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6年第3期｜邓安庆：悲伤壳（节选）
作者简介：邓安庆，作家，现居江苏苏州。主要著作有《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等。
悲伤壳（节选）
邓安庆
一
“我感觉这一次熬不过去了，我快要死了。”
我的父亲，在视频通话里这样对我说。我心头一沉。从前每次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总说：“没得事，你莫担心。”尽管明白他是在报喜不报忧，我也一直顺着这份善意，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可这一次，他却如此直接、几乎突兀地，把这句话摊在我面前——这说明，他已经连“装”都装不动了，身体给了他无法忽视的信号。屏幕那头的他，头发稀疏花白，脸颊深深凹陷，双眼黯淡无神，整个人比上次见面时又消瘦了一大圈。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是真的快要撑不住了。
前几天和母亲通话，她语气焦急地说：“你爸已经好多天没怎么吃饭了，我做什么他都吃不下。他右脚脚掌那个伤口一直好不了，我天天带他去换药，效果也不明显，现在整只脚都发臭了。”那时虽也听得心惊，知道情况不妙，却终究隔着一层电话的距离。直到这一刻，亲眼看到父亲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我眼前，我才知情况有多严重。
他接着说：“我在死的前一天会打电话给你，你赶回来看我最后一眼就行咯。”
“你莫瞎说。我爷爷能活八十多岁，你大哥跟你一样都是得糖尿病，现在也八十多岁，你现在才七十岁出头，无论如何八十多岁是要活的。”
以前我也跟他说过类似的话，他都会笑一笑，可现在他已经笑不动了，枯瘦的双手吃力地撑着身体，不断地喘着气——我知道我必须赶紧回去了。
从我所居住的城市苏州回武穴，每天只有两班高铁。打完电话后，已经是晚上了，当天肯定是赶不回了，我买好了第二天最早一班的车票。出票后，我放下手机，坐在客厅的躺椅上。夜色淹没了整个空间，我没有起身去开灯，透过阳台的玻璃窗，能看到对面楼那些亮着灯的人家，忽然一阵沉沉的哀伤袭上心头。有一段时间，网上流行说“某某自由”（比如说“榴莲自由”，就是可以不考虑昂贵价格尽情吃榴莲的自由），那父母在世，我就拥有了“亲情自由”，不是吗？只要我打电话回家，父母亲都会接我的电话，无论什么时候打过去，都能听到他们在那头叫一声“庆儿”，接着必然会问：“吃饭吧？”——哪怕我平日不在老家生活，忙于自己的事情，但心里却有十足的底气。可是万一父亲或者母亲不在了呢？我很怕想这种情况，但它一定会发生的，不是吗？我知道，与父母的告别是迟早的事情，但不要在此刻想起！我很怕打电话过去，再也没有我熟悉的声音出现，彻底的虚无让人害怕。
与父亲的“告别”预演，我其实已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是场虚惊，那时我还在读高二。一天晚上在教室自习，我突然被老师叫出去，只见另一位表情肃穆的老师等候着。他是我堂哥的同学，也在这所学校任教，受堂哥委托来告知我：“你爷去世了。”我当场愣住。“爷”在我们方言里指爸爸，一瞬间，父亲离世的消息像块巨石一般，把我砸蒙了。我来不及悲痛，满脑子都是他之前提过的事：一起在江边沙场挖沙的老李，前不久下工路上被卡车撞死了，父亲会不会也遭受了同样的车祸？回到教室，几位听到动静的同学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却浑身发木，既无泪水也无悲戚，只剩茫然无措。忽然我猛地想起，老师说的是普通话，要是指我父亲，他该说“你爸”才对，会不会是指爷爷？这时隔壁班的表弟也找了过来，他同样接到了通知——我终于弄清，去世的是爷爷。那一刻，我竟松了口气，甚至忍不住笑了出来——不是爸爸就好！不是爸爸就好！尽管这念头对爷爷实在失礼。
