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梅,中国作协会员,发表各类文字700余万字,2011年起在《北京文学》《山花》《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篇小说100多万字。多部中篇小说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中篇小说《团头鲂》曾获《山花》杂志双年奖。
雪 佛
胡雪梅
救护车比警车先来,虽然我打出的报警电话在先。
从来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但先赶来救命的李医生,我是认得的,只是,他见的病人太多,并不认得我。很庆幸,今晚遇他临时顶班,一代名医,医德高尚,受人尊敬,一言九鼎。李医生测了脉搏,听了心跳,翻开我丈夫的眼睛,呼出一口气。他见惯了死亡,这口气不轻也不重,淡淡地说:晚了。
男警官做笔录,端着本子,匆忙记录,写几笔便看我一眼,眼神冷峻,令人不由自主地胆寒。一旁站着另一名女警官,年纪尚轻,英姿飒爽,眼睛里的光纯净温柔,她大概十分可怜我,就这样简简单单没了丈夫。
李医生的口气充满遗憾,是迫不得已向两位警官宣布,我的丈夫死亡了。具体是死于心肌梗死,还是心脏夹层、脑溢血,或者其他突然降临的夺命疾病,需要亲属提出尸检才能确诊。这是我的权利。我慌忙打开抽屉,拿出结婚证,苍老如古董。李医生和男警官的眼睛一起投向我。我又拿出他最近几年的体检报告、门诊病历、出院清单,李医生从头至尾地翻看。沉默的间隙,我想起了户口本,又打开抽屉拿出来。户上三个人,我,他,还有嫁到外地,户口没有迁走的女儿。
我们血脉相连,是法定结婚三十年的结发夫妻。不容置疑。
李医生看完各种报告,都符合他的医学判断,没有疑义。他们等待我的意见,不论我做出什么决定,都会配合我。
我问:那,是要进行尸体解剖吗?
李医生回答:是的。
我心里一阵怵,我说:我打开门就看到他躺在客厅地板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地上的遗体,目光灼热,我真怕这灼热的目光把他救回人间。我说,他平时吃保心丸,心脏还搭了两座桥。这之前,他一点发病的迹象都没有,每天早上都出去跑步,好好的。
男警官收回目光,飞快记着我的话,一边望向李医生。李医生对男警官肯定地说:心肌梗死,人已经死了超过72小时,再放两天就要流尸水了。
我说:这几天我和老同学去看襄阳城,说好了一起去,但他临时变卦,说不想和我的同学一起去。我给他打过好多电话,他没接。哦,我看看他的手机。
我在阳台上找到他的手机。屏,烂了。他一定摔得好重,但屏碎成了玻璃碴,肯定不是一下摔死的。我说:我没有看见他出事。他可能在地上爬行过,从阳台到客厅,从客厅到阳台,可能爬到门口,站不起来,打不开门,不过,他是可以拍门的,一直拍到邻居听见。说完,我倒抽了一口凉气,李医生说:他可能拍了,只是力气太小,没有人听见。
试了开机。黑屏。无果。
我说:你们把手机拿走吧,如果对他的死因有怀疑,就修复打开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警官们没有接过手机,显然,他们对他独自一人死在家中没有怀疑。
风越刮越大,呼啸着从窗缝掠过,感觉浑身冷得打战,我说,是自言自语:死了丈夫,怎么不是一件天大的事呢?他的死因,怎么能不弄得清清楚楚呢?
