解、沉重和窒息后的喘息，以及理解后的兴奋。在我并不能算短的漂泊经历中，在异邦生存的体验中，从未感到竟会与同在这个世上漂泊的“另一个人”的另一颗心灵如此贴近。熬过近两年的无眠日子，我感到如释重负的安宁，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里忽然听到了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自己之前却从未听到过，更不曾使用过。
记者：在你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直接向凯尔泰斯请教过？
余泽民：我只跟他通过电话，但没为具体的问题打搅他。凯尔泰斯当时住在柏林，患帕金森病，而且刚获诺奖，时间很紧。我有问题可以问周围的匈牙利朋友。我见到凯尔泰斯，已经是2008年夏天，我去柏林看望他，带上他作品的四个中译本，见到他后我说：“您知道吗，我跟您同居了两年！”他很开心，先请我喝咖啡，后来开了一瓶酒，又留我吃午饭，聊了四个小时。临走时，他拥抱了我三次，对我说：“所有翻译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听了特别感动，都当场落泪了，他那时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记者：原来是这么个渊源，很有戏剧性。刚才听你说，在翻译凯尔泰斯之前，你已经翻译过匈牙利文学作品？
余泽民：之前，从1999年开始，我翻译了约三十篇不同国家作家的短篇小说，不全是匈牙利语文学作品，我翻译过麦克尤恩、辛格、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当时我翻译只是为了阅读文学，自学匈牙利语，做梦没想到有一天真会做文学翻译。
记者：想必麦克尤恩的小说，你是直接译自英文。
余泽民：只有一两篇是从英文译的，大多数还是从匈牙利语，因为我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学匈牙利语。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匈牙利语是自学的，别看我翻译了那么多书，我连一天的语言班都没上过。1991年我去匈牙利之前，我在北医学过英语和医用拉丁语，研究生是在音乐学院读的，跟匈牙利语更不沾边。出国前，我到广安门中医医院进修了三个月中医，并去一家烹饪学校上课，拿到一张厨师证，但没学过匈牙利语，所以到了国外之后，沟通成了难题，一是我的英文水平有限，二是当地人会说英语的很少，当时他们的外语主要是俄语、德语。怎么办？没怎么办，我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掉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要长大，就要凭原始的学习能力，自己都不知道哪天能听懂了，然后以最笨的方式阅读，凭“寂寞中寻伴”的心理开始翻译。说“文学拯救了我”，一点都不夸张。
记者：倒是有些神奇，既然你不会匈牙利语，为何选择去匈牙利？
余泽民：这就说来话长了。我读大学时学的是医学，在当时的北京医学院，也就是在后来的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临床医学。当时从基础到临床，从见习到实习，六年里学了几十门课，每部医书都重得可以砸死人，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抽出时间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我打小就喜欢读书嘛。但1989年从北医毕业以后，我并没有像同学们那样去当医生，而是跳槽去了中国音乐学院，在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大学搞教育改革，流行“跨学科”，我是这个新专业招的第一位学生。在这几年里，生活丰富多了。我学钢琴，补乐理，视唱练耳，还去军艺进修美术，听资华筠讲舞蹈心理学，去北大听孟昭兰的情绪心理学，跟体院教授学运动心理，还去中戏和电影学院进修舞台表演心理课程。与此同时，读书方向也变了，主要读美学书、心理学书、哲学书和文艺理论，逐渐对抽象思维的东西和方式产生了兴趣。而读书多了，似乎梦想也多了，我就想一个人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
最初，我想去奥地利，因为我当时学的艺术心理学在国际上都是个新专业，只有奥地利、荷兰和美国有，但奥地利需要签证，而当时匈牙利免签，我就想先去匈牙利，之后再去奥地利，想继续读艺术心理学。但到了匈牙利后，才知道去申根国很难，老天安排，留在了匈牙利。
我在翻译的时候，尽量潜入作者肌肤，想象自己是作者的中文化身，力求对原作进行最大限度地还原
记者：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你当年是坐火车去的匈牙利吧？
