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继增 ｜ 盛世华诞2026国庆特刊 】

　一树绿叶下的情思

      那是三年前的一天。明天才要立夏，而且在傍晚；谁曾想这天正午时分，炎炎烈日就提前攀上了陇原天空，像个偷偷溜出幼儿园的顽童。人们有点意外，却又忍不住欢喜——四季轮转里，总要有这样热辣辣的一程，才算是完整的年景。

　　我走在乡间公路上，看见坡下有棵大树，便快步走了过去。走到树下，满溢的清凉就爽遍全身，把一路的暑气都揉散了。我索性席地而坐，端详起了这棵大树: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开，撑出一穹游动的树荫，把刺目的日光滤成了碎金，落在地上只剩温温的凉。粗粝的树干直立向上，像个沉默伫立的巨人，肩头上扛着整树的叶，也扛着年月里所有的风风雨雨。树皮上的裂纹深深浅浅，每一道都藏着故事，纵横交错的纹路，织就了一幅独属于它的生命图腾。这哪里是一棵树，明明是一本摊开的、写满了岁月的书。

　　风拂过叶尖沙沙响，我捧着这本“书”读着读者，思绪就飘回了半个多世纪前，那个同样春余夏始的日子。

　　那是在六十年代，我们一家八口人的夏装还没着落。祖母早早就糊好了袼褙，纳了厚厚一摞鞋底，就等着布料来做新鞋；母亲把那台老缝纫机擦得油光锃亮，针脚都调好了，就等着裁布下料。那天傍晚饭点，父亲顶着一头汗跨进了门，怀里抱着一捆颜色各异的布料，往母亲手里一塞，连饭都没吃倒头就睡——活像接力赛里冲过终点的选手，拼尽全力跑完了自己的那一棒，稳稳把接力棒交到了下一个人手里。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凑够买布的钱，他连着十多天每天多上一个班，用加班费为全家人换来了夏装。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灯总亮到很晚，那盏白炽灯蒙着旧报纸折的灯罩，像戴了顶斗笠，安安静静悬在房梁上，照着祖母穿针引线的手，照着母亲脚下踩得飞快的缝纫机。嗒嗒的机器声混着祖母剪袼褙的咔嚓声，从入夜响到三更，直到全家老小的鞋和衣裳全做好了，那盏灯才有了“星期日”。

　　试新衣裳那天的热闹，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我着急套上衣，扣子扣错了三颗，下摆一长一短晃荡着；二弟慌慌张张把裤子穿反了，裤兜露在外面还到处跑。三弟更逗，左脚蹬了右脚鞋，右脚套了左脚鞋，趿拉着走得东倒西歪，两个姐姐穿上花裙子，在原地旋转了两圈，仿佛是蝴蝶在翩翩起舞。此时此刻全家人处在一种热闹与和谐的氛围之中；但热闹的是我们姐弟，和谐属于父亲、母亲和祖母。因为他们身上有担当，有责任；要配合，要和睦。父亲吸了一口纸烟，吐出一道长长的烟雾，自言自语:“为秋天的衣裳做准备吧。”“我多糊些袼褙，他们长得很快。”祖母附合着说道。母亲一边遮盖缝纫机，一边向着父亲说:“抽时间，把它好好保养、保养。”

　　在这一树绿叶下，我背靠大树席地坐着，享受着绿叶下的温和的温度，回忆着温馨的家庭，不知不觉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见这棵大树，变成了我的家……

　　轻微的凉风，送走了我短暂的梦；又接我从梦里走出。耳边是满树叶子沙沙的响，像一群兄弟姐妹凑在一说笑，又像低声唱着关于养育的歌。听着这声响，另一段旧事也浮了上来。

　　从我记事起，我家北房的灯永远是全院最亮的。别人家都点小瓦数的灯省钱，唯独我们家那盏白炽灯瓦数最大，夜里远远望过去，像月亮落在院子中，把其他人家的灯光都衬成了星星。每天吃过晚饭，那盏灯准时亮起来:两个姐姐和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两个还没有上学弟弟也拿着小人书和画报，像煞有介事似的，静静地翻看着。院里的人们都夸我们懂事，可我们都知道是父母、祖母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吃的穿的紧着我们用，学费书本费从来没有让我们犯过难，哪怕他们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

　　仍是树叶的沙沙声，把我从回忆里拽回来。我抬头看着满树晃动的绿叶，忽然就懂了老人们常说的“开枝散叶”的意思了。粗壮的树干如祖母、父母，牢牢立在土里，给叶子供给养份；他们是无私的。我们姐弟就是一棵树上的叶子。我们必须知父母的艰难与付出；其中若有人铭记父母的恩德，注重亲情，率先垂范，就是一片真正的叶子了。

