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革命烈士诗抄》奠定了我的诗歌观
记者：能回忆一下童年阅读吗？您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否占有较大比重？
高洪波：童年阅读是人生最早的初期阅读，也是打基础的阅读，我的童年阅读是在遥远的内蒙古的草原上，在文盲老奶奶的陪伴下享受着最早期的亲子阅读的快乐。因为我奶奶会逼着我的叔叔给她读《林海雪原》《红岩》等等很多小说，我就在旁边聆听、想象，特别是曲波笔下的那只大狗赛虎，留给我非常鲜明的印象。那个时候我的儿童读物读的反倒不多，但是家长给我订阅了《中国少年报》《我们爱科学》和《儿童文学》等，是我童年阅读时期最大的期盼。除开听书就是老奶奶讲的《说唐》《杨家将的故事》以及《说岳全传》的内容，这些民间传说和英雄传奇，丰富了我的童年精神生活。
记者：1969年，您成为一名驻守云南边疆的普通士兵，十年军旅生涯中创作了很多描绘边陲军营内外的散文，那一时期的读书情况如何？
高洪波：我1969年2月以北京十五中的中学生的身份到云南陆军14军40师炮团，成为一名野战军的军人。我在部队时由于普通话说得好，就被选为炮团的广播员、图书管理员、电影放映员等等。那个时候军营的图书封存着，我则近水楼台先得月，读了大量的封存的世界名著。那是特殊的地下阅读的时期，还可以读到李瑛的《北疆红似火》《红花满山》《枣林村集》等。因为有了这些诗歌的阅读，我甚至还试着啃了一下著名的《浮士德》，但是没怎么读明白。这种地下阅读和秘密阅读丰富了我的文学修养，所以我就开始写诗了。第一首叫《号兵之歌》，因为我用号声唤醒一个团的日常生活，这证明18岁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而80岁你还能写诗，那才是真正的诗人。而且还证明诗歌源于生活。假如我不是当一个团的播音员播放过起床号、熄灯号，我绝对写不出自己的处女作《号兵之歌》。
记者：在北京大学，您受到过哪些名师的影响？他们对您在读书及读书方法上有引导吗？
高洪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插班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那个时候我接受乐黛云、袁行霈、谢冕、严家炎等老师的指导，尤其是谢冕老师的诗歌理论，对我影响比较大，而且更早时候我在《文艺报》编诗歌评论版的时候，谢冕老师还是我的作者，所以他很早就给我开过一张关于诗歌理论的书单。那个时候北大的学风讲究，北大的老师严谨，所以像乐黛云老师对比较文学的精彩的讲解，以及袁行霈老师对唐诗宋词的高妙的解说和漂亮的板书，都使我崇拜和入迷。
记者：1979年您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小弟弟要画热带鱼》——转向儿童文学创作，是和女儿有关吗？您的作品会先读给女儿吗？
高洪波：在我写第一首《小弟弟要画热带鱼》时，我的女儿还没出生，我转向儿童文学是因为当时在《文艺报》分工的领域里边，有儿童文学板块，我必须参加和儿童文学有关的会议。同时我要感谢老战友李迪，他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儿编辑室编一本刊物叫《朝花》，这是个大型的儿童文学刊物，他向我大量地约稿。除了诗以外，还约我写儿童文学评论，由于有了园地，所以就有了动力。后来的一些儿童诗的创作和女儿有很大的关系。她四五岁的时候，我们父女两人在初春的天坛公园里，在草地上看各种风景。回来我一口气写了8首儿童诗，其中就有后来获奖的《我想》，但是我的作品没有读给她听过，她的妈妈常常是我的第一听众。
记者：您写给孩子们的故事，语言清新、真挚、优雅、温馨，怀有纯净而高尚的童真。您如何看待低幼儿童文学的阅读？
高洪波：我曾经有个比喻，儿童文学阅读就相当于一个人童年对舌苔保留各种滋味的生理性储存，反馈为精神性的储存，就是精神味蕾是有记忆的。关于低幼年龄段的儿童阅读，近年间我写过一些文章，我觉得幼年时期童年时期给孩子们打好文学的阅读底色，使他们热爱阅读，喜欢阅读，甚至主动投入阅读，这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极大的好处。
记者：儿童诗《我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被收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散文集《悄悄话》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为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又分管儿童文学的中国作协领导，您认为什么样的儿童文学才真正称得上优秀？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高洪波：我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具备以下素质：第一，语言纯净；第二，风格幽默，且充满温馨；第三，文字一定要讲究。陈伯吹老人说过一句话：“为小孩子写大文学。”这个小和大之间体现着一个儿童文学老前辈自己的标准，也是我的标准。