之所以“松了一口气”，一来是真心盼着父亲好好活着；二来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满心只想把书读下去。我见过同学因父亲猝然离世，家里无力供养而辍学打工，往后的日子过得格外艰难，我绝不想重蹈覆辙。对那时的我而言，父亲活着，我的人生就还在正常轨道上，没岔向那片看不到希望的绝境。
可现实终究还是给了我重重一击，几年后，我真真切切经历了一次与父亲的“告别”预演，这一次，是实打实的恐惧。2005年我读大二，寒假刚回家没多久，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心肌梗死发作。万幸哥哥当时在家，他反应极快，立刻拨打120，救护车呼啸着将父亲送进医院抢救。医生会诊后安排了病房，父亲却死活不肯躺那张床——他听说，前一位病人刚在这张床上吐血病亡。可医院床位紧张，终究只能委屈他将就。那晚，我陪着母亲守在病床边，看着父亲蜡白如纸的脸，呼吸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沉重，心头翻涌着难以言喻的不安：他这一次能挺过来吗？如果他走了，我会不会真的被迫辍学？刚冒出这念头，我就满心羞愧，可又无法否认一个残酷的现实：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若倒下，单靠母亲，要撑起这个家实在太难了。
也是在那一次住院检查中，医生确诊父亲得了糖尿病，那一年他才五十三岁。糖尿病算是我们家的遗传病，奶奶、大伯都受此病困扰，如今，终究还是轮到了父亲。从前，父亲和母亲靠着种地、打零工，勉强维持着整个家庭的运转。可自父亲倒下后，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2006年他又因轻微中风导致半边身体无法活动，养家的重担彻底压在了母亲的肩上。而我一直担忧的“失学”问题，也从遥远的恐惧，变成了近在眼前的危机。大三、大四两年，我的学费始终没能缴上。辅导员一次次找我谈话，催我尽快补齐学费，可每一次打电话回家，听母亲说起父亲的病况和家里的窘迫，我都清楚，家里早已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后来，父亲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可再也干不了重体力活，家里的经济状况依旧捉襟见肘。而我，因为没能交清学费，大学毕业时，学位证和毕业证都被学校扣押了下来，这也让我初入社会找工作时遇到了很多挫折。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既然前两次都是虚惊一场的“预演”，这一次会不会也一样？我忍不住心存侥幸——或许只是父亲暂时胃口差，吃不下去而已，等找到对症的法子，他能正常进食了，总能像从前那样慢慢恢复过来。从2005年到2025年，父亲与病痛周旋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住了多少次院？我早已数不清。可他不也一次次从鬼门关闯了回来吗？这一次，肯定也能挺过去。但脑海里另一个冰冷的事实却在提醒我：这两年，父亲住院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尤其是今年，已经是第六次了。这分明在说，他的身体早已如一座摇摇欲坠的老屋，机能损耗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这次多日粒米未进，或许就是身体发出的最严重警告——他的底子，已经垮得厉害了。
我必须赶紧回去，弄清楚他的身体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这场病有多大概率会危及生命。倘若情况真的糟到了极点，我又该怎么办？所有悬在心头的疑问，所有未知的恐惧与抉择，都在等我踏上归途，才能找到答案。
二