余泽民：对，1991年10月16日，从北京站国际站台出发，经蒙古、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后抵达匈牙利，路上并不顺利，在莫斯科滞留了三天，不过也好，趁机去了红场和列宁墓。本来，我去匈牙利是投奔一个大学好友，但颠簸了十天火车到达后，才知道他三个月前就已去了奥地利，好在他托了一个熟人到火车站等我，直到站台上的人散尽，一个北京小伙子拿着一张我的照片走到我跟前……就这样，我们像特务般接上了头。他直接把我从布达佩斯带到了南方小城塞格德，在那里的一个私人诊所，把我交给一个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汉语的匈牙利大夫。我就这样被孤零零地丢在那里，一住就是六年。
记者：这六年里，你一直在诊所工作？
余泽民：我在诊所只工作了不到半年，因为半年后匈牙利恢复签证，我失去了身份，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也就失去了工作。后来有一天去上班，我发现整个诊所都搬空了，连个床都没有了，我就坐在那儿就哭了。从1992年的2月份开始，我可以说是一瞬间就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真的连给家里写信的邮票钱都拿不出来。那段时间，我真是感到绝望，前行无路，后退无方，生活拮据，举目无亲，整天将自己囚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进出的脚步重了一些，我都会紧张得心惊肉跳。怕得失眠，饿得想哭，闷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少年时幻想的折磨变成了现实。
记者：那这段时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余泽民：靠年轻，靠朋友。日子很难，但总能发生新鲜事，荷尔蒙支撑着年轻的好奇心。记得1992年一个夏日午后，我坐在开向悬廊的方窗前发呆，突然有只手隔着玻璃敲我的脸。我认出，这是彼得，一个瘦高、长发的艺术青年，接连两年都没考上美院，跟我是在酒吧里认识的。他听说我已经几天没有出门，出于担心跑来看我，并抱来一团雕塑用的泥巴，他说：“你要是闷了，就捏点儿什么吧。”这团泥巴可是救了我的命。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差不多将全部时间、能量和情感都倾注到了这团胶泥里，捏了许多小泥塑。现在，它们摆在我家里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感恩。一晃又到了这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我回到住所，看见门外放着一大麻袋沾着泥块的土豆和一张字条，字条是朋友伊米写的，土豆是他刚从自家菜园里刨出来的。就是他带来的这50公斤土豆，帮我熬过了那个凄惶的冬季。
当然，在塞格德的头三年，我一直是跟来自乡下的三位匈牙利大学生一起住，两个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一个是医学生，为了我能交得起房租，他们想方设法帮我找工作。到了暑假，他们都要退房回家，为了不让我流落街头，就轮流把我接到他们各自的家里住。于是在这期间，他们教我学匈牙利语，我到塞格德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就翻着匈英字典教了我一首诗——尤若夫·阿蒂拉写的《纯洁的心》，二十多年后，我居然翻译了这位大诗人的诗集。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们又教给我一首歌——《假如我是一枝玫瑰》，这首歌在冷战期间曾经被禁，被人称作“第二首国歌”，我后来把这首歌的歌词也翻译成了中文。再后来，我被聘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特聘教授，我给匈牙利语专业的学生们讲课，其中一课就讲这首诗和这首歌。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来匈牙利的时候，只随身带了一本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匈牙利语的书看不懂，其他中文书又没有，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文的《在路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看完，可能冥冥中有注定，如果我当初借的是一本惊悚小说，没准就往那个方向去了。在我靠着朋友接济的状态下读到这本小说，让我感觉到人在最失落的时候，如果还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那就还有价值。后来的那些年，我又读了许多书，记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在不知不觉中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下素材。所以我把《在路上》看成我流浪日子里的生活圣经。现在回想起来，直到出发，我居然都没查过世界地图！当我在布达佩斯的凯莱蒂火车站跳下站台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准备屠龙的少年英雄。说来我从来都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当年我学钢琴时，能够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
