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车记》：事业与情感的双重透视与书写
哲贵中篇小说《造车记》（载《收获》2025年第5期）所讲述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发生在作为他文学地标的信河街。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现身的叙述者“我”，名叫黄武文，是《信河街日报》的记者。借助于新闻记者黄武文的视角，哲贵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名叫钱大同的信河街老板凭一己之力率先制造电动汽车的故事。报社之所以要安排黄武文去采访钱大同，主要因为：“国务院刚刚颁布了鼓励和支持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实施意见，而这时，距离钱大同造出电动汽车，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也正是这迟到二十八年的政策，赋予了此次采访极大的艺术张力，这一事件的新闻点就在于“迟”：“这个‘迟’成了最大的新闻点，也就是讲，这二十八年，恰恰显示出钱大同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他太超前了，以一人之力，将一个行业的发展提前了二十八年。”而这超前二十八年的孤独，也构成了文本最核心的叙事悬念与悲情基调。
故事伊始，因钱大同不幸刚刚去世，原本打算对他进行面对面采访的黄武文，只能通过“亲眼所见、道听途说、他人转述与合理想象”来拼凑真相，完成这一艰难的采访任务。这种叙事本身就暗示了抵达真实的困难。虽然经验老到的黄武文如期完成了撰稿任务，但他自己却深知，这个稿件却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整个报道，我都在回避一个根本性硬伤，那就是：钱大同当年为什么要造车？”其中所潜藏的一个事理逻辑就是，虽然钱大同毫无疑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却“不可能仅仅凭着理想主义，更不可能只是头脑一热。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这么做，必定有他现实的理由，有充足的依据，更有充实的数据。”这一悬而未决的疑问，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引擎。它既是记者黄武文的职业困境，也是作者精心营造的艺术悬念。要想解决它，必须对钱大同的人生履历与精神世界做一番深入了解。
钱大同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他既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也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他曾经有过在黑龙江做知青的经历，与妻子陈小竺结婚的时候，俩人正在黑龙江做知青。依照陈小竺事后的说法，钱大同最初的造车想法，不仅早在他们俩结婚的那天晚上就已经形成，而且，“钱大同要造一辆汽车给我开”。但黄武文后来与钱大同的红颜知己杨小曼接触之后，又从她那里了解到，钱大同造车理想的最初生成，其实与杨小曼紧密相关。在杨小曼的心目中，钱大同是“草莽英雄，身上有一股原始的创造力，他就是为开疆拓土而来的，他有天生的使命。”眼睁睁地看着创办企业特别成功的钱大同已经陷入到了整天沉迷于酒精的生存状态，杨小曼以从姑姑那里带回汽车设计书籍的方式，巧妙暗示钱大同应该在汽车制造方面有所努力。如果说爱情的魅力是点燃钱大同造车梦的火焰，那这梦想其实绝非空中楼阁。事实上，钱大同的造车努力，还与他所阅读到的《中国水泥事业之前途》一书的影响有关。从逻辑上说，正是在此书的影响下，钱大同才开始认真关注并思考与汽车制造相关的那些资料与数据：“有美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美国高速公路发展历史和公里数、中国高速公路发展情况、美国人均年收入、中国人均年收入、中国个体户数量等等。”从这一点来看，很早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动汽车制造事业中的钱大同，绝非爱欲驱使下的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时代驱使的洞察与推演。但这一“过分的超前”，也最终酿成了钱大同的悲情人生。他以一己之力，将一个行业的发展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的时间，也将自己练成了时代的孤独先行者。