说完,一阵天旋地转袭来,我差点倒下。女警官立刻扶住了我。我真的很想放声痛哭,这是憋了三十年的泪水,是长江上一道管涌的堤,我想把那窗外的大风哭倒流,把所有的岁月哭静止,可是,我仰天干号却流不出眼泪。我问李医生:我心里痛得要死,我的眼泪呢?我的眼泪都不知去哪儿了。
女警官抱住我的肩,在我的背心轻轻拍打,她以为只要泪水流出来,就能减轻我的悲伤。她想得对。正是这样子。我的悲伤彻底征服了她。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悲伤到连眼泪都窒息了。李医生抬腕看了时间,说:凌晨两点六分。
李医生是对穿粉红色大褂的护士说的,这是我丈夫的死亡时间,他提醒护士,这是一起正常死亡,有警察调查取证,可以为他开具死亡证明。
我去找他的身份证。以前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或者在他的黑色提包里。找了一阵,我突然想起,他的身份证在我的白色手提包里。我颤抖着拿出来,以致身份证掉到地上,双手在地上抓了两次才捡起来。
男警官接过去,看了一眼,递给身边的女警官,问我需要什么帮助,确实,我很害怕,需要帮助。我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你们不能走。
男警官说:我们也不能久留,还有其他的警务要处理。
他把写好的问询笔录摊到我面前,等着我签字按手印。一切都按他的程序走。就这样结束了。和我生活了三十年的人——奇伟,就此别过。好吧。我遵照指令一丝不苟地执行,收回他的身份证,在笔录上签字的手抖动不停,女警官拿出印泥,我按翻了印泥盒。
男警官说:我给你联系殡葬公司,他们会派车来,或者……他又转头对李医生说,你们的救护车,也可以把他送去殡仪馆吧?
李医生说:尸体停在家里,还是停在殡仪馆,这需要家属做出决定。
我的牙齿磕得哐哐响,像风把门吹得打开又关上。他们的目光齐聚在我身上,再一次等我做出决定。我看了一眼地上躺着的丈夫,平静如睡着一般,如果不是李医生宣告他死亡,我根本不信他死了。
我说:李医生,他平时喝多了酒,也是这样睡在地上一动不动,第二天早晨会自动醒过来。
李医生说:醒不过来了。
我踏上了逃亡之路。虽然,并没有人追捕我,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死亡的过程。我在超市里遇见过女警察,在街上遇见过男警察,他们不仅忘了我的故事,还忘了我的面容。我在这个城市里绝对安全,但是,逃跑仍然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要怎么跑,跑到哪里去,内心十分迷茫。也许,是我心虚,不敢在家里继续住下去,不敢卖房子,换房子,我怕邻居怀疑我,更怕女儿起疑心,我不是害怕他的鬼魂,也不是害怕被人抓住,我怕有一天像他一样,在那个房子里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怕受不了折磨,我的惨死,只能给女儿看,而我的独生女儿,她只能接受亲爱的妈妈,世上唯一的血亲,病死或者老死。我,已经没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
如果不逃走,我又能怎么样活着?
为他烧纸的七七四十九天,我周密地策划了七七四十九天,从逃亡的工具,到逃亡的路线,这一路逃亡的吃喝拉撒,一一地计划。我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把高德地图查出的逃亡线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看,专找那些人烟稀少的偏远小镇,荒废的小村庄。为他烧完最后一张纸钱,擦掉手上冥币的细碎闪亮的金箔,我出发了。
他留下的越野车,起了一个名字叫壮妞。我开着他的壮妞逃亡。
时间真的像流水,不知不觉,我已经逃亡了三年,风餐露宿,永无归期,甚至,我很想自己死在路途上,这是我的女儿可以接受的不测和意外。我在高速路上撞过护栏;在青藏高原缺氧昏迷过;抛锚在戈壁滩上,数天日晒,断粮断水;在路上撞死过鸡,被人抓住头发殴打过;夜宿在荒郊野地,被无边的黑暗和孤独窒息过。记得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烫过的头发还是金色的小卷花,现在,它们差不多全白了,像一捆衰败的乱草,我的面容,更是摧残得像一片砂纸,混沌无光的眼睛,再也流不出眼泪。开车,永远向前,死神在前面,但需要如约而至,他没有约我。