记者：所以前面说你和匈牙利之间有命定的缘分。
余泽民：重要的是，我在匈牙利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帮助了我。在塞格德期间，我认识了在民族历史公园担任副馆长的阿格奈丝，曾是舢板冠军的鞋商布什，大学教授鲍洛提一家，还有曾竞选市长的科汗医生等。我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艾丽卡，正是在我的影响下，她爱上中国文化，并在1996年考上罗兰大学中文专业，我和她也是在那一年一起从塞格德搬到了布达佩斯。我尤其得说，我很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在塞格德大学教书的海尔奈·亚诺什先生，他是文史学家和出版家，著名文史杂志《2000》的创刊人。我刚到塞格德不久，他来诊所找我看病，就这样认识了，在我最难的时候，他收留了我，不仅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还让我结识了许多文化界朋友，他后来还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出版了《道德经》《易经》的翻译本，我帮忙手写了书中的中文部分。再后来，我和我妻子艾丽卡又帮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其他国内出版社向匈牙利推广中国图书，我们又和亚诺什合作出版了《山东汉画像石汇编》《中国年画集萃》《汉字》《中医关键词》和《中华文化与思想术语》系列。
这都是后话了。正是在他家里，1993年初春，我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匈牙利著名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也就是《撒旦探戈》的作者，我跟他算是一见如故吧。当时在窄长的厨房里，五六个人面对窗户坐成一排，每人手里攥一瓶啤酒，交谈的时候要侧过身子。拉斯洛跟我聊起他两年前的中国之行，回到匈牙利后，他写了一本题为《乌兰巴托的囚徒》的散文集，并且迷上了中国文化，他吃中餐，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都会不自觉地提到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读《道德经》，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们聊得投机，他邀我回家小住，连夜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小山乡，我在那里住了一星期。从那之后，我就成了拉斯洛家的常客，我在他家遇到过著名导演塔尔·贝拉、凯尔泰斯和艾斯特哈兹，还有后来我翻译的《垃圾日》的作者马利亚什。
拉斯洛喜欢李白，说很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随同翻译，和他一起走了近十座文化名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加深了情谊，他也深受触动，后来还把我写进了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拉斯洛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他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位作家，我们在中国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我自然想知道他写了些什么。恰巧当时我的房东亚诺什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他给了我一本。就这样，我艰难地读了起来。
余泽民与拉斯洛
记者：这该不会是你读的第一本匈牙利图书吧？
余泽民：是吧，至少是我拥有的第一本匈牙利语书。因为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读不写，只会听和说。所以，拿到书翻开第一页，看到的全是不认识的词，再往后翻，好不容易翻到一页好像认识的词多一点的就开始读，每天一边查字典一边读这本书，读了一篇之后我就想不如把它翻译出来，毕竟单单把词翻出来也读不懂，必须串成句子才行，所以我就试着翻译了其中的一篇《茹兹的陷阱》，只是8000多字，却是花了我整整一个月时间。后来这篇译稿发表在2016年《小说界》第1期。我当时并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撒旦探戈》的译者。不管怎样，也正是这个短篇小说，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读匈牙利语的小说和读中文小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当然也是因为作者的文字和其他作者明显不同。