如果说钱大同对电动汽车的倾心研制可以被看作是《造车记》的一条结构线索，那么，他与陈小竺、杨小曼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就可以被看作是小说另一条与之并行的结构线索。黄武文与陈小竺的唯一一次面对面交锋，是陈小竺对他新闻报道稿的严重不满。不满的原因之一，是认为黄武文没有能够写明白钱大同造车的根本动机（依照陈小竺的说法，她自己的存在才是钱大同造车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杨小曼出现在报道稿中严重不满。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心存诡异地特别强调：“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杨小曼，杨小曼就是我，我就是杨小曼。”但杨小曼其人果真不存在吗？只有在黄武文费尽周折终于促使杨小曼答应和他见面深谈的时候，所有的情感谜底方才被彻底揭晓。也正是在陈小竺的刺激下，黄武文才萌生出一定要见到杨小曼的强烈念头：“我只是好奇，想看看她的相貌，想当面听他讲述钱大同和陈小竺的故事，还有，她当年为什么会从杭州的学校离职，跑到信河街去当钱大同的秘书？后来为何又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现在的生活又如何？这些问题，都不是迫在眉睫的事，等待机缘吧。”诚然，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同样也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哲贵对艺术悬念的一种成功营造。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从一片坦诚的当事人杨小曼那里，黄武文最终获知了他们仨当年的情感纠葛真相。虽然哲贵的表达方式非常隐讳也特别艺术，但我们却还是可以从杨小曼看似平淡如水的叙述中感觉到他们仨之间的那种剑拔弩张与你死我活。首先是杨小曼，她之所以会成为钱大同的秘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刚刚经受了一场情感创伤，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内心里对钱大同的崇拜。只可惜一山容不下二虎，“美得很不真实，很绚烂，很魔幻”的她的到来，所引发的，必然是陈小竺满心的不满意。这样一来，也就有了若干相关细节的出现。其一，陈小竺曾经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其二，杨小曼原来租住的院子里，曾经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趁她不在的时候，院子里被折腾成一片狼藉，但却没有丢失任何东西。另一次，是某个夜晚，三个蒙面人突然出现在了她的床前。事后想来，这两次事故的幕后指使者无疑就是陈小竺。其三，则是陈小竺那一次以退为进的亲自披挂上阵。先是借杨小曼视角对陈小竺变幻莫测眼神的描述：“同时，我也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汹涌，是抑制住了的汹涌。我也看到了哀伤，哀伤背后，似乎又有莫名的喜悦，是挣扎之后的喜悦，也是放下重负之后的喜悦。”然后，杨小曼原以为陈小竺或许会大骂出口甚至干脆大打出手，没想到，陈小竺竟然会出人意料地提出自己要主动退出：“我想了很长久，也犹豫了很长久，现在终于下定决心，我明天就离开铝板厂，大同就交代给你了。他不晓得照顾自己，麻烦你要好好照顾他。”看似主动退却，实际上却是典型的欲擒故纵，以退为进。这里，作者一方面是把他们仨之间的情感纠葛过程全都隐到了幕后，另一方面，倘若陈小竺不管不顾地打上门来，性格刚硬的杨小曼未必会退让，正因为她关键时刻机智的主动示弱，方才“不战而屈人之兵”地成功逼退了杨小曼这位强劲的情敌。这一过程中，陈小竺那种不动声色的精明与阴狠，可以说得到了极致的表现。也因此，倘若说钱大同的确是一名悲情英雄，那杨小曼这一红颜知己的失去，毫无疑问是其悲情色彩中不容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角度，或许会对《造车记》有新的洞悉与发现。倘若从性别的角度来切入，就不难发现，那位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的悲情英雄钱大同，虽然一开场就已经离开了现实世界，但我们却总是可以隐隐感觉到他强大气场的存在。鉴于陈小竺与杨小曼围绕钱大同所发生的情感争夺，同时考虑到身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记者黄武文不仅身为男性，而且也还会有对钱大同的强烈认同感（“看见钱大同的遗像时，我有一种亲切感，有一种肃穆感，也有点悲凉。好像墙壁上的遗像变成了我，我变成了钱大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造车记》的文本深处，潜藏着某种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正是通过以上种种努力，作家哲贵其实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可供多重解读的文学世界。
当电动汽车终于在当下成为潮流，作者以文学之笔重访这位中国电动汽车制造的先驱者，这一行为本身即构成了一种迟到的历史追认，既为钱大同生不逢时的孤独镀上了一层悲怆而庄严的史诗性光辉，也完成了对这位一度被时代洪流淹没的“小人物”的历史赎回。《造车记》似乎在告诫我们，在宏大的时代叙事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及其梦想，恰恰构成了历史最真实、最动人的生存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