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王屋山上的一个很小的村庄,坐北朝南,依坡而建,分上下两排住户,一共只有50几户人家。
我家位于上排村子靠东的位置,房子后面有一棵据说树龄300多年的大槐树。树身两米来粗,高逾四米,中间有一个腐朽的枯洞,能够容下一个人;树皮很厚,几处脱落的地方露出光滑的褐色树干。树身虽然十分苍老,树枝却很朝气勃勃,枝繁叶茂,树冠直径十几米,阳光透过密密麻麻的树叶筛到地上,斑斑驳驳,随着风吹树叶摇动,地上的光斑也摇来晃去;小鸟在树上飞来飞去,啁啾鸣啭,夏天知了的叫声更是不绝于耳;村人经常在树下席地而坐吃饭或躺着乘凉,披着斑驳阳光、听着蝉鸣鸟叫,沐浴清凉微风,十分惬意。
人们说这是一棵神树,很有灵气。谁家有人生病久治不愈,家人会到树下烧香跪拜,祈求树神保佑。我问爷爷:“树上住的是什么神仙?”爷爷说:“这树年代太久远了,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哪个先祖栽的,后世先祖也不断修剪,树上沾染了他们的汗水、灵气。人们烧香磕头,不过是无奈之中,祈求先祖在天之灵护佑家人平安罢了,哪有什么神仙!”
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仅乘凉,还承载着后人对前人恩德的感怀和祈求先祖在天之灵的护佑。当时我在离大槐树不远的地方也栽了一棵洋槐树,树干只有大拇指粗,怕风把它吹弯吹断,还用三根木棍交叉支撑着它,想到栽的时候老远去买树苗、挖坑填土、从深沟里挑水上来浇灌的辛苦,心想几百年后,这棵洋槐树如果还在,一定也会长的像这棵大槐树一样粗大,会不会也有后代子孙在树下烧香磕头呢?他们会知道我的辛苦我的名字吗?瞬间心里有点怅惘、凄凉。但转念一想,只要能给后世留下一片阴凉也就值得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还是集体生产。大槐树的树枝上挂着一个缺了一个大口子的铸铁大钟,队长每天早上都到大槐树下,捡一块鹅卵石,“铛铛铛”敲钟,然后扯着嗓子大喊:“去地了......去地了......”钟声隆隆,喊声嘹亮,全村人都能听到,于是人们各自带着工具从家里出来去地里干活。夏天炎热,大槐树下微风徐徐,阴凉一片,队长经常把全村人集合到大槐树下开会、学习毛选什么的;外来踞锅补碗的匠人、挑担的货郎也都会到这里等待生意,大槐树下人来人往不断。
当时我们那里十分闭塞、穷困,没有电灯电话,家家户户夜里都点煤油灯。文娱生活更是贫乏,除过偶尔跑几里地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外,就是时不时能听一场“说书”(河南坠子)。“说书”都在晚上,只需要两个人(一般会有一个盲人),一个人拉二胡,另一个人一手敲着桌子上的小鼓,一手摇晃着月牙铜板,叮当有声,嘴里一会说一会唱,说唱的内容多是历史小说或传说中的故事。“说书”的一来,在大槐树的树枝上挂一个带玻璃罩的大汽油灯,明亮一片,老远都能看到,附近村庄的人都会云集而来。拉二胡的弦声和桌子上的鼓声一响,本村的人也会慌忙放下饭碗或是手中活计,抱着、拉着孩子,搀扶着老人,很快来到大槐树下“听书”。有些人还会提前在树下放一个木凳,或搬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放到地上,抢先占好位置。不等“说书”开始,大槐树四周早已挤满人群、水泄不通。我家占有绝对的地利,打开后墙窗户,不用出门就能“听书”,跟我家关系十分要好的三两个人也能跟着“沾光”。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村里的人很快富裕起来,通了电、通了水,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电话、自来水;菏宝高速公路在附近通过,各村也都有了水泥路面的乡村公路。村里的人先是盖了砖房,后来大多数人都到县城买了房子,不少人通过考学、当兵、打工等到全国各地工作了。现在村里只有十几个老年人居住,荒草遍地,寂寥无声,再也没有原来人来人往的热闹。各家各户的房子、院子,只是人们回乡祭祖的落脚地、怀旧的纪念品,成了村人故乡的情怀、梦中的老家。
我家房后的那棵大槐树依然枝叶茂盛、生机勃勃。有几根粗大的树根已经凸露出地面,它的年龄应该比清朝乾隆皇帝还要年长吧;树身上的那个枯洞,战乱年代的枪炮声中,也许曾经有人躲藏避险;风雨中它高高矗立几百年,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最近40年来这个村庄如此大的变化,如今的人去房空,它是感到欢喜还是孤寂、凄凉呢?我想,这棵大槐树的枝枝叶叶一定装满了很多记忆,存着不少喜怒哀乐的故事,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风吹过来,大槐树的枝叶摇动,沙沙作响,它是在向人们诉说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