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笔触书写“村超”魅力

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已经成为瞩目的现象级乡村赛事，除了海量的短视频外，媒体人的手记、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也纷纷面世，而黔东南本土作家姚瑶适时推出纪实文学作品《村超》。相比于其他表达方式，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价值？通读下来发现，《村超》突破“足球赛事”表层，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村超”与黔东南原生态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及其在时代语境下有效转化的价值和意义。

黔东南是“百节之乡，歌舞之乡”。在书的上部“‘村超’探秘”中，作者提到侗族大歌和斗牛，突出“村超”与黔东南民族文化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并且明确指出“村超”是黔东南民族文化、乡土文化现代转化的桥梁。黔东南原生态文化以非功利的“乐”为主体特征。这里的人民看重精神生活。这在《村超》所描写的人物中有着突出表现。正是“乐”文化，为“村超”培育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大量足球爱好者。这种“乐”文化转化为“村超”文化，就是书中人物总结的“快乐村超”，即踢好快乐足球、传播快乐文化、塑造快乐品牌、搭建快乐平台、发展快乐经济。“村超”之所以能在黔东南发展起来，从文化精神上来说，就是接通了这种无功利的“乐”文化。

姚瑶始终将时代主题贯穿在自己的叙述之中，善于将每个访谈对象的故事讲述上升到时代主题的高度，从特殊性中抽绎出一般性。在《村超》中，不同群体对宏大的时代主题有着不同的感知和践行方式。乡亲们以他们朴素的方式感知国家政策，善于将政策话语转换为自己的语言，从而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认同和对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自觉。94岁的杨留香老人和89岁的“村超爷爷”杨老赶就是这样的典型，两位老人见证历史的发展进程，对比新旧社会的生活图景，以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美好时代的赞叹，诉说着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

在书的中部“‘村超’的幸福笑脸”中，由“小引”引出各行各业的口述史主人公，他们分别讲述着自己与“村超”相关的故事，多维、立体地反映出“村超”举办地榕江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每一个人的故事里，又套着另外一些人的故事，还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形成一个故事群落。故事无论大小，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表意单位，都是在讲述着黔东南的风情风貌，讲述着黔东南人的真善美，都在回应着时代的精神诉求。这种裂变式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扩充作品的容量，实现对“村超”的总体性叙述。这种结构方式与多声部、无伴奏、无指挥的侗族大歌是同构的。作为叙述人，作者的声音是高音领唱，30位口述者就是30种声音，各自独立歌唱，各有各的精彩，又与领唱的高音一起，形成一曲层次丰富、旋律悠扬的壮歌。

《村超》采用跨文体创作手法，融合纪实、散文、诗歌等文体的特点。主体部分的每一章，都由题记、小引、访谈对象口述组成。题记是主体精神的提炼，语言富有诗歌和格言的味道，作者力图快速传达信息丰富、情绪饱满的内容。访谈人引言则提供一种融叙事、抒情、说理于一体的言说方式，引导读者认识访谈对象。他们的口述语言鲜活、朴素，向读者展示着真实的生活感受。读这部作品时，总能感觉到字里行间充满速度与激情，令人心潮澎湃，停不下来。

“村超”对不同参与者有着不同的意义，现实中的人往往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认识“村超”，这部作品力求把更多人对“村超”不同维度、不同方式的感知整合到一起，并以叙述人的视角升华这些感知，让人获得超越性的立体认识。“村超”是大家共同协作完成的一出大戏，每个人既是配角，也是主角，同时也是观众。这种在整体与局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辩证认识，提高了人们对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

在“村超”爆火之后，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热度能否持续。有识之士都在为其由网红变长红出谋划策、贡献力量。姚瑶的写作也始终贯穿对“村超”未来的思考。他以浓郁的民族情感和恰切的叙事艺术，将时代主题、原生态民族文化与地域发展融为一体，彰显出他作为苗岭之子的使命与担当，也为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何为的问题提供有温度、有力度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