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2023年第4期｜陈修远：失踪（节选）
陈修远，1980年生，北京人。前媒体人。曾任《男人装》《滚石》等杂志主编。2022年起辞去工作，开始写作。本篇是处女作。
一
在结局到来之前，我是一个想入非非的警察。
想入非非和警察，这两个词都可能引起误解。让我先来解释解释“警察”。实际上，我只是个民警，虽然在警校学过刑侦，但一毕业就被分到警务站。除了一个老民警和我之外，剩下的都是辅警。这些憨厚的大哥非常乐意分担我们的工作——不明就里的街坊大妈搞不清辅警和编制内民警的区别，这能让他们获得虚荣心的小小满足。
那是我从警生涯的黄金时代：作息非常规律，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三餐正常，面色红润，撩起衣服还能看到令人欣喜的腹肌。我有大把时间泡在宿舍里，看遍所有能找到的推理小说，还有各种记不清作者名字的好书。那时候我还是个有志青年，坚信自己能在三十岁以前干出点名堂，而看书是一个蓄力过程，是华彩乐章的前奏部分。
从名义上讲，除了警务站的工作之外，我还兼任社区民警。我名义上的辖区只有十几个商铺，隔三岔五，我要进行名义上的巡逻。这些商铺里唯一令我感兴趣的，是柿子巷9号的“老瞎猫”酒吧。只有到这儿，我会从巡逻车上下来转转。其他地方，就由辅警大哥们代劳。
“老瞎猫”酒吧并不叫“老瞎猫”，它有个挺体面的英文名字：“Old Blind Cat”。我估摸这跟村上春树有关，因为他在东京打工的第一家爵士吧就叫这个名字。不过当时我没有机会证实。虽然老警察们常在这里买醉，但我这样的新人却没资格。我们的顶头上司、柿子巷派出所所长有句名言：拧螺丝得松一扣，要不肯定秃噜帽儿。我猜在他心里，老警察值得松一扣，而我这种新螺丝，离秃噜还差好大一截儿呐。
不管怎么说，虽未谋面，但在我的想象中，酒吧老板是个怀才不遇的文艺中年。作为村上春树的忠实粉丝，他也曾尝试写作，也曾对诺贝尔奖心生觊觎。散文、小说、诗歌、剧本，他试了一个遍，退稿信如雪花般飞来……不，更大的可能是连退稿信都没有……不，最大的可能是他连写都没写出来，任由无数灵感在脑内循环。于是，他只能倾尽积蓄开了这一间酒吧，落寞地坐在吧台里，看着觥筹交错人来人往，舔舐自己的梦想——在我的想象里，他就是这副样子。
在想象之外，在现实里，“老瞎猫”酒吧门口是当地混混的聚集地。每天夜里，柿子巷从东头的1号到西头的196号，400瓦的路灯把石头缝都照得雪亮。只有9号的“老瞎猫”周围，灯泡都被砸碎，一片昏暗。混混们在昏暗中凑近，聚成一堆，或站成一排。要么做些无伤大雅的勾当，一点见不得光的小生意；要么什么都不干，只是站在那儿聊聊天。我们的巡逻车从光亮驶入黑暗的时候，他们之间微微拉近距离，缩得更紧，像一只猫弓起背脊。我从不去干涉他们。就像我们所长说的：有时候你得松一扣。此外，我自觉前程远大，些许小事不值得浪费时间。那时候我年轻，还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浪费时间。
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一年之后，好日子结束。分局宣布专案组人手紧缺，我那些散落在各个警务站和社区的师兄师弟被纷纷召回。而我被抽调到派出所，兼任候补户籍警。很快，又被调入办案组，候补和兼任都去掉，负责治安案件。所谓的治安案件，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小偷小摸、邻里龃龉、街头纠纷。哪怕是张大爷闺女的猫丢了，只要她乐意，你就得坐下来认认真真给她做笔录、签字、摁手印，然后看着她在桌角蹭掉手指上的印泥，充满期待地望向你，说：那，我们家咪咪啥时候回来？
我每天要面对几十件这样的破事，做几十份这样的笔录。“干一休一”变成一句空话，“干十休一”才是常态。最痛苦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带来某种益处，我也认了，但那些案卷毫无价值。我就像是个垃圾分拣员，终日劳作，而那珠穆朗玛峰一般的垃圾山未减分毫。