记者：您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散文家、评论家，出版过评论集、散文随笔集等。在您的创作生涯中，阅读经历过怎样的变化？
高洪波：严格说来我已经有50多年的创作生涯了，我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在《文艺报》当记者时写过很多报道，除了长篇小说这种题材没尝试过，儿童文学的各种门类我几乎都写过，被人戏称为“文坛多面手”，但是最近的这些年写低幼年龄段的作品多一些。因为中少总社的《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把金波、我、白冰、葛冰、刘丙钧集结在一起，我们以“男婴笔会”的名义共同写了20多年的低幼类儿童文学作品。
我的军旅散文大部分写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对军营生活记忆比较清新，同时毕竟10年军旅生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以及云南边疆的风物和景物，给我留下的记忆太鲜明了，所以我一动笔就忍不住要写这些。同时出版过两本评论集，一本是儿童文学评论集，一本是诗歌评论集，这与我当时从事的本职工作有关。既然从事这方面的评论编辑，组稿，约稿，那么必须自己要具备这方面的修养和学养，所以我下了很多功夫在这方面补齐自己的短板，所以我的阅读经历是和写作经历并行不悖的。
人生的阅读有好多阶段，第一个阅读阶段是中学时代的被迫与被动的阅读阶段，因为那时候我得过一次脑膜炎，不得已休学半年，这时妈妈给我办了一张借书证，我把黔西县城的图书馆视为阅读天堂，而且阅读速度极快，平均两天一本书，这是一个特殊的被迫的阅读。第二个阅读经历，即10年军旅生涯期的阅读，可以简称为“地下阅读”和“秘密阅读”，因为那个时候的书大多被称之为“毒草”。所以我们团的图书后来流散出去和我有关系，因为很多战友都来找书看，形成了一个“事件”，那批书几乎全被烧了。然后我们又到师部的图书馆找书看，或者说去“偷书”，都是小知识分子和学生兵的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后来这个行为也暴露了，于是一座师的图书馆的藏书，被两卡车运去了县城的造纸厂化成纸浆。等于我所经历的军营地下阅读时期，造成了图书的两次水火之劫。可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用自己的青春记忆和阅读经历补充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填补了精神的空白，这次阅读经历很重要。第三阶段是本职工作所需要的主动阅读，那时候我已经转业到《文艺报》了，上面所提到的两本评论著作的产生，就是那个时期主动阅读的产物。比如说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简称“别车杜”，还有卢那察尔斯基，边读边做笔记，还有对《雨果论文学》的阅读，对《歌德谈话录》的阅读等等。还有《普列汉诺夫论文学》，以及艾青的《诗论》。那时身边有一些敬业且水平极高的老编辑们，他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毕业的老大学生，不断给我们这些年轻编辑以指导。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到《文艺报》，编辑部主任谢永旺先生跟我们说：“我们要以《文艺报》工作为己任，像当年别林斯基对《祖国纪事》的感情，因为别林斯基说当他要告别世界的时候，要枕着《祖国纪事》进入另一个世界。”这都使我深受震撼，这是一种大评论家及大编辑家对文学和刊物的责任感，以及对自己所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一种极端认真的态度，这都促进了我的阅读的兴趣，奠定了我文学的基本观念。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高洪波：从前是有枕边书的，我记得我的枕边书随时更换，但是放的比较长的是《笑林广记》。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幽默的一本古代的书。现在由于有了手机阅读，枕边书与我渐行渐远。
记者：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高洪波：我的阅读习惯是喜欢快读，而且比一般人的速度还要快一些，这取决于我童年时期和同学们一起对一本连环画书的阅读比赛，大家非常迅速地翻篇，然后讲故事，无意中的儿童游戏般的快速阅读使我对文字的感觉更敏锐一些，所以我对各种书的阅读都比较快。笔记，只是对理论书我做笔记，文学作品不做笔记。阅读的时候只会折页，如果觉得这本书有意思，我会折很多页，然后再翻出来看。
记者：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高洪波：重温读过的书不太多。但是因为我有当年对各种理论书的阅读笔记，比如说儿童文学理论阅读笔记，诗歌理论的阅读笔记等等。我会经常翻阅这些阅读笔记，实际上也等于重温了那些经典的理论书。
记者：您经常会为孩子们讲座，会给他们推荐书吗？如果推荐，会推荐哪些书？