这一天,我不知道傍晚会下这么大的雪,行车至山间时,雪花糊得车窗已看不见。逃亡的路上司空见惯,都不能阻拦我。我的壮妞,它的发动机还是那么强劲,唯一大修的一次,还是在两年前,我迎面撞上高速公路的护栏。经历过多次危险,甚至是凶险,但和他失去的生命相比,都不值一提。我坐在车里,等大雪停下,可是纷扬的雪越下越大,连面前的路都看不见了。
积雪太深,我下车试过,往来也没有车。看样子,外面已经封了路。我打开高德地图,两个字映入眼帘,远安。
我想起了一个人——海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她出嫁的地方就叫远安,只不过三十年过去,我们早已失联。
没有地方可去,躲避这场风雪的唯一办法,是去寻找海莉。
我和海莉是发小,如今叫闺密。海莉天生兔唇,做过两次手术,但说话还是嗡嗡的闷声,听不清楚。手术掉课后,小学吴老师先免了她考试,又免了她的作业,后来干脆把她划进了智力障碍行列。她也认为自己打过两次全身麻药,傻了,就在教室呆坐。后来,她学会了用钩针钩围巾。钩针是她爸爸到外地买回来的,还买回几只洁白的口罩。从此,她上课戴着口罩,望着黑板一动不动,下课也戴着口罩,低头钩东西。总有同学嘴欠,故意问她为什么要戴口罩,她明知嘴欠该骂,还是耐心解释:我有鼻炎,吸不得灰。
口罩掩盖了她的尴尬,也让她变得孤独。有时候同学们扒拉她的毛线作品,看。我们什么都不懂,但会嘲笑她钩出的大洞小洞,她也会笑,笑从鼻孔露出来,回声包裹在口罩里:你们拿去打鱼呀!
她的巧手最终打败了她的口罩。她钩出了一片片的东西,再用线缝上,居然是一件衣服,穿上身还有腰翘。那时候,她就快初中毕业了,校长对她说:你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完全可以把口罩摘下来,人的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你做到了。
没有哪个怀春的少女,会信这个鬼话,不管心灵美多么重要,我们都想要外表美,巴不得哪里有颗美容药,吃一颗就变成香港小姐。这时候,戴口罩的她,已经从小女孩变成了大姑娘,我们都忘记了她的长相,但她不听劝,不仅口罩没有摘下来,还做了有效的进化,在面上绣了五角星、苹果,或者草,打算戴一辈子了。
顶替退职的母亲招工去了镇小学后,海莉在门房收发报纸、传电话。她认不得多少字,但也没什么困难。只是传电话让她很不好受。一个说不清,一个听不清,没过多久,她就像在教室听讲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门房,口罩更加没有摘下来的理由了。
不过,老天爷大发慈悲,给她的口罩加持了一双奇异发光的眼睛,一天天地,越来越闪亮。这扇心灵的窗户,一度让学校门房热闹非凡,走过路过的男青年,都要睒睒里面那个戴口罩的姑娘。她端着身子,根本不看外面的人一眼。慢慢就有人送她一个外号,叫口罩美人。这真是比杀了她还让人悲愤,因为另一个意思是,丑到不能见人。她无力摆脱人家对她口罩的歧视,又终日低头钩东西,沙发垫、床套,甚至门帘、窗帘,都是整齐划一的底色和花朵,成套的,她喜欢。
我们都满十九岁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气温高达四十度,她戴着一只淡粉色的口罩,据说是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穿着浅黄色的连衣裙,美美的,来找我。我们坐在吊扇下吹风,她告诉我,有三个男青年等她回话,要我参谋一下。
我惊呼:你给他们看了?
看,就是看她的嘴巴。
她说:没有。
口罩没有摘,相当于没见到全乎人,但后生们已下定了决心。真是小看了海莉。我诧异地望着她,她说:有两个只要心灵美,还有一个,只要一双眼睛就够了。
我问:那你选哪个?
她说:什么心灵美,就是嫌弃我,见他的鬼。
我想了想:如果是我,我选心灵美,以后就不用戴口罩了,反正我心灵美了。选那个要眼睛的,那得戴一辈子口罩,你真要一辈子戴口罩呀?