从武穴北站出来，哥哥早已在路边等候。一上车，我便急着问起父亲的情况，哥哥却只是叹了口气：“待会儿到家里，你自己看就晓得了。”我没敢再追问，车厢里瞬间陷入沉默。正值八月，暑气铺天盖地笼罩下来。沿路的村落浸在炽烈的阳光里，草木都被晒得蔫蔫的，连空气都带着灼人的温度。自从大学毕业外出工作，我竟从未在这个季节回过家——每年只有过年那几天匆匆赶回，眼前永远是冬日的萧索与冷清，久而久之，老家在我记忆里几乎只剩了寒冬的模样。这片土地，如今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而我的父母亲，不也是如此吗？成年后，一年到头唯有春节跟他们待上几天，其余时间都忙着各自的生活。他们平日里如何过日子，父亲一次次看病是怎样的周折，母亲又是如何照料的，我其实一无所知。我对他们，他们对我，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短之又短。而在我假定的生活里，父母亲一直会生活在老家，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回去看望他们。正因为有这个假定，我回来的日子并不多，时间漫漫，终究有头。而我真的要看到这样的生活走向尽头了吗？不敢细想。
等到了家门口，我没有急着下车。以前每回车子刚拐到家门口，大门不出意料地就会第一时间打开，父亲颤巍巍地出来迎接，他迈着细瘦的双腿，脸上笑盈盈地念叨：“我就说你快到了。”随后等我下了车，他会招呼我母亲：“你赶紧给庆儿下碗面吃！”我把行李放在堂屋的沙发椅上后，他就会围着我问东问西。而现在呢？门口空空。哥哥说：“他在里面躺着。”我说了声好，从车上下来，刚进堂屋就喊了一声父亲，随即从前厢房传来微弱的回应：“庆儿……回来了？”我推开房门，空调的冷气扑面而来，父亲就躺在床上，一只苍蝇在父亲包扎好的右脚上盘绕不去，一股隐隐的臭味飘了过来。他比视频里看起来更瘦了，脸色也更差，但他依旧想做出笑的表情。“庆儿。”他的声音小小。我走了过去，握住他的手，冰冰凉凉，指甲长长，想说点什么却哽住了，只能呆呆地看着他那高耸的颧骨。
“吃饭吧？”他问我。
我点头说吃了。我反问他：“你吃了没有？”
他又笑笑：“我吃不下去。”
“你要吃饭的啊！不吃么行嘞？”
“我听儿的话，我争取吃一点。”
母亲此时进来，看看他，又看看我：“你爸今天精神好一点。”
哥哥在一旁点头道：“庆儿回来了，他高兴。”
父亲真的高兴吗？我无从知晓。但当母亲将饭菜端到他面前时，他确实勉强吃了几口。在生病之前——那已是遥远得如同前尘往事了——他一餐能轻松吃完两大碗米饭，食量惊人。如今他却只是机械地、一点点地吞咽着，脸上不见半分进食的欢愉。我坐在床沿，目光在他、母亲和哥哥之间流转，忽然忆起父亲心肌梗死发作那次，我们也是这样守在他身旁。那时谁又能料到，这悬着心的日子，我们竟一过就是二十年。
由于家里实在太热，只有父亲的房间安装了空调，我晚上便去市区的哥哥家借住。次日清晨，哥哥驾车熟门熟路地带我去一家私人诊所，父亲平日都在这里换药。途中我问他为何不去医院，哥哥解释道：“那里太贵了，这里的高医生医术好，收费也合理。”踏进诊所时，母亲早已等候在此。父亲躺在病床上，高医生正俯身在他脚边，仔细拆解层层包裹的纱布。一股恶臭猝然袭来，我不由后退了一步。母亲瞥了我一眼，含笑问道：“臭到了？”我默不作声。母亲又说：“你到门口透透气吧，待会儿会更臭的。”我强自站稳，没有挪步。当纱布完全揭开，父亲那只病足彻底暴露在眼前：比正常的脚肿胀了一倍有余，肤色黑紫相间，脚跟处尤为严重，正不断渗出脓液……我不忍细看，别过脸望向门外。
“太严重了，”高医生仔细诊察后，摇头叹息，“你们得赶快送医院。这个伤口还会继续恶化的！”
母亲急切地追问：“就没有更好的药了吗？之前在您这儿治疗，效果一直不错的啊。”
高医生无奈摊手：“我真的无能为力。你家老头子这个情况很危险！”
他们交谈时，我望向父亲。他面无表情地躺着，偶尔眨动眼睛，却始终沉默。高医生又取来洁净的纱布，重新将那只病足仔细包裹起来。父亲脸上未见丝毫痛楚，可他心里是否在疼痛？我不得而知。或许二十年的病痛磨砺，早已让他习惯了这般无助的境地，只是静候着死神的降临？这个疑问，我始终不敢问出口。
我和哥哥上前搀扶他起身。他看起来如此消瘦，可当我们撑着他走向车门时，他的身体却异常沉重。几经周折，我们才小心翼翼地将他安置进车内，竭力避开那只溃烂的脚。时值早高峰，街道上挤满了匆匆赶路的人群。路旁的早餐店蒸腾着热气，商铺的广告牌鲜明夺目……崭新的一天正焕发着勃勃生机。而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到这份活力，虽然无人言语，但彼此心照不宣——此行前去，怕是凶多吉少。
