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文学批评的新范式——论张炜“语言批评”理论
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与人物、叙事、主题、艺术等范畴相比,语言越来越成为一个次级概念,其基础性与核心性越来越被忽略。这种状况与中国文学创作在语言方面缺乏创新有关,也与当下的文学批评对自身使命的认识偏差有着紧密关系。有感于此,张炜的《“语言批评”的题旨和意义》一文可谓切中肯繁,准确指出了语言在当下文学批评中的失位及其产生的诸种结果。在此意义上,从“语言批评”的角度、高度和深度重新认识语言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本体性地位,无疑具有显著的紧迫性。同时,张炜对“语言批评”作为新的批评理论和实践路径的诸多方面也做出了深入阐释,初步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有针对性的、兼具理论高度和现实效度的批评理论体系。
张炜的“语言批评”理论将“语言”视为“审美”的核心,因而,重申“语言”的作用与地位,也就是向着审美本位的坚定回归。“从语言艺术的本质要求而言,一切的研究与价值判断,都不能离开‘语言,本体;‘语言,不是与‘内容,对立的一方,而是‘内容,的肌体和肌理;‘词语,是故事的最小单位,也是意义、价值观、情境和人物的构筑元素:‘语言,是审美的不二之径,也是审美的中心依据和基本材料。”可见,被文本固化下来的“语言”、研究者从文本中接受的“语言”、批评文本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语言”,均内在于“语言批评”的结构与视野。也即,“语言”,在这里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
一、“语言批评”的生成动因与理论基础
作为语言最为丰富、纯净、优雅的当代作家之一,张炜无论在创作实践中还是在其创作观念中,对作为叙事材料的、具象意义的语言与作为本质因素的、抽象意义的语言都给予了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其文学观念体系的逐渐成形过程中,语言问题始终居于核心位置。因而,从自身实践中提炼萃取而来的“语言批评”,在张炜的文学思想体系中具有较为广泛的含义和较为明确的指向。
在物质层面,语言是文学的存在方式,是其基本材料与构成方式。张炜以两个彼此相关的比喻说明这种关系:语言是文学世界“唯一的建筑材料”,也是进入这个世界“唯一的‘门’”。张炜用这两种看似相反、实则共生的逻辑过程在语言的桥梁作用下将文本内部与外部的依存关系强调到了应有的理论高度。两个比喻共同揭示的辩证关系,是张炜“语言批评”理论的前提与基础。
作为“唯一的建筑材料”的语言,在规定着人的本质的同时也规定着文学的本质。张炜在这个比喻中呈现的是“语言批评”的本体论。关于语言与语言能力对人的本质所具有的规定性,历史上已有的言说已经无法尽数。“说话能力标志着人之为人的特性。这个标志包含着人之本质的轮廓。倘若没有语言能力,倘若人不能每时每地就每个事物说话——以各种方式,并且更多的时候是无所道出地以‘它是’(esist)的方式说话——那么,人就不会成为人了。只要语言有诸如此类的作用,人就基于(beruht)语言(SPrache)之中。”作为“基于语言之中”的人,作家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自然也必须借助语言,所有的文学活动必然也发生在语言之中。以理查德.罗蒂于1967年编辑出版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集》为标志,语言学转向(Lin8uistic Turn)成为20世纪哲学史、文化史与文学史上的重要思潮:“在西方思想史上,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可称为语言的转向,主要以分析主义哲学以语言问题取代传统的哲学问题和存在主义哲学重新反思语言和存在等范畴为代表。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是指现代语言学家对语言及其相关范畴的重新阐释,以及运用语言学理论作为研究其他人文学科的参照系。语言学转向的直接后果是语言的能指功能被进一步强化,进而使得语言被强化为牢笼,而各种对语言表征功能的质疑声音也引发了语言表征危机的出现。”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理论中的巨大影响在传入中国后,反而使其成为“形式主义文论”的代名词,遮蔽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实体含义,也即作为“唯一的建筑材料”的原始意义。因此,张炜将作为物质材料的语言上升为“唯一”,使得创作与批评向语言的复归更具合法性,是对当前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重形式轻内涵、重结构轻气韵、重分析轻归纳等风气的反弹。尤其是在网络与AI的双重夹击之下,文学语言产生了巨变,“语言狂欢”“肆无忌惮的语言大消费大游戏”等语言现象层出不穷,张炜都给予了足够的警惕和反思。在张炜看来,“新批评”诸人的诸种概念,如罗兰巴特的“文本”、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的“延异”等,都充分显示出将语言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隐性逻辑,其结果只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成为自己的对手:‘审美’元素及成因中不可言表的部分,却要数理化科学化地分列和固定。而这一切必然留下无尽的疏漏。”虽然转向内部研究,却更加形式化,这也是其后“学院批评”“别车杜”等的共同选择的路径、共同存在的局限。在此意义上,对语言作为“唯一的建筑材料”的强调,也就意味着对上述理论路径的审视与反驳。