上头担心我经验不足——其实纯属多虑——就派来一个师傅“传帮带”。师傅外号“大头”，并没比我早来几个月，但烂泥塘一样的案卷堆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头回见面，他是这样一副尊容：一米八几的个子，大脑壳，细脖子，头发又脏又乱。面色苍白，肿眼袋，黑眼圈。皱巴巴的衬衣外罩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夹克。哈欠打得像断粮三天的瘾君子，其实是刚熬完通宵的交班警察。藏蓝色西裤可以昭示他的身份——那是我们执勤常服的下半部分，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可以搭配一切上衣而不违和。通常，它的右侧屁兜里还装着一盒印泥，因为要大量做笔录，所以我们都随身携带，以免临时寻找太过麻烦。
大头最初要求我每次说话先称师傅，但我只愿意简称他为“头儿”，他也欣然接受这个略带讽刺的昵称。没几天，我俩就成为莫逆之交——在这样一个无趣且日日重复无趣的旮旯里你没什么选择，只能跟自己的同伴找找乐子。很快，基于他的特征和我的姓氏，所里同仁称我俩为“猴头儿”组合。
大头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喜欢办卖淫嫖娼的案子，却痛恨人口走失案。但我却很偏爱，所以，他把这类案子都甩给我。
问题在于，走失只是事情的开端，大多不以绑架、自杀或彻底失踪终结。以我们所为例，每天至少发生一起人口走失报案。但当你正在奋力写笔录：男，四十七岁，身高一米七二，体胖，本地口音，左眼耷拉右眉上挑，脖子上有碗口大的胎记，三月六日下午四时跟老婆口角后出走，至今未归，离家时身穿……门外突然传来粗犷的男性嗓音，你对面泪水涟涟的报案家属一跃而起，高呼“死鬼”，夺门而出，紧跟着就是一阵肉体拍打之声——那个耷拉眼儿胖子自己跑回来了。
在我六年的从警生涯里，这样的情节无数次发生。只有一次是例外，失踪者的尸体出现在柿子巷以北的小河沟里。是谋杀还是自杀，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负责走个过场，然后把它移交给分局刑侦组。
但走失案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些乐趣——想入非非的乐趣。
二
现在我可以来解释一下“想入非非”。童年时，我住在一栋筒子楼里，筒子楼有一部小电梯，电梯上常年端坐一位中年男子，邻居们尊称他为“电梯司机”。这位司机的全部驾驶工具只有一根白色小棍，他用它为进进出出的居民按楼层。居委会大妈禁止他听收音机或看书，因为那会“影响工作”。所以，每天他只能在这个两米见方的铁盒子里沿电梯竖井做垂直升降运动，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干。想想这样的生活，我简直要发疯。但从我住进筒子楼到搬出的十年间，电梯司机一直精神正常。后来我们混熟了，他告诉我，保持正常的秘诀，是想象邻居的男女关系，以及猜测姑娘们的罩杯大小和内裤颜色。虽然肉身被禁锢在铁盒子里，但他的思想已经飘进1103李老师的闺房、602王书记的浴室，又或是钻回电梯，钻进了身旁某位漂亮姑娘的裙底……
在警务站博览群书时，我还翻过一本忘了谁写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专门研究蜜蜂的专家，他得罪了某个家伙，对方雇杀手来干掉他。这位杀手颇具艺术气质，热爱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杀人。他花了大量时间监视专家每天的生活，然后发去两张图片，分别记录了蜜蜂一生的飞行轨迹和专家每天的行动轨迹——二者几乎完全相同。专家看到自己的人生和一只蜜蜂没啥分别，万念俱灰，当场自杀了。
我想，一只蜜蜂的行动轨迹再简单，也比不过我的电梯大哥——那几乎就是一根直线啊。然而，专家自杀了，电梯大哥却活了下来。并非后者没有为人的尊严，只怪前者缺乏想入非非的能力。虽然身在铁盒之中，电梯大哥也还能把日子过下去，而世界上很多人拥有自由，却活得像在铁盒里。
作为电梯大哥的信徒，我青出于蓝。
调到所里将近一年，笔录、案卷、夜班、所长、大头……日复一日无趣的重复，已经像磨盘一样把我早先的理想碾成粉末。我认清并接受了自己的处境。那些在所里执勤的夜晚，我开始喜欢上翻阅人口走失案卷，揣摩那些走失者，想象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过着什么样的人生：那个耷拉眼胖子用吵架换取了难得的宿醉狂欢，然后不得不捂着要裂开的脑瓜子，迎着可怕的朝阳，回去忍受他的生活；那个女人很漂亮，穿着时髦，但掩饰不住皱纹、憔悴和孤单，她在午夜听着“凄清长夜谁来，拭泪满腮”；那个老人歪倒在家门外，只能把虚度的人生和破碎的梦想掺进最后一杯酒喝下去；那个女孩想给抛弃她的男人写最后一封信，但信纸被泪水湿透，每个字都洇成模糊一团……然后在某个晚上，他们走出家门，消失在夜色里。