当初我翻译他的作品仅仅因为我和他是好朋友关系，我并不知道他的文字是匈牙利作家中最难的、最特殊的。我想我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一开始读就读了匈牙利最难的文学作品，也是匈牙利最好的作家的一部作品。翻译完成之后我很兴奋，原来文字还可以这样表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只要有点钱我就去书店买匈牙利语的小说，没人告诉我哪本好，我就先看封面，再看是不是短篇小说集。两年期间买了很多短篇小说集，读几篇就翻译几篇，翻译了有三四十位不同作家的不同小说，这算是我的翻译练习期。而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深度阅读，对我来说更是语言训练，我逼着自己读匈牙利语。我想这是老天有眼，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基础，或者凯尔泰斯提前两年获奖，那么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记者：绕了一大圈，总算是搞清楚你是怎么走上翻译道路了，那就说说心得体会。
余泽民：2017年，当我荣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时，颁奖词里有句话说：“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我非常喜欢这个评价。这二十年来，我确实以一己之力将当代匈牙利文学“搬”到中国。现在粗算一下，我翻译出版了约三十部书，如果算上在杂志里发表过的，总共译介过近百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五分之三是匈牙利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疯狂。2023年，我翻译的匈牙利诗人图尔茨·伊什特万的诗集《到清晨我们就会老去》获得“1573国际诗歌奖”，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文学活动上，图尔茨这样将我介绍给其他作家、诗人，“如果你们想去中国，必须经过他那扇门”。我从这句话里获得很大安慰，感到所有的努力都有价值。
我还想说的是，我选择翻译的作品，都是能代表当代匈牙利文学最前沿和最高水平的名作。文学性高，但并不意味着畅销，但我翻译这些作品乐在其中。大体上说来，我特别重视原作的音调、音色、节奏和质感。我在翻译的时候，尽量潜入作者肌肤，想象自己是作者的中文化身，或者说自己是会中文的原作者，这样去选词酌句，力求在中文译本里对原作进行最大限度地还原。《撒旦探戈》中文版出版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说，这部《撒旦探戈》，中国读者读到的这本书是我的作品。“中文《撒旦探戈》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他写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中文词汇，这些词都是他选择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语句结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新的风格！”他过誉了，但也可以说，他从作者的角度呼应了我的观点。之后我还翻译了他的 《反抗的忧郁》 《仁慈的关系》，近期又翻译好《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顺利的话今年就能出版。
帮领导写发言稿，可以用AI省力气，但写小说为了过瘾，写诗歌为了抒情，你用AI图个什么呀
记者：仔细想来，你的翻译其中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你和他们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说就是朋友。
余泽民：没错，我和很多作者都是朋友，除了此前说到的凯尔泰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还有艾斯特哈兹、纳道什、巴尔提斯、苏契和马里亚什等。就拿艾斯特哈兹来说，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在书展、图书周上见面，在专供匈牙利文学翻译家居住翻译的“翻译之家”，他也会专门来看我。我们的邮件往来也非常多，往往凌晨一两点，我在翻译中碰到问题，发邮件问他某个词的含义，他经常秒回复，他也是个夜猫子。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和谐天堂》，写了艾斯特哈兹家族几个世纪的历史，八百页的书里有上千个名字，但他没有做一个注解。我说服他做了注解，也使得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成为第一个给他的书做注解的译本，这其中几百几千条注解，我很多都需要亲自问他。遗憾的是，在还剩一百页没有完成时，艾斯特哈兹去世了，很遗憾，我没能赶在死神之前译完这本书。
记者：类似的交往，是否对你的翻译有着积极的影响？