高洪波：给孩子们讲座倒是经常参加，而且由于我的诗歌和散文都进入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二年级和四年级，以前的老版本里四年级和五年级有我的两首诗。一首叫《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是在四年级的。一首是《我想》，在五年级的课本里。后来新的人教版二年级变成了一首诗《彩色的梦》，四年级有一篇散文《陀螺》。我经常和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孩子们进行关于作文作家的一种写作交流。我会讲述小时候读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书，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和他们进行互动，我给他们推荐的书都是我小时候看的比较喜欢的书，比如说《吹牛大王历险记》，比如说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等。还有怀特的《夏洛的网》、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等，就是我在《鹅背驮着的童话》那本书里介绍过的作品。我的阅读体会，我会经常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给孩子们推荐。
记者：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高洪波：如果比较个性化地讲，应该是我五年级时读到的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它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而且编者是萧三，是毛泽东主席的同学。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写不出诗歌来，而且有过对诗歌的恐惧，那时候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写诗，写不了诗，老师不让我们回家吃饭，所以说是一次诗歌的早期恐惧。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妈妈买到了《革命烈士诗抄》，实际上是成年人们自己看的，但是我没事翻阅，却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每首诗的主人公都已经牺牲了，而且都有个非常悲壮的精彩故事。所以说《革命烈士诗抄》奠定了我的诗歌观和早期的人生观，书里边我看到了刘伯坚烈士的《戴镣长街行》，那是很悲壮的，比如说殷夫烈士当时笔名叫白莽，他翻译的裴多菲的诗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其中还有叶挺将军的《囚歌》，我同时还看到了吉鸿昌、帅开甲、陈辉等烈士的诗歌，一直记到今天，甚至脱口能背，可见这本《革命烈士诗抄》对我的影响力是如何巨大了。
记者：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高洪波：个人觉得写作时可以让你的思想自由地驰骋，文字在你的笔下任随你驾驭调遣。而一旦写出一个很得意的句子时，你可能会内心充满一种狂喜，尤其完成一篇作品之后是很快乐的，这种快乐是无可替代的快乐。这种写作的快乐和诱惑，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代替吧，叫做“上瘾”。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高洪波：鲁迅先生。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高洪波：我会选《徐霞客游记》，还有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
记者：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高洪波：我会首先想请丰子恺，因为我写散文是受到他的启发，源于我上鲁院学习的时候，读到了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才开始写起散文来，最后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论丰子恺。我特别欣赏丰子恺说的一段话：“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无限’的姿态，可以认识‘永劫’的面目，既可以体验人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西谚说：人生短，艺术长。”另一位客人我会邀请汪曾祺，一个“人间送小温”、文笔非常清新典雅、同时也很妙趣无穷的老人。还有老前辈作家快乐的严文井先生，我们同一个属相，他长我36岁，我们曾经在一次售书活动中，我坐在他旁边，他在签名落笔时写下五个字：老兔严文井。我就只好自书：小兔高洪波。这是一个令人怀念的睿智而幽默的老前辈。岁月如水，飞速流逝，现在我也是老兔高洪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