我甚至能闻到气味：厨房里的油烟，梳妆台上残留的冰冷的香水，衣橱和被子里衰老的呼吸，还有光线、色彩、声音。那些案卷、照片，就像一片湖水。我走过去，伸出脚，踩进去，“啵”的一声，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如此，就好像拥有了其他人生的一部分，虽然只有短短一截。
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大头通常坐在值班室里，和铁栅外的报案人大眼瞪小眼。他恨不得那俩喝多了互殴的家伙能挥刀互砍双双身亡，这样就可以甩给分局处理；又或是像两个好样儿的酒鬼，化敌为友亲亲热热勾肩搭背滚出门去。但这两种情况通常都不会发生，所以他只能继续大眼瞪小眼。
在我看来，大头不具备想入非非的能力，但也不像蜜蜂专家那样刚烈。他像个气球，随着厌倦和压力一步步膨胀，然后到了特定的某一天爆发出来。这爆发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噗噜噜噜噜”，气体排放出去，他又回到原先的体积，等待下一轮膨胀和释放。在我俩刚认识的时候，这个过程差不多每个季度来一次，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缩短。几年之后，它缩短为差不多每月一次，然后就稳定下来，精确度与大姨妈差相仿佛。
大头这么对待的基本是犯人——这么说可能太郑重了，其实只是些犯了小错被训诫、罚款或面临行政拘留的倒霉蛋。虽然没就此交流过，但在大头的逻辑里，这些家伙正是他无望人生的痛苦源泉，有义务承受怒火。至于他的发泄方式，正如我前边提到的，并不爆裂，而是像他的外貌那样，呈一种软趴趴、黏糊糊、挺膈应人的形态。
大头的代表作，是在我脱掉警服前一年发生的。那是一个初春的深夜，圆柏的花粉漫天飞舞，弄得我鼻涕眼泪横流。快交班的时候，巡逻车带回来两男一女。案由很简单，妻子偷情，被早归的丈夫撞个正着。丈夫怒火中烧，抄起一个酒瓶子——极可能是那二位用来助兴的——冲入战场。缠斗中，丈夫的鼻子被打破，但他还是很有骨气地揪住男子，报了警。
到所里的时候，这三位的外观已经相当好看。妻子衣衫不整，眼泪汪汪；丈夫鼻梁歪斜，一望便知是骨折了；而那个偷情男子——因为他和我们所长同姓，我还记得他叫老费——两眼乌青。大概是酒劲儿没过，他精神亢奋，大喊大叫，表示自己只是登门做客却遭此无妄之灾，实属无辜。大头本打算速战速决，毕竟我俩已经连值两个通宵。但老费毫不服软，玩儿了命地喊冤。我看见大头早秃的额顶渐渐发红，这意味着他情绪来了。
大头把老费关进拘押室，让那位丈夫去验伤，然后问他想怎么处理。
丈夫咬着牙说：我要让他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大头说：那个不归我们管。我们能管的只有调解。照直说吧，鼻骨骨折在去年还算轻伤，能判他个一年半载；可今年只算轻微伤，算你倒霉，顶多让他赔点钱。
丈夫有点吃不准：警察同志，我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儿，你说三千行吗？
大头笑了，说：赔多少得你提，我管不着，反正这种情况吧，要一千到一万都可以，具体你自己看着办。
经过这样的提点，丈夫立马选择了顶格赔偿。大头把老费从拘押室里拎出来，告诉他：你不掏钱没事儿，拒绝调解，我填单子把你移交分局，先拘几天再说。后边人家提起民诉，搞不好你还得照赔。
老费不嚷嚷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他说，他老婆怀孕四个月了，没法行房，他才做出这种下作事（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看见一直嗫嚅的女人眼里也射出怨恨的光芒）。他身上只有两千，如果非要一万，就只能叫老婆来掏。可是怀着身孕的老婆深夜接到这种电话是什么后果，他想都不敢想。恳请诸位大爷高抬贵手先收两千，他愿意写个欠条容后再补……