余泽民：帮助极大，并不是每个译者都有这样的幸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者。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声音和声调，要是不认识他的话只能猜，见过他之后，你会把他的语速、讲话的方式传达出来，或者说把他的语气、气质带到你翻译的文字中去。尤其是艾斯特哈兹，他有他的幽默，翻译的时候耳朵里有他的声音，当然是不一样的。在直接认识作家，了解了他们的语调、语速、语感和音色之后，再加上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创作背景和表现手法，这些为准确翻译提供了保证。同样出于这个原因，我对作品投入的精力和心力会更多一些，我觉得，至少在好译本里，作者和译者是合著者的关系。
记者：想到一个问题，从翻译技艺角度，你的翻译会否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做一些取舍？
余泽民：在我看来，大家普遍理解的“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好的译文，既要能准确转述内容和含义，还要尽量准确地传达作品母语的质感，包括语气、节奏、致密度和难度。像翻译凯尔泰斯这样作家的作品，适当的直译更能传达力量，并诱导读者用心琢磨，更趋近本意。直译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硬译，新手们最容易犯硬译的毛病，生拼硬凑，磕巴生愣；老手们则容易犯意译的毛病，恨不得用中文流畅地重写一遍。后者自然比前者要好，至少能让读者看下去。但作为译者，重要的是掌握好直译与意译结合的火候。翻译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将自己视为会中文的作者。
记者：有必要问问你怎么看待AI对翻译和写作带来的挑战？
余泽民：我对AI了解不多，我翻译基本还用传统方法，边读边译，查电子词典，主要查《匈牙利语释义词典》，AI翻译不太用，因为对我来说不借助AI就能翻译，AI翻译会增加误导率，并会影响自己的思维，反而增加时间成本。对于比较复杂的文字，我会用谷歌翻译先看个大概，可节省了解内容的时间，但动手翻译还要靠自己，靠人脑，因为脑子译出的句子更有机、更顺畅，尤其是语气、风格更贴原文。AI翻译普通文字准确率较高，翻译文学语言会磕磕巴巴、强拼硬凑，而且经常“思维奔逸”，打岔带偏，我有鉴错、修改它的工夫，不如用人脑来得更快。总之，我不反对使用AI，每个人的需求不同，使用方式也不同，如果我能闲下来，也想多琢磨琢磨。
我给学生上课，比较反对大学生在学习阶段使用AI翻译，交作业或许快乐、容易了，但势必助长学生的惰性、被动性和AI依赖性，语言这东西，还是要尽量多地装进自己的脑子里。试想，如果你脑子里的词汇量有限，也难鉴别AI翻译的对错，越不知道，就越会依赖，自己的语言能力被抑制。另外，尤其对翻译文学作品，风格的把握很重要，AI远没发展到这一步。AI体中文是大问题，新手使用，会把不同作者译成千人一面。等自己的外语基础扎实了，到了工作或研究阶段，使用AI翻译没问题，它肯定能做“好助手”。
文学写作，不是写程式化的报告或发言稿，从自己脑子里流出来的语言和思想才有快感和意义。当然在创作过程中，AI可以当谷歌用，查资料效率高，但不建议写作时用它，很容易落入“抄袭”陷阱，想来AI出来的内容都是“别人嚼过的馍”，你用一句，就等于抄一句。哪天再被人“AI查重”点下名，那多糟心。尤其用AI给自己的文章或诗歌搭框架，从根上说就不是创作，即使骗得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
前两天在一个群里看到有人转发一家杂志的征稿启事，里面有一条，“允许AI辅助创作，但原则上AI率不能超过20%～25%……”，我没看懂，不明白，纳闷，蒙了，怀疑自己老年痴呆。帮领导写发言稿，可以用AI省力气，但写小说为了过瘾，写诗歌为了抒情，你用AI图个什么呀？图个自欺欺人？就像去卡拉OK，让AI替你唱？就像排泄，让AI替你使劲？我不是抬杠，抒发情感也是一种排泄啊，自己写能和AI写一样吗？所谓AI挑战，实际挑战的是你写作的目的和态度。
记者：说到这里，还得说说你同时还是小说与随笔作家，迄今出版了长篇小说《纸鱼缸》《狭窄的天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以及《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碎欧洲》《欧洲细节》等关于欧洲文化的散文作品等。前面你也说到写日记为写作攒了大量素材，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开始写作的？