她说:人家那叫办法。
这个“人家”,就是后来成了海莉丈夫的董校长。说着,她从随身的小包包里拿出一封信,打开给我看——我是你的镜子,只要看着我,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字迹俊美洒脱,可以想象,董校长是个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多情浪漫的人,他不需要七十二变,只要变成一面镜子,小小的戏法生擒了海莉。仔细想想,这不就是镜中花、水中月吗?
我说:这才叫见他的鬼吧!
她说:这是他的办法。
口罩挡住她脸上飞出的红霞,但眼睛掩不住幸福的光芒,显然,她看上董校长这面镜子了。
她说:你帮我回一封信给他。
就算海莉让我读了他的信,又让我帮她写回信,把隐私毫无隐瞒地端给了我,但热得口罩都打湿了,她也没在我面前摘下来。我知道,比她的隐私更宝贵的,是她口罩里的秘密,但我假装不知,我是闺密我要装。
我说:你戴着口罩怎么和镜子亲嘴呀?
她说:人家要眼睛。两个眼睛和一个嘴巴比,眼睛不还多一个嘛!
账算得这么精,真不能小看了海莉。她说:你就写,好。
她再说不出第二个字,就看着我笑,柔情蜜意的眼睛真切动人。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真容还是在十年前,我们还是九岁的孩童,若此时她摘下口罩,我还不一定认得她。
我说:“好”字你会写。
她说:你字写得好。
好吧!我用十九岁少女的心,给具体而又陌生的别人的男朋友董校长,写了人生第一封情书,文采飞扬,火辣滚烫,反正又不是我的谁,形容词蜂拥而上,信纸上的每个格子都蹿出火苗,誓把董校长的手烫出亮晶晶的水疱。这不是情书,而是一把锤子,我使下蛮力,一锤下去,就把他们俩锤成夫妻。落下海莉的名字,我大笑说:你们儿子的名字我都取好了,名叫董大事。
管他生个什么。
海莉扑闪着漂亮的眼睛,双手突然捂住了口罩。我想,她是想捂住惊讶的表情,那是初恋的娇羞,如果不是口罩遮挡,怀春的少女该有多么漂亮,她说,名字起得真好,就用这个。
雪依然下,我不能在原地等。记得海莉说过,是一个和柿子有关的地名。用地图搜索,跳出一个红柿村。果真有,离我并不很远。
雪深路滑,高德地图为我导航。村委会有灯光。我打听名叫海莉的外地媳妇,驻村第一书记把我带到村公示牌,指着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不是她?
戴着口罩的脸映入眼帘,那双眼睛还残留着初始的光芒,我大吃一惊,问书记:她,一直戴着口罩吗?这么多年!
书记说:这是特殊时期的照片,她在村里担任防疫员,是公益岗位。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确实,她戴着蓝色的医用口罩,我们都戴过,至今我的行李箱里,还有一整包没有开封。
书记送我出门,给我指路,他说海莉家对面有一道山岩,好找,好停车。
天气异常寒冷,狗都不愿出门吠叫。好在岩石突兀奇绝,并不难找。停好车,我往海莉家走去。
大地沉静,雪下出扑扑的声响,如果这是三十年前的我,一定会使用闺密重逢的规定动作,老远就激动地大喊,尖叫,撞开门,拥抱,可如今三十年过去,我这个亡命天涯的半个死人,是迫不得已到海莉家来避雪的。
推开海莉的家门,屋里灯光如豆。目光落在靠墙的红漆八仙桌上,膨体纱细线钩出来的花朵在桌面盛开。我在青藏高原见过,它们名叫八瓣格桑花。没有人。我小心翼翼地往里走。门框上,依然挂着同款的钩花帘子。成套的。没错,这就是海莉的家。
掀帘。我叫了一声海莉。没有人回应。