穿过窗帘缝隙的一束阳光

      清晨睁开眼的瞬间，一束阳光恰好从窗帘缝隙斜斜穿了进来，软软地模贴在我的脸上。我还是像多年前那样，只能半眯着眼去迎它；它也还是像多年前一样，柔和又明亮，落在眼睑上，感觉出有一点痒痒的。只是当年那种痒是喚醒的召唤，今天这种痒是久别重逢的关心；我对它回敬了一个微笑。谁曾想到昨夜临睡前一个小小疏忽，窗帘没拉严实，反而让我和这位“老朋友”在清晨撞了个满怀，一下撞开了二十六的尘封岁月。

　　二十六年前的那个清晨，我就是这样被同一种痒痒唤醒的。

　　那年我和妻子都遇到了工厂破产，双双下岗了。说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半分都不为过。从前上学，农村插队，工厂上班，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顺着安排走。我走了半辈子的担途，一夜之间突然抽走了脚下的路，像个丟了拐杖，站在原地揺摇晃晃，连站稳都费力了。我像被困在了漫无边际的黑夜里，摸不到方向，甚至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像个刚学步的孩子，时间在我面前骤然凝固，我杵在原地，竟不知该先迈哪条腿了。

　　那些日子，我醒着是迷茫，躺着在徘徊，脑子里像塞了团浸了水的乱麻，怎么理都理不出头绪。没人能告诉我接下来该往哪走，我憋得快要发疯了，对着天，对着山，甚至对着路边一棵树、一株草，都要吼上一声:“敢问路在何方？”

　　那天夜里也埋在漫无边际的烦恼里，夜色浓得化不开，我的睡意早被焦虑哨得精光。熬到后半夜实在累了，我胡乱拉上窗帘就倒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好久，才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时，清晨的一束阳光正落在我脸上，晃得眼睛发涩发痒——是昨夜胡乱拉窗帘时留下的那道缝隙，放它进来的。

　　本就烦躁的心又添了堵，我闭上眼睛躲开这烦人的光，可那痒痒粘在眼睑上，怎么都挥不去。我又睁开眼，它还停在那，挠得我眼睛更痒了。我索性再次闭眼。这熟悉的痒痒却撞开了我对祖母的回忆。少年时贪睡，祖母总舍不得大声喊我起床。她会坐在床边，用指腹轻轻蹭我的手背、手心、或者是脸颊，用轻柔的声音哄我醒来。她总跟傍人说:“要叫醒睡着的小孩，不能大声喊，会惊掉魂的。”

　　想到这，那落在眼睑上的痒意突然就软了下来，像极了祖母当年的指尖。这一束阳光，难道也是特意来叫醒我的？它是不是要告诉我点什么？

　　我睁开眼想去寻它，它却悄悄挪了地方。我坐起身，看见它正落在床边的书架上，慢悠悠地扫过一排书脊，像个爱书的人，仔细地看着书名。我看着它慢慢挪移，一本本书名落进我眼里。那一刻，这小小的书架突然变成了我的整个世界；里面藏着我走过的岁月，藏着别人的故事，也藏着我没走出来的未来。

　　原来世界的门得我自己开，岁月的痕迹得我自己印，故事的书页得我自己翻，未来的路，本就该在我自己脚下。

　　那一束阳光，就这么轻飘飘地驱散了我心里的迷雾。我站在地上，它落在我身上，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突然就松了口气，原来哪有那么多可忧豫的？难的从来不是选哪条路，是先抬起脚、勇敢而坚定地迈出第一步。

　　二十六年后的今天，再与这一束阳光邂逅，我一眼就看懂了它的来意。我还想着要跟它说说这些年的日子，它倒像个早已知晓一切的老师，先把我这些年的答案铺在了窗帘上:晨光照在挂着窗帘的窗棂上，画出来一大片整整齐齐的田地，横的田埂，竖的田垄，把地分成了方的、长的一块块，规整得很；像在说我这些年来走得端、行得正，没走歪路。光落在窗帘上，又像揉碎的漫天星子，均匀撒在每块田里；那是我这些年把书里的字兑着汗，一点一点种出来的收成。

　　晨光慢慢挪移了，有些“田地”里的星子暗了下去。我知道，它这是又在给我新的启示。我走到窗边，一把拉开窗帘，推开窗棂。不远处的兰山，正浸在晨光里。山顶的三台阁看得清清楚楚:三重檐歇山顶，青砖绿瓦配着朱红立柱，庄重又鲜亮。漫山的树绿得像要滴下水来。天上的云慢悠悠飘着。山、天、云凑在一起，每一分钟都在变出更新的景致。我进入了一种庄严的思索——这可能就是阳光再一次给我的启示吧。

一句被爱包裹着的“谎言”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傍晚，我下班后便脚步匆匆，奔向市里的一处水产市场。前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明天是你二十七岁的生日，下班顺路买几条青海湟鱼，咱们娘俩做两道都爱吃的菜。”