余泽民：90年代初，我在塞格德时，就已经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写遇到的事情，写周围的人，写自己的心情，写随便编的故事，但只是写给自己，排遣寂寞，陆续写满几个大本子，压根没想过能当作家。前面我说过，1998年我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出访中国后，回到布达佩斯就开始自发地翻译小说，翻译的同时，我开始自己写，中篇小说《匈牙利舞曲》《美人谷》《狗娘》《火凤凰》都是那段时间写的，但我没给任何人看过。几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这几篇小说通过华商魏翔，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戏剧性地被转到远在北京的白描老师手里，当时他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他读了之后很赏识，没告诉我，就直接推荐给《当代》和《十月》，不出一年，这些作品通过各大杂志与读者见面。2005年，在白描老师推荐下，我的小说集《匈牙利舞曲》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意外成了作家。那套丛书推出十个人，都是四十岁以下第一次出书，一起的还有张楚、徐则臣和王棵，我是黑马，白老师是伯乐，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现在回想，我喜欢写作，还跟出国前酷爱看书和在北医遇到的一段经历有关。大五那年，我在北医的精神卫生研究所实习了三个月，在那里我选的课题是《十四例性变态的临床治疗和社会调查》。就是那段经历，我闯进不同人的内心世界，让我对人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维度。这大概也为我日后靠近文学埋下了伏笔，想来医学、艺术、文学都是人学，本质上是互通的。
201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纸鱼缸》，通过中国青年霁青和匈牙利青年佐兰的相遇相识，穿起了在中匈两国历史大背景下诸多人物的命运，估计我是第一个将20世纪匈牙利历史写进小说的中国人。《纸鱼缸》的书名，则是我多年来在异乡漂泊的心境写照，感觉自己像鱼缸里的鱼，身边的朋友不断变换，有的上学来到这个城市，毕业就走了，有的跟你亲密了几天，过几天又失踪了，自己也在流浪中。鱼缸里的鱼生活在一个很小空间里，游来游去，亲近又远离，但从不会有真实的拥抱。小说的故事虽是虚构的，但从某种角度说，折射出自己在大历史中，在小时空内灵魂漂泊、无处安放的境况。
记者：说得也是，你既要翻译，又得写作，会怎样安排时间？你又是怎样看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余泽民：对我来说，翻译与创作是同步的，再加上阅读，读、写、译是三位一体的。每个人走进文学世界都是从阅读开始，在有一定的生活经历之后，才会开始写作。在这一点上，无论作者还是译者，情况都是相似的。要说我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我是由翻译推动开始文学创作的。在翻译一篇小说时，我有时会想换种写法会不会更好，让人物有一个新的走向，情节重新进行设计。于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开始改这些小说，在长此以往的翻译、改动中，慢慢学习到小说的结构和表达方式，知道什么是好小说。由此，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也是在写作中，我更加明白，文学翻译不在于你看懂了，而在于你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不写作的人，往往成不了一个好译者。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文学翻译生涯，恐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我在匈牙利的特殊经历和过去文学的积淀，我能够翻译好作品，主要不是因为我匈牙利语好，而是得益于我中文好，因此我认为读、写、译是相互促进的，不可分离。
目前我工作时间占比上，翻译依然占了很大的比重，虽然我很想多写一些，无奈时间、精力有限，一本赶着一本，同时还要给学生上课，因此排挤了创作，这两年只写过两个短篇——《天笼》和《命符》，是因为涉及一次生死体验，实在有感而发，才挤出一点时间写出来。在匈牙利，文学翻译打造了我的生活方式，我通过翻译结识了许多有趣的灵魂，让我很满足，作为回报，我自发承担文学的责任，不好的翻译是作品的杀手，好翻译则能决定作品在另一个语种中能否找到读者，找到什么样的读者。我花大量时间翻译，就觉得要对这些优秀的匈牙利作家朋友负责，翻译也让我赢得当地人的关心与尊敬，因此我不抱怨自己的作家身份被翻译家身份遮掩住。我大半辈子的阅历、心路、知识储备和在中匈两种语言之间搭筑的暗道都是自己的，是我写作的根基，等我把最想翻译的几部书翻完，会腾出些时间和精力写自己脑子里的故事。
余泽民
应该这么讲，虚构文学从来没失去理想的读者，失去的是那些不那么理想、在阅读品质上摇摆不定的读者
记者：有读、译、写的丰富经验，加之长年在国内国外行走，想必会让你对文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余泽民：我就说一个例子吧，在匈牙利的书店里，图书分类很清楚，把我们所说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归为“美文学”，再把“美文学”分为“匈牙利美文学”和“外国美文学”。“美文学”之外的书，归为“消遣读物”（又细分为罗曼蒂克、惊悚、科幻、情色）、“青少年读物”等。同时中国当代的名家，有些被归入“美文学”，有些被归入“消遣读物”，由此可见书店对文学的范畴分得很清，有自己的态度，书店的态度，反映出的自然是读者的态度，我翻译的所有作品基本是“美文学”架上的，文学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问题，只有我们在问“文学是什么”。
