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墙上的弦子》：流淌丰饶的人情，折射古典的光晕
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写道：“如果人们试图说明一个作者即便不使用华美生动的辞藻，不特别在意句子的曲线矫饰之美，仍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家，那么契诃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短篇小说文体韧性坚守已40年有余的作家刘庆邦，其小说简约写实的文风和温情悲悯的底色，以及接近经典的创作态势，曾被誉为“当代擅写底层生活的中国的契诃夫”，这并不是简单的夸饰。不过，刘庆邦的小说吹响的是中国民间的生命唢呐，烛照的是普通民众的人生罅隙。乡土，始终是他的精神原乡。刘庆邦曾将自己的小说划分为氤氲理想情调的“柔美小说”与饱含批判锋芒的“酷烈小说”。他最新推出的小说集《挂在墙上的弦子》收录的9篇中短篇小说，无疑属于前者。
承续世情韵味 以诗意笔触写乡土生活
刘庆邦曾坦言，柔美小说情感偏柔软，用的是月光匝地的语言，营造的是诗意化的氛围。但这种划分并不是机械单一或泾渭分明的，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往往能将批判写实与浪漫抒情两种乡土叙事传统实现糅合与内化，酷烈的氛围中也能浸透出人性中美与善的声息，如早年的代表作《神木》；柔美的格调亦能容纳残酷的现实和暴烈的人性，如新小说集中的《一条被子》和《表哥》。《一条被子》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毛叔”因饥寒交迫晕倒路边，被送去卫生院，因为一念之差，拿走了一条被子，被发现后众叛亲离，最终毫无尊严地死去。《表哥》里心高气傲的“表哥”和同校女老师的私情因怀孕而败露，女老师饱受非议，生下孩子后自杀身亡，“表哥”一生郁郁寡欢，难以释怀。在温和怀旧的叙事氛围里，呈现道德与人性的矛盾，以一种超然的笔调彰显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丰富与复杂。
刘庆邦的小说承续着中国世情小说的韵味，描摹刻画出以豫东乡村为代表的农村生活、民间情趣与世故人情，展现了中国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骤变与守常，农民境遇的变动和人心的坚守。如《挂在墙上的弦子》里的曲胡艺人潘明华为了生计，随着打工潮，放下了心心念念的弦子，去城里做民工。妻子高新月极其迷恋丈夫拉奏的弦乐，如今却只能睹物思人，期盼爱人回家，然而，最终却发现爱人的手竟因工受伤。《终于等来了一封信》里，刚刚订下婚约的张东良就前往外地打工，将未婚妻方喜明留在了老家。作家“贴着人物写”，写出了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悸动、思念与娇羞。而这种念想是伴随着人物的生活流程来写的，裹挟在翻红薯秧、打高粱叶等劳作中，还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糅合进人物关系的描写：“那个人还在家的时候，虽说他们两个不在一个村庄，但那个人所做的很多事情方喜明都想象得到，知道他怎样戴着草帽锄地，怎样挥舞着镰刀割麦……那个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方喜明的想象没有了依据，无从想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一来，他们两个不仅从地理和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从心理和想象上似乎也拉开了距离，真让人发愁！”其笔下的深情细腻温润，令人动容。
泛乡土场域是小说中的独特风景
除了描画乡村的风物与习俗，洞察农民的悲欢离合，刘庆邦的目光一直延展到泛乡土场域，深入到地表以下，即矿区。矿区是刘庆邦早年工作的地方，也是刘庆邦重要的书写场域。在矿区这一介于乡土与城镇之间的特殊地域，刘庆邦写出了最为沉重的恶意与最富温情的人性。煤矿是死气沉沉的黑色，是命悬一线的生死场，然而这种无边无尽的黑暗，又被五彩斑斓与生机勃勃的世界所包裹。《花篮》里透过矿工杨师傅的眼观望矿区周边的景色，“煤矿大都在农村的怀抱里，出了煤矿就是田野、农舍，就是青山、绿水。如果说煤矿是一个黑色的世界，走出煤矿就到了多彩的世界”。作家洋洋洒洒地描绘黄橙红紫的树叶，写枣树和柿树，写杨师傅摘了酸枣，总会找一处石头坐一会儿，听虫鸣，想心事，并由昆虫生命的短暂与态度的从容联想到人生。杨师傅在矿上工作了大半辈子，对矿有了感情，对生活很是满足。这种寓情于景的写法，从外部动作靠近人物内在隐藏的思绪，形成一种较为静止平和的生活面。事实上，风波即将到来。《花篮》的前半部分，写杨师傅对宋师傅的救命之恩，写两人情同手足，写杨师傅在众工友的帮助下捡炮线、编花篮，花篮最终送给了宋师傅的女儿。故事的后半段，杨师傅与宋师傅夫妻的秘密被暴露。虽是杨师傅为宋家留下了一儿一女，但杨宋两家的情谊却终生未变。《花篮》里，既有朴实温煦的人情，也有丑恶不堪的面孔与深不可测的人性。但在时间的尽头，人性中温暖明亮的光泽覆盖住了灰暗的千疮百孔。
秉持写实精神 透出平凡生命的本真状态
刘庆邦的写作是传统的面相，他始终秉持写实的创作精神。他的小说读来平实贴切，透出平凡生命的本真状态，平静的叙述中暗藏玄机，在切实的表达里又有出其不意的独到之处。中国古典小说里特殊的修辞形态——“虚拟的说书情境”总能在刘庆邦的小说中寻踪觅迹。刘庆邦擅长铺陈，对于器物的描写刻画细致。如《挂在墙上的弦子》中对于弦子的种类和部件如数家珍，《蛙牛大了》里对蛤蟆的类别也解释详尽。在故事关节处冷不防冒出的套语，“任何好花都不会常开，任何好景也有它的阶段性”（《蛙牛大了》）；“季节有春夏秋冬，月亮有阴晴圆缺，树木有叶绿叶黄，百花有花开花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花篮》），也让人仿佛梦回古代说书现场。《非常名》《蛙牛大了》里为名气、为钱财最终落下的荒诞，《睡觉》里对普通人欲望的书写……种种世俗风情、众声喧哗都被写得活色生香，有声有色。
诚然，如今早已失去书场传统与说书语境，现代小说似乎也在叙事和哲思的结合中走得更远。但从《一条被子》里热情四溢的叙述者——同乡大姐说故事的声口，我们能感受到说书艺术兴起之处——市井所具有的粗野而充沛的活力。正如作者所描摹的那般：“大姐有一句口头语：你说这，那我知道。她这也知道，那也知道，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大姐所谓的‘那我知道’，绝不是一句虚妄的话，她是真知道，讲的事情不是亲历，就是亲见，亲闻，讲得真鼻子真眼。而且，她一开口就有故事，有细节，由不得你不张着耳朵眼子听，听了不能不信服。”这既是小说中讲故事的大姐，亦是创造艺术幻觉的作家本人。他摘取生命的种种样态，娓娓道来，道个中曲折，语其中真意，读者的心随之牵动。可以说，小说集《挂在墙上的弦子》中的九个故事，构建起九种不同的人间光景，流淌着丰饶的人情，折射出古典的光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