三
我们的车正往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开。母亲晕车，就自己开着电动三轮车跟在后面。我坐在副驾驶座上，透过外后视镜望她——只有小小模糊的一点。我们的希望也只有小小模糊的一点。说起来，父亲的脚伤和母亲多少有些关系。去年有一天，父亲觉得脚冷，想泡泡脚。母亲端去一盆滚烫的水，叮嘱他等水凉些再泡。可等她从灶屋忙完回来，父亲已经把脚泡进去了。等他抬起脚时，浸在水里的部分早已通红。因为长期高血糖，父亲对疼痛的感知已经很弱，他根本没觉得烫。第二天，脚上就皮开肉绽，烫伤处感染了。母亲赶紧送他去高医生那儿治疗。伤口起初愈合得挺快，却总也好不彻底，反反复复拖了好几个月。没办法，又转去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清创，住院一段时间，伤口眼看着一天天缩小。我一直关注着他的情况，本以为就这么慢慢好了，谁知到了七月，天热起来，伤口竟又一次扩大，越来越严重，直到今年这样不可收拾。
到医院后，我去办理入院手续。缴完费回来，主治医师正严肃地跟哥哥和母亲谈话。“他这个情况，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太严重了。”他指着父亲包扎好的那只脚，“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没办法只清创，我这边的确无能为力。”话音落下，大家都沉默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这几个字带来的打击太过沉重。枯瘦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眼神愣愣地望着虚空中的某一点，那一刻，他的内心想必一阵绝望。
母亲不甘心地问：“哪怕是止住这个伤口，让它不再烂下去呢？”
医生摇头道：“这不是办法，它这个程度太严重了。”
难道真的只剩下截肢这一条路了吗？我看看哥哥，又看看母亲，所有人都没了主意。医生察觉了我们的无措，建议道：“你们可以去武汉的医院看看。”随即，他告诉我们两个医院的名字：梨园医院和武汉市第一医院。它们都专门诊疗糖尿病足引起的神经和血管病变。“他们如果能保住这只脚，当然更好。如果需要截肢，回我们这里就可以进行。”我们谢过医生，医院也将刚缴的住院费退给了我。这条线索，像黑暗中投来的一缕微光，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希望。或许去了大医院，还能有别的可能。不敢去想那个“万一”，只能强迫自己不去看最坏的结果，仅仅抓住这线希望，无论如何都要去试一试。
母亲骑上电动三轮车先回家为父亲收拾去武汉的行李，哥哥则开车载我们回去。半路上，我们遇见了菊芳娘，便邀她上了车。她是母亲最好的闺蜜，对父亲的情况也一清二楚。她感慨道：“你们做孩子的，尽心就好。是否能治好，看命。你们尽了心，也不会有遗憾的。”菊芳娘信命，母亲也是。每当家里遇上大事，她们总会去找算命先生算一卦。而关于父亲的命运，算命先生曾断言：“他今年熬不过九月份了。”照此说来，现在是七月，父亲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但我宁愿称之为迷信。迷信是信不得的！我再次扭头去看父亲，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愣愣地发着呆。
到家后，等母亲收拾好父亲的行李，我们就要出发去武汉了。正值中午，我去灶屋下了一大锅面条。母亲则紧张地盘点着行李，生怕遗漏了什么。毕竟这一次去武汉，前方是完全未知的结果。考虑到母亲晕车，加上长时间照料父亲积累的疲惫，我们决定这次就让她留在家里，由我和哥哥来处理所有事情。这些年来，若不是母亲坚守在家中，我和哥哥绝不可能安心在外做事。但如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母亲会崩溃的。父亲已然如此，我们不能再失去母亲。她本该安享晚年，和闺蜜们打打小牌，种种菜园，偶尔出去做点零工——那才是她向往的生活。是父亲的病，让母亲的后半生与幸福无缘。