　　那天的水产市场里，鲈鱼、鲫鱼、带鱼等摆得满满当当，唯独青海湟鱼难寻踪影。我在各个摊位间来来回回转着圈，心里憋着一股劲，非要找到不可——不只是我和母亲都好这一口，更因为从小到大，吃湟鱼时母亲总是说“鱼头好吃”。最后终于在市场一个不起眼角落的鱼摊上，买到了青海湟鱼。

　　拎着鱼回到家，我把鱼一条条洗干净，控干水摆在案板上，转身坐在小櫈子上盯着它们一动不动，思绪一下飘回了从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这个西北的省会城市，鱼是餐桌上顶稀罕的菜肴；市面上能见到的品种少得可怜，翻来覆去就只有咸带鱼和青海湟鱼。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候谁家要是做了鱼肴，整个院子都能闻见。我更忘不了母亲烹饪鱼的手艺，鱼经过她的手一做，麻辣鲜香的味能飘半条街。我盯着案板上的生鱼，恍惚间好像已经看见它们被盛在鱼盘里，冒着腾腾热气，散着缕缕香气，馋得我喉结不自觉滚动了几下，心里突然冒出个藏了很多年的一个疑问——难道仅仅因为鱼是个稀罕物儿，母亲才练出了这么好的烹鱼手艺？

　　我陷在回忆里想得入神了，连母亲走到案板前都没察觉。“咚——咚——”两声沉闷的剁东西的声响，猛地把我拽回了神。我抬头看见母亲正握着菜刀，把一个个鱼头剁下来装进塑料袋里。往常做鱼，她都是连着鱼头一起烹饪，本认为她今天要做新样的鱼肴了。我肚里的馋虫一下被勾了起来，也有点口角流涎了。

　　“去，把这袋鱼头扔到院中的垃圾桶里去。”母亲把塑料袋递到我手里。我愣在原地，认为自己听错了，抬头盯着她问:“你不是总说鱼头好吃吗？”母亲笑着推了推我的胳膊:“你先去扔掉，回来我再跟你说。”

　　我提着塑料袋懵懵地走出去，空着手又懵懵地走回来，站着看母亲处理剁掉头后的生鱼。她把糖、盐、花椒、姜蒜和酱油调在一起，均匀地抹在每条鱼肉上，再薄薄扑上一层干淀粉，整整齐齐码在盆子里，等着入味。

　　母亲忙完这一切，洗了手，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急得直发懵的样子，反倒慢悠悠开口：“去给我倒杯热水来，喝口水，再给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我赶紧起来倒了杯热水递过去，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她，等着她往下说。母亲喝了两口水，放下杯子，语气平平静静，说：“鱼肉鲜，有营养。有些鱼头确实能吃，味道也不错，但青海湟鱼的鱼头不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腥味还重，根本不好吃。”

　　“那你以前为什么总说鱼头好吃？难道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急打断她的话。母亲先是笑了笑，然后脸上的神情慢慢沉下来，语气却依旧很稳：“‘鱼头好吃’，那是我哄了全家人好多年的一句谎话。”我睁大眼睛愣在原地，还没等我开口追问，她又接着往下说：“那时候粮食按定量买，细粮少，粗粮多；肉、油、鸡蛋全凭票供应，就算攥着票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到。我多吃一口，你们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我是母亲，哪能跟孩子们抢那点稀罕东西吃。”

　　“我记得你说‘鱼头好吃’，少说也有二十年了。”我嗓子发紧又插了一句。母亲点了点头：“你记了二十年，可我这句话说的年头远比二十年长。三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为了让你们能吃上口像样的饭菜，下班之后总去厂里食堂帮工，跟着大师傅学了一些做菜的手艺。那时候我就知道，湟鱼的鱼头根本不好吃。”

　　我听完母亲的话，坐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心里一半是暖得发烫的幸福，一半是觉得发傻的悔恨。我何其有幸，能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的爱像海一宽，我从小就一直泡在这份温柔里，却后知后觉。我又怪自己太傻，这么多年竟真信了那句“鱼头好吃”，从来没多想一步，替她分担半分。

　　落日的金辉从窗棂里浸进来，铺满了小小的餐桌，桌子傍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我们夹着盘子里的鱼肉，对视着会意地笑出了声；那句说了几十年的“鱼头好吃”，今天终于听不见了。母亲一个劲往我碗里夹鱼肉，自己却没有动几筷子，放下筷子就盯着我吃，生怕我没吃够。我劝她多吃两口，她又习惯性地说“我吃饱了”。这次我没再像以前那样傻乎乎信了，夹起最大最嫩的一块鱼肉，稳稳放进了她的碗里。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光；我也笑了，鼻尖上却有点酸酸的感觉。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可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餐桌上有一盘鱼，哪怕不是青海湟鱼，我总能第一时间想起母亲，想起那句包裹着满满爱意的“谎出”——鱼头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