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文学理论 >> 任蒙散文中的“看”与“反”

任蒙散文中的“看”与“反”

2022-09-23 11:15:00
浏览量:

任蒙作为散文家,写作风格较为多变,有优美抒情的,温婉柔和的,也有慷慨刚劲的,更有沉重嗟叹的,但总体上带有浓烈的批判色彩,尤其是他的历史散文,写得锋芒毕露,犀利尖锐,却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可谓爱之深、恨之切。他的散文对历史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和深深眷恋,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叙述语调有着挥之不去的严肃感,与其言说对象的宏大厚重颇为匹配。以上特点形成其散文的独特风格,构成其清晰面目。

概括地讲,其散文特色重在两个字:一曰看,二曰反。以下分而论之。

任蒙的“看”,属于现代性意味的观照,且视角丰富。作为叙事者,他在文中长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大历史大文化和其间的大小人物;第二只眼睛看古往今来对前者的文化消费和利用现象;第三只眼睛是隐在的,指向了叙事者本人。

第一只眼睛借助现代性视角,着力凸显个体在大历史中的存在和意义,其中有着对于共同价值的追问,对于历史兴衰的探寻,既有政论色彩,又充满现代意味的道德感,对于很多大小人物抱有充分理解和同情,在严肃的行文中显出宽和的一面。

任蒙的中国文化情结很深,对于历史文化的风采神韵心领神会,但没有因此而丧失理智和距离感。在《反读五千年》这部集子中,作者聚焦于辛亥革命,不惜用一百多页的篇幅、十多个篇章,连缀成整体性的历史大散文,从革命党、立宪派和皇上太后等多个层面展现和评议历史,既显得立体丰腴,也折射出历史的复杂幽微。这些散文通过历史细节的铺陈,形成了丰富质感。其中《火炬高照着理想》一章,详尽讲述黎元洪被迫出任革命军政府大都督的细节,让人感到历史既是严肃宏大的,又充满了细节的滑稽和荒诞。

作家在这篇长文中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透出隐隐霸气,强大肺活量让其一泻千里,写得痛快淋漓,过尽千帆,甚至带上某种粗粝感,文字变得行云流水:“辛亥志士的叛离和献身,与以往革命的最大不同,是他们都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胜利,不是为了某种欺世的争夺,更不像自古以来的许多豪杰那样,以生命为代价参与某次拼夺天下的赌局。”如果时间足够,相信他愿意用类似笔法完整评述上下五千年,恰如书名《反读五千年》,来个反弹琵琶,来个大珠小珠落玉盘。

如果说写辛亥革命的长篇散文始终聚焦于大事件大人物,观点深刻但很少“标新”,那么,在另一类游记品赏性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叙事者的视角和观点就显得很微妙,他将目光投向符号背景中的小细节。他一面品赏名胜,一面借助这种视角进行惯性质疑。如《登临长城》一文中,任蒙不仅看到长城作为国家民族的图腾所显示的风姿与厚重,现代意识也让他看到了长城的另一面——小人物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中的牺牲与艰难,每一块历史的砖瓦都源于具体生命的献祭:“两千年前以及后来的某些日子,这里的山岭上或许比今天的人流更多,可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砖石和灰土,在当年活着的‘兵马俑’们的严厉监视下,步履艰难地往上攀爬而来。” 那些蝼蚁般的小人物在巨大的历史骨架中负重爬行,如同珊瑚虫一般累积起美丽的珊瑚——煌煌的历史。由此,作者进一步生发出人如蝼蚁的感慨:“人类远比畜牲和爬虫高明……可是,苍天悠悠,星云在上,谁知道太阳爷爷和月亮奶奶怎样看我们这些直立行走的‘蚁民’。”在这里,有古今同理心,生命同理心。

他不仅看到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而且借助这种视角,将历代圣贤置于放大镜下重新审视,进行某种质疑,得出与常人不同的结论。在这种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烛照下,传统文化中的神与圣,也成为有着七情六欲、生老病死的肉身之人,在大历史的人间剧场中,咿咿呀呀地穿梭于饮食烟火之中。

在《大江流过古城》中,他这样写到:“关云长镇守荆州时,开始没有城墙,是他为了有效防守,才组织百姓筑了道土墙……那时豪强混战,地旷人稀,想想那急于筑起的简陋护墙,也必是将喝士吼,抡起鞭子强令老弱病残的百姓日夜赶修起来的……这般推测,也许更让人觉得关公不是那么可爱,往事也不是那么令人沉醉。”这里,关云长从抽象崇高的图腾还原到人的生活现场,还原到那些带血带泥,毫无光晕的历史现场。而这一点,比一般的历史大散文更能凸显其写作的特殊性。