语言作为“唯一的‘门’”,则是进入文学阅读、批评与研究的必经之路,张炜用这个比喻说明广义的语言在“语言批评”中的方法论地位。一切文学批评必然建立在“解码”的基础上,而解码的“那条不二之径”、那个“不二选择”有且只有语言这道“门”,舍此别无他法,因为对于文学而言,“它没有‘门外之议’,而只有‘门内之议’,如果硬要发生,那就产生了荒诞”。张炜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语言作为批评工具在小说、诗歌、文学理论等门类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了对这些门类的新的语言观念和新的阐释方向,也对文学批评现状发出了很多警示。例如,他认为,虽然“学院批评”对“差不多主义”来说“恰是一剂对症好药”,但“在数字时代,也可能发生更为可怕的另类情形:‘学院批评’与‘工具化批评’的结合与混搭”;又如,“别车杜”强调“外部空间的绝对性和重要性”,这种倾向虽然陷于“极端化”,但在过于形式化的批评方式面前,它却“道路依然广阔”,甚至将其形容为:“象牙塔内的孩子一拨又一拨走出来,他们出门后很快陷入失落,发现自己站在了无法沟通的‘语言’的荒漠上:极目四望,看不到曾经幻想的那片沙原绿荫,也找不到心中渴念的攻瑰。”隐藏在这种诗性语言背后的,是张炜对“新批评”“学院批评”“别车杜”等流派的极端形式主义因素或者极端反形式主义因素的冷静反思,也是其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清醒认知。
在话语层面,语言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是理论的基本形态。“文学作品说到底是一种语言艺术,作家有再大的本事,最终还是离不开语言”,类似的表达在张炜早期的创作观念阐述中已经无处不在。在“语言批评”理论进行详尽阐释时,张炜更是细致探讨了各种文学文体与理论流派对语言的依赖以及偏离语言轨道后产生的舛误。例如,对于“故事”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故事’,其实就是以‘字’和‘词’的方式存在的;它们组成的‘语言’,不过是复合的‘故事’。细节和情节由此衍生出来,以至于构成无限曲折复杂的各类‘传奇’”,因此对叙事文体的阅读、接受与批评就是对其语言的“解码”,既要“具有还原场景即‘故事’的能力”,还“需要细到‘字’和‘词’”。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以“字”“词”为最小单位的“语言”,同时包含着“材料”和“方法”两层含义,并不仅仅是在重复“文本细读”,而是在特意突出语言批评应有的策略与视角。也即,语言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对语言的沉思意味着:以某种方式通达于语言之说话,从而使得这种说话作为那种允诺终有一死者的本质以居留之所的东西而发生出来。”在海德格尔这里,“终有一死者”(人)的“本质”的“居留之所”就是“语言”的“说话”。因此,“语言批评”绝不仅仅是从语言角度进行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语言的说话行为、这种行为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作用。通过各种批评实践,使得语言“说话”,这是“语言批评”的核心旨归,也是在作品与理论之间搭建的崭新桥梁。通过厘清各种理论概念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各种批评方法之间难以消除的彼此对抗、各种文本结构之间无可避免的互相交融,“语言批评”不仅仅要复归到语言之途,还要使得语言在文本内外自发敞开、自主说话,最终使得语言成为主体,从而“从自然生长的状态,进入某种唤醒和自觉的境界”。
总体上,张炜将语言视作文学的本体,是其最核心的质素与特征,因而,“语言批评”既关涉写作实践,更指向文学的整个接受过程,包括阅读和研究。全方位地将语言设置为文学活动的全部环节、文本内外的全部要素的最普遍存在形态和最深层逻辑,是其核心思想,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对语言问题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理路与海德格尔高度契合:“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处处可见语言。所以用不着奇怪,一旦人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之物,他便立即遇到语言,从而着眼于由语言所显示出来的东西的决定性方面来规定语言。人们深思熟虑,力图获得一种观念,来说明语言普遍地是什么。适合于每个事物的普遍性的东西,人们称之为本质。按流行之见,一般地把普遍有效的东西表象出来,乃是思想的基本特征。据此,对语言的思考和论述就意味着,给出一个关于语言之本质的观念,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这一观念与其他观念区别开来。”因此,张炜的“语言批评”不仅将语言作为文本内外的结构与桥梁,也将其作为所有广义批评行为的基本视角与方法,通过唤醒语言自身而使批评产生更多的必要性、有效性与超越性,使文学批评回到审美的正途。
