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中的“事件”诗学
“诗事”：“事件”话语的形式
谈及历史，人们往往更关注宏大叙事，而对于构筑历史的单元性“事件”，则易忽略。当代部分“新历史主义”观为回避传统历史话语而矫枉过正，宣称将历史完全日常化、主观化、文本化，这其实是将历史的宏大意义和微观叙事潜在地“二元对立”。梁平诗集《一蓑烟雨》整体呈现出“诗史”写作的特征，但在具体叙述上，“诗史”落实为“诗事”，即作为“事件”发生的诗学。何为“事件”？“一事件是否应归类于一客体、一事实、一态度或仅仅是一变化，它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学者众说纷纭，但这也说明，对“事件”的理解可包括上述的向度，既包含确定的意义内容，也包括特殊的变化。“变化”正是“事件”的精髓。
当我们把对“诗史”的关注引入“事件”，“诗史”固守的意义则有了更具体、真实的生活情境，也即达到诗人所说将“历史生存的分量”和个人具体生活结合。因此，诗歌中的“事件”既是个人的、变化式的、稍纵即逝的，又是“史”之意义得以长存的切口。“事件”诗学提醒我们，微小的生活日常，通过诗歌语言描述，“意义”也会被重建、保留和回味，甚至成为一种面对现实的新尺度。我们面对的历史知识、生活意义，也会被纳入“事件”范畴而更具体、动态地存在。
“诗史”的当代形态
在《一蓑烟雨》中，读者会发现很多传统历史、个人经验的“偏移”，包括偏移“结构、空间、表达、事件以及普遍的知识系统化观念”，它们随着诗人个人的“事件”而以生动真实的面貌出现。比如《石拱桥上二胡的插曲》中，真正的主角不是古桥，而是桥上那把突然“在哭”的二胡，偶然响起的声音，打断了游客摆拍的场景，而令人“想起瞎子阿炳的墨镜”。在《在绵山我看见了介子推》中，诗人并未像普及历史知识那般，复述寒食节的典故，而是从“拍摄石头”这个偶发行为开始，他确信“那块石头就是介子推现身”。在《铜锣湾与考古学家晚餐》中，三星堆的宏大历史，则是通过“煮牛肉、烧牛肉、卤牛肉”的菜单和喝啤酒展开的……所谓“诗史”的当代形态，也许就是发生于一场偶然进行的私人事件中。
诗人在《天涯石只是远方的道具》中，其实已进行了一种对普遍的“形而上”和隐秘的“事件”的隐喻。“天涯石”这一象征性的“远方”，并非真实的、具体的“远方”，而只是一种“道具”，用“形而上”的说法代替“远方”的真实。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是“滩涂脚印很乱，很浅，所有籍贯，/都有复杂的隐秘”，真正的“远方”也许是“遥不可及”的，是语言无法直接到达的地方，而我们目所能及的，是“天涯石正襟危坐，整理潮起潮落”。“远方”在现实中作为“道具”显现，作为“真实”则是保持沉默或未可知的。
“根茎之书”：“诗事”的生成
梁平曾对“根”进行过备注，这里的“根”不同于韩少功对“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根的挖掘”，而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的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诗人梳理的“根”不是指某种最原始、唯一的“根性”思维预设，而是作为一种动态的、流动的“趋势”，对生命“塑形”并将其切身“展露”的过程。
诗人的出游，会让我们想起德勒兹对加塔利的描述：“他可以从一种行动跃至另一种行动，他睡得很少，但出游却很多，而且从不停歇。”这里的“行动”，指的是前文所说的“事件”，处于不断变化的境遇。如果我们将诗人的见闻、感情、经验，和以此为基础书写的文字，都看作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封闭、静止的来源，就误解了“根”的意义。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曾论述道，“书”的类型分为“书—根”“须根系统”和“根茎之书”。“书—根”是经典之书，由根本的“一”生发而来；“须根系统”则是主根摧毁而代之以多元的次级根，但仍预设隐秘的“一”的追求；“根茎之书”则是具体、流动、异质地参与世界，反对静态谱系，强调连接、生成运动。“树主宰了西方的思想和现实”，代表由种子而生发的“超越性”思维；东方则对应“根茎”思维，园艺、草原的“内在性”思维，所谓“内在性”即一种尚未被外在世界规定的生命之流。
如果说“寻根文学”的根是寻找“n+1”的更高维度的“根”，《一蓑烟雨》的“根”更类似于“根茎”，是“n-1”的“根”，即去掉过度预设的那个象征本源的“一”。写作应如“根茎”，其逻辑是不断地“和……和……和……”而非“是”的裁夺。诗歌也不被放在超越性本体的位置，而是让生命在“根茎”，即不断变化的具体地理、际遇、经验中生成。诗人所谓的“我一直在梳理这个根”，其实是一直通过诗歌的语言“生成”这个“根”：《重庆书》《成都词典》《时间笔记》……《蜀道辞》，这是“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言语活动中的旅程”。诗人途经川渝、历经蜀道，就是生命作为“根茎”的漫游过程，它“从不在位置中显现，只在经过中现身”，个体在不同地方所相遇的历史，此刻都不再是“定见”与“回忆”。
“诗史”传统的“根”
《水经新注：嘉陵江》的序中，诗人引《水经注·漾水》“汉水又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按照现代地理学知识，目前的嘉陵江和汉水并非直接交汇关系，但是从诗学角度看，诗人并非在复述或订正《水经注》，而是借这个地理讨论，让“嘉陵江”逃逸出地理“定见”。嘉陵江的源头，因而不是古志记载的“嘉陵谷”，也不是目前所在的秦岭北麓，而是个人记忆的初啼之地，更是与长江“腹地”交融的文化生命之所在。在《芙蓉洞》中，诗人描述洞穴内的景象：“洞穴里的深睡眠，石头、水、乳皆活，/浑为天然。”石头、水滴、钟乳石这些静态物质，充满“迷人的体态”与“销魂的姿势”，而后诗人说“呼吸越来越急促，那生命之源/竟是自己半路留下的根”。无疑，这个“根”隐喻着“根茎”状态，“生命”的流动让“滴水”成为“汹涌”的“江海”，让“英雄座次”“后宫粉黛”进入到我们的情思，“石头”可以“默诵”，“芙蓉”以“不能抑制的生猛与肆意”激活历史。我们触摸的是历史的“感知物”，传统的知觉、情感和定见被打散，而“代之以一座用感知物、感受和感觉的聚块构成的代行语言职能的纪念碑”。
从“根”到“根茎”，我们发现在“诗史”传统的“根”之外，《一蓑烟雨》通过不断变化的“事件”诗学，让江水、陋室、亭台、蜀道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位置、静态的历史象征，而是人在某特定境遇时所具有的最高“生命强度”。在那时那刻，诗人写出诗来，它没有起点和终点，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