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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逍:写作这个手艺活,唯有写才有希望

2023-06-03 14: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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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逍新书《遥望西域:丝路上的骑士风骨与背影》


不久前,天水青年作家杨逍新书《遥望西域:丝路上的骑士风骨与背影》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一本关于西域文化的历史散文集,共收入《西域何处》《一把钥匙》《两把木楔》《李陵别苏武歌》《出塞的挽歌》《她从未见识过骡子》《琵琶怨》等15篇文章,大概12万字。作品从张骞凿空开始,以时为序,以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写作手法,力图再现历史,谱写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人物小传。其中《西域何处》发表后获得了第二届红豆文学奖和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在评论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也是杨逍向家乡——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关山的致敬之作。

日前,记者就《遥望西域:丝路上的骑士风骨与背影》创作历程及热烈的社会反响,与作家杨逍展开对话——

胡晓宜(以下简称胡):杨逍你好,听说你在中学教过多年的数学,这是你的专业和爱好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影响和制约?如果有可能,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职业?

杨逍(以下简称杨):晓宜好。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几乎所有熟悉我的人都会对此惊讶和好奇。我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教育,2004年毕业,2005年5月分配到张家川县大阳中学教书。那时候的乡村中学,计算机还像顶着盖头的新娘,朦胧而神秘。学校有电教室,也有信息技术课,一提起计算机,教师勇猛,学生亢奋,可当我们揭掉盖头,却发现新娘丑陋无比。虚拟硬盘,就像是我们虚拟的人生,看起来很美好,用起来却一团乱麻,信息技术课没有课本,电脑又无法用,我只好把信息技术课当音乐课来上。当然,主要还是带数学,课讲得好,后来就成了彻底的数学老师。文学一直是我内心最美好的向往,大学期间,我是计算机系为数不多的几个热衷于文学的人,创诗社、办杂志、搞大赛,也风生水起。上班后,面对残存的古城墙和钟声袅袅的云台山,写作其实是为了打发时间,诗歌太应景了。但写着写着也无趣,生活的乏味和箭子川的丰富将我带进了小说世界。于是,白天教数学,晚上写小说,互不干扰、心情舒畅,在箭子川的八年时间让人无比怀念。直到如今,我还在写箭子川的世道人心。对于职业,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向往,写作一旦成为职业,我个人觉得非常糟糕。

胡:还是谈谈创作吧,你怎么突然就从诗歌转入了小说写作呢?你怎样定位自己的写作?

杨:我写过八年的诗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印制过一本叫《二十八季》的诗集,年久积尘。我现在也很少谈起诗歌创作,所以知道的人不多,我有时候还想,若是我继续去写诗歌,我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趣的设想。我是一个半路起步的人,做不了种种事合着来的那种复杂,于是便只能选择一种。我在箭子川道的城墙上走,有一阵子,觉得诗歌不能完全表述我的心境,便开始写小说。2009年9月,《飞天》发了我第一篇小说《水中央》,是一个中篇,两万多字。再后来,爱上了写小说,也算是运气和机缘吧。至于定位,也是不同的时段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有几年,小说写得很顺,成绩也好,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算是无知者无畏吧。后来,自己在自己心里的位置一降再降,有时候自己都厌烦自己的文字,但总有个目标,得往大了看,往远了看,对文学的认识不一样了,心境也就自然不同了。

胡:你基本上不写诗了,你觉得八年的诗歌写作,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帮助吗?你自己对写诗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杨:常话说,哪个少妇不思春,哪个文人不练诗。大多数作家,一开始都是从诗歌入手,可能是上手比较容易,也可能是青春需要诗歌,我也不例外。我觉得真正的诗人,是和诗歌融为一体的,诗人本身就是诗歌,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放眼全国,其实找不到几个这样的人物。诗歌应该具备抒情性、跳跃性、音乐性等几个必需的要素,一首好的诗歌最适合朗诵,有歌的成分,这一切都很难,而且越写越难。执迷于诗歌的人,是最纠结的人,要遮蔽一部分想要表达的,却又不能说出,其实会让人有压抑感,不痛快。我觉得忧郁的人最适合写诗,而我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人,比较粗糙,诗歌控制不了我,而我要表达的东西,诗歌又没法满足我。诗歌给我带来了好语言,适合我的语言,还有准确的描述,这个很重要。写小说,不影响我对诗歌的喜爱,倒是经常读,但很多年里不怎么写。四十岁后,又觉得诗歌极好,又很应景,之前离去的诗的气息也渐渐归拢来,往后可能慢慢会写一点。诗歌是怡情的,我们需要诗歌。嗯,是这样的。

胡:能不能说一下当时对你影响较大,或者你最喜欢的诗人?