二、“语言批评”的概念体系与实践路径
张炜的“语言批评”理论不仅强调文学写作中具象的语言实践,更在一般意义上对语言与文学关系进行重新定义,是对其文学创作观念与文学批评观念的重新阐释。因而,“语言批评”理论可以视作张炜文学大厦中最亮的那盏灯火,是其文学观念整体架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张炜在漫长的文学创作史和理论发展史中对“语言批评”的重要性进行条分缕析,同时也对如何到达语言的本真给出了具体路径,那就是由“诗螺丝”“知识”“颉顽力”等构成的“狭义的文学批评”。
“诗螺丝”在整个“语言批评”理论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是多年来张炜重申较多的核心概念。早在2012年,张炜就做过清楚界定:“诗有一个了不起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词汇的内涵给固定住,不让其消散和流失,不让其变形。它用魔法把一个个词的边缘逐一拧上螺丝,不让其滑脱。文学正是如此,比如在某个特定的语境里,在某个词序中,如果出现了‘感动,两个字,那一定是极其清晰准确的,这就与平常任何时候的‘感动,都不一样。它在那个瞬间语境里的面貌被诗的强光照彻得一清二楚,不容篡改。真正的文学写作就是从具体的词语固定开始的。它会把一个词语牢牢固定在局部和瞬间,并企图让这个瞬间变为永恒。”在这里,以及在“语言批评”的框架下,“诗螺丝”作为概念、也作为方法,来自诗歌,但又指向文学这个整体:既来自对各个文学理论流派的多维思考,也来自对中国文学批评现状的清醒认识;既是写作之法,更是批评之法。作为一种微结构(microstructure),“诗螺丝”从关注文本中那些“具体的词语固定”开始,通过分析词语被“牢牢固定在局部和瞬间”的方式,进而揭示其作为局部所具有的含义(meanin8)与意义(si8nifi cance),从而完成文本内部结构解析,同时也通往文本外部的社会语境与文化价值。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诗螺丝”具有完整的理论逻辑和有效的实践步骤:“面对‘文本,,作者的创作动因及读者反应都要排除,防止任何的外力干扰,专注于‘文本’自身,才能够从中寻找和确认固有的、真正不变的价值。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语言’的实现,也就是说,想象中有一颗颗‘诗螺丝’在固定,这需要研究者去指定和寻觅它们”。非常明显,“诗螺丝”即“语言”的局部,是“语言”得以“实现”的具体路径,“指定和寻觅”文本中的一颗颗“诗螺丝”是文学批评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方法。对于如何“指定和寻觅”,张炜也早就做出详细解说,在《疏离的神情》一书中,张炜从“抓住这种神秘性”“进入那个瞬间”“与神性接通”“疏离的神情”等角度分别做了路径设计。这些具体路径构成了“诗螺丝”概念的各个维度,共同构成一套可行的批评方法。从“诗螺丝”出发,张炜对“新批评”“学院批评”“别车杜”等流派及其方法以及“故意误读”“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等概念进行进一步辩证,并强调了“诗螺丝”这个概念的当下意义。历史总是影响着现实,所有这些历史梳理其实都指向现实。“诗螺丝”提供了一条超越历史上已有各种理论方法、打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可行路径,是张炜“语言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性意义和创新性价值值得重视。
张炜在AI时代这个特殊背景下区分了“知识”与“前知识”,也在其中表达了对“AI依赖”的忧虑。所谓“前知识”,就是那些“等待检验的、长期以‘并置’和‘悬置’状态存在的事物:它们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作为‘信息’本身,也属于‘知识’”,“进入它的序列门槛不高,甚至几乎没有门槛,于是跃跃欲试者如过江之鲫”。AI等技术手段影响着知识生产方式,更是导致了文学世界的巨大变化。对此,张炜的观察是:“‘文学’躯体的肢解方式已千变万化,激光无疼疗法和微创手术正在普及。一台重要手术的大阵仗很少发生,像20世纪那样动辄惊动世人的场景基本绝迹。这属于时代的进步还是其他,一切还不得而知。”无疑,在技术与“前知识”的双重夹击之下,关于文学的种种“知识”也陷入了某种混乱,对文学文本的“肢解方式”也陷入了小型化、表层化与轻量化,文学批评变得更加不及物。旧有的知识体系或许已经固化、部分失效,但“前知识”却更不可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前知识’正在不断地贬值,这与它的加速繁殖速度成正比。更多的‘悬置’和‘并置’,正在迅速地消解其存在的意义。”与技术手段不断加深的交融,使得“前知识”的门槛不断降低,也使其汇入社会大众的速度不断加快。面对渗透率越来越高的“前知识”,虽然深知与其相对的“知识”也在迅速降解,张炜仍然给出了“我们可以不那么急切地加入‘前知识,”的呼吁。这种声音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立场,也是对文学批评应有立场的倡立,那就是,不能将批评过程“全部让渡给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而是要始终保持“新鲜活泼的感受”。张炜以“前知识”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依据的无效性及其对“知识”的消解作用为入口,以对“知识”与“前知识”各自的辩证分析为方法,以保持文学批评的鲜活感受为答案,在一定程度上为“语言批评”树立了方法论围栏。
