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玉才
每当看到孙子，萝卜高的个子，虾着腰，背着拖过小屁股的大书包，上学放学，便觉得又心疼又羡慕。
翻翻他的书包，沉甸甸的，除了语文、数学，还有各种课外书，练习册，作业本，试卷，文具。
我们那个年代，整个小学阶段只有语文、算术两本书，薄薄的两本。有的同学连书包、作业本都没有，上课听听，在学桌上画画，没有一张学桌不是写满字的。有的开学几天，书就不知塞到哪个角落，找不到了，更遑论课外书了。
即使那么薄薄的两本教材，也常常教不到底，学期就结束了。也不能怪老师。学校办的复式班，一、三年级一个班，二、四年级一个班，一节课满打满算只能上半节。学生每天要等放完牛、割完草才上学，早早又要放学回家做家务，上课常迟到，下课常提前，中间还时不时请个假。有时父母会到学校，从课堂上把孩子拎走，跟老师笑笑，便算是请了假。农忙时节又要放忙假，一放就是十来天。公办老师只一两位，其余都是代课老师，自家也有田，要抢收抢种。等到农忙结束，精疲力竭，再回学校时，哪有心神？糊弄糊弄一学期就结束了。
邻居小孩跑了半年，期未考试，考不到成绩就算了，连自己名字都写错，写成“讠午冈”，正好与农家腌咸菜的“盐卤缸”谐音，被传成诨名。不懂情况的人会说这孩子真笨，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时农村孩子的学习是副业，劳动才是主业。很多孩子都是村干部、学校老师上门动员才去的，本来父母就不希望他们坐教室。那书能学多少？我们真正的书在田野，在庄稼，在牛背。
这不是我们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问过农民的识字问题，只有新中国把学校办到农民的家门口，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孩子上学。收很少的学费，期终对困难学生还有减免。教学条件可想而知。
我记得书上也有教拼音的，但老师都不会，还教啥？所以，我参加一九八一年的高考，语文第一题三分就丢了。题目要求用汉语拼音方案把“哄”字三个不同的读音拼出来(注意:必须标出声调符号),填在圆括号内，并按照这三个字音所表示的意义各组成一个词语或短句,填写在横线上。我讲给孙子听，他笑傻了，笔都懒得拿，翘起右手食指，在空中转了几圈，道：不就这样吗？只是组词到“起哄”的“哄”字，歪着脑袋想了一下。就是说当年高考只是一年级的知识，我都不会。要是考个“和”字、“揣”字，也许我又要多丢两三分。
小孙子除了书包鼓囊囊的外，家里还有一橱子各种课外书籍，还有这样那样视听读物。一只手表随时可以开下来听故事，懂的当然多。遇到我就考我《三国》《水浒》的知识。他会问我：黄盖、黄忠，哪个凶？这么多年过去，我早把黄忠忘了，想不起来他属哪家的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我认为黄盖凶，老将军诈降献计。小孙子不等我说完就笑了：黄盖才不凶呢？黄忠能跟关羽打一百回合，黄盖有啥本事？我便语塞：也对也对，搪乎过去。
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藉，是高一下学期才看到的，是一部手抄本，叫《归来》，也叫《第二次握手》。是哪位同学带来的，当时就不知道。传给我看的，是我的同桌。他上课偷看，被我发现了，便抢过来看。不是从头看起的，是从第几集开始看的，也记不清了。抢到一节看一节。
那个手抄本，实际分若干本，不知经过多少人手，早已盘烂了。四角都是卷的，字迹上有很多白痕，掉腿掉螯，根本认不全。又不是一个人抄的，有的好看好认，有的潦草塞责，更看不清。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排着队，抢着看。为此，还闹了许多矛盾。有人轮到了没抢到，有人抢到了没空看，护着不给人。不敢告诉老师，尽找持书人，倒弄得持书人垂头丧气，里外不是人，收又收不走，管又管不好。闹哄了好一阵子。
我们是住堂生，晚上到时关灯，看课外书，如同做贼，只有在上课时，与同桌配合好，一人看，一人放哨，一旦被老师发现，查收起来，可就麻烦了。就这样偷偷摸摸地看了好长时间，终于看完了，但并没有看全。
书中的描述，使我第一次感受到课外读物的魅力，看到外面世界的广大，看到科学家的生活，十分向往，丁洁琼的形象深入我心，巴不能自己就是那个苏冠兰。单纯的心灵中，从此种下追求新生活的种子。
上大学拿到图书证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借《第二次握手》来看，借了两次才借到，一口气读完，方把脑海中的故事串联起来，隐隐约约感觉到故事有些不一样，但是苏、丁的形象已经完整起来，如同站在对面的老师，一颦一笑，晃于眼前。其中一幅简笔插图，至今印象深刻。画的那位丁洁琼，身材苗条，十指尖尖，一只方型小坤包挂在悬着的小臂上，就是一位时髦女郎，一点看不出五十岁女科学家的学究样子。
学校图书馆提供了大量的书籍，古今中外。读过那些名著后，《归来》渐渐淡出心中。临毕业，我逛书店看到新版的《第二次握手》，亲切感油然而生，还是买了一本带回家，后来随我搬家几次。遗憾的是，每次收拾都只是翻看一下，至今未读过一遍，正应了那句俗话：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窃书——这个窃书不是把书偷回家，而是偷来看，看完再还回去。
看着蒙尘的《第二次握手》，我有些惭愧。我盘算着，有一天，还是要再读一遍。不为学习，只为回味，勿忘那个物质、精神都很匮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