我想，如果没有这番表白，或者老费这档子破事早发生半个月，大头的干劲儿都不会那么足。他像个好心的碎嘴子媒婆，在双方之间翩翩起舞，撩拨得丈夫怒火万丈，咬死一万，即便老费跪地求饶也毫不松口。天快亮的时候，老费放弃了，就像一个在海上漂流整晚的人松手放开唯一一根浮木，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们，这个人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很快，他老婆来了，一个瘦弱的年轻妇人，四个月的肚子只是微微显形。大头讲述整个案由时几乎按捺不住亢奋，但从始至终，孕妇一言不发，眼睛谁都不看，只盯着地面。交完钱，签了调解书，她拔脚便走。老费面如土色，瑟缩着身体像个陪嫁的丫鬟紧随在老婆身旁。他们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走出去，身后拖着漫长的黑影，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在朝阳里显得那么凄惨。
大头长长地伸个懒腰，对我说：猴子，我请你去“老瞎猫”喝个早酒。
说心里话，很多时候我对大头的德行不以为然，但从情分上看，我俩算是同袍，是对抗无聊生活的战友。而且，他顶多一个月来上这么一出。为这点事跟战友闹别扭，实在不值当——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大头和他的每月例牌，会给我俩的人生造成怎样无法挽回的影响。
三
除了忍耐和释放，只有两件事能引起大头的兴趣。
第一件事，准确地讲，是一个人，我们所辖区内唯一的作家。据说，他是在互联网论坛兴起之初第一批写穿越文的，还因此挣到了一点钱。这样算起来，作家也就三十多岁，远比外表显得年轻。他的作品大多有一个让人如鲠在喉的名字，在我看来，那些书就是一坨又一坨屎。出人意料的是，作家本人的观点和我相同。
在不写作的日子里，作家会走出家门找找乐子，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在喝酒和性交这两方面，作家的品位比他的作品更差。完成这两件事后，他就跑到街上闹酒炸，最终把自己送到我们面前。
熟悉了这套操作，我们都没有兴趣跟这个醉鬼较劲，把他扔进拘押室自生自灭。他就在黑暗中哀嚎：你们都是大便！我也是大便！我写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便！这三段论他能嚷嚷一整宿。直到某次，他赶上了大头的“好日子”，被不轻不重地揍了一顿。但那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大头才完成热身，作家就开始狂呕。对于民警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妙的证据，而且你没法指望一个正以大便自况的家伙爬起来帮忙清理。所以，大头只能亲手收拾。
奇怪的是，自那以后，大头和作家成了半个朋友。在接近清醒的时候，作家会讲讲他书里半新不旧的段子，让大头乐不可支。有时实在无聊，我也会让辅警上楼盯着，自己跑到拘押室去抽着烟旁听。
有一次作家对我说：老侯，给我讲讲你们的事儿，没准我能写一本推理小说。大头抢过话头：你问他干吗？我给你说。打那之后，大头从倾听者变成了讲述者。而我很少再去旁听，因为那些英雄事迹都曾亲历，再听一遍只能收获双份尴尬。只是不知道，大头有没有讲过老费的故事。
重新点燃我热情的，是有一次作家讲述他对一桩连环失踪案的分析——这个案子是大头关心的第二件事。虽然我看过无数案卷，但它是唯一称得上诡异的。大约八九年之前，失踪案开始发端，至今已经发生超过十起。虽然媒体和警方都称之为失踪案，因为那些消失的人从来没被找到过，但我们仨和所里的其他神探都认为，这是一宗连环杀人案。因为每次案发都是连续几人失踪，然后停下来。一段时间之后，再度案发。这符合连环杀手的特征：每次杀人后，杀手的欲望得到释放，进入冷却期；很快再度进入幻想强化期，欲望不断累积，直至再度杀人。杀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在很短时间里跨国作案却不留下任何证据。仅仅八九年，他犯案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了六个。
我能理解大头对这桩案子的兴趣——如果真的存在一位连环杀手，那这家伙的行为模式跟大头就太过相似。甚至有段时间，我们都拿他开玩笑，敦促他投案自首，给我们这个小小派出所一次荣耀的机会。
这桩案子给了我一种古怪的希望，既然它能发生在美国、欧洲甚至非洲，那为什么不能光顾一下这个城市？那样，我就会从庸常的、无限循环的生活中跳脱出来，来到一个刺激的新世界……