杨:我喜欢里尔克、北岛、昌耀,尤其是昌耀,他的冷峻奇崛令我着迷,读他的诗,满目都会是陡峭的岩石,那种陌生感会紧紧地吸附着你,使你欲罢不能。孤独的时候,在无人的操场上大声朗诵他的诗歌,你会浑身充满力量,我做过这样的事,很神奇,你可以试试,但读小说,不会有那种感觉。不过昌耀却不适合初学者,因为你从他那里根本什么都学不到,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好的老师是北岛,他是一个诗歌的高度,也是一个诗歌翻译的高度,还是一个诗歌教师的高度。《时间的玫瑰》就是一本教科书,适用于各个阶段的诗歌写作者,还有另一本他的散文《失败之书》也很好。“当刀在水中折弯,你踏笛声过桥,密谋中哭喊的是时间的玫瑰。”真的很棒。

胡:你的很多小说都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转载和进入选本,就小说而言,你也算是甘肃80后小说写作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你是如何看待80后文学的?而甘肃80后作家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杨:这个问题现在谈起来,就有点惭愧。我早期的作品,比如《天黑请回家》《白墙》《那年的杏花败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等也的确引起了一些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也算是跟上了全国80后纯文学队伍的步伐。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后续乏力。放眼全国,且不论80后中那些率先成名的偶像人物,他们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成功,与我们这些走传统文学道路的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差距。就单是我们这些“同类”中,很多人都已经走远了,成了值得尊重的同伴,这当然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际遇有关,我们的起跑线本身就有差距,储备期的营养也各有不同。但我自认为,甘肃80后算是自身最为努力的一类,反而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

胡:既然如此,你又是如何看待天水文学的呢?

杨:在80后一代冒出来的时候,天水文学的队伍一下子就壮大了不少,前辈们还在努力,新一代各自都有了不错的成绩,这就使得天水文学呈现出了一种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但写作真是长跑训练,你往前走,众声喧哗,有人超越你,有人掉队。几年后,你再回头看,会为那些确有才华的掉队者惋惜,也会为自己的成绩而惭愧。但一个事实是,只要你坚定地往下走,一般都不会太差。说回来,写作还是一个人的博弈,都好好写便好。

胡:以我对你作品的阅读,我觉得你的中篇小说《天黑请回家》和《利民的旗袍》算是你两个阶段的两部代表作,你觉得是这样吗?你如何看待这两部作品。

杨:谢谢。的确是。《天黑请回家》写于2012年底,2013年发表于《创作与评论》,后来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也获得了较多的奖项和荣誉。我以《天黑请回家》为书名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当时我刚从乡村中学调到县文联,一切都欣欣向荣。《利民的旗袍》写于2019年底,2020年2月发表于《长江文艺》,当时作品从武汉发出来,很是令人感动,后来还获得了第八届黄河文学奖。2020年8月,我从县文联调到了市文联。也很巧合,我当教师八年,在县文联八年,而这两部作品都是在八年这个节点上生发出来,成为我自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两部作品,但心境却大不相同。两部作品依然都是“箭子川道”序列,但前者写的是出走,后者却写的是回归。

胡:你的小说大多都是农村题材,将底层和农村表现得入木三分,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题材?

杨:对于写作,我生怕别人当面说我的好话,当然,好话我还是爱听,但听了之后总是懵懵懂懂,对他人的表扬拿捏不准。这样一来,至于我的小说写到了什么样子,我也拿捏不准。所以,突然有一个陌生人告诉我他看过我的哪几篇小说,并对其中的细节印象深刻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幸福感,才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了意义。我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写作,而且农村有写不完的故事,为什么不由我写他们呢!我们的地域限制了我们的写作,你就是拼尽全力要写那些高端生活,但如果褪了故事的皮,读者看到的依然是黄土高原牛羊皮的味道,反而拙劣。题材其实不是写作的大问题,重点是看怎么写。

胡:你总是试图在小说中体现小人物无奈和无助的生存现状,尤其是挣扎之后的无奈与无助,你如何看待你的创作主题?

杨:你说得很对,写乡村、写小人物的无奈与无助,以及挣扎之后的疏离和绝望是我写了很多年的主题。作家应该关照现实,真正做到文以载道。我写了很多年的疏离和绝望,但在《利民的旗袍》之后,这个主题有了变化,我在写绝望的时候会加一点暖色、一丝希望。这可能与年龄有关,人到中年,自己本身也趋向于沉稳安静,内心不再有太多的壮阔波澜,所以表现在写作上也就不再有太大剑拔弩张的感觉。

胡:应该说你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但我却能从中看到飘忽于现实之外的荒诞细节,你是怎么理解现实主义的?