走进一个院子。有一口大水缸,盖着积雪。走道上吊着一只红灯笼,歪靠着墙。旧的。它抑郁了,把院子里雪压枝头的桂花树,染得如冰雕一般,好生凄凉。
我又叫了一声海莉,还是没人应答。继续往里走。又进了一重房。是两间红砖平房,门帘和窗户挂着成套的格桑花钩花帘子。我喊海莉,没人回应。抬眼看,又到了一个院子。
海莉的家,大得难以想象。我小心翼翼地摸着一面墙继续往前走。雪花踩得咯吱响,感觉走了很远,才进了另一重房。打开手机照亮,是一幢红砖青瓦房,朴实无华,淡淡的煤烟味,夹杂着柴火烧出的草香。
有人。
掀开门帘,暖意扑面。煤炉子红通通的火光映照屋里的摆设:有老式的写字台,台面上有一筒笔,一方砚,一块石头,石上的草早已干死,写字台旁,一边,叠放着两只古老的大木箱,估计这是海莉的公婆用过的家具,至少存在了一百年;另一边,是没有涂抹油漆的天然木质床,床头磨得油光锃亮,那是老男人的成色。床下有一双棉布露趾拖鞋,糊着一层牛皮样亮闪的油光,目测43码。可以确定,这里睡着海莉的丈夫董校长。
想起董校长,不禁哑然失笑。我人生的第一封情书是写给董校长的,我把他们锤成了夫妻。如果不是流浪和逃亡,我永远都不会见到董校长,永远也想不起董校长,甚至连海莉也一并遗忘了。
衣衫单薄,鞋子也单薄,冷。整个大宅里,只有这一炉火光,我不舍离开。炉子边滚着几个土豆和红苕。想必他们不在家,但也没有走远,可能几分钟前还在这里烤火。
认准这是海莉的家,像儿时那样,我坐下来,把红苕放在炉火边,烘烤,等。苕香驱走董校长房间里的潮湿和阴冷,以至于我又重新审视了董校长的房间:八瓣格桑花床罩覆盖着被褥,董校长睡在草原的春色里。这精工手制,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巧手织出满园春色的女人,肯定没有嫁错郎。
重回炉前,再等。烤完红苕烤土豆,我吃了个半饱。已近深夜,炉火就快熄灭。他们还没有回来。无处可去,我只能在这里住下。
在手机电池耗尽之前,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们家的灯,找到充电插头,找到煤炭,不然我会冻死在海莉家。
在董校长的房间里摸索一阵,没有摸到灯的开关。起身走出来,发现走道上有一个开关,打开,灯没有亮。估计是个声控节能灯。我便试着喊了一声:嗨!灯没有亮。我换了一声:海莉。灯还是没有亮,于是我喊:董校长!灯亮了。
哪怕几十年未见,我还是了解海莉的,董校长这三个字,语音含糊的海莉大概喊了千万次,口语已清晰过关。
路灯昏暗,但这足以让我自由行走在海莉的家里。偌大的山中别墅,空旷、自由,想着海莉每天一遍遍喊着董校长,顿觉十分滑稽,也十分浪漫,想必做着妻掌上明珠的董校长也无比得意吧,换作谁会不得意呢!如果我这样喊我的丈夫奇伟数万次,我们的婚姻说不定早就峰回路转,和海莉一样,走成了照亮黑暗的灯火。
真心感谢风雪,让我夜宿海莉家,犹如一支烛光,我被重新点燃。我相信大美的院子全部用上现代科技,便大声喊:董校长!董校长!董校长!我用普通话喊,又用英语喊,用土话喊,回声阵阵,是海莉家的墙壁敲出来的。我喊得粗声大气,不仅海莉听见会笑破肚皮,如果有鸡、鸭、狗子,也会笑出声来。大宅灯火通明,桂花树叶子披着冰凌,那口蹲守雪地的水缸,竟然像一尊开口大笑的佛像,通体闪亮,洁白如玉,是一尊雪佛,恍惚之间,我突然看见了天堂,世界清静,万物呈祥,鼻子一个猛酸,顿时泪盈眼眶。假如此时看见我的丈夫奇伟,那该有多好,夫妻一世,我曾经一万次地诅咒他下地狱,而此时,天堂近在咫尺,好想让他入天堂。
……
(全文请阅读《北京文学》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