记者：文学之于匈牙利的重要性，会不会和匈牙利的国情有关？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表达过这样一个见解：小语种国家的作家，要么成为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作家，要么就成为一个广博的世界性的作家，他们别无选择。
余泽民：昆德拉的话有一半道理，也正是因为这一半道理他才去了法国，甚至后来改用法语写作。但他创作的题材并没有抛开自己的民族，恰恰是因写自己民族的命运而被世界接受的。所以，他指的“世界性”主要是创作手法、风格、对读者群的选择上。他有的书一看就是给非捷克人写的，尽管很文学。同样在捷克，还有赫拉巴尔、哈维尔、克里玛，他们都没有流亡，都没刻意追求自己创作的世界性，但他们被世界发现了。在匈牙利也一样，为当代世界文坛瞩目的几位文学大师——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纳道什、施皮罗都是“在场写作”，像艾斯特哈兹，根本就不追求自己作品的可译性，他尊崇赫拉巴尔，还写了一本向赫拉巴尔致敬的小说《赫拉巴尔之书》），他以自己作品的“不可译”（难译）为荣，拒绝为自己的家族历史小说做任何注解，他说他的小说是给那些有能力读懂的人写的。结果呢，他的书被翻译成各个语言，还获得诺奖提名。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昆德拉走的是一条通向世界的路，写《恶童日记》的匈牙利作家雅歌塔也选择了昆德拉的路，也走成功了；赫拉巴尔、艾斯特哈兹走的，是另一条通向世界的路。但不管作家们的个人创作道路怎么走，作品本身仍要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汲养，至于“意识”，我想他们写作时抱的既不是“民族意识”，也不是“欧洲意识”，而是作为人类一分子的“在场意识”。我想，对于中国作家也一样，作为一个人思考和表述问题，跟作为一个当下的中国人思考和表述问题，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记者：实际上，有一些作品，我们有时会从国家、民族的精神高度来谈，多半是因为作品本身，合乎主流思潮。但我们对主流的认知，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比如把主流等同于主旋律，认为与主流合拍会丧失文学的独立性，等等。所以眼下很多作家，特别乐意表明自己的边缘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在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意在对当下中国有一个完整的描绘或表达，也不妨视为对主流或中心的一次次进发，只是大多无功而返，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以此看，我更愿意把主流理解成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核心精神或意志的特性。
余泽民：如果让我说，“主流”和“主旋律”应是两个概念。前者应指民族、社会的现实和潮流，后者则指执政者意志；前者的创作是主动的，后者的创作是被动的或变被动为主动；前者是反应、再现、剖析、反思、批判或讴歌，而后者只能是讴歌或为了讴歌的批判。让我们看看19世纪的俄罗斯巨擘，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的现实和发展主流，但代表的不是沙皇意志。20世纪的俄罗斯巨擘们，除了肖洛霍夫，都是受当局迫害过的作家，肖洛霍夫其实也曾很悬，打了一个擦边球，他的《静静的顿河》之所以能进入世界文学殿堂，是因为他剖析、刻画了在革命进程中复杂的人性，而不是仅仅因为讴歌革命，革命是他探讨人性的背景，就像凯尔泰斯以大屠杀为背景对个体脆弱的探究。不知道在“文学俄罗斯”里有没有高尔基，我觉得应该有，他就像匈牙利诗人尤若夫·阿蒂拉，是伟大的无产者作家，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是独立思考下的自由创作，只在晚年将主流变成了主旋律。但即便那样，他在被安排参观劳动营时，当局为他演了出戏，只让他看了“要他去看的地方”，想来当局还是怕他的自由意志。
记者：说来文学边缘化，虽然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但也有主观上的原因，作家们缺少必要的坚信和坚守，估计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余泽民：文学本来就是边缘的，只是进了影视时代后更边缘了，但边缘不等于没有生命力，网络文学的冲击是形式上的，确实抢走了传统文学的许多读者；不过应该看到，真正的文学读者是抢不走的。我认为，文学越边缘，越要坚持文学的文学性，否则就是自杀了。另外我还是不怕得罪人地捅破一层窗户纸：有文学性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我们说的“文学中国”概念上的文学。