任蒙的“看”并不总是平视,也有仰视的时刻,构成了“看”的丰富性。那一刻,历史文化符号变得人格化,与作家形成跨越时空的通灵感应。比如,他形容长城:“它像一条浴火的长蛇,曾在漫天硝烟中疯狂地舞动了几千年,曾在天空的血光中痛苦地扭曲了几千年,才留下了今天这具弯曲的遗体;它像一道高高挥舞的粗大鞭影,千百回抽打过我们的民族,最后沉沉地落在这块土地的脊背上”(《登临长城》)。在作者笔下,长城呈现出诗一般的壮阔优美,尽管在后面,作者迅速将这种宏大的抒情压低。

对于某些认可度更高的文化人物,作家的视角也会微微上仰:“如今,不闻低吟高诵之声,横笛漫吹的悠扬也已渐渐远去,但有苏轼伫立在这里。无论是秋色中的黄州,还是春阳下的黄州,见到苏公,都能让人遐想翩翩”(《黄州赤壁谒东坡》)。这类文章充满抒情笔调,少有史实铺陈,在黄冈这座城市里,作者充满了浪漫想象。任蒙散文风格总体上偏刚,但在其大色调下,有时也会显露三寸柔肠。

叙事者的第二只眼,看向历代的文化建构和消费现象。在《大江流过古城》中,他这样写到:“关公精神的核心是忠,降曹后反水被渲染成了对原先主子的忠诚不改,正好这个主子因为姓刘而被认为是乱世中的正义化身,加上关羽身上的江湖之义,太适合他们的‘包装’条件了。寻遍上下几千年,到哪儿去找这么个人物坯子呵!”对于历史的某些文化套路和成因,作家写得颇为大胆,颇有见地。

在《登临长城》中,有着这样地表述:“红男绿女在宽阔的城垛间欢呼嬉闹,宣泄着他们登临的快感。小伙子们看到有女孩子还在墙根带着哭腔发嗲,就愈发在城头上高举着双臂欢叫个不停,尽管那种只有调弄意义的嗓门运动在崇山峻岭中没有什么回响。”在长城这类宏大符号面前,个体几近消失,或不值一提,但任蒙将眼光投向蹈虚和消费的个体们,让文化符号折射出斑驳色彩,讥讽了从古到今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利用。

叙事者的第三只眼睛,形成了隐在视角,指向叙事者本人。任蒙在一些散文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计,叙事者与历史文化符号的相遇,一开始会显得比较被动和随机。如《大江之上吊诗魂》写的是诗仙李白,开头写得漫不经心:“因为行程紧张,许多景点不得不省略,但我们顺江而行,李白墓是不可绕开的。”强调的只是顺道拜谒,显得相当随意。

再如《草堂朝圣》这篇散文,写的是千古“诗圣”杜甫,但开头偏偏是:“我终于有机会来到成都,果然,当地主人安排我们游览的景区,只有这两个地方,尽管我们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可这已经成了远来客人的必到行程。”似乎是被动式游览。这类开头与后文的敬仰和称颂形成巧妙张力,是其价值观的微妙折射,可称为“任蒙式开头”。

对于文化光晕形成的神话和偏差,任蒙不仅骨子里警惕,也有意无意地投射到行文当中。这几重“看”,彼此间相互交织融合,生成丰厚的思想和审美意蕴。

任蒙的“反”,在这里是指批判质疑精神。与“看”的关系密切,但又算作相对独立的层面。任蒙是有着“反骨”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是传统文化的拆解者,有一套自己的历史文化解读方式,能够让他抓住历史文化的叙述漏洞。他对于历史文化的质疑是全面的,不仅针对具体的历史文化事件,也针对叙事视角和方法本身,看到其复杂性和幽微性,不迷信所谓的必然性和光环效应,其观点有理有据,并非故意唱反调。

这种“反”也分为三种:首先是反传统文化的可疑成分;其次是反文化建构中的虚假成分;再次是反文化中的浅薄成分。

第一种“反”,是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某种犀利乃至“刻毒”地审视,让他们在现代价值的透视镜下变得可疑,显出其本质,显出其缺陷。在《曲阜,沉重的步履》的结尾,任蒙如此写道:“这处让人沉闷压抑的古建筑,却储藏着几千年间中国人的一部精神史,至少是一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那青灰的大墙和晦暗的空间,在过去漫长时代始终标注着和限制着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高度。”对儒家文化的评估是一件复杂而微妙的事情,作家针对其客观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富于逻辑性的评价,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种“反”,可以用《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来说明:“我们的某些历史学研究者也乐于去这般‘推理’。一个宫闱之后的女人能够决定战与和的军机大事,朝廷派去的就不是什么贤良女子,而是吕后和慈禧之类的野心家了。”历史美人王昭君与匈奴单于的所谓婚姻,普遍被认为利于汉朝的边境稳定,也是史实,但任蒙认为不能无限夸大和亲的作用,历代王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和亲策略证明,“和亲就能换来安宁”这种逻辑关系过于简单化,是不能成立的,并且,围绕着这个不可靠的逻辑关系,一些文化故事更经不起真实性的推敲。