“颉顽力”也是一个极具个人语言特色的形象说法,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判断语言好坏的标准;作者对语言个性的追求及其与读者经验的兼容性;文学批评者的个人经验与语言的超验性想象之间的兼容性。在此意义上,“颉顽力”是“诗螺丝”“知识”两个概念的深化与转化,是以“诗螺丝”为着力点、以恰当的“知识”和鲜活的感受为依据的文学批评实践所应有的判断标准。张炜在自己的创作观念与批评观念中都十分重视语言的诗性,在狭义的诗歌中,上述问题也表现得最明显,因而,张炜也以诗歌为起点进行思考。他从各种诗体的演进历程中抽离出诗歌语言的过度个性化与诗歌的可兼容性之间的矛盾,并进而指出:“‘诗’过度强化‘个人性’‘本质’‘词语’,依赖‘灵性瞬间,,最终的结局将是可悲的。”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张炜提出了文学语言的“颉顽力”,认为好的语言在“表述”与“想象”的边界上应该既能“飞出”,又能“回返”,就像“鸟儿上下翻飞时产生的向上和向下两种力,它们互相抗斥。鸟儿只有在这种抗斥中才能飞行。‘诗’是一种飞行,‘好的语言,是一种飞行”。在“表述”与“想象”之间的边界上灵动穿梭又能保持平衡的“颉顽力”,为解决语言在表达个性与寻求沟通两种功能的融合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文本中“诗螺丝”的认定与分析提供了方法。从漫长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中生成的文学语言,其封闭与僵化需要被打破,但对语言桎梏的破除又不能是完全随意的,仍然需要以保持语言的活性为标准、以便于沟通为目标,相互抗斥的两种力需要共同推动语言的创新与进步,而不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不能将作为整体的语言本身撕裂成碎片。这种辩证思维使得“颉顽力”成为张炜“语言批评”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富有实践意义和个性色彩的生动概念。
如果将“语言批评”视作一个正三棱锥形状的理论体系,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三个侧立面,而“狭义的文学批评”则是那个底面。三个概念共融共生、各有分工,但共同指向和通往“狭义的文学批评”这个目标和理想。需要说明的是,张炜在这里使用的“广义的文学批评”是指当前文学批评场域中数量庞大、方法老旧、基于“前知识”的批评活动,也即超出了以审美为核心、以语言为半径这个范围的、“非审美的打量”。相反,“狭义的文学批评”约等于“语言批评”,这种批评方式“面向‘语言,,理解和感受‘好的语言’,全力以赴”。总之,“狭义”这个词主要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作为审美活动所应有的纯粹性。换言之,这里的“广义”与“狭义”都是比喻性的特殊用法:前者指向流水线式的学术生产,主要包括流行的“学院批评”“社会化批评”,它们“将导致更大面积的粗鄙化”;后者指向具有充分主观感受和审美意识的自主批评行为,“是自始至终的、全程的‘审美’活动”。或许两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然而对两者进行区分乃至评判是极其必要的。甚至,即使张炜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确定了切入文本的具体视角(“诗螺丝”)、所应具有的理论背景(符合时代需要的“知识”体系与鲜活的感受)和判断文本语言好坏的标准(“颉顽力”),但他也充分意识到流行的“广义的文学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会以巨大的体量长期存在”,而“狭义的文学批评”因其自身门槛的原因,“受难度所限,所以依旧会非常稀缺”。正因如此,张炜所倡导的“狭义的文学批评”/“语言批评”虽然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却是今后的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语言批评”的理论价值与范式意义
“当下的生活,并不是由‘当下’独立生成的。它的每一笔其实都有来处。生活是一个整体,很难拆分。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忘记了这种延续关系,就是一种无知。”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张炜的“语言批评”理论同时植根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从历史中寻找对现实进行思考的依据与标准,从现实中发现历史上那些可以改造和利用的传统。贯穿其中的是对语言与批评关系在方法论高度上的重构。“就构成而言,范式由基本理论、支持基本理论的一套概念范畴及操作层面的研究方法构成,是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如果以此标准进行判断,“语言批评”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其观念结构与实践路径都是围绕审美本位展开的,因而,也是一种新的、完整的理论建构范式。