此刻，母亲正端着一碗面条，喂坐在后车厢的父亲吃。父亲原本什么都吃不下，但为了能坚持到武汉，他强迫自己咽下几口。母亲一边喂他，一边轻声说着：“老头哎，你自家心里也要有数。如果实在治不好，俺就莫强求了。儿子也尽力了。”
母亲照顾父亲已经二十年了，其中的艰辛苦涩，我们都看在眼里。这次哥哥从高铁站接我回家时，我们在车上聊起，都感觉母亲这一年来心态有了明显的变化，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消沉。她已经看不到父亲被治愈的希望了，真正的心力交瘁。
在乡下，多少老人病重难治，最后都是从医院直接拉回家，静静等待生命终局。我猜想，这或许也是母亲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她不愿看着父亲这个“无底洞”，没完没了地将两个孩子也拖垮，再多的钱填进去也看不见底。孩子们，总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要过。
父亲没有说话。我想起之前来探望父亲的堂叔也曾说：“我要是病成这个样子，直接买‘三步倒’吃了，一了百了。”父亲当时听了非常生气。但我明白堂叔的话，这不仅是乡下许多老人面对绝境时的真实念头，也确实是一些老人最终的选择。可作为子女，我们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父亲就这样离去吗？我们做不到。
我回应母亲：“武汉医院技术设备先进，肯定没得问题。你莫担心咯。”莫担心。莫担心。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忧虑，却都这样彼此安慰着。父亲就像狂风中的一缕烛火，生命的微光几次眼看就要熄灭，却总在挣扎中，又一次次重新燃起。或许，这一次也同样能化险为夷。
车子缓缓启动，驶向国道。我再次看向后视镜，母亲还端着那碗面，怔怔地站在原地，身影在视野里越来越小。
四
驱车两个多小时，我们从武穴抵达武汉。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糖尿病足专科挂上号，我们便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赶往门诊部。医生仔细查看了父亲的病足，当即安排他住院。从门诊部到内科住院部的路并不好找，我们几次走错，来回问人才找到正确的电梯。这让我突然想到，如果来的是母亲，她一定会迷路。哥哥曾说，母亲这几年有过好几次记不得回家路的情况。她骑着电动三轮车，在陌生的街道上茫然行驶，四周没有一处熟悉的风景，只能不停地向人打听，耗费很久才能找到熟悉的那条路。她就是那样一次次载着父亲去换药，倘若真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她从未向我提起。幸好今年哥哥选择留在老家发展，时不时就能回去照应。母亲一直担心父亲病重送医时身边没人，如今总算能稍稍安心。
在住院部安顿好父亲，主治医生找我了解病情，我一一作答。医生极为和善耐心：“你父亲这个情况，我们先要做相关的检查，才能决定治疗方案。不过一般送到我们这里的，都是属于情况比较严重的病人。你们希望能保住脚，心情我很能理解。如果可以保的话，你们也要考虑一下治疗成本。”
我问：“一般需要多少钱？”他继续回：“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个现在不好说。上回有个人来这里，多次手术，加上后期护理等，算下来也需要二三十万。你父亲这个我们还需要看。而截肢的话，一开始看起来不是最优的选择方案，但综合考量，很多人也会选择截肢。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们考虑清楚。”
