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约定》：除了“云知道”，还应有更多的人知道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这句话在毕淑敏长篇小说近作《昆仑约定》中出现了两次——是作品开篇“自序”的首句，也是作品结束时的末句。由这首尾呼应的设置，不难想象毕淑敏在自己年逾七旬且健康状况并不完全适合这种高强度创作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完成这部长达6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时的那种急迫和冲动。不仅如此，在毕淑敏心中，“这里的故事”绝不应该“只有云知道”，而是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不仅是让人知道，更应当被铭记。

这并不奇怪。16岁半的毕淑敏先后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会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过11年兵。十余年服役生涯于她个人而言，是一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正因如此，早在1987年，毕淑敏发表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就是以昆仑为题材的《昆仑殇》。时隔几十年后，她依然执着地将自己年轻时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那种挥之不去的“昆仑情结”转化成文字，编织成故事。虽英勇,却也悲壮，但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对此是否还有兴趣？是否还能产生共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段历史距离当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就多数读者而言，终究已是既陌生又遥远的了。天下还有何君识昆仑？这其实是创作者和出版者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

所幸的是，《昆仑约定》面世一年来，在当下文学图书市场反应已属上乘，这十分不易。天下依旧有人识昆仑、忆昆仑、念昆仑！

换个角度解读《昆仑约定》的“成功”也很有意思。这里说的“成功”，包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个关键指标，缺一不可。依近些年创作界和出版界流行的话语来划分，《昆仑约定》当可归入“主题创作”或“主题出版”一类。不过我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仅限于对作品题材的一种描述、一种认定，不含任何价值判断。毕竟，简单地以作品题材和主题来划分与评价作品优劣，是片面和无效的。

从作品主题角度看，以下若干关键词在《昆仑约定》中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高原高寒、严酷环境、戍边卫国、青春理想、英雄主义、个体价值与家国情怀……接下来，更为重要的便是作家究竟如何呈现和表现这些？如何让这些主题得到富有文学性的呈现与深化？于是，我们在《昆仑约定》中看到了毕淑敏对以郭换金为代表的8位16至18岁的女卫生兵，以及其他戍边战士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工作与生活的书写；看到了诸如楚直、景自连、麦青青等不同角色的军人群像。他们共同在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严酷环境下服役，时刻要面对高寒、缺氧等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不时还要面临一次次严峻考验与生死抉择。更有一种难以预判的无常：总会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需要直面“生存还是死亡”这一人生终极拷问。有时只是远远旁观，有时却要近距离亲历。置身于这样的特殊环境和生存境遇中，所谓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不再是墙上的口号或标语，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与作为，是日复一日、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只不过这里的日常，对于在平原地区生活的人来说，就是极端的不平常。

这样的主题固然是笔者通读全书后的一种提炼与概括，或许不尽周全与恰切，但在《昆仑约定》的叙述中，至少清晰地、强烈地呈现和传递出了如下信息：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特定时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几年，那是一段狂风暴雨刚刚过去、各行各业日趋稳定、整个社会正努力恢复正常的过渡时期。作品中那些军人——无论是首长还是基层官兵，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其他专业人员，其言与行，都只有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才会显得合情合理。

那是一群个性鲜明的血肉之躯。在戍边军人这个共同身份下，同为女卫生兵，不仅有郭换金成熟背后的隐匿，也有麦青青的“深谙官场伎俩”和叶雨露的“错爱毁身”，她们的存在都有其合理依据。郭换金的人生道路上，有两位意义重大的引路人——楚直与景自连。二人一文一武，性情截然不同；表面上，他们分别负责医务、军事两类教学工作，看似分工分明，却共同夯实了郭换金的业务能力与思想根基。除去这些“戏份”较多较重的角色外，还有潘容、龙部长、门可闩这些次要角色，正是他们的共同存在，才使得《昆仑约定》更丰满更立体。

那里有死亡的奏鸣和军人特有的情感。在毕淑敏笔下，不仅有墓碑如“齐崭崭断裂的半截刺刀刺向苍穹”，牺牲者“集体静默等待重新集合的号声”这样的意象；更有郭换金目睹心爱的景自连死亡时“泪珠黏附睫毛倔强不落”那种军人特有的隐忍与悲恸。“死亡”虽不是作品中的“常客”，但至少不是“稀客”。如此环境下，“我们的存在，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安享和平”就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种令人心疼的真实和发自内心的敬重。

那里留存着昆仑在中华文化里独有的印记。作品以“昆仑”为背景为题眼，自然和毕淑敏亲身经历相关。自1969年从军入伍后的11年中，她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先后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和军医等职。假设这部作品用“喜马拉雅”或“冈底斯”这样的字眼来替换“昆仑”二字，应该也不会乏味，但在文化意象与象征意义的多元与厚实方面，“昆仑”终究更胜一筹。它是“众神之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与文明基因，“人生海拔”这类美誉，终究更多归于昆仑。

正是上述特殊而鲜明的时代印记，正是一群有个性、有故事、命运跌宕的人物的汇聚与碰撞，正是有中华文化特殊印记的昆仑见证，让《昆仑约定》的成功不仅限于主题的鲜明与庄重，更在于其自然得体地从《昆仑约定》的整体叙事中生发而来。只有思想性、独创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主题创作，才称得上是有意义、有价值和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文学创作。

说实话，在读到《昆仑约定》的初稿之时，我自己的态度也是犹疑的。当然，我不是怀疑这部作品的品质，也不是怀疑作家的能力，只是担心当下的读者是否还会认同作品中传递的价值，是否还能欣赏作品的艺术追求？毕竟，近年来，严肃文学的市场境遇并不尽如人意，其中确有我们文学创作自身的一些原因，但更多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独自所能解决的。

这样的现实，确实给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的良性发展抛出了若干亟待正视、深入思考、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首先，优秀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读者青睐，根本在于处理好“写什么”与“怎么写”。文学创作的极大丰富性固然决定着它们受众的差异，既不能简单地“以销量论英雄”，也不应是圈子化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昆仑约定》中呈现的“人与山的契约”“生与死的盟誓”和“青春与信仰的共振”这些内容，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显得空泛而乏味。《昆仑约定》融作家之生活积累、生命体验、浓郁情感和艺术呈现于一体，很好地处理了宏大与崇高的主题。这一切，过去只有“云知道”，而云散去之后，唯有优秀的文学能让它永驻人间。

另外，图书出版市场也需要有效的管理，图书产业发展也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施策。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但竞争并非无序，规则制定尤为重要。所谓“AI时代”也并非简单的“流量为王”，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流量背后的力量，坚定地守住“内容为王”的准则。

上述几句看似与《昆仑约定》无关的话，实则不然。不仅是《昆仑约定》，假定我们对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理性的认识而非理念的“归堆”，假定我们对市场的管理能更为精准而有效，那么，《昆仑约定》这类优秀文学作品触达读者的传播渠道将更为宽广，传播力也会大幅增强。

这里的故事，不能只有“云知道”。云散之后，人间总该留下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