首先,“语言批评”连通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强化了审美的核心地位。张炜直言:“即便把天说下来,文学理论批评也还是需要建立在‘审美’的基础上,从语言这扇门进入,直面文本。”理想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审美过程本来是紫绕在文本内外的,是一种多维多向的复杂运动。但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各个流派的主张及其操作实践中,审美呈现出了一种看似无处不在、实则并未真正得到重视的状态。张炜对这种状态进行了描述:“常见的情势是,面对具体文本,一些批评文字深奥难测佶屈聲牙,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表面上纠缠‘语言’,实质上与批评对象毫无审美交集,大致是似曾相识的套话。”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应该始终共处于同一个审美场域,所有的阅读、思考、分析、归纳,都应该坚持审美维度,本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历史上的各个理论流派为了彰显自己的合理性而往往偏执于问题的一端而故意忽视与遮蔽对自己不利的另一端,作为文本内外最核心要素的“语言”就只能变成一个随处可见却空洞无物的文化符码。基于此,“语言批评”将语言这座桥梁架设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使得审美可以跨越文本内外之间、创作与批评之间、创作过程中的个体经验表达与接受过程中的社会性因素之间三种界限,形成立体综合的研究路径,从而使得审美意识可以氤氯到文学批评的全过程。一方面,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方法为当前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文本细读”“语言本体”两份重要遗产,辅之以外部研究的社会语法,就能形成以语言贯通文本内外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在破除掉被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奉为圭臬的“文本自足”之后,回到社会语境与话语分析的文学批评又需要以文本解析为基础,唯有通过语言这座桥梁才能解决两者的割裂。作为审美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最理想、最合理、最便捷的桥梁就是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融合之后的“语言”。因此,面对文学批评所处的复杂而又低效的当前状态,“语言批评”从回归审美本位这个目标出发,经由语言之门及其所包含的“诗螺丝”等各个环节,最终又回到了审美意识本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闭环。
其次,“语言批评”从文学理论的历史士壤中生长出来,又紧密关涉文学批评的当下现状,以语言本位作为文学研究审美意识的观念载体和实践路径。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射所形成的理论视域中,张炜全面解析了“语言”作为对象和方法的双重作用及其在“前知识”泛滥时代的尴尬处境。在文学批评的内部,面向“语言”的审美依然重要、依然是文学批评的中心,但“置身AI时代,回头再看‘文本细读’和‘语言本体’,它作为这个体系的基本主张,已经发生了价值上的重心偏移:更加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朴素性和基础性,却进一步降低了自身的纯理论价值。也就是说,它的批评思维重点和指向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但用来实际操作的逻辑框架却难以支撑”。张炜一再强调,在其“作为方法论的朴素性和基础性”的前提下,应该努力保留“文学批评与研究中超越‘科学’与‘方法’的‘非知识’部分,如直面文本的鲜活感受力,越来越显示出无法替代的根源性和基础性,更无法复制,所以一定会得到充分的倚重和开掘、释放和发育”。对“非知识”的“倚重和开掘、释放和发育”毫无疑问是要通过语言这一媒介的,缺失了对语言的感受与分析,文学批评根本就是无源之水;聚焦了语言的批评,也就找到了文学审美活动的核心载体。在文学批评的外部,由于“前知识”的破坏作用和对形式分析的过度依赖,许多文学批评活动变成了理论话语的自我狂欢,“在价值判断上是无效的”,“重入了极端的荒谬”,最终,“失去了最基本的专业操守和功能反应,一切荡然无存”。AI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带来新机遇,同时也制造了许多假象和困境。在此背景下,“恪守‘语言批评’的方法和原则,或能对具体文本做出更有效的判断”。对这种“判断”的有效与否进行评判的标准,就是其对文学批评复归审美本位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究竞有多大,或者说,能够多大程度上推动文学批评恢复其专业性、纯粹性、及物性与有效性。