第三种“反”在任蒙的散文中随处可见,虽然不如前两者那么“重大”,但最能说明任蒙散文的独特性。一些历史人物经过漫长的传播与接受,极容易被加上耀眼光圈,封神称圣,任蒙一方面承认这些历史人物的伟大,敬仰其品质才华,另一方面将夸大美化的成分予以过滤。

任蒙常以事实为据,戳破人们的文化想象,对于“诗仙”,他如是写道:“诗人李白醉酒后跃入江中捞月,这故事要比‘猴子’更早,竟然还有人相信过……死亡没有浪漫,包括我们最浪漫的诗人”(《大江之上吊诗魂》)。李白几乎可以被视作中国浪漫主义的终极符号,但在这里变得形而下起来,赋予了肉身,还原了那个“反浪漫”的,因病而亡的诗仙。

对于“诗圣”杜甫,则有如下表述:“如果我们不为圣贤讳言,杜甫之死不但没有丝毫的悲壮,反而显得有几分‘窝囊’,甚至有人说他是由于饥饿至极,得到耒阳县令所赠的酒肉,一时痛饮过度,当夜暴病而卒的。”杜甫恰恰是作者高度认同和敬仰的文化先贤:“杜甫始终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封建文人,但又是一个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民诗人”。这种前后对比的笔法,塑造了一个立体的诗圣,也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叙述者。

文化人物和各类符号在任蒙这里,变得更加实在,更加具体,如“失焦”形象被拉得更清晰,变得更可信。任蒙是一个文化的祛魅者,对文化并无不敬,而是怀着自觉的理性意识,将历史一砖一瓦地砌实,将崇高与悲壮的历史感和道德感建立在清醒的理性基础上,拒绝过分浪漫化的不实光环。越对文化怀有认同感,越需要真实的基础,后者让内心的接受更加可靠笃定。

在这种“看”与“反”,硬性犀利的背后,有必要留意到他的另一类散文,它们与前者形成了互补性结构。在这种互补性结构中,能够更好地理解任蒙。《古老桃花潭》中写道:“虽然没有断壁残垣的神秘与荒凉,但独自一人行走在凉意习习的深巷,行走在悄无声息的古老村落,真有几分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一段颇能体现任蒙对于文化的那种微妙感受:空巷漫步将作家重新“清空”,回归诗意本身,邂逅那个逃遁于文化喧嚣,静默而灿烂的桃花潭。

进一步地,可以看看那些跟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的“非文化”散文,这类散文里,作家对于大自然和乡村生活有着发自内心的亲近。如《深山小村》里写道:“这条山溪之于小村,就像长江之于我们那座特大城市的意义。同样是依水而起,同样是一水穿流,但前面两者之间的构图及其密切关联,要远比后者精巧、清晰、直观,并且更具有诗情画意。”尽管这里面,也有着对于中国农民沉重命运的叹息,但含有一种深层次的宁静,而非那种在大文化面前的暗含批判、质疑和对抗的紧张激烈情绪。

《家在汉口》这类散文则更为典型,虽然写的是作者居住的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但这种空间让作者的自我意识充分投射其间,能更直观、更深入地看到作者的内心世界。汉口对于作者而言,不仅是繁华都市和辉煌历史,更是其依托于此安身立命的生命底色。他小小的家庭像隐秘的心脏,像夜色的寓言,早年,只有他走上那黑暗脏乱的楼梯时,一个真实的、安宁的自我才会显现出来。这种静气在其散文中不时溢出,在那些慷慨激昂、刚性锐利的文化批判的背后,这类宁静感既是构成前者的某种成因,也丰富了散文的质感:“这里的江水湖泊,这里语音很重的方言,这里的阴晴风雨,对我却越来越重要了。哪怕自己远行到千万里之外,最终还得赶回自己的城市,还得赶回那间攀着黑乎乎的楼梯才能走进去的小小居室。”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叙事者在骨子里并没有与生活彻底和解,形成完全融洽的关系,哪怕是在那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散文中,仍能嗅出“最后一公里”的距离感,这可能正是其批判气质的某种成因。

此外,任蒙的某些散文有着新闻的写实性与客观性,并不呈现出单一的色调。而在他很多写于国外的游记散文中,由于空间和文化的隔阂,反倒是写得格外轻松和富于烟火气,充满了故事性,如在卢浮宫遭遇保镖不礼貌地开道,在法国遇到国人售卖香水的宰客行为,都没有被任蒙过滤掉,而是如实记录下来,貌似缺乏剪裁,却是其个性化视角的体现。

最后要说的是,任蒙的很多散文既属于文化大散文,也属于人性小散文,写得非常“实”,虽然是属于故事加评说,但往往会附上史实的确凿证据,各类知识信手拈来,加上有血有肉的细节,构成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让情感和观点找到坚实的落脚点,不仅增强了散文本身的趣味性,也让大历史变得可亲可感,巍峨构架中显出人的身影来。

本站使用百度智能门户搭建 管理登录
手机访问
手机扫一扫访问移动版
微信

使用微信扫一扫关注
在线客服
专业的客服团队,欢迎在线咨询
客服时间: 8:30 - 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