记者：好在文学影响“无国界”，或者说借由翻译，文学超越了国界。但这并不是说文学无国界。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只要细加辨析就会发现，无论在精神体现，还是在形式追求等方面，文学其实是有“国界”的。而所谓的“文学无国界”，并不意味着是对民族特性的取消。
余泽民：文学创作是有疆界的，文学阅读可以是没疆界的；当然阅读也是有疆界的，语言就是疆界，我们的文学作品必须通过翻译才有让世界人读的可能性。在写作的时候就抱着让世界人读的雄心是可以的，像昆德拉；但在写作时为了让世界人都读懂而刻意淡化民族性的作家是不正常的，也许读的人不少，但未必能让人深度阅读。马尔克斯的民族性，凯尔泰斯的民族性，赫拉巴尔的民族性，正是他们成为世界文学巨擘的根基，因为全世界读者不仅希望看懂故事，更希望读到他民族的命运，或从他民族的命运中寻找共鸣。
记者：我们谈文学作品，主要还是指严肃的虚构文学作品。大体看来，也是这类作品，更能代表和体现文学的最高水准。遗憾的是，眼下这类作品，正在不断失去理想的读者。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一些。
余泽民：应该这么讲，虚构文学从来没失去理想的读者，失去的是那些不那么理想、在阅读品质上摇摆不定的读者，这不意味着文学的衰退。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像艾斯特哈兹、凯尔泰斯那样想呢？为什么不能用平和的心态只给能读懂、想读懂自己的读者们写呢？即便这类读者在比例上很少，但在全世界的人数总和仍很惊人。我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就是，能有更多的作家不看市场地用心写书，能有出版社在做赚钱书的同时，也能够“看在好书的份上”出书，在新作者手里发现好书，像漓江出版社那样推出新人，自媒体时代讲“情绪价值”，也可以用在推介好书上。
对“文学中国”，我希望文学界、出版界能更重视文学翻译，无论是译介外国文学的中国翻译，还是将中国文学译介到国外的汉学家；前者为你们提供更好的养料，后者则让世界尝到你们的果实。为文学翻译搭建有效平台，大学的语言教学也要重视文学。我们这些翻译也要有自信，我们是重建巴比塔的人。好的文学翻译可以是一部作品的再生父母，平庸的翻译，则会是好作品杀手。
记者：你谈到“好的文学翻译可以是一部作品的再生父母”，我很是赞同。好的文学翻译，也的确让读者受益，作家或写作者，更是从中受益颇多的读者，他们的写作受翻译作品影响，并且有所借鉴，是正常不过的事，但照搬、改写，挪用或化用句子、段落，等等，就会引来非议。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说，一些作家写作时参照的对象，其实是翻译家的文字，而不是原著。我这是由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鉴抄风波引发的一点感想，不知你有没有留意？
余泽民：是，现在自媒体发达，我在布达佩斯也注意到了这些热点新闻。也许是我做文学翻译，第一个反应是欣慰，“复制粘贴”也好，“挪用化用”也罢，说明作家们至今都在从翻译文学里汲养，从侧面证实了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文学翻译的价值。我想，每位作家心里都有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在写作上受影响无可非议，学来一个想法，化用一个句子，都是正常事，想来再伟大的作家的语言也是在学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风格的，但是，如果一连几行、词都不改地直搬照抄，那就是“抄袭”了，新手情有可原，成熟的作者确实不该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
我还看到一篇揭露“文字手艺人”对一篇外国小说巧妙地套写、改写或翻写的例子，取证下了一番功夫，读了信服。这种立体化抄袭，相当于贾玲的《热辣滚烫》翻拍日本的《百元之恋》，美国的《无间风云》翻拍香港的《无间道》，区别只是没跟读者说明，没买版权，还默默收获了能转换成实惠的荣誉。如果作家写小说采用编剧写剧本的套路手法，引发的问题要比套写问题本身更大，因为这样的写作会禁锢自己的原创力。
记者：如果是在匈牙利出现这样的情况，公众或者读者一般持什么样的意见？
余泽民：在匈牙利文学圈，这类揭露抄袭的事件很少，也许因为这里的文学写作跟功利、名声、话语权的关系不大，写作者没必要动这方面的心思，既然写，就写自己想写的，建立自己的文学。在一次翻译研讨会上，艾斯特哈兹强调，匈牙利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追求自己作品的不可译性”，他的意思一方面是指追求语言上的特色和难度，另一方面就指原创性。如果一部作品从结构设计、人物分配到情节演进都套用他人的，这样的作品，再怎么动人，在原创上也是打了过半的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