然而，希望只是希望，它不会发生。明天和昨天一样，没有变化。无论对我、对大头，对作家、所长和老费，对“老瞎猫”的老板和酒吧外的混混，都是如此。在想入非非中，我常常回忆起电梯大哥。我想，我和他的区别是我知道自己身在铁盒当中，而我终将迈出铁盒。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大概，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契机……
契机在一年后到来。
那仍是一个初春的午夜。我刚刚交班。这一年来很多同仁撂挑子不干，上头只能抽调新人补充进来。我和大头不再搭档，而是各带一个小组，轮岗执勤。我走在去“老瞎猫”的路上，大头比我早六个小时下班，我猜他早就在那儿喝高了——我们已经算老螺丝，可以享受松一扣的待遇。
那天暖和得出奇，几乎没有风，虽然空气中有淡淡的花香，但我的过敏性鼻炎却暂时蛰伏。这样的天气让人胸中蠢蠢欲动，总觉得会发生什么好事。柿子巷9号的路灯仍黑着，没人去修，因为迟早还会被打碎。酒吧门口的混混换了一茬又一茬，见我走近，他们还是微微靠近、缩紧，像弓起后背的猫。流莺把手从男人的裤裆里抽出来，混混们偷偷将皱巴巴的烟卷顺进袖管。我还是无心过问。我只想快点推开“老瞎猫”那扇黑色的铁门，投身到人群中，投身到热烘烘的酒气烟火气里，就像热天午后一猛子扎进一湖春水。运气好的话，我还能带个姑娘回家。
我走到铁门边，混混们默默后退，让开一条路。突然，铁门猛地洞开，带出一阵烈风。开门力度之大，使得门板撞击在墙面上，发出砰的巨响，像是开了一枪。大头从里边冲出来，直冲到我身前。他的脑袋前所未有地大，眼睛怒张着，看上去比脑袋还大，眼球都要挣破眼眶跳出来。他瞪着我，又像什么都没看见，然后急急转了个弯，手在我身上撑了一把，似乎是要借力再冲出去。他失去平衡，脸朝下摔在地上。我看到他后心插着一把短刀，刀刃几乎全部没入背脊……
那一瞬间我完全恍惚了，整个大脑麻扎扎一片，脸轰的一下热上来，像是发高烧。门里又冲出一个人，他在我眼里十分巨大又无比之小。但我还是能分辨出他的样子，是老费。他嘴里发出呜呜声，不知道在喊什么，一下扑到大头背上，手握住刀柄。我一时分不出他是在向里捅还是向外拔，我仿佛凝固住了。
能动的时候我已经扑上去了，那感觉就像大脑先飞起来再带动身体。我扑在老费身上，用标准擒拿手法把他的右臂扣在背后，膝盖压住颈椎正中。我们仨形成了一个三明治体位——我压着老费，老费压着大头。这时候，四周尖叫声才像暴雨那样冲进我的脑海。
后来所里的同事告诉我，老费的右臂完全脱臼，他毫不怀疑我再加把劲就能把它扯下来。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后来才从不同人的嘴里拼凑出来，其中不乏臆想的成分。据说老费直到被枪毙都未发一言，跟他那个媳妇儿风格一致。没想到这家伙倒是条汉子。
在前一年那个初春的清晨，老费和他怀孕的老婆走出我们派出所。当天，他老婆就去医院找熟人做了引产，医生说胎儿已成人形。然后是干净利索的离婚，老费净身出户。真是个好样儿的娘们儿——大头如果活着，可能会如此评价吧。这下，老费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决定从大头手里接过电话拨给老婆的那一瞬就已经无所畏惧。
老费开始酗酒，丢了工作。我的同事们推测，他大概和“老瞎猫”门口的混混们打过一阵交道，因为被捕时他瘦成一把骨头，连膝盖内弯里都有针眼儿。
刑警的结论是，老费的行动没有计划。术语叫激情犯罪——如果他顺手把我也捅了，那就是狂欢杀人了。总之，老费肯定不止一次在酒吧碰上过大头，但都没动手。那天，他刚刚嗨完，顺便从交好的混混手里借了那把匕首。就为这点慷慨，那个混混也被判了一年。
大头当时坐在吧台前，背对门口。老费几乎是用了一个短距离冲刺的动作合身扑在他后背上。那匕首并没开刃，你可以想象激情的老费爆发了多大力气。法医说，只一刀就扎进心脏，刀身被肌肉牢牢卡住。从技术角度来看，老费还想追上去拔刀再刺，实在没有必要。
我辞职了。
跟老费同姓的费所没有问我理由，我想也不必说。大头很快被火化。没有追悼会——这种死法恐怕很难被称为牺牲。
大头火化的那天晚上，我去了“老瞎猫”酒吧。因为凶案的原因，混混们不见了，酒吧里也没什么客人。老板百无聊赖地趴在吧台上。我点了一杯东西，和老板默默相对。大概是太过安静，他拧开了收音机，在刺刺啦啦的噪音中，播音员的女声断断续续响起来：
……警方称……连环失踪案已在本市……目前失踪两人。李某，女，三十七岁，出租车司机，最后出现时间为三月……王某军，男，四十一岁，编剧，于三月九日晚间参加聚会后失踪……
……
（全文请看《西湖》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