最后,“语言批评”既具有完整立体的理论结构,也形成了可操作的、有效的实践路径,是张炜多年来形成的丰富创作经验及严密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这将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唤醒‘语言自觉,的行动”,张炜使用的“行动”一词已经充分说明:“语言批评”不是停留在学术话语内部的概念增殖和自我生长,它始终要恢复的是“语言自觉”,要达成的是审美在文学研究中的本位状态。因而,其中的问题意识是极其强烈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行动的本质是完成。完成就是:把一种东西展开出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来,把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带出来,Producere(完成)。”语言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在文学批评中既来自创作过程、文本结构,也来自接受过程、批评实践,更是受到复杂多变的外在社会因素的反复影响。如果说真理就是去蔽,把语言的“本质”及其“丰富内容”“带出来”,“完成”的过程也就是指“指定和寻觅”“诗螺丝”,体验和分析“颉顽力”的过程,同样需要去伪存真和留存那些最接近审美而非功利的感性经验。张炜为“狭义的文学批评”设定的路径都是以审美为根本的,这与其半个世纪的创作理念相符,也与他一直阐述的理论主张相符。经由语言之门,张炜走出了历史上各种流派与方法缠绕而成的理论森林,走向一片具有清晰路径和明确目标的文学旷野,在那里,纯粹的、聚焦审美的“语言批评”将自由生长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新的森林。“我们谈论语言,但这种谈论始终似乎只是关于(über)语言的;而实际上,我们已经从(aus)语言而来,在语言中让语言之本质向我们道说。”语言,通过文学批评向读者和研究者(某种程度上,也向作者)敞开,最终达到“语言自觉”的状态,这是“语言批评”刻画出来的未来场景。“从语言而来”,终至“在语言中”;从“只是关于语言”到“语言之本质向我们道说”,经过这样的道路之后,语言的本体地位得以回归,文学批评的审美属性也得以牢固确立。“文学有自身的特殊标准,也就是说,首先应该是文学的,然后才是更好的文学。但是伟大的文学不能光凭文学标准去判断,也许还要超越文学。但这种超越一定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之上。更高的抵达往往是不自觉的,太清晰的功利目标只会适得其反。”从“自身的特殊标准”到“超越文学”的标准,其核心都是审美,也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因此,从向语言敞开到语言的自觉敞开,是“语言批评”希求的理想模式。
总之,“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对象为‘语言’,它的使用和身份认定应再度明确”,张炜“语言批评”理论力求突破理论迷雾和形式障碍,使得文学批评紧贴以语言形态构成的作品本身,从而实现从芜杂不聚焦的状态向审美本位的回归。在此意义上,“语言批评”理论及其每次实践,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语言和行动:“我们突破的禁锢,寻觅的‘真意’,只能依靠‘边界’内外的挣脱/回返:它是另一种‘语言’,是‘诗’本身。”因而,“语言批评”所构画的理论蓝图并不是批评话语的想象和空转,它来自现实,也终将撼动现实。
结语
在一般意义上,“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类型,语言批评将语言置于文学活动的中心,高度关注语言对于文学的规定性,把语言研究作为理解与阐释文学的前提和基础”。对语言的关注,天然地存在于文学批评之中,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的诸种流派自不必说,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与强调也不在少数。新时期以来,最早重新提出文学批评中的语言问题是在1989年。三十余年以来,此类讨论多局限于狭义的语言,也即文学文本中由词语组成的符号体系或者批评文本中所使用的学术语言,所依据的理论模式也多从各种语言学流派嫁接而来。“简要地讲,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并没有改变从语言维度出发来理解、阐释与评判文学的基本思路,也从未抛弃对于语言问题的深入探讨,改变的只是探讨这一话题的具体途径与致思方式。从对于‘语言’的理解与选择来说,语言批评对于语言问题的探寻经历了一个由关注语音、词义、句子到侧重句群(utterance)的拓展过程。”