治疗成本。我究竟能承担多少？这个问题沉甸甸压在心里。父亲这些年来来回回住了多少次院？每年我又付出了多少？没有细算，也不敢细算。几个月前他住院，我转去一万；上上周母亲说没钱了，我又转去两千；这次回来，留下一千五；眼下在武汉住院，预付八百，往后还有一笔接一笔的开销等着支付……哥哥的处境我清楚，他事业正逢艰难，有心无力，无法与我分摊。那我又能撑到几时？
我在心里飞快盘算：现有积蓄多少，后续的版税和稿费几时到账，每月的房贷、必不可少的日常开支……收支能否平衡？在治疗方案明确之前，一切都是未知。必须承认：我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压力已持续多年，从未真正释放。只要父亲在世一天，我的责任就在一天。所以我不能倒下，否则这个家就失去了支撑。
在陪父亲看病的路上，我曾对哥哥吐露长久以来的心情：“有一种‘被剥夺感’。每当我稍有一点积蓄，或是出书拿到版税，父亲就生病住院，钱一下子就没了。那种感觉特别糟……仿佛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写作，最后一切归零。”
哥哥沉默着，我也不忍再说。他的人生何尝没有苦涩？他不曾细说，可我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随年龄增长出现的各种病痛，还有他身后的一家人……我懂他的难。何况，有哥哥在老家照应，我在外也能安心不少。对我哥哥而言，我也同样分担了他的重压。作为兄弟，能在此时各自尽力，对父母来说，想必也是莫大的安慰。
安顿父亲躺下后，我去采买住院所需物品：卫生纸、护理垫、尿壶、水杯、牙膏、牙刷、胰岛素针头……回来时，医生正在清理他脚上的伤口。绷带解开，一股腐臭味扑鼻而来，医生提醒我们戴上口罩。哥哥没戴，就站在一旁，看着医生熟练地剜除坏死的腐肉。我却不敢多看，躲到了门外。幸好父亲感觉不到疼痛——可转念一想，若他有知觉，当初就不会被开水烫伤，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不幸？
伤口处理完毕，气味也散了。医生嘱咐我们把父亲移回病床，接下来还有不少检查，可能还有多次手术。又一轮的治疗，又一轮的提心吊胆。尽管心里没底，哥哥还是宽慰父亲说：“医生说你这脚有希望，你就放宽心在这里。”不知是不是这话起了作用，晚上我买了一碗小馄饨带过来，原本担心他吃不下，谁知喂他时他毫不拒绝，很快一碗就见了底。哥哥说：“你回来还是有用的。之前他一直躺着，你一回他就坐起来了。现在你喂他，他也能吃完。”
诸事暂告一段落，哥哥对我说：“这儿有我，你没必要守着。你有工作就去忙。”父亲的治疗无疑需要一大笔钱，我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去挣。苏州有个项目，之前因我回来看父亲推迟了几天，现在得赶回去接上。项目完成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但愿能支付父亲的治疗费用。考虑到人在外地，我特意请了护工，二十四小时在身边照料，这样哥哥偶尔回武穴办事，也能放心离开。
临走前，我拉起父亲的手说：“爸，你放心养病就好了，其他事情你不用担心。有么子事情，哥哥会跟我说的。我也会随时回来的。你要是想吃饭、上厕所，随时跟护工说。钱我都给咯。”父亲眼眶一红，点头道：“我会好好的，你放心走。”忽然间，一个预感浮上心头：这会不会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握住父亲的手？他的手那样冰凉，像握着一块冰。但我强迫自己挣脱这不祥的念头——我必须赶紧去挣钱，只有这样，才能救他。离去前，我回头看了一眼，护工正喂父亲服药，他顺从地咽下。他眼里，似乎有了一点点微光。
从住院部出来，已是黄昏。抬头望去，大朵蓬松的云悬在楼宇之间，被夕阳染得发红发亮。这或许是个好兆头吧？不，我宁愿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好兆头。怀着这般微茫的祈愿，我加快脚步，匆匆踏上了行程。
……
（全文请阅读《天涯》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