杨:我对小说的现实主义看得不是很重,我觉得这是理论家和搞文学史的人要做的事,而作家只要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就行了。古人说术业有专攻,完全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的写作都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耳濡目染是极为重要的,这是细节的来源,有了细节,作品才能活起来。所以,我算得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真实的现实,往往滋养着魔幻主义的因子,现实中又处处充满着魔幻。比如一个乡下老太太生病了,突然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就荒诞极了,可这却真有其事。这就给文学带来了诸多可能,作家们才可以“节外生枝”。但总体说来,任何魔幻主义都还是需要现实的细节来做铺垫,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这几年,国内的小说创作一股风似的都倒戈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中,先锋写作、现代主义的写作逐渐销声匿迹了。这很可怕。这就是评论家担忧的千篇一律,没有冲击,没有尝试。在这一现状的滋养下,现实主义其实在向非虚构渐化,就更加可悲了。现实主义的要害是,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作家们的想象力,这几年,即使再大胆的想象,也都是困在现实的基础上,反而成了猎奇,作家们对变成甲壳虫的人和长着翅膀的老人、披着被子飞行的人麻木了,想象力没有翅膀。因而,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中,我还是喜欢做一点别的尝试,我的短篇小说大多如此。我觉得莫言的写作就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反现实的,他开了一个好头,这也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作家的写作应该多元化,百家争鸣,文学期刊也应该如此,这样文学才能出现奇迹。

胡:你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多成绩,今年又出版了散文集《遥望西域》,你怎么看这本书?

杨:《遥望西域》是一本关于西域文化的历史散文集,重庆出版社出版,宣发的时候叫随笔集,但怎么叫无所谓。这本书共收入了《西域何处》《一把钥匙》《两把木楔》《李陵别苏武歌》《出塞的挽歌》《她从未见识过骡子》《琵琶怨》等15篇文章,大概12万字。作品从张骞凿空开始,以时为序,以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写作手法,力图再现历史,谱写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人物小传。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我向关山的致敬之作,也是我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逸出产品,我个人很喜欢,完全由着我的性子写。由于出版时间问题,我只写到了唐代,唐以后的篇章或许以后还会写。目前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多停留在路线上,我觉得人才是路上的核心,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在丝绸之路上,为什么要去西域,这才是丝绸之路的魂儿。唐之前远通西域,是出发,是遥望,唐以后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是掌控,是回望,唐代将丝绸之路的精神分成了两个节点,所以,我觉得写到唐代停下来也有必要。

胡:为什么从小说创作转入了散文写作呢?你认为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杨:2014年,我写一部电视剧,写张骞,查阅了大量的西汉资料,在剧本完成后,我写了《西域何处》这篇1.5万字的长散文,发表在《红豆》杂志上,随后获得了第二届红豆文学奖和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本就是一个意外之喜。因为我在关山脚下生活写作,也一直有意无意地关注丝绸之路,张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渐渐地就写了几个与丝绸之路有关的人物。

这几年,小说写作让我困惑很大,但我喜欢历史,喜欢丝绸之路,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了。也并不是要转入散文写作,而是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让身心拐个弯。以后的写作一定还是会以小说为主,但我不排斥别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历史文化散文相较于小说,还是太轻松,读者也读得轻松,都挺好。历史文化散文,难的是虚实关系的处理,切忌不能是史料的拆分组合,对历史的自我解读和与现实关系的对照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翻译史料是社科,不是文学。

胡:你谈到了小说创作的困惑,能具体谈谈吗?你如何看待当代小说?

杨:只要写作,就会有困惑、有瓶颈,写作就是破解困惑的远征,不同的时段,困惑也不一样,这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会遇到的苦难吧。但困惑又无人能解,只能凭个人自我突围。至于当代小说,我觉得作家们的相互模仿重复是最为致命的,越是落后的地区,对传统文学阵地的防守越是严苛,网络文学给了作家们“恃才放狂”的平台和机会。新的主义经常会在发达地区先发出声来,比如近年的科幻文学。我们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受限较大。

胡:对你影响较大的作家及作品有哪些?你如何看待阅读和写作?

杨:我还是喜欢博尔赫斯,他最大的本事是把虚构的东西写得极有真实感,而又把真实的东西写得很有灵气,这就是贡献。我不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但是一个认真读书的人,遇到喜欢的作品,会反三复四地读,这样做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比如拉什迪的《午夜之子》,比如沈从文的《丈夫》、汪曾祺的《受戒》、苏童的《妻妾成群》等。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但阅读并不是为了写作,所以写作是少数人的事,阅读是大众的事。

胡:你一直坚持写,创作量很大,思考也多,对今后的写作有没有规划?

杨:写作这个手艺活,唯有写才有希望,越写越难,越写越慢,但也会越写越精明。现在的写作平静了很多,虽然觉得时间老不够用,但觉得慢悠悠地读书,慢悠悠地写作,不求多,把自己想写的按计划慢慢写,不再强烈要求什么,阅读和写作变成了一种日常,就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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