从这种历史梳理得出的结论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语言批评基本停留在狭义的语言层面,鲜少将语言视作连通创作、阅读与研究的横向因素,更较少关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如此意义上的传统批评模式与“语言批评”(1an8ua8e criticism或者criticism of 1an8ua8e)有着重要差别,更应该称为“语言学批评”(1in8uistic criticism)。这种“语言学批评”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以本体论语言观为理论基础”“以文学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为研究对象”“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批评武器”。其中的后两个特征恰恰说明这种模式到了需要革新与演替的时刻。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状况的深刻变化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嬗变,这种学院化的、形式主义的批评已经逐渐失去了与文学创作、文本结构、审美接受的关联度,其有效性逐渐变得可疑。
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封闭的文化空间,其与外部社会环境始终保持着双向的渗透与互动关系。因而,社会文化语境中极端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观念对文学审美的各个环节的溶解作用难以避免,各种数字化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对文学批评的审美本质的侵蚀效应将会越来越显著。“不言而喻,即便是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如果偏离和绕开了‘语言’,也不属于‘狭义的文学批评’。可见,有审美深度的、非印象化的批评实在是太少了。这种实际操作中的结构失衡,后果当然不限于文学,因为对‘语言’品质的无视和疏忽,将导致更大面积的粗鄙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炜对“语言批评”的建构与倡导就显得格外必要。尽力摒除工具性、功利性而回归审美本质,是“语言批评”对“语言学批评”的超克之处,也是对数字时代文学批评何为这一问题的清晰回答。AI等数字技术应该服务于人类在文学活动各个环节中的审美需求,而不能取代语言、成为主体甚至把文学批评变成手段、工具或者客体,因而对语言问题的强调不仅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更关系着在数字时代的文学乃至一切审美活动中人类的主体地位这一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简言之,从语言复归审美,是保持文学批评在AI面前、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主体性的“不二之径”。
张炜将“语言批评”理论的核心立场概括为:“作为‘审美本体,的‘语言’,是运动和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过程,不能依赖和重复使用某种科学技法,对其进行意义和价值的印证和固定:审美是‘理解’与‘感受’是同步交互的,而‘感受,更为重要。”其中对“理解”与“感受”辩证的强调,同时指向文学批评现场中大量存在的“无感受的理解”(极端形式主义的)和“无理解的感受”(极端功利主义的)两种批评现象。两种现象、两个极端,看上去方向相反、毫不相干,但其本质都是审美的缺席。真正的审美必然是从理解开始、以感受为路径、再达到更深的理解,理解与感受不断往复加深。在这种螺旋式深化的过程中,最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一定是语言及其建筑起来的整个文本世界。“语言批评”提供了“诗螺丝”的有效方法,可以实时标记这个文学审美螺旋的各个环节,可以覆盖从文学文本到批评文本的各个流程,也可以对当前的文学批评整体状况形成有力的警醒。它涵盖了整套的基本理论、概念范畴和实践方法,拥有了完整的理论结构和操作指南,沿着这个方向,新的批评形态将会呈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张炜的理论思路中,“语言批评”与“审美本位”互为表里,它们共同形成的观念形态兼具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可以对当前批评现场中某些混乱现象形成介入性力量。因此,“语言批评”既是严谨的学术探索,也是具有充分社会意识和现实意义的一次“行动”。张炜从“整个人类与语言的关系”高度,强调创作与批评中的语言状况:“因为人类不可能剥离语言而存在,语言是人类的生命,它是人类区别于自然万物的一个根本标识,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依据。语言毁坏至此,人类也就毁坏至此。”其“语言批评”理论正是产生于这种判断,也是其为改善此种现状做出的切实努力。数字时代还将十分漫长,张炜“语言批评”所倡导的从语言向审美的复归,也将是未来的文学批评保持自身主体性不被各种技术手段淹没的一场漫长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